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西启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4月11-12日在我校举行。来自英国、香港以及大陆几所高校的学者围绕启蒙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修・布莱尔（Hugh Blair）的五卷本《讲道集》是启蒙运动时期非常杰出的著作，1807年它被《批判性评论》杂志评为“用英语书写的最流行的著作”。在讲道中，这位苏格兰布道家试图在绝对信任理性的力量和相信《圣经》或教会是绝对无误之间另辟蹊径。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院长、教会史教授斯图瓦特・布朗博士认为布莱尔的讲道有力地表现了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业已成熟的宗教启蒙运动，他特别关注布莱尔在基督教改革派的传统中对崇高、激情和情绪问题的处理，并且指出，虽然布莱尔在许多方面都是过渡性人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没有影响力。布莱尔促进了18世纪晚期宗教伦理学的发展，这种伦理学强调情绪和激情，建立在耶稣的教导和品质之上的实践道德以及个人的、内省的心灵宗教。布莱尔对个体的情绪和情感、情感和心灵的宗教以及个人内省的强调促进了新教、罗马天主教和正统派的复兴，这种复兴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改变了北大西洋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杰出教授温伟耀博士以“血缘的和谐”与“非血缘的和谐”为题比较了中国的“亲亲及第”与欧洲启蒙时期“共济会”的“兄弟之爱”。他指出，尽管欧洲启蒙时期“共济会”的信仰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种比较接近中国“天命-人道”的思想形态，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三个方面的关键性区别：第一，纵然“共济会”将宗教的对象尽量去人格化为“宇宙伟大的工程师”，与传统基督宗教的人格神有差异，但以启蒙时期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共济会”宗教信念与中国“天道”以道德本体论为主调的宗教哲学仍然是两种不同的终极关怀取向。由它们引申的伦理实践也归结为不同的核心价值：前者以平等、公义为主调，而后者则以厚民润物为目标。第二，两个信仰体系源自不同的社会基础。中国的人际伦理，是根源于农业文化的血缘社会纽带，是一种生下来就已经赋予的既定角色，没有个体抉择的过程。因此，中国式的“和谐”是以适应、协调为主调的“内向型”道德修养，而且具有等差性的“亲疏有别”格局。而共济会的“兄弟之爱”是属于成员之间的协约。他们之间的友爱、互助与信任经过了个体的抉择（加入会所组织），因此是“外向型”、无等差的博爱和慈善精神。第三，由于中国“亲亲及第”的伦理等差格局带来的含混性发展为“家国同构”的政治生活，在权力规范方面也存在着模糊性，而权力的滥用亦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常见弊点。而共济会的兄弟之间虽然具有不同的等级，但理性化的等差角色令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范围有明确而清楚的界定。因此，拥有不同权力和属于不同阶级的共济会成员之间可以在同一种的信仰基础上实践平等的关爱。因为共济会始终是一个透过个人抉择而参与的组织，所以，虽然共济会在西方历史中拥有显赫和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成员，但是他们的宗教和伦理价值始终未能成为治国的意识形态的根据。

台湾神学院教授林鸿信博士2006年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的“启蒙与世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谁启蒙谁？―康德论启蒙的再思》的文章，揭示了理性自律概念的矛盾现象，即任何批判者都无法达致一个能免于被检验的绝对地位。而利科1985年的一篇文章《被召主体：先知召命叙事学派》正好试图探索希伯来先知召命叙事演化成自律概念的过程。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子淳博士以上述两篇文章为基础，针对自律这一启蒙运动的重要概念做出分析，并提出了神学响应。他首先透过康德与哈曼的论争来揭示自律背后可能出现的监护人与被监护者的关系以至宰制课题，然后又通过利科的分析来完成对自律之福柯式谱系学的探索。将两种讨论结合起来，人们或许会得出如下结论：没有监护的自律不可能达致，因为即使是良心的自律呼声，最终也可能是来自上帝作为超越他者召唤的内在转化。林博士接着从西方思想发展的角度深入地描绘了它的演变轨迹，并且指出，深受辩证法启蒙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在面对因现代性语境的变迁而产生的种种经济、伦理、社会和政治议题时应当消化、吸纳和转化神学，产生出出人意料的再启蒙。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博士论述了卢梭的公民宗教的概念及其与自然宗教的张力。卢梭在同一时期撰写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中分别提出了“公民宗教”和“自然宗教”的概念，但两者在政治的层面是矛盾的，前者强调特定政治社会的认同，后者源自普世的人性。两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解读卢梭思想的关节点。针对近代的契约论思想，卢梭认为政治单纯靠理性做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希望以神圣的维度强化公民的认同感。但是“公民宗教”必须要避免以往历史上“民族宗教”和“教士宗教”的弊端，那种狭隘的信仰将招致流血的战争。为此卢梭又提出了“人的宗教”、“自然宗教”和“福音书宗教”的概念，这是一种真正符合人性的宗教，但这种宗教由于其普世性而与“公民宗教”的政治性发生了矛盾。通过对“公民宗教”的界定，卢梭使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自然宗教”公民版，但这种解释远远没有揭示出“公民宗教”与“自然宗教”之间内在张力的意义所在。事实上，“自然宗教”或“人的宗教”对应的是人类的普遍社会，而“公民宗教”对应的是特殊的政治社会。对于普遍社会，卢梭不像马克思那样激进，而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更重视现实的特殊社会。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公民宗教”主要发挥的是一种保守性的作用。

