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珞珈惠风和畅，哲学的讲坛哲思飞扬。五月八日下午，珞珈讲坛第二百三十五讲在武汉大学樱顶老图书馆顺利开展。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新南威尔士大学哲学讲席教授保罗·帕顿（Paul Patton）带来主题为“当代欧洲大陆政治哲学路径”的演讲。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出席了本次讲坛。

帕顿教授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后的法国当代批判理论出发，通过比较后结构主义哲学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实用主义政治思想之关联来论述当代欧洲大陆政治哲学路径。他通过概述德勒兹（Deleuze）、加塔利（Guattari）、德里达、福柯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独特性，以及后结构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性等问题。

首先，帕顿教授比较了后结构主义政治思想与罗尔斯正义思想的差异。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引入了哲学的新方法和新概念。而在同一时期，罗尔斯的《正义论》被看作是政治哲学的复兴之作，他的规范性思想的基础是作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的社会，发展支持自由民主体系的清楚融贯的理论是首要目标。相比之下，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致力于更加激进、更具批判性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创建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新形式，其成就是由其概念对社会变化的有效作用的能力来评判的。后结构主义否定一切总体性的进步标准，在这一点上，他们偏离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接着，帕顿教授逐一分析了这些法国哲学家如何开展自身哲学的批判性实践。

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社会变革的条件，尤其是在公共政治领域下的个人与集体身份的质变。在他们看来，政治同时是一种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包括社会阶级和政治统治机构，微观政治包括感性、情感和忠诚的隐蔽运动。他们的理论关注欲望的个体和集体形式，即“欲望政治学”。他们提出了一种非目的论的历史概念，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的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而非阶级矛盾。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哲学定义为概念的创造，认为哲学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的批判。

德里达发展了一种解构主义的哲学分析方法，其中包括对现有概念的重新描述，以区分概念的偶然或有条件形式和概念的必然或无条件形式。在《法律的力量》中，德里达将法律与正义进行了对比，以论证法律是可以通过精确参照无条件的正义概念来解构的。这并不是说无条件的概念为正义概念提供了超验的内容。相反，他认为正义概念本质上包含了相互矛盾的要求：既要平等对待每个人，又要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在《马克思的幽灵》和后来的文章中，德里达在民主方面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在民主中也存在着一种平行的张力。

如果说德勒兹、加塔利和德里达追求对当下的一种哲学的、概念性的批判，那么福柯则有所不同：他的谱系学研究充分运用历史材料和档案。福柯的历史哲学旨在通过揭露当代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历史和偶然特征，来推进社会变革运动。他关注转变当下的可能性，试图将他的批判性研究与社会变革的运动联系起来。福柯对政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概括为他对当下永久批判的一种态度或哲学精神的阐述。

然后，帕顿教授通过比较罗尔斯的“现实的乌托邦”理论，说明了为什么后结构主义哲学可以被合理地视为政治哲学。现实的乌托邦呈现出政府和公民的未来可能性形式。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他们将哲学定义为概念的创造，认为正是乌托邦思想将哲学政治化，并把对自己时代的批判升华到最高点。保罗教授指出这可以阐释民主概念，因为他们所说的“乌托邦”并不代表对更好社会的超越愿景，而是体现了拥有变革可能性的特定社会中的内在进程。在德里达那里，解构主义继承了启蒙运动精神，而这反过来又证明了对当下“激进和无止境”的批判的合理性。至于福柯，他将自己的谱系学描述为“研究当下的界限”，以培养公众对变革可能发生的地点、方法和形式的意识。总之，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回应罗尔斯所定义的公共理性，但他们推进了政治文化背景的研究，在此意义上，保罗教授认为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可以被恰当地视为政治哲学。

最后，在提问环节，帕顿教授就分析的政治哲学与欧陆政治哲学对概念的不同理解、福柯关于康德对启蒙运动见解的观点、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界限等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现场掌声雷动，讨论热烈。吴根友院长评论表示，政治哲学研究路径丰富，除了帕顿教授讲述的法国政治哲学传统以外，还有以施特劳斯、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等不同的欧洲大陆政治哲学研究路径。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内涵极其丰富，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帕顿教授的演讲体现了清晰的逻辑思考，激发出深刻的学术问题，不仅让同学们获得了学术上的进益，也为我校政治哲学的学术研讨带来了活力。（通讯员黄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