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李达创建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经由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始终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立足中国实践，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而且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演进历程、学理根据、方法论前提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并不断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这一传统，既是“由理论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是“由现实而理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二者交相辉映、彼此成就，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珞珈学派。

【关健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武汉大学；李达；学术传统；

作者简介：李志，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及伦理学。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李达亲手创设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经由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始终立足中国实践，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下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演进历程、学理根据、方法论前提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传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研究的重镇。诚如青年马克思所说，“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是“世界的哲学化”。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既是“由理论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是“由现实而理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二者交相辉映、彼此成就，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珞珈学派。今天，回望和省思武汉大学这一学术传统的薪火相传，对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持之以恒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奠基

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研究工作，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奠基人。他撰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著作，致力于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考察中国社会实际，探索回应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最早探索者和奠基性人物”。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贡献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全方位的传播，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大师”。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与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思想论战，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诸多论战性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还译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为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本。李达所撰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该书1935年6月的第3版和1936年12月的第4版，并先后写下近2万字的批注。据称，这些批注正是《实践论》这一名篇的前身。

人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结束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期。这一阶段集中于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李达在1926年发表的《现代社会学》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第二个阶段是从大革命失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唯物辩证法运动，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从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不仅是唯物辩证法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了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成果——《社会学大纲》，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基本结束。

须指出的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广泛传播，不以传播本身作为最终目标，也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众多西方思想思潮之一来对待的。他更多的是出于“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近代中国摆脱羸弱困厄的状态”这一信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推介给国人的，旨在推动当时的中国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方法和理论探索和回应彼时中国社会发展中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多维探索

正如吕振羽所评价的，1926年问世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是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原则和观点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等重大问题的代表性著作。《现代社会学》包括18个章节，以唯物史观为依据详细阐明了社会的本质、社会的结构、社会变革、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等诸多问题，全面展示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成就——“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在这部著作中，李达不仅对生产力、作为社会之基础的经济关系、社会之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而深入的阐述，而且还以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作为解释国家之产生、发展和消灭的根据，揭示了社会变革的两个维度——“经济革命即社会基础之变革，政治革命即社会上层建筑之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社会思想层面上的变革。

李达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构建不止如此。与同时代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还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方面推进唯物史观研究，即从多学科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从《现代社会学》开始，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社会状况、民族状况等作了深入的剖析，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大纲》，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强调要构建一个既反映经济进化的普遍规律、又确实反映中国经济发展之特殊性并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法理学大纲》，对法理学的意义、分支和不同派别以及法律的本质、形式和内容等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最早意识到中国近现代社会具有“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特殊性”，主张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撰写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题的专著，强调了民族解放运动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意义。

（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李达是为数不多的自觉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先驱人物，他的《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就。

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包括“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5个篇章。李达在该书中首次提出“实践的唯物论”。他认为，对劳动概念所作的唯物论的阐释，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唯物主义从外在于人的自然领域延伸到人类历史领域，“从下方完成到上方，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他还将唯物辩证法当作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角度理解唯物辩证法，强调唯物辩证法是“一切先行的学说、思想及知识之辩证法的综合”，从而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相一致的高度上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正如陶德麟所言，该书的理论成就极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在当时是最系统最准确的”，而且“此书不是马列著作的一般复述，更不是外国研究成果的照搬，而是作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理解独立完成的作品，有自己的严密体系”。

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受毛泽东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也是李达最后一部代表作。《唯物辩证法大纲》包括5篇内容，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等多个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指出辩证唯物论肯定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突出了实践观点及其认识论的意义，强调从统一的角度来理解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关系，提出了唯物辩证法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等一系列观点，详细考察了唯物辩证法产生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界定“实践”概念并前瞻性地指出科学技术实践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该书还着力概括总结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基本经验，对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进行了系统阐述，如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发展等。该书的末尾在谈到真理问题时，还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实际，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性，主张“在党的领导下容许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流派自由发展，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自由争论”，“促进真理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文化繁荣兴旺”。

综上，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李达毕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开创和奠定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这一历经百年风雨的学术传统。

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弘扬

李达逝世以后，他开创的学术传统从来都未曾中断，而是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发扬光大。这一学术传统的“哲学传人”首先是李达的学术助手、已故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陶德麟始终坚持理论关照现实，不仅深入且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还开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极大地弘扬了李达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

