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刘纲纪先生是一位创典立范、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美学家。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一方面承续着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所开启的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之路，另一方面延伸并指向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与未来发展，在当代中国美学史研究上独树一帜，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对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到对中国美学、传统书画美学精神的揭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弘扬，刘纲纪都极善于在古今之际、中西之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做出了极具独创性和典范意义的诠释。刘纲纪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中国美学的六大思潮、六大境界、六大特征、《周易》生命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揭示出中国美学“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伟大精神等，为中国美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创设了重要的理论维度。

【关键词】刘纲纪；中国美学； 六大思潮 ； 六大特征； 《周易》； 生命美学 ；

作者简介：邹元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学、戏剧美学。杨锋刚，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22》刊载

刘纲纪先生是当代中国美学界极富独创性的哲学家、美学家之一，他的许多重要论著中的思想观念深刻并持续影响着当代中国美学界，为中国美学研究确立了基本的理论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成为一位创典立范、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美学家，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刘纲纪提出的“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哲学、美学体系，不但夯实和拓展了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深度，在实践美学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海内外所瞩目。作为实践美学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刘纲纪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艺术哲学》一书，不但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艺术哲学”，而且被公认为实践美学的重要范例和经典文本。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刘纲纪精心撰构的两卷三册《中国美学史》，不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史”的开山之作，而且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和书写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最为重要的理论范式，为中国美学的系统性研究和中国美学史的学科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刘纲纪的周易美学研究，不仅开系统性研究周易美学之先河，而且迄今仍然是周易美学研究领域无法超越的经典。从对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到对中国美学、传统书画美学精神的揭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弘扬，刘纲纪对沉潜的每一个学思领域，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创典立范、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独树一帜的学术特色和精神风范。限于篇幅，本文仅撷取刘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所关注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重要问题，追随刘纲纪中国美学研究自身的内在理路，在百年中国美学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标举其中国美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及其重大贡献，以及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刘纲纪中国美学研究的起点

和其它学科一样，20世纪以来的百年中国美学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和出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在与西学的输入、碰撞、交流和对话中趋于自觉。随着西方美学思潮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量涌入和不断扩张，曾经滋养了数千年中国人的心灵和生命的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遭到空前的嘲弄、攻击、甚至否定，并有以科学和革命的名义加以放逐之虞。但同时，恰恰是这样一种深刻的传统美学艺术理论的危机，激发了中国学人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和价值的自觉反思。尽管百年来的中国美学研究错综复杂，各种思潮、观点相互交锋、砥砺，但还是能找到一条20世纪中国美学所走过的转型、奠基、发展和建构相当明晰的逻辑线索。

以中国美学研究自身的内在理路，我们大致可以以建国前后为界，把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美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研究，鲜明地铭刻着那个革故鼎新、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的印痕。以王国维首先引进西方的美学概念，并借助叔本华的美学理论解读《红楼梦》为标志，开启了中国古典美学现代视野研究的帷幕，也标志着中国美学迈出了走向现代的第一步。其后，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等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试图以西方的美学流派和思潮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美学资源，并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融通的可能性，对中国美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和发明。至此，中国美学从话语方式到价值取向，都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美学家都是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素养，又有扎实的西学背景（尤其是德国哲学），这就形成了他们面对中西美学和艺术的初次相逢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而鲜明的文化心灵的矛盾、冲突和困惑。一方面，他们怀着极大的惊喜和热情，接引和盛赞康德、歌德、席勒、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罗齐等的美学思想，并以之作为他们研究和阐发中国古典美学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及文化慧命的自觉承续和顽强守护。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对中国诗学传统的古典式回眸，朱光潜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境的同情理解，宗白华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诗性表达，方东美对传统的儒、道、佛各家所开显的道德化、艺术化的宇宙意识、人格理想和生命境界的热情激赏等等。在这些美学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在中西对勘和融合中所催发出的对中西文明价值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沉焦虑。这种文化的忧患意识典型地体现于宗白华先生写于1946年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一文中。他说，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和美化现实，使我们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心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因此，轻视了科学征服自然的权力，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现代社会，受人侵略和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失了生活里旋律的美、音乐的境界。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却运用科学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提携全世界的生命，感谢造化宣示给我们的创化机密，而以厮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中国精神该往哪里去？西洋精神该往哪里去？宗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深情怅惘，对西方文明的冷静审视，典型地传达了这一时期中国美学学人普遍的文化乡愁和心灵隐痛。作为百年中国美学第一人，王国维的自沉也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留下了一段苦涩而苍凉的记忆，暗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内容。

