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奇点”是当前分析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影响的重要理论框架。它通常用来表示人工智能将以指数级的增长速度打破人类与机器之间界限的巨变情形。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尽管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形态与从手工工具到机器再到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变化有紧密联系，并且人工智能在19世纪机器体系替代人的体力器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展现出替代人的脑力器官的演变趋势，但它在实质上难以获得人之为人的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决定的主体性意识。基于此，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形态变革之间内在勾联的角度所总结的“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科学价值。这即是说，人工智能的技术奇点带来的并非“机器是人”的“物种奇点论”，相反是使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社会奇点论”。

【关键词】人工智能;物种奇点论;智能资本化;社会奇点论;

作者简介：程萌，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3期

随着人工智能在当前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采用原本作为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奇点”概念来描述智能时代的来临对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的前途命运以及社会的发展形态等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奇点临近》一书中，库兹韦尔强调：“奇点将代表我们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导致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在人类与机器、现实与虚拟之间，不存在差异与后奇点。”[1]据此，上述人工智能奇点论就是对机器智能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必然超越人类智能的乐观主义判定，是一种主张机器与人类之间不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生物性界限的“物种奇点论”。与其不同，无论是蔡斯的《经济奇点：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如何谋生？》还是扎卡达基斯的《人类的终极命运：从旧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未来》，均着重阐释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与其说是物种存在方式层面上的“人类时代的终结”，毋宁说是在社会形态维度将引起“资本主义的终结”的“社会奇点论”。

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后者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更符合人类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是历史的起源地和真正基础，同时生产方式的变革将极大地改变人的存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取代封建生产方式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等进步过程中，又逐步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由其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必然性。同理，当前人工智能对人类的主要威胁，亦并非来源于智能机器本身，而在于其应用方式。基于如上考虑，要科学地探究人工智能奇点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可能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就必须超越“物种奇点论”的实证主义倾向，并历史唯物主义地分析技术奇点给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等带来的重大变革问题。

一、人工智能技术奇点来临的“存在论隐喻”：“机器是人”

奇点最初是数学学科使用的特殊概念。其后，奇点被引入物理学领域，用来阐述作为宇宙起源的“黑洞”。而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最初是诺依曼将奇点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结构关联起来，强调一旦达到某个技术奇点，整个人类社会将与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状况大不相同。

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库兹韦尔从物理学技术进化、生物学物种等方面乐观地预估了21世纪人工智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且必然在某一时刻完全赶超人类智能的奇点情形。“未来的计算机便是人类——即便它们是非生物的。这将是进化的下一步：下一个高层次的模式转变。那时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智能，最终将是非生物的。到21世纪末，人机智能将比人类智能强大无数倍。”[1]在库兹韦尔看来，奇点的来临是技术发展所遵循的“加速回归定律”的必然结果。该定律认为，由于技术的进化既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又是生物进化的延续，故而它进化的速度不再是物种层面的自然进化速度，也不是传统物理学意义上缓慢的电化学反应速度，而是在某一时期内能够呈指数级趋势增长的光速。根据库兹韦尔的这种逻辑，21世纪末这种技术加速进化的最终结果，乃是使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物性智能没有任何区别。

