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赫拉利从当前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角度出发，得出了21世纪无产阶级将沦为“无用阶级”、资产阶级将上升为“超人类阶级”的结论。这种论断固然揭示了两大阶级之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却陷入了“技术统治论”的窠臼。马克思认为，技术并非纯粹的生产工具，在其产生、使用以及改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特定的社会关系维度。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不仅推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而且以能否服务于资本增殖为标准，将本属于同一群体的无产阶级区分为“有用之人”和“无用之人”。同样，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将像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样，呈现出资本的剥削、分化、控制等社会职能，所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所谓的“无用”的社会根源还在于“无产”。更进一步地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看，当前人工智能图景中的政治形态依然是“阶级政治”而不是“技术政治”。故而，无产阶级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要勇敢地承担起“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激发阶级意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关键词】无产阶级;无用阶级;技术政治;阶级政治;历史规律;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程萌，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

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23（04）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西方学术界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现象来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切入点。对他们而言，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工业社会已经衰落，以第三产业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社会迅速崛起。与之相应，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在19世纪判断的那样走向崩溃和灭亡，而是通过对自身的生产结构调整依然强有力地保持着自身的统治。反倒是曾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不再具有高昂的革命斗争热情，不再勇敢地承担起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重任，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日益变得边缘化和碎片化。

譬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就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探讨了人类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从“智人”到“智神”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智人征服世界”“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智人失去控制权”是串联起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部曲”。值得注意的是，在《智人失去控制权》这一章节中，赫拉利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感困惑的论断：人工智能将会使无产阶级沦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的“无用阶级”，使资产阶级上升为“获得永生、幸福快乐、化身为神”的“超人类阶级”，从而加剧两大阶级之间原本的不平等[1](p293,315)。值得肯定的是，赫拉利看到，在人工智能时代阶级结构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仍在继续。然而，他又消极地认为阶级的主体已经变化，主张马克思对阶级功能的分析观点已经过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赫拉利的这种观点显然是成问题的，澄清其“无用阶级论”的悖谬之处，有助于我们在智能时代将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说推进到新的研究阶段，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科学性，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以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一、“技术统治论”谱系中的“无用阶级论”

在《未来简史》开篇，赫拉利就从生物学进化的维度，对比了以往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饥荒、瘟疫和战争”和21世纪人工智能带来的“渴望永生、想要幸福快乐、升级为神”等新的憧憬。“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希望克服年老甚至战胜死亡。在拯救人类脱离各种不幸之后，我们现在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挣扎求生的动物性之后，我们现在希望把人类升级为神，让智人化身智神。”[1](p18)赫拉利认为，20世纪末人类已经成功跨过了生物贫困线，控制了传染病大流行，打破了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认为，这些问题尽管还未被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的、无法掌控的、需要祈求神意来解决的难题，转化为凭借人类自身力量就足以预防和应对的非常小的挑战。他还以具体的统计数据为例，说明人类在近年来死于干旱、埃博拉病毒或恐怖组织袭击的可能性，要远小于死于暴饮暴食的可能性。

赫拉利进而声称，在消除了饥荒、瘟疫和国际霸权之后，人类在21世纪首先将转向“长生不老”的生存目标。在他看来，对当代人来说，死亡不再充满宗教所说的某种命定的神秘性，而是变成了基因工程、纳米科技能够解决而且也应当加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比如，病菌入侵、心脏骤停、癌细胞扩散等，都可以分别通过使用抗生素、电击、化疗等技术方案来解决。其次，人类生来就有权要求幸福快乐，所以应当将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不可被剥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转化为“享有幸福的权利”。而且，对人类来说，幸福快乐是由生化系统所控制的。故而，只要不断地开发各种医学产品和生化疗法，就能让人永远享有无止境的快感。最后，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升级为可以像“神”一样控制自身生物特质的“超人类”。

赫拉利解释道，人类所追求的不死和幸福的前两大目标就是神的象征，因此，前两个目标被包含在第三个目标中。或者说，第三个目标是由前两个目标推动而形成的。也可以说，21世纪人类的新议题尽管有诸多分支，但这些分支都以“获得神性”为核心[1](p41)。他还提醒人们，人类想要成为的神，并不是指基督教中全知全能全善、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耶稣，而是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他们虽然不完美，也有各种缺点，却敢爱敢恨、敢于创造、敢于展示自身的才能与价值。如“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爱神阿芙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疯狂”等都是从“智人”进化为“智神”的人类的必要“神性”。

