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刘子淇  贾怡昕）2023年3月17日—19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构建与原创性贡献”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论坛在武汉丰颐大酒店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哲学杂志研究社、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等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哲学研究》《哲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求索》等10多家等学术期刊与出版机构的编辑记者，共计100余人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主要涉及五大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中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数字化时代。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卢昌宁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李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单继刚进行开幕式致辞。本次会议由五场大会报告和一次分组讨论组成，旨在研讨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重要意义，同时继续关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和理论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是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原创性贡献具有标志性、系统性、初始性的特点，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顺应时代潮流、立足中国的现实实践、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创造出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中国要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就需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原创性发展。本次大会正是响应时代要求，很多学者都阐发了对原创性贡献的理解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

首先，本次大会中一些学者围绕“两个结合”进行探讨，谈论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长、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王立胜指出，“融合说”相对于以往的“和而不同说”与“会通说”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哲学思维和精神内核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一个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创新的主体，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进行决策的研究，这种研究转化成决策，决策又变成实践，最后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融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态，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这种融合创新可以称之为“融创”。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是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实际现如今各方面发展态势两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强调与“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一定代表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直到毛泽东才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现如今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尤为重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期，要大力增强硬实力，又要大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途径。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郭红军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现实向度。他将“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三重关系：并列关系、包含关系、递进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其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部分学者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发展脉络和基本路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探讨。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薛广洲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尚不明确，常常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混为一谈，也与学界中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认识缺乏区分。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研究，坚持与实际相结合，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形成中国的新哲学。其中毛泽东哲学是唯一经历百年历史检验、经由党的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在其他理论思潮失败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道路。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王海锋指出，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呈现的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思想格局，实则是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袁银传指出，我们应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基本路径进行思考。反思历史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前提；立足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据；着力解决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动力。

最后，有学者也聚焦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进行深入解读，力求服务于当代现实社会。

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刘庆申认为，恩格斯研究城市人的生存状况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城市中人如何摆脱生存困境这个总问题展开的，这一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当代城市资本化的视野和原则，不仅要在现实性维度上批判当代城市资本化，而且要在理想性维度上探究如何限制、驾驭资本逻辑来纠正城市发展中的偏差，促进城市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军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接收、信奉到批判、超越的演进过程，并在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思考中为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指明了道路。但俄国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这种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将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人民来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劳动主体或劳动者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核心构成要素，是人类对于现代性探索的最新阐释。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清涛认为，不同于依赖于某一预设前提的旧哲学，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拒绝了任何的预设前提，而是从“相遇”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哲学上表现为传统和现代相遇、东方和西方的相遇、马克思和孔子的相遇、个体和主体的相遇，在这一系列相遇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等问题得到了解答。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构建及其路径

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今时代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议题。针对这一议题，与会学者主要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

首先，学者们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进行了讨论。

武汉大学杰出学者、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指出，要构建话语体系，首先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其次要从新文化运动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践，最后要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核心范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应该是一个思想史和认识史的课题，是在社会变革当中逐渐变化而成的，而这种具有思想性和历史性的课题需要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考察起。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其核心范畴应该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这种社会主义现代性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而是创造了一种中国的现代性。这需要注重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传播与建构的过程，聚焦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式现代性的传统变化。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乔瑞金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来自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但它实际上是世界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种思想的本土化，用马克思的思想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另外，任何一种学术和思想其实都可以是一种话语，落实到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就是中国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合中国实际的问题有着共同的表达。这种话语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一直在追求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主要分成历史话语、理论话语、实践话语三个部分。其中历史话语是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强调了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性；理论话语则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识、文化自觉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实践话语则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需要为目的，不断发展实践。

