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骥先生）

在动乱的岁月里成长，在白色恐怖下受尽煎熬，在抗日硝烟中投身军旅，在漫长的哲学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江天骥——一位遨游星空的哲人，他的弟子们前不久建了个微信群，释“天骥”之名，号为“天马门”。观其一生，没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任性，却有哲学家思想与行为的特立独行。

一

江天骥于1915年5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廉江县一个平民家庭，1922年至1926年就读于廉江县谿村小学，随后入读廉江县初级中学。初中毕业后，江天骥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源于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现为广雅中学，广东知名重点中学）高中师范科,1932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英语系，兼修德语和法语。

青少年江天骥与学者江天骥在性格上迥然有别。学者江天骥内敛、深沉，基本不谈政治，少有的共同点是勤奋。同学少年江天骥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先锋派。他兴趣广泛，阅读面广，对进步书刊和进步文艺情独有钟。他作翻译，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走在思想争鸣和爱国活动的前线，因而成为学校中的知名学生。他爱读进步杂志《民锋》，广泛阅读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著述。直到晚年，江天骥还记得他读过李石苓在《民锋》上发表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学时代他背诵马克思的德文语录，那一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生都没有丝毫忘记。高中三年级时，正值“九一八”事件爆发，江天骥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大学时江天骥同学也是一位“工读生”，上大学的同时担任广州市立第七十一小学的教师。

对进步思想的追求，对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喜爱，给青年江天骥带来了灾难。在中山大学求学的一年多中，一方面醉心于托尔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及讲解这些作品的英文课程，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和相关的新理论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找来《共产党宣言》的德文原本，一字一句地研读。同时大量阅读列宁和其他“新兴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是外文，有的伪装了封面，虽然骗过了普通警察的眼睛，但最终没有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33年8月，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拘留江天骥，8个月后移送国民党第一集团军集中营关押三年，“失去自由三年零八个月”。这还是其二伯父斡旋后从轻处罚的结果。江天骥的二伯父举人出身，担任过地方法院院长，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做官，有一些官场人脉。在狱中江天骥坚持学习外文和阅读哲学著作，以此来消磨漫长、煎熬的时光。1937年江天骥获释，但在狱中受到的拷打和折磨摧残了他的身体。经广州医院治疗和回廉江县乡间修养几个月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江天骥先后在广东梅县市立中学、廉江县良垌中学任教。这四个年头的牢狱之灾，在江天骥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他从此变得谨言慎行，一心读书，远离社交。临近90岁时，江天骥患了老年病，许多事情不记得了。但在送往医院的车上，他对陪同的几位弟子强烈地谴责国民党，语气激烈，表情愤怒而痛苦。

1939年11月，江天骥用中山大学英语系一年级的成绩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二年级。但作为外文系的学生，江天骥最有兴趣的还是哲学课程，尤其是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金岳霖的逻辑课堂、贺麟和洪谦的哲学课堂里，都留下了青年江天骥勤奋学习的身影。1940年夏，江天骥利用暑假时间翻译了《费希特的生平及其哲学》一书，由贺麟推荐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洪谦是逻辑经验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他仿照维特根斯坦特有的写作风格用德文写了一篇论文，当时也由江天骥翻译成汉语，发表在《学原》上。

1942年3月，按照民国政府的战时规定，临近毕业的江天骥应征入伍，来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民间称“飞虎队”，后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服役，任上尉译员。由于江天骥广东口音很重，他的主要工作是文件翻译，先后在“美国志愿队中国人员管理主任办公处”、“国民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编译股做翻译工作。

战争，打碎了江天骥出国留学的梦想。但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江天骥的留学梦以另一种曲折的方式实现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派遣大批空军官兵到美国受训。1944年12月，作为第四批派遣人员，江天骥随一百多名空军军官来到美国，先后在圣·安东尼市、巴拿马城、丹佛市 等多处美国空军机场担任课堂翻译和笔译。

不论是在“飞虎队”还是在美国，翻译工作并不紧张，空闲较多。江天骥把所有的自主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他这个时期全身心地浸入西方哲学的海洋。在“飞虎队”工作期，他一有机会就回西南联大借阅图书。在美国，他先后在圣·玛利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哲学。由于他基本不与同事们交往，不出席各种娱乐活动，一心一意地读书研究，因此被同事们戏称为“研究院长”。在科罗拉多研究生院，江天骥系统地学习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尤其是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和归纳逻辑；此外还学习和研读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由于接到命令回国，江天骥未能完成科罗拉多大学的学业。但回国后他将硕士论文寄给了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院，科罗拉多大学也给他寄来了硕士学位证书。