在“文化大革命”前，陶德麟除协助李达撰写论著外，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工作，并发表了一些论著，开始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评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释文》，挑战了当时的苏联哲学权威，向国际哲学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此后，他长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说中国话”，而“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开始讲中国话，陶德麟将哲学视为“高耸云霄而又普照大地的阳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须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对各类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一）对“实践与真理”系列问题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陶德麟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实践论〈浅释〉》《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与何祚庥同志商榷》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阐述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就是把直接经验同间接经验恰当地结合起来的范例”；在比较不同真理标准的理论基础上，阐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含义以及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的关系；辨析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进而区分了认识的真理性与真理之间的界限。

陶德麟1978年重返学术界不久就参加了“全国真理标准问题研讨会”并作了主题发言，其中的第三部分以《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为题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上发表。与会期间，他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给李达的3封书信，后刊发在1978年第12期的《哲学研究》上。这些书信的问世，对当时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随后，他又先后发表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一篇对话》《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何谓彻底认识世界？——关于不可知论》等系列理论文章，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严谨的论证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恢复和重新确立实践标准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陶德麟还引入了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撰写了《论生产力标准》《从建国五十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理论问题》《论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等系列论文，阐明了为什么在重新确立实践标准多年以后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原因。他指出，实践标准具有“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功能”，而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是“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这一标准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既发展生产力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对社会主义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反思

陶德麟始终秉承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方法和观点并不断使其中国化，又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状况并不断促使理论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实现理论与现实的进一步融合。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对“双百”方针的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深入考察，对社会稳定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陶德麟在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了《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应当重新解释》系列论文，深入探讨了“双百”方针的本来涵义和客观依据，提出应根据“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和人类文化发展的理论”重释“双百”方针，强调了这种经过理论基础置换和重新阐释的“双百”方针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至其后的20年间，陶德麟参与了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并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发表了《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人学研究之我见》等系列文章，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认为我们之所以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是为了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以人为本作了系统阐释，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落脚于以人为本。同时期，他还撰写了《两种伦理原则》《道德观念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等论文，考察了无产阶级道德的历史形态，回答了何种道德观念、何种分配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等问题，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于今天构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各种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陶德麟发表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系列论文，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怎样坚持等问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使其“具有当代的视野和当代的水平”。他还主编了《社会稳定论》这部重要著作，基于四个方面的维度，系统考察和探讨了社会稳定的基本涵义、必要性、实现路径等一系列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探索

陶德麟理论探索的重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转向，转为从方法论的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正如他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果，但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有所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的歧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上的歧异。”为此，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等一系列的专著，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法论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针对有些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合法性的论调，他通过详细回应“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否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国人能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全面论证了为什么以中国的话语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必需的问题。对于那种虽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可能的却质疑其是必要的论调，他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指出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两个方面的因素，即理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方面的中国实际，只有这两个因素都同时在场并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保持其生机与活力。由此，他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的一面，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是以什么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成败得失的问题。针对学术界对相关文本标准与实践标准的争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检验其成败得失应“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因此，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也不能被教条地当成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则就会导致认识与实践的分裂；坚持实践标准，必须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注意在具体条件下看待实践和理论。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行不通。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并专门探讨了大众化的内容、对象以及大众化与通俗化、大众化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等问题，认为“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尽之责任。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发展，也就是现代的中国哲学”，应该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意义上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述表明，李达和陶德麟作为两代学人共同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先后奠定和弘扬了武汉大学的这一学术传统，“成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演绎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

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拓展

陶德麟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贡献卓越，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包括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一批传承者，如汪信砚、何萍、姜锡润、萧诗美、赵凯荣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汪信砚是这一传统第三代学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陶德麟的亲炙弟子，汪信砚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先后出版了《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多本专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提出了诸多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见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或新传统”等，极大地拓展了先前的学术传统。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基础性问题的探析

在近现代宏阔的世界史与中国史背景下，汪信砚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能、以什么作为根据等一系列问题，扩宽和加深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一是系统回答了“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给出了问题的答案：“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不断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进一步强调，应至少从三个方面来回应这一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是深刻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在哪里”的问题。他主张，这一根据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即实践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其他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这一功能的最终实现，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特定历史、特定文化、特定现实相结合，或者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民族化的形态转型。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这种同一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决定的。

