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陈瀚钊）2022年5月13日下午，由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主办的 “人类文明史中的中国形象重绘”系列讲座之二——“胡适英文著作中的‘中国形象’”通过腾讯会议平台顺利举办。

此次讲座由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席云舒副教授主讲，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主持。来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以及校内外的200余位老师和同学参与了本次活动。

讲座伊始，席老师简要介绍了胡适英文著作的出版情况及其类型。除了已公开出版的四种出版物之外，胡适英文著作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其生前出版的《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和《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两本著作；第二类是学术论文、演讲等；第三类是时事评论、公共演讲、诗歌、随笔等，大多于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时写成。

接着,席老师论述了胡适中英文著作和演讲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差异。席老师指出，相较于中文著作，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更少，同情与辩护更多。在中文著作中，胡适从文化角度批评中国人不肯认错，从哲学角度批评陆王学派缺乏方法，批评程朱理学的“主敬”是中古宗教态度的遗留。与之相反，在英文著作中，胡适批驳以密尔、韦尔斯为代表的认为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观点，阐明中国文化史的进步历程。

席老师认为，胡适中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之间并非相互矛盾，可以通过英文著作中有关“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论述所呈现的“中国形象”，考察其思想的一致性。这类论述主要见于胡适在1923-1956年间的大学演讲稿和专著之中。通过胡适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及其分期的宏观论述，可以发现一个自宋代以来就不断“再生”直至全面“新生”的“中国形象”。

紧接着,席老师详细梳理了胡适的相关论述。就中国思想史而言，胡适主要划分了三个时期：一是以诸子学说为代表的上古时期；二是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中古宗教时期；三是从程朱理学开始的“文艺复兴”或“理智再生”时期。

对于胡适多次调整分期的情况，席老师指出，可以在秦汉之际与唐宋之间划分两个过渡阶段。在胡适划分的三个时期中，上古时期是自由精神勃发的时期，诸子百家崇尚理智，有朴素的归纳法和推理方法；中古时期则产生了宗教迷狂的情况，自由精神被禁锢；“文艺复兴时期”包括程朱理学、明末清初、清代乾嘉学派三个阶段，程朱理学是对中古佛教的反抗，后两者则是对宗教化的理学的反抗。其中，方法论逐步走向完善，乾嘉学派的考证学方法最为科学。但三次“理智再生”运动都非自觉的运动，因此不能成功。

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胡适认为，在上古时期，先秦的雅言实际上是周人讲的西部方言，而被统治地区的方言则是俗语，经过秦汉，雅言式微，出于颁布政令的需要，汉武帝时期将先秦古书中的古代书面语确立为官方语言，并通过太学制度与官员选拔之间的联系而得以巩固与延续。在中古时期，上层贵族士大夫的文言文学和底层百姓的口语文学构成了文学发展的两条线索，文言文学注重来世，不利于抒情说理，缺乏人文主义、世俗主义的面向。唐宋以后进入近世文学时期或“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文言文学仍占据主流地位，但唐诗的口语倾向、宋代至明清文学主题中的人文主义面向，都体现了世俗情感的觉醒。

席老师点明，胡适实际上继承并发展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他在“整理国故”时运用“循果以推因”的“历史的方法”，并由此阐明：人文主义、理智主义、自由精神以及新生的科学精神的充分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必须移除中古的信仰遗存，推动自觉的“文艺复兴运动”。而在倡导文学革命时，胡适运用“制因以求果”的“实验的方法”，他将口语设立为文学正宗，展开文学革命，也由此比照“文艺复兴”而向世界展现了经过文学革命的新生的“中国形象”。

在提问环节中，与会师生同席老师就同时代其他学者对胡适的批评、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类型、胡适对古代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讨论、胡适与陈独秀对待西方文化态度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席教授细致地一一回应，并强调，胡适的自由主义理论可以对应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而非启蒙时期，其对女性的关注也首先落实在权利平等问题。

最后，吴根友教授对与会师生表示了感谢，并指出，胡适作为一个通过英文著作向英语世界讲述“中国形象”的案例，有助于今天的学者对外讲述中国文化精神，理性回应西方质疑。

整场讲座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落下帷幕。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