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发布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同时报告该病毒不会人传人，现处于可防可控状态。这个报告误导了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致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市迅速蔓延，酿成疫情。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开始封城。2020年1月27日，经医学科学抽样检测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源于位于武汉市汉口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由贩卖野生动物造成的。这次大规模疫情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认识的问题、社会治理的问题，而在深层次上则是一个生态观念的问题。因为一定的社会治理总是受一定治理观念支配的，若社会治理出了问题，那么首先是人们用于进行社会治理的治理观念出了问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因人对自然采取了一种野蛮的、动物式的掠夺方式造成的，属于生态治理问题，因此，它所冲击的是我们现有的生态观念。

或许，人们会说，今天的中国，生态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在学术研究中，生态学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绿色食品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家治理中，环境污染、循环经济等生态治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国策。但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从反面警示我们，中国当下的生态观念是存在问题的，而要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仅停留于社会学层面的现象描述是不够的，必须进入哲学层面，对现有的生态观念进行深刻理性的反思。这就提出了研究生态哲学的任务。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生态哲学研究，但这种研究混杂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生态研究之中，并未发挥生态哲学应有的引导和批判功能。其中，有两点值得反思。

一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与生态社会学的研究脱节。生态社会学的研究着重于生态现象，而生态哲学的研究重在解决生态学的性质问题，建构生态理性。两者本来是密切相关的：生态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在生态哲学中获得理论支撑，而生态哲学的研究则需要通过生态社会学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现实研究中，两者却脱节了。生态社会学的研究只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关心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而生态哲学的研究限于书斋里的学问，并不理会生态社会学研究的成果。由于这种脱节，生态学本质揭示出来的事物并未进入中国人的意识，主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进入中国人的意识、主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只是从生态社会学中获得的一些零碎的生态名词，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绿色食品等，这就造成了人们在生态认识上的混乱。

二是生态哲学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没有在生态学研究中占居主导地位，引导中国的生态学研究，研究是依研究者的兴趣而展开的。这就使中国的生态学研究处于极为散乱的状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态学，既有生态主义的生态学，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既有生态哲学，也有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等。这种散乱的研究状况，既不利于提高中国生态学研究的质量，也极大妨碍了生态学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建设的社会作为。鉴于此，中国的生态学研究要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社会的建设有所作为，就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引导中国的生态学研究。这就需要提出加大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任务。

要加大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不能不讲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两次提升理论是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劳动在创造人本身的同时，还创造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关系，使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有了本质区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动物是本能地、不作计划地、不经事先考虑地对待自然，因此，动物的行为都是短期的，“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是“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特征”，这个目标不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是保持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发展关系，因此，人的行为都是长期的。当然，这是就人的行为的本质而言的。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人要使自己的行为获得这一本质，必须经过两次提升：一是从物种关系方面提升出来，二是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所谓从物种关系方面提升出来，就是摆脱动物式的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真正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界。这里所说的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界，是指人能够把自己与自然界融为一体，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界的规律，从而预计到自己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何种较近或较远的影响，进而控制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是人认识自然规律并学会应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的过程；所谓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是指人们能够认识自身的社会行为，学会调节自己的社会活动。这是人认识社会规律，学会运用社会规律自觉调节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和谐发展的过程。两者相比，后者要困难得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是取得直接效益，而不考虑自然界将在远期带给人的消极后果，因此，人要实现第二次提升，就必须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有经过这两次提升，人类才能从自由王国进到自由王国，进到文明社会。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即生态文明意识的获得和按照生态意识规划自己的行为，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亦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标志。这一基本观点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关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观点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在阐发“两次提升”理论时，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进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学有关人与自然界关系观点的错误。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仅从经济的角度、从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劳动，以为劳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财富，而不知道劳动更重要的，也是本质作用，是创造人本身，所以，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而不研究人的行为所产生的长远的社会影响，不研究人违背自然规律、非理性地开发自然，是要受到自然界报复的。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完全适合，因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界的对立，进而引发生态危机。恩格斯的这一批判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观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观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观是以人的本质的获得和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内容，讲的是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观是以生产和交换的实现为核心内容，讲的是一个资本积累的问题。

基于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的生态观来反思我国现有的生态观，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颠倒了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观的内核，而把人的发展、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注释。这是一种非批判、非哲学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或许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发展获得短期效益，但却不能扼制市场经济中固有的恶的东西，不能将市场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上来。如果说这样的生态观可以推动人的发展，那么，这里的人只能是异化的人，是不断远离人的本质的人，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不是人的本质的不断获得。这正是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所批判的生态观，是一种庸俗的生态观、伪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为了克服中国生态观的缺陷，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的研究。

首先，要以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为指导，把我国生态学研究中被颠倒了的哲学与经济学关系再颠倒过来，把人的文化发展、中国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作为当今中国生态观的核心内容，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以此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方法论，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观转变成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把全民族文化提升到更高水平。这是一项艰巨的文化改造工作。中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何萍,哲学博士，二级教授。兼任国际罗莎·卢森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出版著作20余部，在海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多项，获中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及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多项，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原文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