按照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三大发展阶段的经典区分，库兹韦尔所述的这种奇点情形所对应的无疑是第三阶段的“超人工智能”，即人工智能趋于摆脱人类控制并完全超越人类。“弱人工智能”时期，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只是某方面较强的专业工作能力，但整体上还无法与人类相提并论。譬如，阿尔法狗、自动智能驾驶汽车等。“强人工智能”时期，人工智能具有了宽泛的认知能力，可以进行抽象思维、快速学习、高效处理等复杂操作，就像苹果公司开发推出的Siri。正是基于此，近年来引发国内外学界对人工智能的存在和发展前景进行不断反思的亦多集中于第三阶段的“超人工智能”，并且以人工智能能否获得人之为人的可以自我反思和自我决定的自我意识为焦点问题。特别是，自著名的“图灵测试”以来，人工智能可以具备同人类一样的思维能力就成为众多学者的坚定信念。但塞尔提出的“中文屋”实验表明，即使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也只是证明它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规则运行，并不能充分说明机器能够拥有和人类一样的理解能力。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工智能的意识世界是一个由既定的规则、程序确立的封闭世界，并且其运行的“高效性”正是由这种意识的“封闭性”来保障的。所以，与始终处于开放状态的人类意识相比，当前人工智能的这种思维效率的优点也正是它思维能力的缺点。由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从比意识更深刻的存在层面来看，“超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来临可能导致的乃是一种物种层面的“机器是人”的“存在论革命”。“假如真的实现了超级人工智能，万物都将变成技术化的存在，此种存在升级意味着人类在世界存在系统中失去了地位，人类不再重要。”[3]这样，人工智能对人类的主要威胁之处，就在于其试图以新技术的方式改变人在世界万物中原本占有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借助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阐述的“人是机器”的经典命题，我们更能有效把握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奇点带来的这种“机器是人”的“存在论隐喻”。作为深受近代自然科学影响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拉梅特里认为人的身体运动和思维运动均只是机械的物质运动而已，根本不受神秘的上帝力量的指引。“心灵的一切作用既然是这样地依赖着脑子和整个身体的组织，那么很显然，这些作用不是别的，就是这个组织本身：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4]这种带有启蒙性质的人本主义新世界观，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情形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印证。一边是，机器作为新的生产资料，“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5]；一边却是，“夺取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6]。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上述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物种界限愈加模糊，原本作为生产过程主体的人类被机器统治的异化情形也进一步得到了显现。尽管存在一次又一次的进化和发展，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以海量数据为运行基础，以精确计算为运作方式，以智慧系统为管理核心的智能机器。首先，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手段不间断地收集用户的行为轨迹，包括浏览的网页、聊天的记录、运动的方式、饮食的偏好等。其次，人工智能将收集来的大量数据信息置于一定的运行程序下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就能精确把握某个人的存在方式。最后，人工智能的数据和运算都是以模拟人类智能的智慧系统为核心的。从PC时代的一体化操作系统，到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融合，再到当前大数据时代的云计算系统，无不印证着智慧系统在人工智能整个运转过程中的管理中枢作用。虽然这种以人类智能为目标的模拟在当前还只是发展到功能层面，但它内蕴着达到近似人类的意志、情感和意识水平的机会。这意味着同机器大工业时代相类似，人类在人工智能技术奇点来临的时代亦存在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

在对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批判反思中，必须始终站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分析其与当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紧密关联。毋庸置疑，所谓的“物种奇点论”非但不能科学揭示出技术所具有的鲜明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关系的双重维度，反而会以“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人类终结论”等虚假观点，干扰人们对技术图景中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的准确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起源地，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根基。所以，进一步站在生产方式层面探讨人工智能与机器体系等劳动手段的联系和区别，才是当前破解人工智能奇点论奥秘的重要途径。

二、生产方式层面人工智能与机器体系的关联：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由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和当前的人工智能在生产方式层面均是对人的劳动器官的延长、对人的劳动能力的增强。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机器延长了作为人的体力劳动器官的“双手”，人工智能则在其基础上又延长了作为人的脑力劳动器官的“头脑”。换言之，人工智能是在机器阶段的发展基础上对作为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6]的劳动能力的全面替代。

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考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直接统一在一起的。二者的分离过程，始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发展于近代初期的工场手工业，并在机器大工业时期达到高潮。具体而言，在中世纪“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2]的进程中，城市手工业者为了减少彼此间的竞争和抵御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便自发联合起来并按照产业标准建立起行会组织。在这种行会内部，劳动者必须熟悉所有的生产工序和生产流程。到了近代社会初期，由不同种的手工业者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在同一工场中分别承担不同的生产步骤的工场手工业应运而生。这种较行会时期更全面的社会分工，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量的同时，又造成了对劳动者的“去技能化”，即过分重视体力劳动而忽视了人的脑力劳动的重要性。

对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密的《国富论》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7]此后，拜比吉、尤尔又继续从生产工艺学的角度探讨了工场的手工工具和工厂的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差异、脑力劳动在机器化大生产中的作用、机器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损害等重大问题。这些观点对马克思理解机器、脑力劳动以及无产阶级等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然，他们未区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社会使用形式，从而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做法，又是直接遭到马克思驳斥的。例如，在被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称作“机器论片段”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反复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8]这表明，机器并非单纯的自然物质形态的生产工具，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形式和历史性质，是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利用其掌握的科学知识所创造的对象化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们有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关系的论述作出了重要推进：“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6]在马克思这种全新的视域中，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必然导致工人和自身的智力活动分离，使自身沦为单纯的、碎片化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丧失对生产过程的主导权。