这一阶段的中国美学研究，交织着复杂的冲突、矛盾和纠结，但还是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收获和成就。在以西方美学思想开启中国美学的现代之维的同时，一些文学艺术理论家对他们各自所从事领域的传统文献资料的研究、搜集和整理，也为中国美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邓以蛰、滕固等对中国美术史及美术理论的研究；于安澜、俞建华等对中国画论的研究和整理；郭紹虞等对中国文论、诗论的研究和整理等。就其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和影响的广泛性而言，可以说，宗白华先生在他那一代的学者中卓然特出，并且最得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神韵和灵魂。宗先生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哲学以及传统的各种艺术门类，写作了大量的关于中国书法美学、绘画美学、音乐美学、戏剧美学、诗歌美学、园林美学等方面的文章，对各种艺术美学的重要范畴和审美特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独特的宇宙观念、审美理想、人格理想和生命情调等都作了精细入微而又活泼灵动的阐发，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精神和境界的那种富于哲思和诗情的直观式的把握，深刻而又独到，精辟而直透本相，相当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精髓。他的很多文章和观点都成了现代中国美学的经典。

中国美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和建构期。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重新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美学智慧，就成为中国美学研究领域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经过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对美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逐步深化，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这又反过来对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范畴、命题，对其意义和价值作出新的阐发，并赋予时代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此一背景下，中国美学研究全面展开，一时“云兴霞蔚”。传统的画论、书论、乐论、文论等的挖掘和整理；书法美学、绘画美学、小说美学等部门美学的研究；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经典文本、重要人物、核心范畴和命题的个案研究；中国美学断代史、通史性著作相继出现；中国审美理论史、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从不同侧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美学的研究。研究思路更为清晰，研究方法更趋多元，研究视野更为宏阔，中国美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生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研究者当中，刘纲纪先生无疑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美学家。他的中国美学研究道路，一方面承续着他的前辈学者们所开启的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之路，另一方面也延伸并指向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与未来发展，在中国美学与艺术哲学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成就和重大贡献。如果从1956年刘纲纪发表的评论文章《一本用庸俗社会学观点写成的中国美术史》算起，到他2019年去世，他在中国美学领域潜心耕耘了60多年，从书画美学、到哲学美学、再到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的揭示，乃至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的彰扬，刘纲纪察于古今之际、辩于中西之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和艺术精神做出了极具独创性和典范意义的诠释，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构贡献了丰厚的思想智慧，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刘纲纪不只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美学家，还是一位才情超逸、造诣高深的书画家。他的书法“有独特的个性，有‘天马行空’之势，颇富奇才之气。”他的绘画“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学者绘画，具有学术的包容性，学理的清晰性与严密性，以及学术品位的高雅性。”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相互涵养、相互辉映，使刘纲纪的中国美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独具个性和风采。

二、从书画美学到哲学美学

与他的前辈学者不同，刘纲纪先生的美学研究一开始就沉浸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学术论辩和争鸣的精神氛围。1956年，还在大学四年级读书的刘纲纪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一本用庸俗社会学观点写成的中国美术史》的时候，国内思想文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学大讨论。刘纲纪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从这篇评论文章所表露的思想观点与价值取向，可以看到刘纲纪与这一时代精神的血脉关联。在这篇文章中，他严厉批评了胡蛮《中国美术史》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国美术的优秀传统和丰厚遗产的庸俗化歪曲，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传统文艺，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美术的优秀成分。这一思想信念实际上确立了刘纲纪此后中国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一以贯之于他的中国美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从20世纪50到70年代，刘纲纪主要从事中国书画美学及艺术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关于“六法”的初步分析》（1957）、《“六法”初步研究》（1960）、《书法美学简论》（1979）、《龚贤》（1961、1981）、《黄慎》（1979）等。80年代以来，刘纲纪专注于中国美学、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思考和探究，并鲜明地体现了哲学、美学、艺术相互融通的研究思路，力图在中西哲学、美学和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中国传统美学智慧，使之汇入当代精神的创造以及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之中。这种精神努力凝结为两卷三册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1984、第二卷1987），以及《美学与哲学》（1986）、《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7）、《刘勰》（1989）、《楚艺术美学五题》（1990）、《〈周易〉美学》（1992）、《书法美》（1993）、《文徵明》（1996）等著述中。这些论著，既有对中国美学理论与历史的整体性呈现，又有对不同时期重要美学家和美学经典的专题性研究，还包括对具体艺术门类审美和艺术精神的抽绎和揭示，在许多重要领域孤明先发、创典立范。

