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宽容是我国文化下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质。为了从积极发展观的视角探讨流动儿童宽容品质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探讨了农村文化适应对流动儿童宽容品质的积极影响，以及共情的中介和城市文化适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城乡文化适应量表、小学儿童宽容量表、人际反应指数量表，对武汉市壹所流动儿童比例较高学校三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388份，其中流动儿童191人。结果发现，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共情呈显著正相关；宽容与共情呈显著正相关；农村文化适应既会直接促进宽容，也可以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间接促进流动儿童的宽容；而对于非流动儿童，农村文化适应则完全通过共情的中介间接促进宽容；城市文化适应在流动儿童农村文化适应对共情的影响路径上具有调节作用，当城市文化适应比较低时，农村文化适应才会对共情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研究证实了农村文化适应作为文化资源对于流动儿童宽容积极品质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城市文化适应作为文化背景和城市社会适应分别对流动儿童宽容品质具有复杂的作用，丰富了青少年积极发展观理论，并拓展了社会认知理论和生态社会环境理论。

【关键词】宽容品质，农村文化适应，共情，城市文化适应，生态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张春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武汉大学“70后”学术团队建设项目“当代文化心理学研究”负责人，主编“文化心理学精品译丛”；个人专著入选武汉大学社会人文学术丛书，译著《文化心理学》入选中国社会心理学会2020年30本好书、《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入选人民出版社2019年度十大优秀著作；MOOC《发展心理学》获批2020年度国家首批一流本科线上课程，专业课《发展心理学》2021年获批湖北省一流线上线下混合课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项目等10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人格与社会适应、文化发展心理、青少年犯罪、心理健康教育；黄许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系2022级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5辑

一、引言

根据《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亿多人，相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增长了69.73%。而且流动人口呈现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 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1.3亿人，其中流动儿童规模为7109万人，比2010年的3581万人增长了约1倍。受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流动儿童在受教育问题、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教育资源和社会适应问题上相对于城市儿童均处于劣势，被称为处境不利儿童（申继亮，2008；申继亮，2009）。大量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存在学业压力和社会适应问题，具有更多的问题行为（Ming , 2014; Fang et al., 2017；蔺秀云等, 2009；申继亮，刘霞, 赵景欣, 师保国, 2015），而且他们面临着客观的城乡文化适应问题（刘杨等, 2008）、主观的歧视知觉（刘霞, 赵景欣, 师保国, 2011；申继亮等, 2015），也会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但是已有研究主要是从“问题”视角(Zhu et al., 2015)，采用“缺陷”模式将城市适应过程看作压力和挑战（申继亮等，2015），较少从积极发展的角度，关注流动儿童自身的优势和资源，研究者呼吁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其积极人格、品德的研究（申继亮等，2015；李晓燕等，2019）。

宽容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一直广受推崇（张学书，2014；钱锦昕、余嘉元，2014），是儒家伦理“仁”的基本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及人们普遍追求的道德品质和自我修养（葛荃，2006）。在现代的社会也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值得各年龄段的学生、公民去培养的优秀人格品质（钟颖，2009）,并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民主。已有研究显示，流动儿童具有宽容品质，高流动比例学校儿童与低流动比例学校儿童并无显著差异，并且宽容品质对于流动儿童具有重要意义，能降低其外化问题行为（张春妹等，2021）。宽容品质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克己、自我约束的文化属性和道德属性（张春妹等，2022）。那么，在受歧视的不利处境下，流动儿童的宽容品质的发展影响因素成为重要研究问题，其对于促进困境儿童积极品质的发展，探寻其积极发展资源，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存在城乡双重文化适应，农村文化适应能发挥家庭功能，从而发挥自尊、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用（张春妹等，2017），同时对于流动儿童物质主义具有抑制作用（张春妹等，2021），这提示流动儿童原有的农村文化适应可能是其发展的积极资源。尤其是农村文化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宽容这一我国传统文化极为看重的道德品质可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在当代城市化的趋势和城市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农村文化适应的积极作用受到城市文化的抑制，当城市文化适应水平比较高时，农村文化适应对不安全感、物质主义的积极抑制作用就变得不显著（张春妹等，2021），显示出城乡文化冲突。因此，本研究将在城乡双重文化背景下，探讨流动儿童农村文化适应对其宽容品质可能的积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背景和问题提出

（一）流动儿童的宽容品质

自积极心理发展兴起以来，很多学者专门研究了积极心理品质的要素，宽容被认为从属于24个重要美德，是能避免极端的力量(Park& Peterson, 2006)。我国学者官群、孟金万等（2009）较早地研究了中国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也将宽容品质作为律己的积极心理品质。但是相对其他积极品质来说，我国小学生宽容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是需要重视和培养的积极品质（马艳云, 2010）。