云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廖圣清认为，我们要构建国际传播学术体系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话语权问题、中国挨骂问题，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体系。中国构建国际传播学术新体系需要把握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平衡，建立“世界性+民族性”的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单传友认为，从中国的时代进路出发，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话语重构问题表明了三个基本论点：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话语来看，超越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与辩证法内在关联；超越资本逻辑的实践辩证法已经蕴含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这种话语重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超越资本逻辑依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明诗认为，冯契的哲学体系有内在的逻辑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融合。冯契的哲学体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行了理论概括和反思，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接下来，学者们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及其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单继刚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文本被翻译成汉语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创作。《万国公报》的第一期中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翻译的经典文本，“中国化”由此开始。还有当时早期蔡尔康的翻译，将无产阶级翻译成穷人，资产阶级翻译成富家。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是在汉语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转换成汉语的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一个重写或者再创作。其中最典型的重写与再创作就是翻译中的语言差异问题、误译的问题以及意识形态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宇认为，虚无主义是现代性无法避免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也遭遇了虚无主义的双重危机：现代性的现实危机以及现代性的哲学危机，正是基于现代性的双重危机，马克思才切入了虚无主义的问题本身。马克思在现代性双重危机的地基之上重塑了一种新世界观的新型总体性，并在这种总体性的哲学中对虚无主义展开了批判。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柳向忠认为，要研究儒学究竟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意识，需要对近百年来儒学的发展进行审查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本身便带有着对现代性的批判，能够为儒学的现代性转化提供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志洪认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的总体规定性，现代化则是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化的动态过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能够吸收前人实现现代性探索的经验，更好地避免、克服和超越现代性的弊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先实现现代性再超越现代性，而是要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加以超越，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新的现代化过程。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与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和得以检验，同时也指导着新的实践的发展。对此，与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首先，学者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进行了讨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宣传教育局副局长、教授薛庆超指出，毛泽东的一生离不开“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深刻探求“实事求是”的深刻内涵。他从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入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利用详实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文化的传统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实事求是”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一种传统治学方法。毛泽东少年时代深受湖南东山学校重视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影响；到了青年时代，他经常与好友到岳麓书院畅聊时事，而那时岳麓书院就铭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之后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理论创造，践行“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其次，学者们讨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佛山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粤港澳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张闯认为，文本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要回到文本自身，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探寻马克思的观点；要还原马克思，基于社会实践，带着社会问题去思考和理解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与中国的具体问题相结合。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杨金洲认为，要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胸怀天下、坚持系统观念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诠释，分别指出这六个方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思想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观、实践哲学、历史观、唯物论、世界历史观念以及马克思辩证法和创新的方法论体系。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陈立新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用辩证法来把握当今变动的世界局势。马克思想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主观主义拉到客观现实之中。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用抽象来衡量普遍物，而是要深入社会现实。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反馈为目的和导向为主体，解决现实问题，避免辩证法成为形式主义。

最后，学者们立足于中国实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意义。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邓喜道认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和双向互动关系，应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理解其中深刻的辩证关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林瑞青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应该准确地把握总体中历史主体的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共同富裕，要把握总体中的物质与精神的协调推进，既满足物质富足，又追求精神富有；共同富裕是分阶段推进的共同富裕，要充分认识总体中推进过程与目标之间的关系，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雷江梅认为，需要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殊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另一种更好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力地粉碎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发展方向。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飞认为，唯物史观将生产方式作为把握人类社会的基础包含着两种向度：普遍性向度和特殊性向度，通过对生产方式两种向度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和演进规律，指出任何文明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马克思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实践过程，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超越与发展，促进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文明观的传承和创新，为创建世界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作出重要贡献。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多层次研究

本次大会还有一个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发展前沿的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多层次研究。符号学作为当今学术热点，是否应该运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运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仍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次大会诸多学者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首先，学者们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系问题，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哲室主任毕芙蓉认为，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很深刻的关系。她探析了符号学不同概念下的激进性含义，提出符号学拥有着反实在论、反形而上学的激进维度。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哲学史上的革命。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为与符号学对形而上学的反对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理论层面说明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可能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凯荣认为，马克思在许多文本中都探讨了符号意义的问题。海德格尔、马克思、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学方面很多有相似之处，特别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纯粹经验的方法与维特根斯坦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中国以及“会跳舞的桌子”，桌子是一个符号且拥有“木头脑袋”：桌子具有抽象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桌子具有了一种能动性，拜物教由此产生。

其次，有三位学者从多领域视角出发，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由此透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燕认为，近些年来，网络舆论极易被引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话语商品符号化阻碍了网络的多元生态发展。大众传媒话语被资本逻辑所掌控并与集权专制合谋，使人们在符号建构的世界中逐渐失去同感性世界的关联，丧失了作为主体的完整性。想要解决商品意识形态统治网络空间所造成的网络话语多种功能的丧失，就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话语的多元生态建设。

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冰茹认为，要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具体个案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要探讨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可以溯源至毛泽东在40年代写的“老三篇”，致力于从道德层面去肯定“新人”形象。到了1949年到1966年之间，“新人”的形象就有了民粹主义元素。由此产生了一个“新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符号的矛盾：当文学为政治服务，如何要来平衡文学的自律性、文学的审美性、作家本人的世界观的纯粹理论之间的矛盾。

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胡艺华认为，要从符号学看杂交水稻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杂交水稻作为一个符号有着出色的意识形态功能，有利于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自信、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呈现和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能量。

五、结语

最后，本次论坛的发起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士发在大会闭幕式上总结致辞。他指出，此次论坛紧紧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构建与原创性贡献”这一主题，视野开阔，内容充实，是一次学科多元化的高水平讨论，实质性的推进了论坛主题的研究。赵士发针对“结合”与原创性等概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理清“结合”这一概念是进一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性贡献的基础和根基；原创性有狭义和广义两重维度，狭义指首次创造，广义指自主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便具有原创性的意味，是面向未来的，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新人。同时，赵士发指出，目前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例如如何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怎么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概念、如何理解现代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数字化时代的问题等，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找到了方向。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