在艺术美学领域，《关于“六法”的初步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写作的《“六法”初步研究》是刘纲纪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一般美学理论”、从历史发展中解读中国绘画美学的纲领性理论——“六法”的重要论著，廓清了此前对“六法”的种种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理解和解释，对我们理解“六法”的“真义”及其在中国绘画理论和艺术创造中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这是他50年代初入中国美学门径的重要收获，得到了著名美学家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肯定与赞赏。1962年发表的《书法是一种艺术》，较早肯定和论证了书法是一种艺术种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国书法艺术及其审美特质。1979年出版的《书法美学简论》是全面论述中国书法美学的代表性论著，在美学和艺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持久、广泛的讨论。写于1993年的《书法美》一书，进一步拓展和阐明了刘纲纪关于书法美学的基本观点，更深入地从中国哲学、美学的高度对书法美作了深入的阐发，构建了一个相当深刻严密的书法美学理论体系，可以看作是刘纲纪对中国书法美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其中凝结了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鲜活体验，也饱含了他对中国书法的优秀传统在现代社会弘扬光大的深切期望。

在哲学美学领域，刘纲纪为中国美学贡献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历史。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使然，也源于刘纲纪对中国美学长期浸淫的理性自觉。20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伦理学史等学科的学术史相继建立，建构一部系统的中国美学史，已然成为摆在中国美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宗白华先生早在1963年就提出建立一门具有学科体系的中国美学史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的问题，并试图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这反映在他的讲稿《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学科系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1978年，李泽厚召集一些学者，试图写一部三卷本的《中国美学史》，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李泽厚于1981年出版了《美的历程》一书，开中国美学通史性研究的先河。但《美的历程》只勾划了中国美学史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和背景，虽然提出了很多重要、深刻、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大多是天马行空式的宏观性、粗线条的勾勒，而对其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和论证。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史”，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直到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的出版，中国美学的思想版图才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出来，中国美学中那些具有多义、歧义、模糊不清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第一次得到了系统性的分辨和梳理，获得了现代形态和现代生命，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创立了一个重要典范，标示着中国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第二个阶段最重大的创获之一。刘纲纪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有关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特征、主要思潮、历史分期等，大体上范围了后来中国美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和理论起点。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中国美学史，不仅是刘纲纪对中国美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作为美学家的刘纲纪对中国学术史的创造性贡献。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渐趋多元化，从不同思路和角度研究中国美学史的著作相继问世。或者侧重于分析中国美学中一些重要的思想、范畴、命题的发展史，或者侧重于梳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的发展史，对中国美学、文艺理论中的重要人物、重要范畴的专题性研究也大量出现，中国美学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热潮。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既注重研究美学思想、范畴、命题的发展，又注重这些思想、范畴、命题同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和艺术创造的深层关联，赋予这些思想、范畴、命题以丰满的血肉。与此同时，又注重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艺术创造在理论形态上的凝结和表达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提炼，这就使得它既区分于一般的审美文化史，也有别于一般的文艺理论史，而更能深刻反映中华民族对美和艺术问题的思考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根本上切中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就此而言，他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美学史的范围，而对中国文艺理论史和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在写作《中国美学史》的同时，刘纲纪写了大量的文章，集中阐发了它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与《中国美学史》相互补充。通过《中国哲学与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境界》（1981）、《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中国古典美学概观》、《略论中国古代美学四大思潮》（1983）、《略论中国民族精神》（1985）、《艺与道德关系——中国艺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1986）、《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7）、《楚艺术美学五题》（1990）等论文和演讲稿，刘纲纪对中国美学的思潮、流派、特征，以及贯穿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都作出了精细入微的考辨和论述。1992年出版的《〈周易〉美学》一书，刘纲纪察流索源、探赜钩沉，通过对中国美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纵向比较以及中西美学的横向比勘，对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本体论，中国美学的伟大精神、中国美学的现代意义及其未来建构等作出了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深刻阐发，可以看作是刘纲纪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文本。

