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首先要解决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这两个前提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的可能性不仅在于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前提，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跨学科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都具有开放性与批判性，且二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的必要性在于其重大的时代意义。在理论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对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对改造符号世界，解决人类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跨学科；虚拟实践；符号世界；

作者简介：赵士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哲学。

文章来源：《求索》2022，（06）

符号学的兴起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正如李幼蒸先生指出的：“现代西方哲学从内容到风格都与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哲学截然不同，一个普遍而突出的特点是，几乎一切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认真地思考语言的问题，致使20世纪成为语言哲学的时代。”“语言”本身是符号的一种，也是体现人类超越性本质的重要符号。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对语言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讨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偏了方向，其理论研究针对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象征资本等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大多以文化批判取代对物质的批判，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这同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道德谴责一样，是一种“立场的后撤(retreat)”。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整体上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探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是从引入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开始的。正如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有一个中国化过程。作为具有语言普遍性的符号学，与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它通过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实际结合，进而发展成为特殊国别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正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世界化正是通过其民族化实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之一，不仅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借鉴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的研究成果，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生产实践的理论发展路径，进行面向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当代符号世界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符号学传统，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开展理论构建。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方法论的有机融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是可能的，有其现实前提与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也是必要的，有其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符号学为真实与非真实的联通架起了桥梁，符号学给予一种进行后现代阐释的视野，是交流与存在的耦合(coincidence of communication with being)。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本质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旨在解释和改造符号世界，为研究和解决数字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供科学方法论。

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现实前提

每一种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时代背景为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也不例外。当代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通信科技、网络科技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普遍化的虚拟实践也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普遍交往的数字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得以将整个世界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作为其基本前提。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须解决这一前提性问题，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何以可能的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基于客观的现实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的历史创造基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理论的构建同样基于其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自人猿揖别起，人就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中的“符号动物”,而不是生活在单纯的物理世界之中。人不再直接面对实在，也不可能直接面对实在，而是面对各种如语言、艺术、宗教等符号编织而成的世界。在以往的时代中，人类的虚拟活动只能通过幻想和想象在脑海中进行，或者以语言为中介进行表述与交流，因此，联通自然与文化、真实与非真实的符号学并未以独立的学科形式呈现。而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代，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开始“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实在还是虚拟。人不仅接收和发送承载信息的符号，不断创造新的符号，同时以符号形象出现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不仅是“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同时还是“元符号动物(Animal Metasymbolicum)”。无论是符号经济的蓬勃发展、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虚拟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还是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渗透，人类的符号活动越来越多，物理实在的范畴仿佛随之缩减，符号学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使人类社会二重化，即分化为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在现实社会中，世界的基本单位是原子(atom)。人并非在“数字时代”才具有虚拟能力，虚拟能力本身是人类的超越性的体现。人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无限性与实现需要的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这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实现自身需要，不断实现超越性的体现。人类的虚拟能力必须借助一定的中介才得以成为现实，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介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过去，语言与概念性观念是人类虚拟能力实现的中介，人类能够通过意识、观念去筹划在现实中还未出现或存在的对象。这种虚拟能力可以让符号先于对象出现，筹划符号可以事后再创造对象。但是，在计算机技术出现并高度发展前，人化世界始终是现实世界，而物质与思维的二分也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上，人始终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在信息时代，乃至后信息时代中，计算机网络使承载着信息的中介以光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进行传播。此时，符号化、数字化的中介使人类能够逐渐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建立出复杂的虚拟社会、网络社会，人类社会呈现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分化。人类不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同时也以符号的形式生存在虚拟社会中。