1947年7月，江天骥奉命从美国回到南京，先后在空军总司令部二署作战情报处联络科、空军司令部图书馆编译组工作，参与了《空军军械教程》、《空军射击教程》、《空军领航教程》等军事教材的编译，并晋升为少校军衔。

1948年7月，江天骥辞去了他在空军司令部的职务。1948年8月，收到了武汉大学的聘任邀请后，江天骥满怀憧憬，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此时江天骥正值33岁的壮年，他以哲学为业、以哲学为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差不多同时，洪谦也从中山大学转赴武汉大学哲学系任系主任。当时正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大革命大变化的时代。江天骥到武汉大学任教不到一年，1949年5月武汉解放，江天骥同武汉大学一道进入一个新时代。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江天骥也随即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3年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不久即向高教部报告，建议恢复武汉大学哲学系，随后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人才准备工作。1956年，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恢复，应李达校长之邀，江天骥重回武汉大学哲学系，从此珞珈山度过了漫长而富有成效的一生。

复系之初，李达校长兼任系主任，余志宏任副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1962年接任系主任）。余志宏曾任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程潜、陈明仁起义事件中，余志宏担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工作小组组长，为起义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意思的是，余志宏也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与江天骥同为大学校友。1956年后又成为重建后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同事，直到余志宏于1972年受迫害去世。这大概是一种缘分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受迫害是普遍现象。当时武汉大学哲学系只有李达一位教授，江天骥、余志宏二位副教授，也属于“权威”知识分子。李达、余志达都因受迫害而失去了生命，江天骥由于很少说话，不怎么参与社会活动，大概没有“得罪”什么人，因此，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像扫厕所之类的处罚倒是免不了的。

大概是出于“教育革命”的需要，武汉大学于1966年设立襄阳分校，1969年哲学系迁入襄阳分校，为第四大队第三连，直到1977年迁回珞珈山本部。这样江天骥又随哲学系师生员工在襄阳度过了8个春秋。

从反右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正常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但江天骥似乎对于外在政治风浪视而不见，坚持把自己能够掌握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和研究上。70年代初开始筹办“美国哲学研究室”并获得教育部批准。这在“反帝反修反封建”甚嚣尘上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美国哲学研究室运转期间，江天骥做了二件大事。第一是建立资料室，这是现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图书资料室的初形，现在还可以见到很多图书上盖着“武汉大学美国哲学研究室资料室”的蓝色印章。江天骥想方设法，在上级领导部门和学界的支持下，购买外文专业图书，订购外文专业期刊，复印图书资料。凭借个人友谊，汤用彤先生去逝后留下的大量外文图书全部捐赠给了美国哲学研究室资料室。到80年代初，资料室外文专业藏书达到数千册，外文现刊70余种。当时国内外文资料匮乏，而美国哲学研究室资料室的丰富文献吸引了众多学者和研究生。第二件大事是编辑出版《美国哲学动态》。这是一种经上级批准、有定期拨款的不定期内部刊物，刊载文章主要是关于美国和欧洲各种哲学动向的报道和描述，供中央和地方各机关各部门以及相关学术机构参考。80年代中期，有企业提出资助《美国哲学动态》公开出版，于是江天骥决定终止官方拨款和撤销内部刊物资格。但是，企业资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到位，作为内部期刊已经停刊，又未能成功地公开出版，《美国哲学动态》从此消失。这对于中国学术，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承担美国哲学研究室和资料室和《美国哲学动态》日常管理任务的只有一人，名叫张志超，据说也是老革命。

随着文化大革命终结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学术研究终于走上正轨。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从政治批判转向学术交流和客观分析。在高等教育领域，高考恢复，基本中断近三十年的职称评定也启动了。1978年，担任副教授长达30年的江天骥终于晋升为教授。而这一年，他已经63岁，到了正常退休的年龄。但回想当年，江天骥以及外国哲学界年龄稍长些的学者如洪谦、贺麒等在这个年纪已经是国宝级的人物，而他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的顶峰时期才刚刚开始。