三、中国美学的六大思潮

中国美学的研究，是在与西方美学的学术范式的比照下开始的。因此，对中西美学各自的特质与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就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虽然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在西方学术史上出现较晚，但从西方美学自身的历史来看，美学与哲学和一般文艺理论的联系和区分还是较为清晰的，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形态有其确定的边界。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美学长期以来与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等密不可分地浑融在一起，这既是中国美学的独特优点，也是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困难。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知识形态中萃取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理论和审美意识，予以科学、具体地分析和说明，这就需要对中国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美学理论与审美意识和文艺理论的关系作出明确的区分。在刘纲纪看来，研究中国美学，不但要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和西方康德以来的近代美学有深入的理解，同时还要对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理解，这决定了中国美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美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对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规律和特征，以及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贡献做出理论上的说明。这虽然是针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而言，但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刘纲纪的这些观点，比过去那种简单地将中国美学塞入唯物∕唯心、主观∕客观的二元框架中的做法，显然要合理得多，也深刻得多，更符合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语境、历史与逻辑。

刘纲纪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美学的六大思潮和六大特征，对理解中国美学的发展线索和理论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认为，把握住这六大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基本上就把握住了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关于中国美学的主要思潮，李泽厚在1980年为宗白华《美学散步》所写的序中，认为宗白华那种“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的美学特色以及“作为诗人的人生态度”，直观式地把握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以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为特色的庄子哲学，以及并不否弃生命的中国佛学——禅宗，加上屈骚传统，我以为，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宗先生以诗人的锐敏，以近代人的感受，直观式地牢牢把握和展示了这个灵魂（特别是其中的前三者）。”李泽厚的这些说法可以看作是从生命态度的向度上对中国美学流派或思潮的最早的概括。刘纲纪沿续了这一说法，并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绪论中明确提出中国美学四大思潮。他说：“中国美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看极为纷繁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四者各有其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它们的积极方面，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中国美学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不外是这四大思潮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其间又存在着种种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补充的复杂情况。”这一思想在刘纲纪同期所写的《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文化中的境界》、《中国古典美学概观》、《略论中国古代美学四大思潮》、《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等重要文章和论述中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深化。这就比前述李泽厚的说法更为具体明确，也更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刘纲纪进一步对这四大思潮之间的关系、其各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影响、在中国美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贡献，以及其各自的局限性等问题，作了更为详细、具体而深入的论证和阐发。

在刘纲纪看来，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第一个基本派别。儒家美学立足于人和社会的关系，把审美和艺术同社会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注重审美和艺术对人的道德情感的陶养和塑造，以及对伦理人格的完满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第一次对审美和艺术的社会性本质做出了深刻的说明。以老庄（尤其是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则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天道”的无为自然来观照现实人生的各种价值，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成就了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道家所讲的“体道”的心理状态深刻契合审美和艺术的内在特征，并第一次把美和艺术创造同人的自由联系起来。因此，它成为中国美学史上唯一足以和儒家美学相抗衡，并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学流派。在刘纲纪看来，儒道两家的美学虽然表面看起来似乎处处对立，但在肯定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对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以及如何实现上却表现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思路。总体看来，儒家美学的优点正是道家美学的弱点，反过来，道家美学的优点又正是儒家美学的弱点，这就决定了儒道两家既有根本的差异，又有相通的一面。从中国美学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美学对审美与艺术的社会性的认识得力于儒家，对审美与艺术的特征的认识则得力于道家。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起着抵制克服道家虚无高蹈的作用，道家热烈向往自由的精神起着动摇和突破束缚个性的儒家礼法的作用。”两者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使中国古代美学成为一个有机的、丰富而深刻的整体。”因此，“不了解儒道两家的美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古代美学。”儒道美学的相互渗透融合，就成为此后中国美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就产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在刘纲纪看来，儒道美学的相互渗透融合，表现在《周易》美学、楚骚美学、《吕氏春秋》、《淮南子》、扬雄、以及玄学美学等诸多形态之中。但除楚骚美学之外的其它上述美学在根本点上并未超出儒道两家的范围，只有楚骚美学作为儒道两家美学的一种特殊的综合，它既有同儒道美学相联系的一面，同时又在整体上表现了既不同于儒家美学，又不同于道家美学的新特点、新倾向和新思想。“楚骚美学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又避免了它的束缚个性、温顺中庸的缺点；既有道家向往自由的精神，又避免了它的和光同尘、不遣是非的弱点。”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楚骚美学在扬弃了儒道美学的各自缺陷的同时，也失去了儒道美学各自独立存在的情况下所特出的优点。与儒家美学相比，它在对现实社会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不及儒家；与道家美学相比，它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和反抗性上不及道家。尽管如此，楚骚美学的这种新特点、新倾向和新思想，“做出了儒道两家美学单独来看都不可能做出的特殊贡献，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儒道两家美学各自具有的偏颇，在中国美学史上取得了不依附于儒家或道家的独立地位。”它既表现在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弘博丽雅”、“惊采绝艳”的《楚辞》中，也表现在繁富艳丽、色彩斑斓的楚艺术（尤其是漆器及丝绸装饰）中，还融化在充满浪漫的幻想、奔放的热情的楚风和楚俗中，这就使楚骚美学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美学思潮，极大丰富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

