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9-21日，受郭齐勇教授的邀请，前台湾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现台大哲学系兼任教授林义正先生莅临我校讲学。林教授分别于2015年5月19日下午、20日下午和21日上午，在哲学学院小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三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嘉惠广大珞珈学子。现将讲座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讲座一：中国经典诠释的两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

19日下午三点，林义正教授于哲学学院小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经典诠释的两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的首场报告。林教授认为，中国经典诠释存在着“直释”与“旁通”两个基本形式，且旁通型的解经方式在中国解经传统中更具有独特性。林教授以《易》类著作的诠释体式为例，分析了直释型诠释、旁通型诠释各自的方法与问题，主张两型诠释在经典诠释中不可或缺。

讲座伊始，林教授指出，与西方诠释学相比，中国历代训诂学基本上以训诂实践为主，尚为形成系统的训诂方法体系。传统经学解经的具体实践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直释型诠释是针对某一经典本身作阐发诠释，旁通型诠释则是对二个以上的相异经典进行互通诠释，即阐明此一经之旨义与彼一相异经典之旨义相通。林教授认为，中国解经传统是以旁通型解经方式为究竟，旁通型解经更具有独特性。中国经典诠释存在此两种基型，正是要揭露中国文化中具有多经的学术传统，学术传统中的经典诠释特别重视旁通是对“和”的理念互恒追求的表现，促成了三教合一，甚至未来的中西会通。

其次，林教授对《易》类著作的诠释体式进行了解析。林教授指出，《易》类著作中绝大多数是对经文的章句、训、注、笺、疏、传、记、义、解、释、通、论。就《易经》的诠释史看，其诠释的对象由对《易经》本身再延伸到对《易经》诠释的再诠释，而对《易经》的诠释绝大多数都是以阐明本经的经义为目的。从整个《周易》的诠释史看，一个面对卦象符号，以卦象为天道变化的表征，形成开放的诠释系统；一个是落在筮辞的解说，即孔门《易》学诠释之源。由于对《易》辞诠释角度不同，两汉以后形成象数与义理两派，两派争论的基点在于《周易》中其辞与卦爻象之间是否有必然关联。在后代诠释里，两派均有依经训解型与综论经义型，均属直释型诠释。

再次，林教授分析了直释、旁通两型诠释各自的方法与问题。林教授从句解“乾元亨利贞”得差异上，指出了直释型诠释中的诠释立场问题；又从“理会经义”深浅，指出诠释层面的问题；从“训诂、义理”的主从，指出诠释循环的问题；从“言相意”的相依，指出释技巧的问题；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诠释略路，指出理解的主客观问题。接着，林教授以《易经》与《春秋》、《道德经》、佛学经典诠释的会通为例，讨论了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三教义理能否会通，端视彼此如何对待他教义理，而对待他教义理就看彼此采取何种会通方法以诠释他教经典。”林教授认为，会通方法有：名异实同论、教异道同论、跡异理同论、本末内外主伴论、判教融摄论、殊途同归论、万法同源论、超越体证论等。

最后，林教授指出直释、旁通两型诠释内部依然有各自的问题有待克服，但是两型诠释之于经典传统都是不可或缺的。林教授认为，直释型诠释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高明；旁通型诠释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博大，直释与旁通两型诠释之于经典传统正如乾、坤之于《易》。“经典要具有永恒不息之生命必有赖于直释型之运用而日登乎高明，亦有赖于旁通型之运用而日进乎博大。”

本场讲座由丁四新教授主持，秦平副教授等出席。在提问环节，林教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首场讲座在热烈掌声中顺利结束。

讲座二：中国经典诠释的目的与方法——以《春秋》的诠释为例

20日下午三点，林义正教授于哲学学院小报告厅举行了题为《中国经典诠释的目的与方法——以〈春秋〉的诠释为例》的第二场讲座。林教授以《春秋》经籍的诠释为例，分析了中国经典诠释的目的与方法，并对中国经典诠释活动的底蕴进行了阐发。