1978年研究生开始招生,1980年国务院公布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生效，从此中国有了本土的硕士、博士，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岗位。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依照苏联模式招收过研究生（副博士），江天骥60年代初指导过邓剑秋（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邱国权（后任杭州商学院教授）二名逻辑学研究生。1979年，江天骥招收的文革后第一名硕士生入学（罗毅）。1981年，江天骥领导的现代外国哲学学科（90年代与西方哲学史合并为外国哲学学科）获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点；江天骥本人也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首届成员。1982年秋，武汉大学首期现代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入学（兰征、罗毅）。到1998年退休，江天骥指导培养了近30名博士研究生。1988年，江天骥领导的武汉大学现代外国哲学专业被评为首批全国重点学科。

江天骥(前排右二)与桂起权（前排右一）、陈晓平（后排左一）、孙思（后排左二）、喻佑斌（后排左三）、朱志方（后排右一）

在人才培养的体制上，江天骥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他聘请国外知名专家主讲研究生课程，如英国科学哲学家牛顿-史密斯（W.H. Newton Smith）讲授科学合理性专题，美国哲学家盖尔（George Gale）讲授科学哲学导论和科学史；他与国外大学建立研究生合作培养机制，多名研究生选送美国联合培养。他指导的84级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王晓光、曹秋华、朱志方）全部用英文撰写，并聘请美国布洛克教授任答辩委员。在校系领导的支持下，江天骥在通过人才引进和选留建设起一支精干的现代外国哲学教学和研究团队。80提代初引进了桂起权、陈维杭（后来移居美国）等高水平的中年学者，选留了他指导的博士生朱志方、曹秋华、王晓光（留法语系）、陆健体（留政治学系），形成一支跨院系的坚实的学术队伍。

可以说，文革后武汉大学哲学系最初十多年的国际交流的丰硕成果主要归功于江天骥。1979年1981年间，江天骥应邀访问美国多所大学。1981年被聘为马里兰大学科学哲学史和科学哲学委员会兼职教授，耶鲁大学哲学系和政治学系访问研究员。1983年受聘为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主办的国际科学哲学学院讲授科学哲学。1983年6月应邀出席美国第九届“哲学和心理学学会年会”，做了关于中国传统身心关系理论的报告。1989年应邀到美国出席国际皮尔士哲学大会和夏威夷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89年到1995年分别在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做学术演讲。1980年代在美国访问期间，江天骥与普特南结下了深厚了友谊。有一张照片上，在普特南的家里，江天骥与普特南和另一些学者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哲学。

1986年，江天骥与英国牛津大学牛顿-史密斯教授合作，决定在武汉大学定期举办科学哲学国际专题研讨会。1987年，第一次研讨会“波普的科学哲学”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举行，会议地点位于现图书馆旁边的一座二层小楼里，那里以前是一家银行的办事处，一楼邻近马路是银行营业厅。1987年哲学系在这座小楼里办公，营业厅改作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沃特金斯（John Watkin）、哈金（Ian Hacking，后来再次到武汉大学讲学）等国际知名的科学哲学家，还有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专家。会议论文集由江天骥和牛顿-史密斯主编出版，名为《波普在中国》（Popper in China），有英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但没有中文版。按照计划，第二次会议将于1989年秋举行，主题是库恩的科学哲学。会议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但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会议没有按期举行，整个会议计划也中止了。后来，江天骥的学生朱志方与波士顿大学曹天予教授合作，主办了二次国际科学哲学研讨会，波普学派的第三代代表沃拉尔（John Worrall）、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辛迪卡（Jaakko Hintikka）、生物语义学代表人米尼肯（Ruth Millikan）等多名国际一流学者出席了会议。这也算是江天骥科学哲学会议计划的继续吧。至于应江天骥邀请来武汉大学做短期讲学的国外知名学者，则不胜枚举了。

文革后，随着学术研究走上正轨，各个学科都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江天骥先后担任全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全国西方逻辑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学术职务。

二

江天骥一生矢志学术研究，不限于一派，不羁于一种风格。他的主要学术领域是英美分析哲学和逻辑学，但他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早期对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感兴趣，翻译出版过《费希特的生平和哲学》、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文革后，他主编出版了《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评介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江天骥本人撰写了其中大部分内容。