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状况、时代精神、文化心理的变化，出现了同禅宗思想直接相联的禅宗美学。刘纲纪认为，禅宗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中是一个空前重大的变化和突破”，就其实际影响而言，“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美学的主体。”与儒道美学相比，禅宗追求的那种超越有无、是非、得失的自由境界，强调“自心”、“自性”的强大作用，凸显“妙悟”、“慧照”的内省式的直觉、灵感和体验等等，都表明了它同审美和艺术的血脉关联，不但渗透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中，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儒道两家的审美理想，而且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艺术理论，使中国美学对审美和艺术特征的认识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刘纲纪认为，儒家主要是从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中去寻找美，重视人的道德精神的美，道家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寻找美，追求人与自然合一的无限自由的境界，而禅宗是从个体内在精神的解脱和心灵的直觉体验中去感受自由、感受美。因此，它表现出与儒道不同的美的理想和境界，与儒道美学鼎立而三，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潮。

需要指出的是，刘纲纪虽然沿袭了李泽厚的四大思潮说，但他不同意李泽厚对宗白华美学的理解。在刘纲纪看来，李泽厚对宗白华美学特色的说法是“敏锐”的，“很有深度”，但李泽厚认为宗先生只作了一种“直观式”把握，这并不准确，“因为宗先生也曾作过很有深度的理论上的分析，尽管不是以一种系统的形式表述出来”。刘纲纪指出，李泽厚还忽视了宗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美学很重视并且有很深的理解，这充分表现在他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所以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四大思潮的基础上，又加上玄学美学、以及明中叶以后具有近代人文主义色彩的自然人性论美学，共同构成中国美学的六大思潮。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关于中国美学思潮的最完整、最全面、最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表述，已为中国美学界所广泛认同和接受。在中国美学六大思潮的基础上，刘纲纪还具体阐发了中国美学和艺术文化的六大境界。儒家以善为美，把美看作是善的最完满的体现，以“和”为善与美的最高理想。道家境界的最大特点是以“自然无为”为美，追求与大自然无限统一的永恒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楚骚”境界是一种儒道结合、以儒为主的境界。它不同于儒家的怨而不怒，而渗透着反抗批判精神；也不同于道家的和同自然，而主张积极入世。玄学境界是一种援儒释道、以道为主的境界。它既不同于儒家那样追求仁义道德，也不像道家那样追求与外在自然的合一，而是追求个体内在精神的绝对自由。禅宗是被中国文化改造了的佛教，是一种采取了宗教形式的人生哲学，追求在个体内在的直觉体验中达到精神的超脱和自由。明中叶以后的自然人性论美学，带有鲜明的个性解放的色彩，以真、情、趣为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在刘纲纪看来，这六种境界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有的艺术作品以及一定的历史时期，又表现了不同境界的兼备与合流。