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机器的两个经典比喻为切入点，我们更能系统理解它对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全面超越。其一，机器是超越工人的体能在力度或速度等层面上的不足的“机械怪物”，“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6]。其二，机器是使工人的劳动技能不断消亡的“能工巧匠”。在这里，传统上要求必须有精巧的劳动技能的“熟练劳动”蜕变成“简单劳动”。于是，工人不用再特别关心他们所执行的特定的生产任务，而是随时可以在机器体系的管控中从一条生产线调换到另一条。并且，由于机器作为新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种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的生产现象，在更根本的社会关系领域意味着资本家统治工人群体的新的等级秩序的出现。

人工智能是运用信息技术对机器体系的机制和功能的进一步扩展。所以，上述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均不如机器的情形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并且被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首先，与之前的机器相比，人工智能进一步克服了人的体力不足的局限。其结果是，不但能推动非常沉重的物体，而且也极易让人产生极大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其次，与机器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成简单的动作后再交给不同的工人来完成类似，人工智能将纷繁多样的信息数据简化至只有“0”与“1”两个数字符号的二进制运算。它亦不像人一样受脑力疲劳、情绪波动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其所凸显出来的信息处理的快速性和精确性更是人脑所不能企及的。

在技术发展史上，人工智能这种远胜于人的劳动能力的智能来源往往被认为有符号主义、联结主义以及行为主义等三条路线。尽管人工智能的三大智能路线之间可以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人工智能所面临的难以真正具有人的心灵表征事物的状态属性的意向性、只识程序上的语法而无法通晓人类的语言意义本身等发展困境，使它与人类智能依然会存有显著的差别。然而，“智能技术旨在扩展和增强控制权力，无论是通过软件应用程序对物体进行远程控制，还是通过算法分析对人群进行社会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要务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9]。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前景的担忧。

三、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资本对劳动的新剥削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和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两种核心生产要素，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分离，进而在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无产阶级的劳动能力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面上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占有者”与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资本家都有平等的权利来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占有生产资料、政治权力、武器装备等的资本家相抗衡，所以经常在斗争中处于妥协乃至失败的境地。

在1864年为国际工人协会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就遵循了上述“阶级政治”逻辑，明确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10]。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说又面临新的“技术政治论”的挑战。所谓技术政治论，是指技术并非是完全客观中立性的工具，而是已经介入人们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充当阶级斗争、矛盾调节、巩固统治等的政治角色。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考察人工智能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时提出“无用阶级论”。站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赫拉利的这种“无用阶级论”极具迷惑性。他虽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智能时代同机器时代一样不可避免，但忽视了“无产阶级”之所以在政治层面“无用”并非因为“技术”，而是因为生产方式层面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所带来的“无产”。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转述施托尔希的话所言：“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高贵品性。”[6]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本应为大众造福的技术变为少数资本家谋权谋利的手段，并带来了资本对劳动形态、劳动场所以及劳动意义等的新剥削。

第一，在劳动形态上，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造成了资本在时间向度上对劳动“更延长”的剥削。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物质劳动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创造知识、信息等非物质产品的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的一面可以在与计算机的功用的类比中被发现。不断的广泛引用计算机已逐步趋于对劳动实践和关系以及所有的社会实践和关系进行重新定义。”[11]对这种新的智能化的、非物质的生产组织形式而言，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尽管可能在数量上占一定的优势，但脑力劳动者在发展趋势上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甚至主导的地位。这不仅使就业结构呈现出高级和低级的两极分化，带来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而且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对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区分，使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在劳动场所上，从封闭工厂到智能平台的转换，造成了资本在空间向度上对劳动“更广阔”的剥削。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使众多劳动者在由信息技术搭建的虚拟智能平台上就能从事生产活动。直观地看，智能平台以低门槛、灵活性、民主性等新颖特征，使“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12]等群体之间能够直接交流互动，进而减少了不必要的生产开支并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然而，在资本化逻辑的背后，智能平台只是以技术化的方式重塑了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场所等。更重要的是，平台以数据作为劳动者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劳动过程的重要前提，数据的所有权却掌握在拥有平台所有权的资本家手中。也正因如此，平台最终打造了一种类似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使社会发生了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其结果，便是形成了范围更广阔的剥削体系。