50年代江天骥以逻辑学研究为主，他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论文在50年代的大讨论中自成一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77年之后的十几年中，江天骥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分析哲学和归纳逻辑。分析哲学中则以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主。他撰写了国内首部系统的科学哲学专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他撰写的《归纳逻辑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归纳逻辑专著。当前国内归纳逻辑学者当年都受这本书的启蒙。所以取得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出于江天骥本人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大概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些领域离政治比较远，也许是国民党的监狱生活的痛苦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江天骥的学术选择。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而巳。晚年，江天骥对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人生哲学和一般哲学问题更有兴趣。

（一）形式逻辑与归纳逻辑

上世纪50到60年代，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的长达十年的大讨论。一些人认为，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引发了这场讨论。其实，这一时期，江天骥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集成专著《逻辑问题论丛》和《逻辑问题研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7年和1960年出版。前一著作收录了江天骥1954年到1957年间发表在“新建设”、“哲学研究”、“人民日报”上的5篇文章，其中“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发表于《新建设》1955年第6期上。我国学术界在50年代开展的逻辑问题讨论，最早始于江天骥先生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①]《哲学研究》杂志社对这些讨论做了引导，并将有关论文编辑成二部文集出版，即《逻辑问题讨论集》和《逻辑问题讨论续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1960年出版），共收入江天骥撰写的8篇论文。《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即发表陈希的报导“‘新建设’杂志等开始讨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问题”，文中说，“最近，……‘新建设’登载了江天骥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新建设’杂志社曾邀请哲学界同志举行座谈，对江天骥的论文交换了意见。”。[②]

中国哲学界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将辩证法庸俗化，还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把形式逻辑看做“形而上学”，甚至有人认为形式逻辑也有阶级性。江天骥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他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对世界逻辑研究成果的吸收。他认为，类与类之间的关系和真值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性是现代演绎逻辑的研究对象，它主要包括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它们是抽象的和远离现实的。对于一些学者将思维的形式与内容混淆起来，因而简单地认定逻辑规律直接反映具体现实或具有社会内容的观点，江天骥做了有力的批驳。他认为形式逻辑并不管推理前提的真实性问题，而只管推理形式的正确性，前提的真实性问题是由各门具体科学或社会实践来解决的。逻辑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有其独有的研究领域。

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逻辑学的讨论，几次招集逻辑学者讨论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毛泽东主席讲话精神与江天骥的逻辑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正确的。

江天骥在国内逻辑学领域的另一贡献是主编出版《西方逻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有感于“我国逻辑研究的现状还很不理想，我们所研究和讨论的逻辑问题，我们的逻辑论著和逻辑教材，同这一学科目前的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③]为了赶上国际逻辑研究的水平，促进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江天骥招集当时中国逻辑学研究的一流学者，主持编写了这部专著。这其实是一部系统的西方逻辑史著作，“勾画出了西方逻辑学发展的历史概貌”[④]，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和罗素，西方主要逻辑学家的思想、学说和理论忠实而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西方逻辑史专著。

江天骥是中国现代归纳逻辑研究的开拓者。1987年，他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归纳逻辑专著《归纳逻辑导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国内学者对于归纳逻辑还不太了解，有关知识还局限于枚举归纳、类比、培根三表法和穆勒五法，而对于现代归纳逻辑，主要是从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一些零散的知识。江天骥一直很关注归纳逻辑的研究，早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就修习过归纳逻辑的课程。1983年假期，我在读硕士二年级时，先生给我一本英文书，要求我写有关归纳逻辑的硕士论文。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去学习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后来我做关于博弈论的博士论文，也得到导师的大力支持。《归纳逻辑导论》出版后，《自然辩证法通讯》约我写一篇书评。我写了“我读《归纳逻辑导论》”一文。全书共分十章，论述了归纳和概率、概率演算、归纳推理、传统的归纳问题、新的归纳之谜和确认悖论、概率演算的解释、统计推理、效用和决策、归纳逻辑和科学方法论。有学者议论说，江天骥的论著客观叙述较多，本人的观点不明确。这是一种误解。江天骥写作时，总是从大量文献中不动声色地引出结论，不说“我认为”之类的话。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把自己的主张与对各派观点的阐述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不难看出，作者的看法很接近贝耶斯主义”。[⑤]著作中也有一些明确的观点表达。例如，江天骥用主观置信度来区分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将对前提的主观置信度完全传递给结论，而归纳推理中对结论的置信度弱于对于前提的置信度。