首先，林教授分析了《春秋》经籍的诠释体式及诠释历程的转折。他指出，《春秋》经是最根本的文本，而《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则是现存对《春秋》经的最早诠释的著作。对《春秋》义的诠释，有“通论义旨”与“随文释义”两种方式。“随文释义比较受到拘束，通论义旨可自由发挥，关键在如何看待经文，就像三传一样，各就自己的角度作解，不同经典诠释观点的涌现、互激，构成诠释学史上的奇葩。”从《春秋》诠释史的角度看来，历代都有不同的《春秋》说，都各自把握了孔子思想的某一面向，也就是说历代都有历代所认知的孔子，各依其所认知的孔子来诠释《春秋》。林教授认为，三传各立书法以通《春秋》，谁得孔子《春秋》书法之真并不可知，但“《春秋》书法诚为后世诠释《春秋》之一切入点，绝不可忽”。

此外，林教授对经典诠释的目的、方法面向进行了阐释。林教授指出，历代对《春秋》的诠释，大体有两种进路：一是从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的目的着眼，二是从如何作《春秋》的方法着眼。“目的在体贴作者之本意，所采取的是以诠释者的意向来迎合文本作者之心志，说出文本的旨意，是主观的进路；方法是就文本之语辞、书法、结构等来解读文本的内容，是客观的进路。”接下来，林教授细致分析了孟子、公羊学派、谷梁学派、左氏学派、通学派所揭示《春秋》的诠释目的及各自的诠释方法。

最后，林教授认为，《春秋》的诠释总离不开诠释者的目的与方法，其目的在致用者，其方法采取讬―比―见指不任辞的方式。“就诠释的目的而论，通经与致用构成目的的两端；就诠释的方法而论，呼应诠释目的的两端而即事存真―‘为通经而通经’与借事致用―‘为致用而通经’二式。”

讲座后，林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亲切互动，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讲座三：中国经典诠释的前识问题——以《大易》与《春秋》的关系为例

21日上午，林义正教授于哲学学院小报告厅举行了题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前识问题——以〈大易〉与〈春秋〉为例》的第三场讲座。林教授以古今通儒对《大易》与《春秋》关系之考察为例，阐发了中华经典诠释的复杂性。

首先，林教授指出，西方传统诠释一经的理论实在不足涵盖中华传统诠释多经的经验，而通过以古今通儒对《大易》与《春秋》关系之考察为例，据此考察中华经典诠释的复杂性，或有助于中华经典诠释学的建立。接下来，林教授厘清了《大易》与《春秋》之所指，并分析了两书在六艺中所扮演的功能。林教授认为，二书的功能实与孔子赞与修之前后有不同的表现。林教授引经据典，并用图表的形式清晰阐释了先秦两汉对六经旨要的理解。

《大易》与《春秋》有何关系？林教授依次分析了太史公司马迁， 宋儒孙明复、胡宏，元代黄楚望，明代王阳明，清代方以智、胡煦、刘逢禄，近当代康有为、吕思勉、马一浮、熊十力等人对两经关系的理解。回顾两经之关系史，所见诸论呈现着三种观点，由史义、经义至心义之深浅不同层次的论断。林教授认为，“关系决定于理解”，不管《大易》与《春秋》的关系是哪种，基本上已由读者理解的前识―思维范畴所决定。

最后，林教授总结道：中国传统文化以经学为本，历代儒者岁经典从事创造性的诠释，并非抱残守缺，而是信持皇极（大中）理念的永恒活动；从《大易》与《春秋》关系史中，可以发现儒者的诠释愈来愈详密，愈来愈灵活，多经旁通的诠释在中国有很久远的传统，其经验值得借镜；哲学以消除自蔽，恢复心灵之自主为功，它成为人文学科发展的基本动力。

三场报告会由丁四新、文碧芳教授主持，秦平副教授、任慧峰讲师等出席了报告会。此外，林义正教授还参加了5月30-31日在我校召开的“汉代经学与儒学”的学术研讨会，宣读了《论石永楙〈论语正〉的诠释策略及其成就》的报告。（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