第三，在劳动意义上，从满足生存到符号消费的变动，造成了资本在心理向度上对劳动“更舒适”的剥削。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建构符号主义的消费活动，用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丰盛的物体系关联替代了马克思所说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这是资产阶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无产阶级刻意勾勒的从“伪交往”到“伪需求”再到“伪个性”的新异化过程。尽管某些消费品并不会直接满足个人的生存需求，但它代表的是由商品符号建构起来的特殊地位和权势。“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13]由此，智能时代的消费主体，已经不再是以往的资产阶级，而变为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对低下的无产阶级。这里隐含的更深刻的意识形态意蕴则是，只有当无产阶级悄无声息地沉溺于符号消费活动，对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批判性地认同，不再生发出阶级意识和革命斗争活动时，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才是彻底牢固的。所以，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构的符号消费活动中，无产阶级尽管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那样贫困，但也只是被“更舒适”地剥削而已。

由于生产方式中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就像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样，必然会导致种种社会矛盾。当前要消除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就要同19世纪马克思对机器体系的批判相类似，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技术改良问题，而是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制度变革的政治问题。“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6]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将为马克思所设想和推崇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四、超越智能资本化的解放路径：共产主义的“社会奇点论”

应当强调的是，马克思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洞察到了技术变革与社会形态变革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他看来，正是从手工工具到机器的技术进步，使雇佣劳动关系取代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也推动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同样，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为资本家的资本增殖逻辑服务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则将为各种公共目标的实现、为各类社会矛盾的解决贡献力量。“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6]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亦是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到来将积极促进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希尔在《经济奇点：共享经济、创造性破坏与未来社会》中就由此出发，认为“一旦奇点的裂变已经达到临界质量，它只能被打断，或者从一个不稳定的泡沫刺激产生更大的经济泡沫(随着收入越来越少)，要么就是导致一个大的、彻底的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14]。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奇点最终指向的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判定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启，我们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会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而自发实现。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资本主义是“极为罕见”的“文明面”和“野蛮面”并存的“双头婴儿”[6]。与以往的奴隶制、封建制等社会形态相比，它更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消灭旧社会中奴隶对主人、劳动者对地主等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它又以资本支配劳动、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为根本特征，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正等。“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15]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创造着各种对抗，而且创造着解决这些对抗的前提条件。即它向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视角总结出了社会形态变革时的“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他指出，判断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否真正来临，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否已经尖锐、是否已经不可调和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毫无疑问，“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形态变革之间关系问题的规律性概括。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他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得到的“总的结果”。而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状况特别是判断出平均利润率将不断下降等重要论断之后，马克思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两个必然”[5]的历史性结论。故而，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来说，“两个必然”涵盖着“两个决不会”的历史规律，并且是“两个决不会”的最终运动结果。

当前的人工智能依然遵循着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并为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着坚实的基础。如，人工智能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不仅有利于消灭各种形式的贫困，还为马克思提出的从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随着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部分危险、繁重、单调的工作都能让智能机器替人去承担，人则相应地有自由时间去发展有助于自由本性的活动。“作为现代工业基础的科学技术发展的革命性、累积性是促发当今技术奇点，进而使生产力（经济）、生产关系（社会）临近奇点的重要历史动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的奇点随之将至，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将是更适合社会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16]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除此之外，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打破资本家对信息、知识所有权的垄断状况，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符合智能化时代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分工体系，实现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高度和谐；破除符号主义的消费迷障，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重申无产阶级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的历史价值，创造超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等等。

总之，全面探究人工智能奇点论及其对人的存在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影响，必须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唯此，我们才能够有效澄清库兹韦尔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提出的人工智能必然超越人类智能的“物种奇点论”的思想局限性，并且可以准确看到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会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这即是说，人工智能的技术奇点最终带来的并非库兹韦尔所说的“机器是人”的“物种奇点论”，相反，是使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社会奇点论”。

【注释】

1[1][2]（美）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2页，第15页。

2[3][10][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第556页，第592页。

3[4]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4[5]（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4页。

5[6][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第43页。

6[7][8][9][13][14][17][21][22][24]《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6、487页，第210页，第195页，第487页，第438页，第745、746页，第493页，第451页，第315页。

7[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575页。

8[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198页。

9[15]（美）贾森·萨多夫斯基：《过度智能》，徐琦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2年，第11、12页。

10[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75页。

11[18]（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12[19]（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13[20]（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3页。

14[23]（美）史蒂文·希尔：《经济奇点：共享经济、创造性破坏与未来社会》，苏京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

15[2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页。

16[28]刘方喜：《技术、经济与社会奇点：人工智能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重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