（二）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

1982年初，高考恢复后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全国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入学。由于学位条例1981年起生效，此前入学的为“研究生”，自1981级起才有“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77级本科生其实是冬季高考，78年春季才入学的。81级硕士生也是到82年春季才入学。江天骥对新一代研究生非常重视。81研究生入学前即为他们准备好了讲稿。我也是这一届研究生中的一员。开学不久，我们拿到了“科学哲学”课的教材，是一本厚厚的油印稿。这种油印本及其生产它们的油印机，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了。先生用了二个学期的时间，每周为我们讲授科学哲学。每次上课时教室里座满了人，远远超过本专业研究生的人数。内容很难，先生口音很重，但大家学习起来非常认真，一节课也不落下。课后我们几位弟子陪同先生步行回家，大概需要半小时，一路上先生对其中的难点和疑问继续讲解。其实这本书已经交稿，即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当代西方哲学科学是一片大海，既深且宽。对于如何选取材料，有二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对照70—80年代国内学者对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发展的方式、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将国内学者感到比较“新鲜”的学说和哲学家拿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另一种思路着眼于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某种科学哲学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前一种是尝鲜的做法，后一种是学理的考虑。江天骥的思路无疑是后一种。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是“第一部评介西方科学哲学的专著,以其系统、客观、准确的特点,引起了哲学界人士的广泛注意。”[⑥]在这部著作中，江天骥采取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顺序与重要学派和重要学说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呈现了近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主线，重点是逻辑经验主义到夏皮尔（D. Shapere）的科学哲学，即写到了书稿撰写时期。江天骥的写作风格一贯是客观准确，不说废话，也不想当然地妄加评论。但他的科学哲学观点是非常清晰的。在诸多科学哲学理论中，江天骥突出了夏皮尔的地位，因为这位哲学史家既重视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反对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这表明了江天骥本人对于科学合理性和科学知识的本质的看法，也是他对科学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的理论判断。也许是由于江天骥对夏皮尔的肯定，1994年我邀请夏皮尔来武汉讲学时，像明星一般受到学生的热捧。

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配套著作，江天骥随后又主编了《科学哲学名著选读》（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和《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这二部著作是科学哲学的经典名篇的翻译，将科学哲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理论展现出来。

在科学哲学领域，江天骥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对科学合理性的研究。有关成果“科学合理性：形式的还是非形式的？”发表在《英国科学哲学杂志》1985年第4期上。中文译文则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第2期上。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的科学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它们认为科学合理性就在于遵守科学方法论的形式规则。这种合理性概念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因此是不恰当的。而库恩往往被看做非理性主义者。江天骥论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库抛弃了形式的合理性概念。库恩并非非理性主义，而是改变了人们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将合理性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境中来论述。江天骥将库恩和夏皮尔都看作非形式合理性观点的代表人物。这篇论文响应了他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结论性的论述。

（三）文化哲学转向

江天骥以分析哲学研究为主，除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外，1958年出版《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后发表了许多关于皮尔士、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戴维森等哲学家的研究论文。1983年为研究生讲授“语言哲学”课。晚年江天骥转向文化哲学。他在自述中说：“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大大脱离了近代西方古典哲学传统，而广泛容纳结构主义（Levi-Strauss），解释学(Heidegger,Gadamer)。维特根斯坦使我接近后现代主义（Derrida）和后结构主义（Foucault）。现在我对尼采、福轲、利科尔和戴维森最感兴趣，而且发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系统的西方文化史，和福轲、戴维森都有联系，我现今除指导研究生外，专攻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以及中西文化比较评价问题。”[⑦]

1996年，江天骥在《哲学研究》发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针对国内流行多年的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划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做法，江天骥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指出，现代西方很少有科学主义者，即没有人主张科学万能，不能说研究科学知识就是科学主义。而人本主义是指将人理解为自我、意识或主体并将知识建立在个人意识上的哲学。将海德格尔、福柯等归入人本主义是错误的，他们是明确的反人本主义者。现代西方哲学非常复杂，不宜做简单的划分。如果要理出二条主线的话，可以叫做“理性与真理的哲学”和“自由与价值的哲学”。

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预示着江天骥正在转向文化哲学。1991年，江天骥撰写的“相对主义问题”发表于《文化与现代性》（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中文本发表于《世界哲学》2007年第2期。江天骥指出，相对主义有多种,并且不同的作者把相对主义与实在论、客观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绝对主义、普遍主义做各种各样的对比。他区分了有关相对主义的语义学概念和认识论概念,考察了跨文化的相对主义和跨理论的相对主义的各种主张,对局部合理性和全局合理性观点做了比较研究,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出发,为温和的相对主义提供了论证，断言“相对主义是不可驳倒的，只能够使它受约束”。[⑧]