接着，赫拉利以气势恢宏的历史眼光分析了人类社会从过去到未来的发展轨迹，并集中论述了以下三大主题。（1）“智人征服世界”。赫拉利强调人类要想把自身提升为神，就必须重视自己的起源，研究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否则，人们就无法真正深入地探讨人类的本质、人类的未来发展趋势。（2）“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赫拉利认为，人类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不仅凭借科学技术控制了世界，又以“人类是世界万物的中心”的人文主义信条为世界赋予了意义。而这种人类中心论又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3）“智人失去控制权”。赫拉利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动摇人类对人文主义的信念基础，使超越人类智慧的智能机器掌控世界、赋予世界意义。赫拉利着重描绘了人工智能威胁人类价值的三种可能情形：其一，人类将完全不具有价值。其二，人类整体仍然具有价值，但个人无价值，算法系统成为新的权威的主体。其三，部分人拥有算法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并组成超人类的精英阶层。可以说，这就是赫拉利所着力刻画的“无用阶级论”的关键之处。具体来看：

第一，人工智能将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赫拉利以2016年谷歌开发的Alpha Go击败韩国棋王李世石为例，说明人工智能在赶超人的能力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还引用了牛津大学发布的《就业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20年内，人工智能将会威胁到收银员、厨师、服务员、建筑工人、安保人员等体力劳动者的工作。不仅如此，就连艺术家、教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也会受到人工智能的极大影响。换言之，人工智能不仅会替代人的机械性的体力工作，还能替代同人的认知能力紧密相关的脑力工作。

第二，被人工智能超越劳动能力的无产阶级沦为“无用阶级”。随着人工智能将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排挤出就业市场领域，他们将终日无所事事、碌碌无为，沉迷于虚拟游戏或药物，“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1](p293)。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集体利益受到威胁”之后，不再“团结起来、组织罢工、进行抵抗”，不再“形成重要的投票群体”[1](p290)。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已被算法主导，而算法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在“亿万富翁”的手中。

第三，包括人类在内的每种生物都是算法的集合，算法支配和统治一切。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数百万年自然进化选择的结果，是一种有机算法；智能机器则是一种非有机算法，并且其算法的运作不受组成物质的影响。“因此，没有理由相信非有机算法永远无法复制或超越有机算法能做的事。只要运算结果有效，算法是以碳为载体还是以硅为载体又有何差别？”[1](p287)赫拉利强调，虽然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与人类相匹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用越来越聪明的算法统治人类就会越发容易。

第四，掌握财富的资产阶级将上升为“超人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传统的人本主义信条假定：人与人之间尽管存在贫富差距等不平等，但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都同样值得尊重；一个人无论住在豪华城堡还是茅草屋内，身份是农民还是亿万富翁，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虽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更好的医疗保障，但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差距将变得更大。大部分高科技的医疗资源，因为昂贵的费用问题，都是为占据巨额财富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样，人工智能就在生物学意义上将人类撕裂成不同的阶级，也摧毁了传统人本主义观念的理论根基。

由此观之，赫拉利富有见识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在带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等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使阶级问题成为21世纪“急迫的政治和经济议题”[1](p356)。但问题在于，赫拉利作出的这种智能时代无产阶级将沦为“无用阶级”和资产阶级将上升为“超人类阶级”的论断的立论前提是否科学合理呢？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前人类依然没有彻底解决贫困、疫病和战争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智能时代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人的本质并不是一种算法，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01)；人工智能在未来并不能完全将人排挤出就业市场，它只是在构建人与机器的新的分工；无产阶级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承担着崇高的历史使命，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资产阶级由于自身资本逻辑的狭隘性，将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加深，甚至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埋葬自身、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

在思想谱系上，赫拉利的这种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论断延续了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勃兴的“技术统治论”思潮。从词义上就可看出，所谓“技术统治论”就是指完全按照技术原则来治理社会或者说统治社会。从凡勃仑的《关于现实技术工作者协会的备忘录》到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到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莫不如此。他们的基本观点可以被归纳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成为由技术统治的社会。并且，作为统治者的应当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而不是政治领袖，因为技术专家在长期的技术训练中培养了理性思维，尊重事实，代表公正，能够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即技术的发展能帮助人类社会克服坏的方面和保留好的方面。