四、中国美学的六大特征

在刘纲纪看来，中国美学的六大思潮虽然各有其独特的思想重心，也凝结为不同的美的理想和境界，但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的表达，又在根本上表现出与西方美学不同的中国美学的共同特征，即“都是在肯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精神、必然与自由、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个根本前提上来观察美与艺术问题的。”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的绪论中，刘纲纪立足于中西历史、文化、哲学、美学的比较，抽绎出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刘纲纪认为，与世界其他民族和文化传统相比，中华民族是最重视伦理道德作用的民族之一，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哲学、美学和艺术。因此，它就成为考察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的根本点。在此基点上，刘纲纪把中国美学的特征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他认为，同西方哲学相比较，善始终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课题。中国艺术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表现在美学上，便是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美善统一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美学史。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美学思潮中，对于善的内容、实质的理解，以及美善如何统一的看法不同。正因为中国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并力求实现这种统一，所以中国美学经常把审美和艺术同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品质紧密联系起来，重视审美和艺术对人的道德情感的影响和塑造，反对那种低级的动物性的感官欲望的满足，把人的感官愉悦和情感满足提升到一种真正属人的、符合人性的、社会性的层次。

第二、强调情与理的统一。中国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这种统一主要通过审美和艺术对人的情感的净化、感染而培养一种伦理性的道德情感。中国美学和艺术重视人的情感的表现，并以此来解释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但同时强调情感的表现要符合某种伦理原则和理性原则，反对那种无节制的、非理性的情感。中国诗学历来强调“诗言志”（《尚书·舜典》）、“思无邪”（《论语·为政》）、“温柔敦厚”（《礼记·经解》）、“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等，艺术的情感表现总是和个人的理想、愿望、情志相关，而不是那种单纯的动物式的发泄和宣泄。另外，中国美学和艺术还强调情感表现的真实、真诚、真挚，反对那种虚假的、矫揉造作的情感。这就使得中国美学总是把艺术的创造和艺术家的人格境界和道德精神联系起来，强调“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不诚无物”（《大学》）、“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而君子小人见焉，”（扬雄《法言·问神》），强调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等等，这就使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情感表现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的表现，形成了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

第三、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在中国哲学中，对作为最高课题的善的探求，其根本目的在于成就一种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因此，这种探求需要个体内心的体验和直觉，不能只靠纯粹概念的思辨。中国哲学的这一特征，深刻影响到以美善统一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美学，使中国美学和艺术始终不把认知与直觉分割开来，而强调两者的统一。儒家美学最强调艺术的概念认识的功能，但并不忽视和否定直觉；道禅美学最重视直觉，但也充分肯定艺术的直觉不能离开认知。虽然其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把认知与直觉二者互相分离和对立起来。这是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优点。

第四、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基本问题，虽然各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几乎都普遍地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主张天人一致或天人合一，这种思想贯穿在中国历代的哲学和美学的讨论中。儒家从物质需要的满足和伦理道德的规律来讲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道家从自然的无为自化来讲人与自然的统一，主张纯任自然，要求人向自然的复归，进入有如自然本身那样的境界，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和谐。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美学总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中去寻找美，认为美只能存在于满足人的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这两者的统一之中，而不在一个超自然的世界或者脱离社会的孤独个体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找美，这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特色和优点。中国美学立足于人的生命的保存和发展，一方面肯定人的自然生命，反对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同时又要求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必须合乎社会的伦理道德，反对动物性的纵欲主义。另一方面，充分肯定自然的美。认为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的对象，自然美的根源不在于它本身的某种与人无关的属性，而在于它生生不息的创造、运动、变化和人的生命的保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和人的道德情感的要求相一致，它的运动的力量、节奏、韵律，它的时空上的宏伟、永恒、无限，对人的道德情感、人格力量、精神境界具有无穷的感召和启示，人可以效法自然而同其伟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庸》），“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把自己的人格、精神提升到有如天地般的崇高伟大。这样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一方面避免了西方式的对于自然的机械论和对象化的解释，另一方面又没有把人带入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狂想中去。

第五、富于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哲学和美学始终重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并探索实现这种统一和谐的途径。审美与艺术被看作是促进人的健全合理的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而不在于对外部自然的认识，也不是宗教的附庸或手段，而是实现“和”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人的感性欲求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始终是中国美学的根本。“和”既是美与艺术的理想，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理想。这使得中国美学富于原始氏族社会那种质朴、真诚、互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一切反人性、反人道、反理性、恐怖狂暴的思想，在中国美学中没有立足之处。