在文化哲学方面，江天骥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当代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哲学研究》1995）、“当代哲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现代传播》1997）、“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01)等。这些论文对世纪之交的国内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一文明确地论述了意识哲学和文化哲学各自的特征，指出“意识哲学和文化哲学没有共同语言，是不可通约的。……文化哲学是在意识哲学统治达400之久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思潮。它坚信我们在认知活动中直接接触到的是外物，而不是自己心里的观念。”[⑨]

三

爱读书是大多数学者的共有品质，但像江天骥那样勤奋的学者不算多。在从军期间，他的业余时间都拿来读书了。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学者投身到火热的政治运动中，或者因政治气氛压抑而放弃了对学术的追求。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江天骥从未中断过读书。早年因为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而被捕入狱，新中国让江天骥终于得偿所愿，他广泛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在他50—60年代撰写的论著中有充分的体现。

文革结束、学术正常化之后，江天骥每天五点起床，听听音乐，吃些点心喝杯牛奶后就开始读书写作。每天晚餐后都会散步。80年代江天骥的寓所位于珞珈山南坡，四季草木繁盛。寓所的背后是一条环山小路，幽静杳然，春天鸟语花香，夏秋蝉鸣松林，是散步的好地方。晚上江天骥一般不工作，主要用于同来访问的学生和学界友人谈话。一般9点就寝。90年代后，由于睡眠时间更短，起床更早。

江天骥的书房里满屋都是书，满屋的书他大部分都读过。江天骥对于行政和商业工作都没有什么兴趣。他79—80年代不辞辛苦地申请经费、组建资料室、购买图书、订购期刊，就是为了有书读，就是为了时刻掌握西方学术的最前沿。他读书有个习惯，就是用红铅笔在一些关键语句和段落上划横线。那时候资料室里的哲学专著和专业期刊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红线。当时借阅图书是用借阅卡登记的，每本书里有一个小纸袋，里面插着一张卡片，上面有该书的出版信息和手写的借阅记录。江天骥的弟子们常去资料室，弟子们要找的书江天骥都读过，弟子们找不到的书大多都是他借走了。

江天骥爱听音乐。当时音响设备并不好。先是用磁带机，后来用CD（光盘）机。这类播放机和喇叭经常出故障。95级博士生喻佑斌经常收到先生的召唤，而除了学业指导外，基本上都是因为先生的音响坏了，请这位很会摆弄电器的学生来帮忙修理。

1996年春季的一个下午，在武汉的学生都收到先生的通知，说到他家里有要事。大家带着疑问来到先生家里，先生很兴奋地说，我弄到了盘好音乐，你们就在这里听音乐，然后大家一起吃饭。不一会音乐响起来了，原来是帕瓦罗蒂的男高音专集。万丹回忆说：“师母从美国回来，请在武大的江门弟子吃饭，正好有卡拉OK在包厢里。我即席高歌Beyond乐队几曲。江先生听到乡音很高兴，听到我能唱歌更高兴。喜欢音乐的他，CD多着呢。除了外国民歌和交响乐，宋祖英也很喜欢。”[⑩]那时我的女儿十来岁的样子，先生说喜欢红军歌曲。女儿为他老人家唱了一首“十送红军”，红军故事与稚气童音的组合，让先生特别高兴。江天骥喜欢音乐，也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晚年先生有些孤独，后来我也做教授了也带研究生了，我就安排学生常到先生家里去坐，既让学生长见识也让先生有人陪伴。先生经常请学生朗读白居易的《常恨歌》给他听。

江天骥爱跳交谊舞。50年代交谊舞流行，但也只有一些高级宾馆有舞厅。据说江天骥总是想方设法弄到舞会门票去跳舞。90年代中期至世纪初，江天骥已经80多岁高龄，他在武汉大学的弟子们时常同老师聚会，当时常去的一家餐厅在湖北省歌舞剧院对面，是一家二层楼的私营餐厅，二楼大厅比较大，师生们吃过饭再跳跳舞。江天骥年龄大了，虽然没有了青年时的潇洒，可依然兴致勃勃。