同样，赫拉利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广泛采用各种技术，改善工人待遇，增强工人的民族意识，允许工人投票参政，使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说失去了效力。“于是，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英、法、美等工业强国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也未在这些国家登上历史舞台。”[1](p51)因而，赫拉利同凡勃仑等一样，以科学技术问题掩盖了社会制度问题，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等种种困境，无法正确地揭示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也就是说，这些技术统治论者们尽管正确看到了技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片面夸大了技术的社会功能，漠视了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科学论断，所以最终显露出的乃是与资产阶级相吻合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局部改良的愿望。

二、技术和资本的“共谋”：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统治逻辑的实质

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p602)在这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强调了生产力的进步既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又能影响社会关系的变革。不过，埃吕尔、温纳、梅森等却从这句名言出发，把马克思歪曲成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认为马克思相当清楚地表达了生产技术必然是决定社会结构的唯一因素的观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尔施强烈反对这种对马克思的污蔑，认为马克思在诸多文本中虽然论述了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有机关联，但并没有把二者界定为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同‘技术统治论者’的唯心主义抽象毫无共同之处；后者臆想社会生产力脱离一切社会的规定性，可以纯粹由自然科学与工艺学来确证与测定。”[3](p150)这与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为马克思所作的经典辩护不谋而合：“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4](p591)

应当强调的是，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本身就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发电机和内燃机等能源动力技术、自行车和火车等交通运输技术、电报等信息通信技术均已出现并开始被广泛应用到生产生活领域。对此，马克思保持着密切关注并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5](p579)。可见，马克思对技术的探究与反思，不仅是要揭示作为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物质形态的技术，更是要揭示技术这个物质形态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整体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是秉承了作为物质资料的技术和作为社会关系的技术的双重视角，对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资本“共谋”的社会事实展开了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不断为资产阶级的价值增殖活动服务，辅助资产阶级最大化地榨取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资本论》手稿之一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技术作为生产工具虽然表面上具有物质形态，是“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但它并非自然界的产物，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其主要目的是要让自然界成为服从人的意志、实现人的要求的工具[6](p198)。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才是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本质规定。反之，如果我们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将技术抽象地视为一种自在的、纯粹的自然物质形态，那么就脱离了“真正的唯物主义”，走向了将技术神秘化的“抽象的物质方向”，陷入“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所以说，透过技术的物质形态来揭露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关系的实质正是马克思对现代技术展开历史唯物主义反思的重要结论，亦是马克思的科学的技术观同20世纪以来的技术统治论等思潮的重大区别。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探究了机器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对财富的创造价值。“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6](p356)在自然经济时期，人类劳动只不过是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附庸。在那里，人们主要是依靠镰刀、斧头、锤子等简易工具进行生产劳作，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对劳动者的生产工艺的熟练程度要求较高。而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则用风、水、蒸汽等取代人的肌肉，使之成为推动生产工具运转的动力。结果，原先复杂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成各个阶段和各个组成部分，社会化大分工取代了原来落后粗鄙的分工原则。与之相应，劳动者也逐渐不用再关心他们所执行的特定生产任务，而是随时都能在机器技术的协助下从一条生产线自由地切换到另一条。“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6](p357)

不过，机器技术的这种将“熟练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生产过程，在另一个维度又使资本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完整地获得对生产过程的主导权。劳动者则从属于资本逻辑的发展需求，并越发服从于资本本身及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7](p387)在此，马克思极富见识地指出，资本家通过掌控机器技术，一方面使部分工人沦为机器的奴隶，让他们必须按照机器的速度和强度来安排自身的生产生活；另一方面，“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7](p469)。所谓“过剩的劳动人口”，就是在《资本论》中被马克思定义为与直接参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役劳动军”相对的“产业后备军”。在马克思看来，二者本都同属于无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却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就业竞争压力，使“产业后备军”从“无用之人”变成“现役劳动军”式的“有用之人”。同时，也能够迫使“现役劳动军”付出更多的劳动、得到更少的回报，因为他们的就业岗位随时都可以被数量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替代和填补。