三是详细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必要的问题。他反驳了各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错误见解，旗帜鲜明地指出，虽然我们应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转变为一种中国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完全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单是普遍原则作用于特殊现实的过程，“也包含着由特殊向普遍的运动即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同时致力于普遍原理的基础研究和普遍原理应用于特殊对象的研究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原则应用于中国的特殊问题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纵向考察

在汪信砚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主导了中国哲学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型，为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两个基本的历史维度。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纵向的理论考察。

一是全面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图景。他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泉，并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历史时期下的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历史实际”，其中，中国的现实实际即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它“与一定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中国的历史实际则是指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形式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二是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他将中国哲学传统的演变过程区分和概括为古代传统、近代传统、现代传统三个阶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潮流”，进而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他还从哲学探索的三个方面入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作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本质规定性，阐述了这一中国哲学新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还深刻分析和回答了一些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与现代传统的分界线、中国哲学界的体系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之间的关系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从开创到完善、阐扬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张力，“传统通过创新而不断发展和延续，而创新则通过借重和超越传统来实现”。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研究

正如汪信砚所指出的：“几乎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个理论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文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必要性问题等，都是方法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他尤为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开展方法论问题的相关探索。他在学界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全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他进一步指出，以这种范式开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还能够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汪信砚在最近出版的专著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理论主张。他谈道：“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准。”他认为，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各自研究的基本范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由于缺少较为统一的范式而出现了理论危机；要摆脱这种危机状态、确立正确的研究范式，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矫正各种错误理解，通过恰当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厘清两类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相对狭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个案和比较研究

汪信砚尤为重视从个案和比较的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包括对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以及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比较研究等。

他强调，个案研究“既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直接的思想资源的开掘”。他主持编纂的20卷《李达全集》，是对李达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本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进一步弘扬了武汉大学的这一学术传统。他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个案所开展的研究，认为毛泽东在这一传统的形成发展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完善了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认为毛泽东对这一传统的完善表现为“完整地揭示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科学地定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基本内涵”等。

与此同时，他也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早期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紧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来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各有不同特点。李大钊是“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寻中国道路、求解‘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瞿秋白“是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 ，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改造世界的武器，将唯物史观看作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等。

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赓续

进入21世纪以来，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第四代学人，包括李佃来、赵士发、李志、周可、吴昕炜、盛福刚、刘秉毅等，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开展不同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使这一百年传统以新的形式得到了赓续。

一是将这一范式注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对其中的基本理论、核心问题、重要文本等方面作了创新性阐释。例如，“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一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起点，重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二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轴心，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主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发挥超越性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指引功能，要为美好生活建设提供思想素材和目标指引。

二是将这一范式注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在相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不仅要注意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风貌，还要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和流派开展个案研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性提供参考；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充分汲取20世纪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丰富成果，发掘新的内容和形式，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三是将这一范式注入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对关涉到的核心问题、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当代意义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之一，就在于形成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体系；毛泽东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三大历史贡献，分别是“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中心构建日常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范式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构建政治话语体系”。

四是将这一范式注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对其思想源流、核心问题、重要论断等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例如，从实践效应这一角度阐发了马克思有关劳动所有权问题的重要论断，主张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确立劳动所有权原则从而赋予劳动以崇高性，赋予劳动者保护自身财产的不可辩驳的权利，从而最终完成劳动所有与劳动所有权在事实与价值上的真正统一；运用最新研究成果，对李达的唯物史观解读、女性解放理论作了创新性阐释。

五是将这一范式注入资本批判理论的相关研究，对相关概念、理论地位等作了独特阐释。例如，在“当代如何看待马克思阶级概念”问题上，主张追溯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理论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理解“阶级”概念所对应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价值追求；指出唯物史观的确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因为正是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前提和法权观念，马克思才形成了从人类历史出发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所有权的思路。

此外，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第三代第四代学人，还将这一范式全面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和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以及包括全球化、现代化、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内的现实问题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并使这一研究传统呈现出多元开展、枝繁叶茂的良好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