近年来有学者专门分析了宽容品质的内涵（钱锦昕, 余嘉元, 2014），并研究了小学儿童宽容品质的测量（张春妹等，2022）。宽容指是通过调整自己的认知方式，基于平等的信念与共情的经验，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认知上念及他人的善，对于他人的缺点和过失不计较，在情感上不计前嫌，不计怨恨，在行为上能克制，不寻求报复，而且对于多元差异性能包容的较为稳定的人格倾向。

研究认为，宽容与宽恕紧密联系但是又区别明显。宽容是一种积极人格特质，宽恕是一个心理过程，宽容包含的对象范围比宽恕更广、程度更深，因此，宽容是宽恕的上位概念。同时，作为一种具有道德属性的积极人格特质，宽容具有明显的文化特性，与西方的宽恕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宽容出发点在于“己所不欲”，而不是冒犯者的恶行；其目标在于“爱人”而不是“爱己”的情绪调节；其规范来自社会伦理，崇尚正直合理的“以直报怨”，而不是来自宗教要求，崇尚神的无条件宽恕（张春妹等，2022）。宽恕量表中最广泛使用并且包括了更细维度的是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IM，陈祉妍等，2006），包括了回避和报复两个因子，后来Mccullough, Root和Cohen(2006)增加了仁慈成为三维度量表。我国小学生宽容品质的测量则很好的体现出我国文化特点，在面对冒犯和不公平，会采用恢复公平的“回击行为”，而不是报复行为；比较多地表现出宽恕仁慈行为，并且宽容直接来自自身道德要求，表现出“体谅他人”的行为，而不需要单独的认知上理解他人；同时会用“冒犯容忍”进行自我道德要求，让冲突防患于未然，这直接体现了我国文化传统的“忍让”精神的内化（张春妹等，2022）。

有关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流动儿童在面临外在环境的挑战时存在着社会心理适应和城乡文化适应两大方面的适应挑战。一方面，流动儿童入学、同伴交往等方面遭受歧视，受欺负较严重（于音等, 2019），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社交焦虑、孤独、抑郁等（蔺秀云等, 2009; 张荣娟, 2015; 刘青云等, 2020）；情绪和行为问题较多(Chen, 2014; Cheung, 2014; Zhang et al., 2017)；学业表现也更差，甚至出现以学业倦怠为表现形式的“隐形辍学”（Bilige& Gan, 2020; 李洁等, 2021）。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存在着城乡文化冲突带来的城乡双重文化适应问题，需同时兼顾适应城市文化与调整原有的农村文化，其安全感、自尊、生活满意度均会受到影响（张春妹, 朱文闻等, 2017; 张春妹等, 2021）。

最近开始有少量研究从积极发展视角，关注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不仅从主观幸福感（张春妹, 张璐等, 2021; 黄丹, 罗英廷, 2022）、心理弹性（Ye et al., 2016; 王景芝, 陈段段, 陈嘉妮, 2019; 卢永彪, 文苏蕾, 王雅, 黄甜, 吴文峰, 2021)等心理健康的角度，而且开始从积极人格、品格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良好，具有幽默感、好奇心、创造性思维、感恩、友善等积极品质（刘青云等, 2020）；流动儿童具有较好的宽容品质，并且高流动比例学校儿童与低流动比例学校儿童并无显著差异（张春妹等， 2021）。但是鉴于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歧视知觉，而歧视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宽容，那么，流动儿童何以会保持较高的宽容积极品质呢？显然需要从其当前直接环境因素之外，寻找其保护性因素和积极资源。

（二）流动儿童的城乡文化适应与宽容品质

国内外已有宽恕影响因素的大量研究，主要包括个体认知因素、关系和情境因素（张海霞，谷传华，2009），同时，集体主义文化下，宽恕的应对、调节策略、影响因素与个体主义文化明显不同（张田等，2013）。在伤害应对方式上，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个体倾向于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尽力避免冲突(Fu et al., 2004)，即使受到伤害，也不擅长愤怒等情绪和情感体验，而更愿意压抑愤怒，或形成消极的、对内的沉思（叶浩生, 2004）。即集体主义文化下宽恕模型更多的是决定性宽恕(Hook et al., 2009)，更多的受到人情、面子的影响（傅宏, 2006）；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宽恕则是情绪性宽恕，更多受到人际互动过程影响。因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宽容品质，在身处不良处境的流动儿童身上得以保持良好，很可能与流动儿童的文化背景有关，尤其是与其相对保持较好的农村文化适应有关。