江天骥身体一直非常好。健康问题主要是高度近视和嗓子有点嘶哑。由于高度近视，看不清道路，所以走路有点慢，晚年有事去学院，从家里到学院往返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而嗓音嘶哑再加上比较重的广东廉江口音，很多人听不懂他说话。82年讲科学哲学课时，有学生对他说：您用英语讲好了，也许我们还能多听懂些。江天骥的大型学术报告，让听众既期待有犯怵。于是就有了江天骥用汉语做学术报告要配汉语翻译的故事。桂起权、易江和我都给江天骥做过汉语翻译。我也是过了好多年才能完全听懂先生的话。直到90年代末，江天骥都是奔90的人了，但还是坚持给博士生上课。课堂就设在家里，挂一块小黑板。为便于学生理解，先生一边讲，我一边写黑板，将英文生词和关键词写在黑板上。

江天骥爱吃广东菜和西餐。吃西餐的爱好大概与他在“飞虎队”工作和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有关，但也有作息时间的原因。因为起得早，西式点心对于他来说是最方便的。他不喝白酒，喜欢喝点红酒或啤酒。尽管饮食量有点大，但从来不发胖，身体一直很健康。1999年初，春节期间他独自一人到武汉大学当时的外宾招待所去有点事。武汉大学校园在山地，道路崎岖。路途中，他记得要下一个坡，走到一个他感觉到是下坡的地方，他就往下走了。但由于视力不好，那不是一个坡，而是很深的一个大坑。大概是体力不支，他无法靠自己爬上来。于是，江天骥“失踪”的故事发生了。家里和学校派人到处找他。直到第二天早晨东湖水厂工人上班才发现他。神奇的是，他被送往医院打了几瓶吊针后就没事了。后来我问他，那一夜的事还记得吗？他回忆，当时他感觉到朦朦胧胧之中到了长春观，见了道长，还听了道教音乐。

80年代的时候，江天骥不仅健康，而且体力还非常好。1986年，中山大学举办一个分析哲学讲习班，先生带我们几位博士生去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何秀煌、李天命也做了讲座。讲座之余，我们陪同先生去逛逛商店，他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当时公汽非常拥挤。汽车门一开，他左右扒拉一下就挤上去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身手如此敏捷，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大吃一惊。讲习班结束后大家一起去游览白云山，山路很长，先生走在队伍前面，没有一点疲劳的迹象。

江天骥的学生基本上都是79年之后招收的，师生之间年龄差距巨大。我1982年初入学时20岁，先生67岁。关门弟子万丹与老师相差58岁。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时他已经完全白头了。当时感觉到先生只能仰望不能亲近，每次见到先生都有点紧张。关于先生的人生故事，最初一些年我们根本不敢问，先生也从来不说。直到后来我们也到中年了，跟先生交往多了，也会同先生开几句玩笑。其实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很严格，在生活上对我们很关心。从硕士到博士6年，我从来没有给先生送过礼。倒是先生每年都请学生到他家里吃饭，师母主厨，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那些饭顿顿都是美餐。

江天骥有很多故事，漫长岁月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出现在身边。但许多精彩的故事，都随着先生一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在国民党监狱，在“飞虎队”，在文革中，一定有故事，或者悲惨，或者浪漫，或者意味深远，不论是否记起，毕竟都发生过。90年代末，万丹陪同先生去广州，在从火车站去中山大学的车上，路过一栋建筑，先生突然说，那栋房子以前是商店，他陪陈香梅去过，就是那位著名的陈纳德夫人。但这些故事，先生是基本不讲的。

【参考文献】

曹秋华，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浅介，《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5期。

陈刚，回忆江天骥先生，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9195ecc49ec3d5bbfd0a7497.html

陈祖亮，从戎抗战未投笔，《哲学评论》2006（2）

陈祖亮，江天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网站https://www.whu.edu.cn/phi60/info/1023/1108.htm

桂起权，江天骥先生为我指明科学哲学之路http://www.5201000.com/Memorial/ReView/6370i604150.html

江天骥，江天骥自述，《哲学评论》2006（2）

万丹，我和江老师的那些事儿，微信文章。

周荷婷，江天骥教授，《武汉大学学报》1986

张燕京江天骥逻辑思想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6月

赵千政，江天骥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朱志方 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世界哲学》2007年第2期。

朱志方 科学方法论的精华，《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7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