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类的虚拟实践成为现实。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社会扩展到虚拟社会，使主体能够置身于虚拟实境之中。在广义上，虚拟实践是人利用符号化或数字化中介超越现实性的感性活动。在狭义上，虚拟实践是在数字化时代条件下，人在虚拟社会中进行的感性活动，是主体按照一定的目的在虚拟空间使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的双向对象化感性活动。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人类经历过三次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化”到“机械化”,从“机械化”到“电气化”,从“电气化”到“自动化”的跃升。在过去的三次技术革命中，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技术，也不断为技术所创造。在虚拟实践中，人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创造自身，同时在虚拟社会中创造自身。在数字化时代，人可以通过符号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自身形象，赋予虚拟形象以个人特征，运用符号与虚拟社会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沟通交流。但是，虚拟实践无法脱离现实而存在，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虚拟社会中的感性活动的主体都是现实的个人，虚拟实践代价的承担者同样是现实的个人。

虚拟实践的出现与普遍化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生产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在数字化时代之前，社会生产主要以物质生产的形式存在，是在工厂等生产场所中的劳动。社会实践具有集中性、同步性、标准性、专业性，上下班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也就是时钟时间(clock time)。汤普森(E.P.Thompson)认为时钟时间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关键。而如今，社会生产已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劳动产品呈现出非物质形态，虚拟实践使人的劳动打破了生产和生活的界限，成为人类生命的全部内容。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员工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居家办公，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学习线上课程。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虚拟实践的出现与普遍化缩小，生产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时钟时间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关键。可见，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数字化时代中已经彻底被改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基于人类生存方式转变的现实前提。在虚拟实践成为现实的基础上，作为具有符号自觉性的动物，人所创造的经济、文化符号无限增多，并且人—符号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对象化。此时，人的本质仍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这种社会关系不仅在现实社会中，同时还在虚拟社会中。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人将意识对象化，赋予客体之上，同时，人所创造的符号反过来制约人、塑造人，符号为虚拟与现实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开辟了通道，物质与思维之间被符号所连接。这种现实前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