据此来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更彻底、更全面地揭示出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排挤工人和剥削工人的主要社会根源。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是“机器悖论”，赫拉利所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悖论”。可是，关键之处在于，人工智能是对机器的工作原理和生产机制的信息化扩展。它是以计算机为技术载体的新的“信息机器”，是对人的劳动能力的进一步增强或者进一步替代，所以又被称作“智能机器”。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不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期存在，而且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存在。基于此，当前智能时代的“人工智能悖论”就是对工业时期的“机器悖论”的再现乃至强化。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的机器技术批判思想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具有破解人工智能悖论的真理性价值。

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动刻画的“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7](p508)等“机器悖论”的情形类似，当前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同样走向了和资本的“媾和”，并形成了继续为资产阶级攫取无产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人工智能悖论”。

首先，在劳动时间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以电脑等智能设备为基础，人们不仅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工作要求越来越细致，而且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甚至连各种休闲时间也被不断纳入工作范围。以这种时间结构的改变为中心，罗萨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象地描绘为“加速社会”：“各种现代时间结构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命定般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时间结构是被加速逻辑所支配的”“社会加速导致了严重的、可以凭经验观察到的社会异化形式”[8](p4,5)。他强调，科技急速推动着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也使人们整天眼花缭乱、疲于应付、焦躁不安，产生出“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的“自我异化”感受[8](p139)。

其次，在劳动强度上，人工智能作为信息化的生产工具，本应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者负担，但由于它逐渐走向为资本的价值增殖目的服务的道路，也由于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界限的打破，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反而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悖谬性地加重了。换言之，即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智能时代，劳动者依然摆脱不了沦为资本家的生产工具的悲惨命运，“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p159)，并且常常是在数字技术的催逼下被迫将劳动强度提高到极致。

再次，在劳动工艺上，人们发明智能技术的最初构想是解放生产力，使劳动者真正上升为生产过程的主人，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自身自由个性的机会。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工智能将劳动者的生产状况、衣食住行、兴趣偏好等通通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使之可以完全被资产阶级掌握。“数据化和网络化的主体其实就是自己的全景监狱。监控的任务就是如此被分派给每个个体。”[9](p83)比如，智能摄像头对工人生产的产品质量的检测，智能穿戴设备对工人外在的行为信息和内在的身体信息的采集。换言之，智能技术不知不觉间已经背离人们设定的发展初衷，导致对人类或公开或隐蔽的宰制。

最后，在劳动价值上，借助由智能技术构筑的数字平台，资本主义有效调节了生产者、消费者、广告商等不同群体之间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过，由于平台的所有权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并且是以资本的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的，故而当前资本主义承诺的所谓的“低门槛”“包容性”“自由进出”“自营自利”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平台假象”。“数字平台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任何它们能够进入的空间，尤其是那些以往并未货币化的空间，目的是从每条广告、每条分享的帖子或每件出售的商品中获利。”[10](p78)进一步地看，在智能平台以技术化的方式重组劳动过程之后，劳动者财富的多少不再受劳动影响，而是由能否拥有“数据”来确定。“数据就是石油”“数字鸿沟”“数字穷人”等典型提法就是明确的例证。

三、从“技术政治”到“阶级政治”：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发展规律

表面看来，从劳动时间的延长化、劳动强度的加重化、劳动工艺的监控化、劳动价值的降低化等种种“人工智能悖论”中，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论”。“19世纪，工业革命创造出庞大的都市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工作阶级带来前所未有的需求、希望及恐惧，没有其他信仰能够有效响应，社会主义因而扩张……到了21世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1](p293)因为从机器到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的进步，不仅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更广泛、更深入、更巧妙，也在无形之中刻意冲淡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反抗意识，使他们安于“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是进行数据处理”的“科技人文主义的两难”现状[1](p328,359)。

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同机器大工业时期必然产生的“机器悖论”一样，智能时代之所以必然导致“人工智能悖论”，其社会根源仍然在于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等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6](p188)遵循马克思这种从技术问题思考其背后蕴含着的制度问题的思考路径，“机器悖论”“人工智能悖论”的症结并不在于机器、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在于对机器、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

