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陈瀚钊）2022年6月2日下午，由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主办的2022年“人类文明史中的‘中国形象’重绘”系列讲座第三讲线上顺利举办，此次讲座主题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演变及其启示”。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睿恒副教授主讲，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华主持。来自校内外的30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对王睿恒教授表示感谢，并指出历史学家在这一话题上已有较多成果，本次讲座有助于我们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了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更深入地认知美国与我们自身。

王睿恒教授围绕“中国形象”一词展开说明，他指出，人们往往通过他者建立对自身的认同和认知，形成认知的前提首先是“态度”，进而是他者的“形象”。中美关系的变化，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具有强烈的情绪化特点。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演变也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崇敬时代”（18C初-1784年），美国人主要通过茶叶等商品与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认知中国。一方面，就民众生活的认知而言，随着荷兰与英国先后占领新大陆殖民地，茶叶被带入美国领土，并在1770年代从上流社会普及到殖民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由于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民众开始抵制饮茶，茶叶便成为东方专制国家形象的代表。另一方面，就精英阶层更为理性的认知而言，在杜赫德、伏尔泰等人的影响下，殖民地精英阶层，尤其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主要将中国视为开明专制的农业国及儒教乌托邦。这种对中国的想象针对于黑暗专制的欧洲，并寄托了他们对美国自身的认知与期望。

第二阶段为“遵从时代”（1784-1840）。1784年，“中国皇后”号第一次成功往返于广东和美国，此后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从贸易来看，在上帝和“玛门”（Mammon，财富）的双重动力之下，“中国皇后”号的成功激发了美国人对中国巨大市场的向往，但贸易口岸及区域的限制与贸易过程中“十三行”代办的情况，使美国商人既感到被视为蛮夷国家的屈辱，又不得不遵从朝贡体系，故而对中国人及清廷毁誉参半。从宗教来看，随着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美国新教传教士掀起海外传教热潮，但在中国传教的困难及其所见所闻，使得马礼逊、雅裨理等人将中国人塑造为道德堕落的异教徒，尤其是中国的残酷形象成为当时的共识，其目的在于吸引美国人到中国传教。

第三阶段为“蔑视时代”（1840-1900）。鸦片战争之后，中美关系的基础由朝贡体系转变为列强制定的不平等条约体系，通过《望厦条约》，美国人在中国成为特权阶层。中国落后、停滞、邪恶的形象，与美国自由、正义、进步的新共和国形象形成对立，美国便从“文明的学生”转变为“文明的代表”，并采取与中国合作以求利益的政策，作为中介带领中国人进入“世界大家庭”。此时的“中国形象”，一方面是“内部的他者”，即参与美国西部淘金及太平洋铁路修建的赴美华工。由于美国就业市场受到挤兑，随着美国排华运动的展开，华工形象从原来的勤劳、节俭、守法，转变为残忍、排外、无信，美国开始反对“具有恶习”的中国移民，并形成“黄祸论”等歧视性说法。另一方面是“外部的他者”，在华传教士将中国残酷、腐败的司法形象与“没有神经”、麻木的中国人形象传播回美国，甚至在义和团运动时将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威胁者。

第四阶段为“恩抚或仁慈时代”（1900-1949）。美国依其自身的标准，认为中国开始“觉醒”，并在“门户开放”之后，认为自己是拯救中国的“中国保护者”。1920年代，在进步主义运动影响下，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改革得到关注，中国被视为美国经验证明其普适性的试点。此时“中国形象”中既有邪恶的“傅满洲”，也有正面的华裔探长“陈查理”。19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赛珍珠《大地》对中国农民勤劳、坚忍不拔、善良形象的塑造，美国开始同情中国，视中国人为同类人。1940年代，随着宣传途径的多元化及国家宣传机器的运作，亨利·鲁斯利用传媒大量报道蒋介石与宋美龄，鼓吹美国参与战争，成为国际领袖，“中国形象”转变为民主、进步的抗战神话，成为美国标准下的“学生代表”，美国的形象也转变为中国战役的支持者与保护者。

第五阶段为“敌视时代”（1949-1972），美国反思对中国“改造”的失败，进而一方面质疑自己原则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又在朝鲜战争之后视中国人为“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而在中国反“苏修”后，“苏醒的龙”成为当时主要的“中国形象”。

第六阶段为“尊重时代”（1972-1989），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形象”转变为“微笑的龙”。1979年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

第七阶段为“威胁论时代”（1989至今），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中国的负面形象在美国成为主流。

王睿恒教授总结了对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形象”构成影响的因素，包括认知主体、认知客体、认知能力、中美关系和国际管径的变动、精英舆论的塑造和传播五个方面。

互动环节中，与会师生就“认知”与“塑造”的区别、欧美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异同、社交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国民党宣传的反应、中国人形象与华裔形象的差异等问题与王睿恒教授开展深入探讨与交流。

杜华副教授最后做讲座总结，他指出：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演变，启示中美之间不应以静态、均质、想象的视角相互认知，有助于我们以客观理性和历史化的态度认知美国和自己。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