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与现实前提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因此，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可能性并非仅由现实前提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其构建同样离不开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的可能性不仅来源于数字化时代的现实前提，还在于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结合，而且二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符号学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是意义之学。“符号学”一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含义在使用中不断演变。古罗马医生盖伦写了一本症候学(semiotics)书，将“符号学”作为“症候学”。洛克将科学分为三部分，即物理学、伦理学与符号学(semiotic),他将符号学定义为逻辑学。直至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定义为符号形体、符号对象与符号解释的三元关系，“符号”一词才逐渐有了确定的含义，符号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索绪尔和皮尔斯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并未解释能指与所指是如何相结合的。皮尔斯给出了更加直接的“三元结构”。在符号结构中，符形处于媒介的地位，符号通过符形的媒介作用，提供了符号对象的讯息。符形是符号讯息的载体，如果离开了这个讯息载体，人们就不可能获得关于对象的讯息，因而也就无法认知和交际。从本体论角度看，人的意义世界由符号组成，任何意义都必须借助符号进行表达，既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无符号的意义。思维都是符号中的，每种被思考的客体都需要依赖于符号的存在。意义世界存在于物质与思维之间，是人化的世界，既不同于自在的物质世界，也不是单纯的精神世界。这也就意味着，一切对意义和意义活动的研究都必须以符号学作为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具有潜在的符号学意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在挖掘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符号学意识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中，曾任美国符号学学会会长的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提出了“隐秘的符号学家”(Crypto Semiotician)这个术语，以追踪在符号学发展史中被忽略或遗忘的人物。在此研究思路的启发下，美国符号学家迪利(John Deely)提出了“隐在符号学插曲”(Cryptosemiotic Interlude)这个术语，将其定义为“符号原型时期”(Protosemiotic Stage)与“正式的符号学时期”(Semiotics Proper)之间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哲学家庞其奥(Augusto Ponzio)借鉴了这种术语，将马克思视为“隐在的符号学家”。佩特里利与庞其奥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看作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Crypto-Semiotic)。马克思主义虽然早于索绪尔、皮尔斯等人的符号学思想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带有潜在的符号学意识。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一个符号，商品具有二重性，一是使用价值，二是交换价值。商品的生产是一种符号过程，是生产者根据自己接收的讯息，对符号的符形、能指对象化的过程。商品交换是一种符号过程，交换过程中就包括符号、符号的对象、符号的解释项这三要素。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商品是符号，表现为交换价值。符号的对象是被称为商品的对象，它所传达的信息，即“意义”,它所引起的观念，也就是解释项。符号对象即商品的价值，符号的解释项则是商品的出卖者与购买者的心理因素。如一个花瓶，在插花的人眼中，花瓶这个商品符号的解释项就是一个插花的容器；而在艺术家眼中，其解释项就是这个符号的艺术意义，即花瓶所含有的美学讯息。马克思主义对货币和语言的分析同样具有潜在的符号学意识。货币符号的能指、符形是价值，所指、解释项是这种符号的购买力。货币符号与语言符号在符号学上有着共同点。马克思认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由于人的交往需要会不断发生变化，从符号学的角度上看，索绪尔认为社会语言和个人语言共同构成了群体语言，而社会语言则具有社会的约定俗成特征。由此，语言的表意就依赖于语境，其特定语境是社会中的交往环境；货币也同样依赖于“语境”,其特定语境就是市场。语言与货币的规则都必须具有约定俗成特征与公认特征，同时也都会进行历时性演变。同时，语言和货币作为意义传递的枢纽，都构成了权力话语。作为社会权力的象征，货币象征着购买力，它鼓励人们占有它，并且为了占有它而尊重它所传递的意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商品、货币、语言等分析都具有符号学意识，其范畴包括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为解释和改造符号世界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包括虚拟意识，而动物几乎不具备虚拟意识。虚拟意识使人立足现实又能通过想象、联想等途径超越现实，是形成虚拟能力的重要动因。虚拟能力是人的主体能力的重要内容。没有虚拟意识和虚拟能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由于人具有虚拟意识，自在的物世界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人必然力求去建立一个有序的符号世界。符号世界最初表现为语言世界，语言文字创造了人的思维空间，是符号世界的一种。虚拟则是一次符号世界的革命，如果说语言只是创造了思维空间，使人可以幻想和交流不存在的对象，使符号先于对象出现，那么虚拟就使只能出现于语言中的不存在的对象成为现实。这也就意味着，虚拟意识是生产符号的原因，同样也可以改造符号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跨学科融合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社会存在，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内在矛盾的不断运动而与时俱进地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可以与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相结合的原因。同样，符号学也应该追求开放。符号学要研究一切符号，符号为人所创造，随着人的需要不断增多，其关系也越发复杂。人作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超越性动物，具有不断超越自身的特性，其创造物也随之不断发展，无限延展。符号学应超越自然与文化、内在与外在、真实与非真实的分野。其次，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方法论意义上都具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批判性，它不仅批判现存的现实及概念，同时也在批判中不断发展。传统符号学虽然走向文本自治的路径，但是“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精神上至为契合”。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这种结合恰好可以使符号学突破形式主义的瓶颈，获得现实基础，符号学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跨学科结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也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中实践的核心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实践而无法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逐渐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批判立场。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传入中国，但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中国并非全盘照搬照抄，而是始终重视实践的重要地位。也正是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时代意义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必要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前提性问题。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必要性不仅来源于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生存与发展，以及中国在5G等通信技术上领先的客观现实，而且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并改造世界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仅研究一切符号(包括语言、经济符号、电子符号等)的生产、发展与运动规律问题，也为符号世界这种人化的世界立法，研究人类在新型文明下的生存发展问题。在理论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能够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批判性，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于突破西方话语霸权，为马克思主义赢得生存空间，而且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恢复批判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意义上，科技的高度发展对全人类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虚拟实践带来了一系列的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个人隐私安全、文化殖民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不仅对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也为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在理论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将极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应该面向实践，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命力，同时，应当突破西方话语霸权，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中发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立场，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还处于弱势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路径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再经由波兰察斯到拉克劳与墨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构成被塑造为符号学上的“话语构成”。拉克劳认为话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替换为“话语”。任何对象都在话语体系中被构建。在这种意义上，主体被消解，话语成了独立的体系，从而形成了“话语拜物教”,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性。从商品拜物教到消费主义盛行下的符号拜物教到话语拜物教，一切拜物教的产生都是由于脱离了现实，无法揭开神秘主义的面纱，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所在。在符号充斥的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不回避符号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为符号学提供介入现实的批判立场，符号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在理论进路上还一定程度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汲取了符号学的优点，同时也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等问题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庞其奥认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时，不能仅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为意识形态，庞其奥反对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站队”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他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降格(reduced);也反对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在语言或符号与社会现实之间画等号，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关注焦点从社会结构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转向语言或符号。虽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已经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仍处于弱势地位，这是西方话语霸权与文化渗透的结果。“从唯物史观看，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就是由资产阶级开创并主导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有话语主导权。”在西方学术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亟需突破发展空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十分迫切且必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理论上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必要性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本质使然，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建构还将极大推进当代符号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在当代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形成了两个基本流派：一是结构主义学派，即结构主义符号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索绪尔、苏珊·朗格、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另一派是分析学派，即分析哲学的符号学，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皮尔斯、罗素、奎因、皮埃尔、莫里斯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就结构主义符号学派而言，其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感，无法揭示有关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社会历史符号发生和存在的深层原因；就分析哲学的符号学派而言，其主要缺陷则在于对符号意义的研究和解释陷入了自我循环之中，无法揭示符号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从符号到符号的游戏。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或不足是，当代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符号本体论”的倾向，把符号作为超越人类生存活动的第一性的东西，成为脱离人的生活的本体，演化成为一种“非人”的符号学。总之，当代世界符号学研究缺乏科学的哲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无法从整体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符号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将符号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联系起来，把人与符号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贯穿始终，有助于突破当代世界符号学研究的理论缺陷，走出符号学的发展困境，极大推进符号学自身的发展。

