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刘旭）应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根友教授的邀请，澳门大学特聘教授王庆节来我院讲学，并于2019年9月27日下午3点，在B107报告厅做了题为“圣人不王而天下莫能王——从孔子‘父子相隐’说开去”，的讲座，讲座由吴根友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文碧芳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王林伟老师和来自校内外的50多位同学参加本场讲座。

吴根友教授对王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王教授的学行。

王教授在讲座中指出，“父子相隐”（注：孔子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而不应该互相告发。）是儒家伦理哲学与正义观讨论中的著名的道德两难困境，并将该困境作为一个伦理学的思想实验来看待。王教授认为，在伦理学哲学的讨论中，＂道德两难＂说的是在人类生活的基本道德价值层面的对立冲突，以及由于这种对立冲突在礼法制度的建立或者具体行动施行层面上的困难取舍和决断，例如伦理学中典型的＂电车难题＂所表现出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与道义论伦理学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的各自极限，相互间的对立冲突，以及这一冲突导致施行者在行动中的抉择盲然与困惑。正如常常被引证的“电车难题”显现出功效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极限那样，我们不妨说，“父子相隐”的讨论彰显出一般传统理解的儒家伦理理论的极限范围。

王教授进一步按照哲学解释学提出自己关于“偏见”的看法。他认为，任何一种貌似周全的理论都有自身不可避免的边界和制限，这在哲学解释学上称为存在论上的“偏见”或“先见”。“偏见”如果能够被意识到或认识到就不再是偏见。那么，如何才能让我们意识不到而又必然存在的偏见、先见显现出来呢？哲学解释学提出“折断”或“不合手”的说法，即一个观念或一个行为在施行过程中的“挫折”导致和迫使我们对此观念或行为赖以为基的基础先结构以及系统理论整体进行某种反思性的批判与考察。

这种价值观的对立冲突在当今时代改变了形式，由原先传统中国思想内部的儒法两派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即孟子：舜的故事——“其父杀人，窃负而逃”；“封之有庳”vs韩非：《五蠹》——“令尹杀告父之躬”；“仲尼赏三北鲁人”，转变成了儒家传统与当代以西方个体自由人权观念为核心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这一冲突集中表现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大陆思想界关于孔子＂父子相隐＂文本与立场的解释纷争上。这一解释纷争在前期表现为不同立场的对立，在后期则更多地表现为从文字训诂和文本的重新释义入手，企图打开新的解释空间，从而为儒家的传统价值立场，在现代生活的伦理实践以及法律制度层面上，找出一个更为恰当的定位和现实的意义。

王教授将这些解释尝试和立场分别归类，总结为“隐藏说”和“隐矫说”两大类。“隐藏说”依照隐藏主体对自身“隐”的行为是否“理直气壮”被分为“隐匿”和“隐讳”两种，而“隐矫说”则依据其“矫”的方式和方法又被分为“分矫说”，“隐谏说”和“隐任说”三种类型。在具体分析上述各种解释立场的利弊之后，他指出，从哲学论辩的角度看，上述种种对儒家＂亲亲相隐＂论题的解释和辩护，都很难真正回应现代自由主义的诘难。

在分别厘清古代与现代关于此命题争辩以及各派立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王教授借用台湾学者岑溢成先生的最新训诂学研究成果，提出在“隐藏说”和“隐矫说”之外，对孔子“亲亲相隐”的论题，还可能存在一种“隐痛说”的解读。他提出，《论语/子路》“父子相隐”章中的“孔子之直”并不在单纯的“隐藏”或者“隐矫”之中，而在“隐藏”的行为与“隐痛”的情感之间。这一伴生的“隐痛”作为道德情感，不仅彰显出我们常常处在复杂的道德两难的实际生活境况中——生活是道德的，并不等同于生活仅仅是或者全部是道德的，这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可无不可”，而用当代著名的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的话说，就是“道德运气”（moral luck）和“哲学的界限”（limits of philosophy）。而且更揭示出，儒家伦理正义的实质首先并不在于其对社会伦理政治生活中的两难或复杂抉择给出实际指令或行动指南，而在于坦然承认其“有限性质”，从而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定位自身，并由此出发来间接地影响与化育,而非直接地“规定”与规范我们日常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生活。

因此，王教授认为相比较于以柏拉图为代表西方政治法律哲学中“哲学王”的传统和理想，他以为以先秦孔子为代表的“不听讼”和“素王”的传统想要告诫我们的可能恰恰是：圣（哲）人不王而天下莫能王！

讲座最后，王教授与文碧芳教授、王林伟老师以及在场的学生们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