实际上，参照赫拉利的另一部著作《人类简史》，我们更能清晰地领会到，赫拉利何以会在阶级问题上陷入“无用阶级论”的虚无主义深渊，并与马克思主义者有本质性的不同。在该书中，赫拉利以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为线索描述了人类如何从“7万年前”“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成长为“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整个地球的主人”，并指出人类“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11](p407)。他强调，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虽然人类的整体能力大幅提升，但个人的福祉不一定得到增进，而且人类还常常使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他动物等深受其害。所以，赫拉利在这里对智能时代人类的发展前景、人的存在方式乃至具体的阶级问题的探究，其实包含着一种对人类未来的命运前途的忧虑，以及对人类能够改正以往种种错误做法的殷切期待。如以治病救人的名义来改造人类基因的生物工程活动，被赫拉利比喻成追求长生不老的“吉尔伽美什计划”和“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科学怪人构想的结合，是极其危险的。在他看来，如果人类真的被升级为另外一种物种，那将是对人的定义的根本颠覆，也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

相反，一方面，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技术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且强调无产阶级在这种斗争中必然能从“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去反抗技术背后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按照马克思对技术发展史的历史性考察，19世纪在英国棉纺织业出现的锭纺纱机、搓条机、精梳机等技术发明，最初都是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罢工，压制工人追求“正常工作日”、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劳动环境等合理诉求的暴力工具。“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7](p501)此外，马克思也准确地洞察到，技术优势推动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将印度式的封建国家纳入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殖民主义事实。“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5](p680-681)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问题的探究，总是与生产方式问题、阶级问题、社会形态问题等关联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看到了在漫长的阶级对抗的历史中，无产阶级对技术问题的认识、对阶级斗争策略的调整以及阶级意识的成熟等，是一个逐步转变的发展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重分析的“卢德运动”就是工人在19世纪初对机器进行粗暴捣毁的反抗形式。因为当时的工人认为，机器这种新的劳动资料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压低了他们的工资。马克思指出，让工人误以为自己的竞争者就是机器，只不过是资本家巧妙转移工人的不满和斗争的矛头的诡计。同时，这也为西德茅斯、卡斯尔雷等英国政府代表者采取镇压工人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所以，马克思感慨道：“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7](p493)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突破以往的思想局限性，成长为真正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阶级队伍又是持有坚定信心的。严格来看，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中为自己提出的重要理论任务，也是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说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锻造出的重要思想武器。诚如马克思所述，“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并非都是他的功劳，以往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早已做过相关的历史分析和经济学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2](p509)。这种概括一边指出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对前人相关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根本区别，一边又表明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胜利的分析，绝非出于某种抽象原则或道德愿望，而是植根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分析。

对此，列宁在1914年写作的《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就高度评价道，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说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摆脱了以往的错误倾向，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3](p587)在该文本中，列宁还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著名论断，强调了政治斗争在无产阶级的多种多样的阶级斗争形式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3](p588)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曾对这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争议的话语作出如下政治性解释——“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14](p308)。可以看出，他们的论述都共同揭示出了马克思所科学阐述的阶级利益的冲突必然要导致政治权力的争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结论。也正因如此，无产阶级的斗争便不能再像早期的“卢德分子”一样，局限于眼前微利和践行着资产阶级的种种愿望。相反，无论何时，无产阶级都必须紧扣政治这一核心，将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同理，21世纪的“卢德分子”是否会像机器大工业时期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机器那样来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引发如今学界的持续关注。比如，提出人工智能必然会在未来某一天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奇点论”的库兹韦尔就认为，“卢德分子的问题将在21世纪有所扩大，从人们的生计到人类的本质问题”[15](p237)。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奇点论”的视域中，库兹韦尔最终得出的却是“卢德分子的运动不大可能比两个世纪前有更大进展，它缺少可以执行的议程表”[15](p237)的悲观结论。对他而言，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人类越来越依赖于智能机器来替自己作决定时，就不再是人类掌控机器，而是机器掌控人类。因此，这与赫拉利在技术统治论的脉络中所述的“无用阶级论”的思想基调是一致的，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讨论技术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系。可以说，二者均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说的歪曲，也是对与之直接相关的马克思科学作出的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的无视。

