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赵欢）2018年10月26日下午14:30，加拿大魁北克大学三河校区副校长塞巴斯蒂安·查尔斯（Sébastien Charles）教授应邀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B214为大家做了一场主题为“早期现代怀疑论”的讲座。讲座由李勇副院长主持，院系师生30余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查尔斯教授从批判性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理查德·波普金对早期现代怀疑主义的本质和功能的阐释，主要分析了从波普金所提到的三个人物，即皮埃尔-丹尼尔·胡特（Pierre-Daniel Huet）、西蒙·福彻（Simon Foucher）和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特·德·沃维尔（Jacques-Pierre Brissot de Warville）与怀疑主义的关系。

在分析皮埃尔-丹尼尔·胡特时，查尔斯教授认为，胡特首先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他是否是皮浪主义者或怀疑论主义者，或者是否更多地偏向其中一个，这并不重要。他仅仅是把怀疑论作为一种为他的信仰作辩护的手段，即保护基督教免受早期现代理性主义的攻击。

对西蒙·福彻的分析中，查尔斯教授指出，福彻之所以提出了科学的“易谬论”设想，是福彻认为，如果在我们对一个现象的正确解释之外，能够证明任何其它的解释都是假的，那么科学命题就可以被认为是真的。如此，那么只要我们承认科学真理可撤销的事实，以及科学真理与反证科学的真理的次序不一致的事实，科学进步便是可能的。按照福彻的说法，这一科学方法的发现应该归功于学术界，它有利于避免教条主义和皮浪主义的产生，因为福彻把皮浪主义看成是一种消极的教条主义。

在对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特·德·沃维尔的分析中，查尔斯教授认为，布里索似乎已经明白18世纪怀疑论的重新活跃预示着它的重新调整，而且明白启蒙运动时期的怀疑主义和哲学家所必须尊崇公共事业这一必然趋势之间并非无关。这种尊崇与希腊哲学家对公共空间中的价值观漠不关心的那种哲学理想如此不同。

经过上述的分析，查尔斯教授指出，想要呈现早期现代怀疑主义发展的内在连贯性是不容易的，但同时也强调对怀疑主义彼时的作用和功能作出精确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在他看来，近代早期怀疑主义更多地形成于哲学家个人的重新构建，而不只是接受前人的遗赠。如果把它当成遗赠，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解读。

最后，查尔斯教授总结说：“我会把现代怀疑主义区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激进的怀疑主义，在17世纪表现最为显著，这一时期怀疑主义都是围绕宗教问题的，要么是为宗教不受理性主义影响而辩护，要么是相反，用来质疑宗教所依据的原则（教条、奇迹、预言等等）；另一种是更为缓和的形式，主要体现在18世纪，那时怀疑主义主要是一种用来克服人们偏见的方法。这两种怀疑主义似乎都与古代的怀疑论相去甚远，但在我看来，怀疑论精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保存下来的，比如独立思考，不信任教条主义和偏见的精神，让我感觉好像怀疑论实际上一直都存在。”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