本网讯（通讯员丁铭）2021年12月2日，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期待”系列访谈式讲座第二期顺利进行，本期与谈嘉宾为美国瓦萨学院教授、著名汉学家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先生。此次对谈通过线上平台进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主持访谈，耶鲁大学访问学人刘旭博士翻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以及校内外、海内外的老师和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平台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访谈，吴根友教授围绕中国哲学与中国形象的主题，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对万百安教授进行了访问。

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美国瓦萨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席教授，曾任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教授、中国中心主任。著有《中国古典哲学简介》(Hackett Publishing, 2011)、《多元文化哲学宣言》（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等。

首先，吴根友教授就中国哲学对中华文明精神形象塑造的积极影响以及西方知识界了解的具体的中国哲学观念提问万百安教授。万百安教授从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的角度展开回应此问题。万百安教授认为在欧洲美德伦理传统中，有四种理想形式被视为“生活得好”（living well），包括“探究理论的生活”（the life of theoretical inquiry）、“志于共同善的社会活动的生活”（the life of social activity aimed at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冥思上帝的生活”（the life of contemplation of God） 和“创造、鉴赏艺术的生活”（the life of artistic creation or appreciation）。而儒家提供了第五种选项即“成为家人的生活”（the life of a family member），万百安教授认为这是西方美德伦理理论的盲点。他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即认为家庭依系和美德的最高表现是不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支持家庭，但家庭仅仅只是为了保证男性可以参与真正有利于共同善和理论探索的政治活动，所以，“成为家人”本身并不是一种“善”。而儒家哲学提请我们注意家庭关系自身的重要性。万百安教授同时认为，“成为家人”意味着要实在的行动去做一个好的父母或子女，而不是理论上的认识到自己“是某个家庭的成员”。他指出西方哲学并不只要求理论上的进展而不顾实践的哲学生活，西方哲学同样要求实践的哲学生活，只是对“理智知识”（knowing that）的强调超过“实践知识”（knowing how)。万百安教授进一步指出，儒家哲学提示我们对伦理培养实践的重视和关心，在这方面儒家提供了大量的文本资源，远比西方哲学丰富，而伦理培养实践的问题正是现代西欧哲学所忽视的主题。

此外，万百安教授还认为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中国和印度哲学也有贡献。他认为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他早期的形而上直觉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也就是认为存在终极的独立的实体。但中观佛教如龙树（Nāgārjuna）、寂天（Śāntideva）、法藏的“反实体主义者”观点改变了他的看法。中观佛教强调并没有独立的实体存在，他们认为一切都依赖于其他的事物，这是一种介于主张独立实体的“永恒论”和主张无物存在的“虚无论”之间的“中道”。

接下来，吴根友教授继续就现实的国际状况提问万百安教授，问题关于当今国际事务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万百安教授心中期待的中国是怎样的？万百安教授认为当今中国已经和美国一道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而相较于美国，他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植根儒家传统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和对知识分子、文化成就的尊重。进而，万百安教授以新冠疫情举例，他认为中国民众听取专家建议，采取措施齐心为共同利益合作，而美国民众以为自身比专家更了解疾病拒绝采取防疫措施。这一点恰如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众的评价：“每个人都从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来判断世界”。万百安教授指出这种个人主义观点曾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创新，但当下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机。

最后，吴根友教授提问“文明对话”的相关问题，具体关于“文明对话”是否是一种增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有效途径？从万百安教授的学术经验来看，“文明对话”应该如何有效展开？对于前者，万百安教授充分肯定了“文明对话”作为文明相互理解的途径的价值。对于后者，万百安教授认为“文明对话”过程中需要避免对文明的不准确的概括。他以《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例，认为这一现代新儒家群体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对于中西方传统都有过度简化之嫌。万百安教授认为，一方面这一《宣言》没有充分展现中国传统的多样性，《宣言》中表达的儒家思想是宋明理学式的，而不同于朱熹、王阳明的形而上学和伦理思想如黄宗羲、戴震、章学诚等都被忽视了，更遑论道家、法家、墨家和佛教的资源；另一方面，《宣言》没有充分展现西方传统的多样性，《宣言》将西方传统几乎视为二元论。实际而言，完全的二元论鲜见于西方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广泛影响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传统，后笛卡尔时代的康德、黑格尔、尼采和马克思也不是二元论者。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拒斥二元论。最后，万百安教授期待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在跨文化理解领域积极有效的作为。

本次线上访谈持续两个多小时，期间通过直播平台，参与者就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区别、美国党派的政治生态等问题请教了吴根友教授和万百安教授。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吴昕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