四、智能时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借用马克思的对封建社会而言“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是“危险万分的革命家”的说法[5](p579)，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通过“人工智能悖论”的种种荒谬性表现，它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16](p165)。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为全面实现马克思所推崇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更加充分的条件。

扎卡达基斯延续了马克思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形态变革之间有着紧密关联的思路，在《人类的终极命运：从旧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未来》中同样得出了人工智能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的重要判断。而在《未来简史》中，赫拉利虽然也认识到了技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重大价值——“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但他的结论却是“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级成芯片，再降成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1](p245-246,357)。赫拉利的观点一方面否定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就被确立的人类的主体性地位，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否定了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

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将为走向共产主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将推动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提高各行各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通过推行公有制，数据的力量可以去推动更具社会效益的创新，其价值能更为公平地分配，其潜力能更加充分地释放”[10](p228)。所以，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应用非但不会像以往的资本增殖逻辑一样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反而会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其二，与封建主义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被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资本被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不同，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的智能化生产的劳动资料，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被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故而，它有助于克服以往的种种“技术异化”及其带来的“机器悖论”“人工智能悖论”，进而确立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打破资产阶级对新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绝对垄断，无产阶级应该勇敢地利用这些机器来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即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生活。”[17]并且，由于信息技术同以往的土地、资本等相比所具有的可分享性、可再生性、可共享收益性等关键特质，它将使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所设定的“经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私利与公共善的和谐一致。

其三，传感器、显示器、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对海量信息的收集处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它却能被用来更便捷、更精准地调配各种社会资源，让不同人群的各种合理的消费需求都得到有效满足。这样，彰显人之为人的自由本性的“按需分配”就替换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到了一定程度，它还将促使人们摆脱各种旧式的、异己的分工，从各类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实现马克思所向往的“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p537)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人工智能可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夯实物质基础等，但是，共产主义社会并不会仅仅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就自发实现，它需要多方面主客观条件的系统性变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总的结果”时，马克思就曾审慎地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时代的来临，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为前提要素。“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p592)毫无疑问，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就是点明只要在生产力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资本主义社会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而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新的生产力、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之后，才能真正实现。

就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而言，这又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p43)科学论断是完全吻合的。二者都是马克思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概括总结，是内在一致和高度统一的：“两个决不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体现，“两个必然”则是上述普遍性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运用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的角度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发展规律。”[18]简言之，“两个决不会”具有相对性特征，“两个必然”具有绝对性特征，“两个必然”是“两个决不会”的最终结果。

而当前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种种“人工智能悖论”的出现，更是对马克思“两个必然”经典理论的证实。从根本上说，它既尖锐地暴露出智能的资本化所造成的无产阶级的异化生存状态，又为无产阶级走出这种技术异化状态准备了前提条件。即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充分展现出从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向对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应用转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极力强调的“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p44)等思想在人工智能时代仍具有指导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科学价值。比如，纽内斯就秉承了马克思倡导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核心的主张，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共产党人必须建立适应当前技术环境变化的网格化的党组织，从而打破时间、地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束缚，融入更多的革命性力量，并确定斗争目标的先后次序，让无产阶级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来进行有组织、有策略的革命运动。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引发的阶级对抗现象越来越频繁。从2011年美国在互联网上发起的反对权钱交易、两党政治、社会不公正等号召而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4年伦敦、米兰等欧洲地区的出租车司机因打车软件Uber而举行的集体罢工，再到2017年美国因制定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的法案而遭到数以万计的卡车司机的抗议，都说明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频率在增加、声势在增大、影响在加深。只是，这些阶级斗争最终走向沉寂，又直接表明了阶级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策略的制定、阶级的政党组织领导等的极端重要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动力。《“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更是为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应用指明了前进方向。

五、结语

总之，如果说人工智能时代存在“无用阶级”，那也不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寄予厚望的“掌握着未来”的“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而必然是“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的资产阶级[5](p41-42)。正如萨多夫斯基在《过度智能》中所言：“我们不该轻视卢德主义，而是应该拓展其战术重点。反对资本的斗争不仅限于工人反抗工作场所中的剥削。如果资本主义权力不去限制它的覆盖范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限制自己的抵制行为呢？”[10](p205-206)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当摒弃赫拉利“无用阶级论”的虚无主义的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为适应信息化技术时代的到来而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坚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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