第六、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美学追求美与善的统一，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和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高度自由的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境界。所以，在中国美学中，达到了善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最根本和最广大的意义上达到了美的境界。与西方相比较，西方常常是由道德而走向宗教，以宗教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中国则是由道德而走向审美，以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中国哲学肯定人的现世生存的意义，主张在现世人生中求得不朽，不同于西方宗教那种把人引向一个遥远的彼岸天国。

这样一个融通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宗教等多向度、多层面、整体性的视域，对中国美学基本特征所做出的提炼和概括，可谓在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精神特质与核心价值，已经成为中国美学界的普遍共识。此后的中国美学研究，基本上就是遵循着这样的解释路径和范式，这在后来出现的各种中国美学研究论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要么只是概念表述的不同，要么只是发挥其不同的方面，但总体上很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美学，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精神特质。

五、《周易》生命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

如果说中国美学的六大思潮、六大境界和六大特征，是就中国美学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具体体现而言，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原由使得中国美学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在这些思潮、境界、特征的背后，那个更为根本的思想文化根源是什么？这不但是进一步确解中国美学的思潮、境界、特征的关键，也是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美学内在精神特质和文化根性的关键。在刘纲纪看来，这个一以贯之并绵延不绝地流淌在中国美学和艺术中的思想根脉，就是由《周易》所开显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思想。

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周易》的美学思想”一章中，刘纲纪开宗名义地指出：“《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首先不在它所提出的个别直接具有美学意义的概念、范畴，而在它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在刘纲纪看来，在先秦思想中，儒家主要关注社会政治伦理问题，而道家则着眼于自然，两者都未能从总体上对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做出说明，而《周易》（更准确地说是《传》）则“以道补儒”，在儒家“人道”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论和“天道观”的合理成分，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做出了总体性的概括和说明，建立了一个“弥纶天地，无所不包”的统贯天人的整体性世界模式。就中国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恰恰是这样一种世界模式，“最为直接而明确地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儒家美学同社会政治伦理学说纠缠在一起，而缺乏哲学的思辨，道家美学同它的哲学合二为一密不可分，而且常常流于玄虚。这就使得儒道两家的美学同它们的哲学的关系是隐而不显的，“只有在《周易》出现之后，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才真正清晰地呈现出来。”

那么，这个哲学基础，或者说贯穿《周易》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什么？在后来出版的《〈周易〉美学》一书中，刘纲纪对此做了深入的考察。他通过对《周易》文本中直接提到的“美”、“丑”，以及与之相关的“元”、“亨”、“利”、“贞”等语词和概念的训释考证和思想解读，指出《周易》的思想体系和美的观念是同天地观念和生命观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周易》那里，天地产生万物，从而产生万物的美，这是《周易》美学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在刘纲纪看来，“《周易》全部思想的出发点与基础是对天地的认识，因此这也是它的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基础。研究《周易》对天地的认识，是研究包含美学思想在内的《周易》思想的根本。”那么，《周易》是如何理解天地的？刘纲纪条分缕析了《周易》中所有有关天地的论述后得出结论，认为在《周易》的思想世界中，天地最伟大的功能与特性就是生育万物，即“天地是生命的根基”，“是生命之所从出”。在刘纲纪看来，与儒家相比较，《易传》之前的儒家思想（除荀子外）很少关心天地问题，而《易传》则把天地问题提到了中心位置；与道家相比较，道家虽然很重视天地问题，但它是从天道无为的角度去认识天地的。与此不同，《易传》则是从天地的生成的角度以及天地与万物的生成关系来认识天地的，对天地与生命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的哲学概括和系统论证。“生”成为《易传》天地观念的核心。《易传》用“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来解释《易经》，是“哲学上的一大创造”。刘纲纪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它从生命的观点来看《易经》之‘易’字，并把它和天地不可分地联系起来，以天地为生命的根基、源泉。研究生命即是研究天地，研究天地即是研究生命。它处处立足于生命的发生和存在去观察天地，论述天地，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前所未见的。”通过这种比较，刘纲纪明确提出“《周易》的哲学乃是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这一重要论断，并认为“这是《周易》哲学最大的特点和贡献所在”，也是《周易》对中国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