西方启蒙运动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话题。人们通常比较强调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强调理性主义的绝对价值，却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迥异态度。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学院教授赵林博士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宏观的、动态的考察。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基督教信仰已经与科学理性形成了一种并立和互补之势。基督教信仰不再是反理性的，恰恰相反，它经历了启蒙时代的洗礼，成为对科学理性的一种重要补充。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浩淼宇宙和复杂人生中有许多无限奥秘是人类的理性能力无法洞悉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把关于无限者的茫然无知付诸断然的否定（无神论）或者自慰的怀疑（不可知论），不如将其付诸对某种终极实在和永恒秩序的信念。这种信仰并非是反理性的，而是与有限理性并立而互补的，它植根于真实可感的生命体验，植根于每个基督徒的灵性血脉。正因为如此，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并没有撼动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世俗化的巨大潮流也不足以从根本上颠覆对上帝的信仰。科学技术为人们不断揭示出“头顶上的星空”的秘密，而关于上帝的信念则成为“心中的道德律”赖以确立的坚固磐石。西方的启蒙运动曾一度表现为与基督教信仰的彻底决裂，但是经过18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宗教复兴运动，到了今天，奠基于启蒙理性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政治已经与基督教信仰达成了妥协，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信仰与理性最终形成了并立与互补的格局。赵林教授最后指出，如何在普遍性的时代潮流与独特性的文化传统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关系，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这是一个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启蒙历程或许能够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启示。

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李斯博士做了题为“儒典诠解的形而上维度”的报告。翻译的前提是诠解，概念或语句真值的客观不确定性和诠解者方向性的主观前见导致译不准问题。来源语句可分为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后者涉及一种文化的形而上学以及从中演化出来的道德伦理系统。由于诠解的形而上维度涉及一种文化的核心概念，历代学者往往会有不同角度的诠解，《中庸》首句的几种英译就表现出了形而上维度的诠解困局。不过李斯博士又指出，译不准论题并不能否定典籍诠解的正当性，此正当性为宽容不同形而上观和道德伦理系统之必需，并导致在不同文化中传译形而上系统的方法论意义。

总结国内学界在回应“李约瑟难题”时的思路，人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理论盲点，那就是忽视科学形成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对基督宗教内部的思想资源关注不够，这样就很难找到中西文化氛围中决定科学精神是否能够产生的本质差异，也难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解释西方从前现代思维模式向现代思维模式转变的关键所在。为此，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玄毅博士强调，我们有必要从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内部的分歧出发，更多地关注孕育了近代科学精神的司各脱主义的思想，从其中所蕴含的唯意志论神学、经验主义倾向、简单性原则以及对理性进行限定的思想来重新理解近代实验科学精神的产生。这种做法既有利于科学和宗教以其本来面貌各司其职和和谐共存，也有利于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的泛滥。

《鲁滨孙漂流记》既是一部有关启蒙叙事的近代小说，也是清教徒精神的一个寓言。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王爱菊博士以这部小说为个案分析了启蒙与宗教之间既合作又紧张的关系。鉴于上述学者多从西方的角度考察启蒙，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叔贵峰博士考察了中国式启蒙的特点，指出中国的启蒙所处的背景与西方的非常不同，因而中国的启蒙不可避免地会处境化，显现中国的一些特征，如不彻底性。

会议期间，布朗教授还应邀做了三场学术讲座，向听众介绍了爱丁堡大学的情况，并与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和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哲学学学院以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负责人商谈了进一步合作和交流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