在实践意义上，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是研究和解决虚拟实践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必要路径。马克思在19世纪就提出资本势必追求“用时间消灭空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的不断增长，有限的物理空间无法满足人类对资源的需要。全球市场的形成导致交通运输的费用增多，资本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势必追求用时间去消灭更多空间。当有限的物理空间已经被充分利用时，虚拟空间应运而生，虚拟实践随之崛起，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以不可逆的形式不断发展。“随着虚拟实践的崛起，以劳动时间为轴心的社会时间结构正在被打破，休闲、娱乐与工作的界限也正变得模糊，人们将注重获得一种更富弹性、更加平衡的生活实践方式”。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在资源的获得上，数字化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是，与此同时，数字化生存的另一面也随之而来。在数字化时代下，知识产权可能被滥用，隐私权可能被侵犯，文化可能遭到破坏，盗版软件可能众多，数据可能被窃取，自动化系统可能会影响一些人工作的机会，就业市场的本质发生巨变。虚拟实践不仅反映了符号异化，而且反映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规范符号世界显得更加紧迫，解决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矛盾，维系新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也更加重要。同时，数字化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符号、文化符号更加迅速、无障碍地席卷全球。这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容易推进文化渗透，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中国，衡量其他国家，否认除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外的其他文化，否认中国对世界价值观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除了为马克思主义赢得生存空间外，还对于解决中国的“挨骂”问题，实现多元现代性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有一取胜密码，那就是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构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对解决中国乃至全球人类在现存以及未来的数字化生存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有重要意义。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将有力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看来，数字化是符号化的最新形态，数字经济也是经济发展的当代形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2022年G20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国际主张与中国方案，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然关注数字经济这一时代课题，并将对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看来，数字化是以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的。这就为中国未来自主创新突破芯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工业软件等核心技术，不断加强数字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指明了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认为，数字化是一个实践过程。这就为中国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不断实现并提高制造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水平，就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最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认为，数字化的方向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数字经济为人类共享文明成果提供了基础。这就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在大力发展本国数字经济的同时，也将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消除数字鸿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已经成为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论立足点，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人类的解放服务，这正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时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