关于双重文化适应对于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影响下，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内部迁移已经成为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突出现象(Guiet al., 2012; Jordan& Graham, 2012)。并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城乡文化适应对个体适应的影响(Gui et al., 2012; Ozer& Schwartz, 2016)。Chen等人（2019）同时考虑了城市文化的适应与农村文化的保持，结果发现，儿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与社会能力、学习成绩和心理适应呈正相关，对农村文化的保持与心理适应呈正相关，但与社会能力和学习成绩无关(Chen et al., 2019)。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创造性的研究表明，城市文化启动与农村文化启动作用于创造性思维的不同方面，前者指向创造思维的流畅性，后者指向独特性（王黎静等, 2020）。并且在发展情境观的视角下，关注到城乡文化适应可能蕴含的冲突对流动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张春妹，张璐，2020）。但是基于文化资源的视角，考虑农村文化适应的积极作用的研究尚少见。而张春妹和朱文闻（2017）研究发现，在我国城市文化为优势主流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的传统农村文化适应对家庭功能也具有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和自尊。这提示了农村文化适应可能的积极作用。

在集体主义背景下，个体将自我看成社会的一部分，形成彼此依赖的自我；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将自我看成独立的人(Markus& Kitayama, 1991)。这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可能相应地表现为我国城乡文化的差异。Greenfield（2009）区分了两种原型社会生态：法理社会和礼俗社会，分别代表了现代的、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环境，和农业或自给自足的农村环境。而且适应城市法理生态的价值观包括更大的独立性、成就导向、自信和自力更生；相比之下，适应礼俗生态的价值观包括对权威的服从、相互依赖，以及自我对传统社会职责和角色的服从。我国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城乡文化差异，认为其集中体现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内隐观念、语言四个方面（张春妹, 2014），其中内隐观念体现在人情关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具体来说，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农村更注重道德伦理、宗族观念、老乡观念，人情关系联系更为紧密；而以不受宗亲纽带约束，居住、生存依赖市场交换为代表的城市居民则人情较为冷漠（管在高，2005），在人际关系中也倾向于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在价值观上，城市更强调需求满足、自我主张、个人中心，农村更为遵从秩序、谦让顺从、自然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城市更具有平等观念、权益竞争，而农村则服从传统宗族角色、更多忍让（张春妹, 2014）。

这意味着具有较高的农村文化适应的个体，有更明显地受我国传统文化自我节制的特点（崔锁江，2023；李箭飞，2014）的影响，更多谦让、节俭、忍让，更关注道德伦理，具有顺应天地自然主义观念，同时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具有社会取向而不是自我取向，注重社会和谐。这些都符合宽容的积极道德属性和文化特性，是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宽恕的文化因素，因此这种个体更容易采取决定性宽恕、具有宽容的人格倾向。相对来说，城市文化有助于独立自我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情绪性宽恕，而对宽容品质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甚至因为其对于个人利益的看重、道德和伦理的约束较弱，而对宽容品质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设H1：农村文化适应会促进流动儿童的宽容品质。

（三）共情在流动儿童的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之间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更容易有整体思维，从而更容易决定性宽恕( Ho & Fung, 2011)。但是就宽恕的认知因素而言，已有研究发现共情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McCullough et al.,1998)。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知觉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并做出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Decety, & Svetlova, 2012)。共情两成分理论逐渐成为学者共识（崔芳等, 2008），即共情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基本成分。前者侧重于对情绪状态的推理与判断，后者主要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受和体验。

按照Kraus社会认知理论，社会阶层的结构要素塑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个体在其中的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体验会使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认知方式，这种稳定的社会认知方式会被相似社会背景中的人们所共享、支持和强化，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Kraus et al., 2012)。具体而言，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形成情境主义的认知倾向，高社会阶层的个体形成唯我主义的社会认知倾向。前者关注外部情境和他人的影响，在社会互动中能够更准确地感知他人状态，产生互依的人际关系策略；后者则倾向于关注自我，受内部动机和情绪的驱动，通过资源交换建立社会关系(Amato.& Previti, 2003; Kraus et al., 2012)。类似的，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分别具有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从而也会形成特定的社会认知倾向，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并且，农村文化具有经济条件的相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协作性，农村流动性低，人际互动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并严重依赖亲属关系，这使得农村文化更容易产生情境主义的认知倾向，而城市中生活的人际关系构建则不依赖亲属关系，它更强调个体的努力(Chen, 2012; Yuan et al., 2013)，城市文化则更容易使人独立，形成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情境主义认知倾向的个体对他人情绪和行为的易感性更高，更能准确的与互动对象共情。如Kraus和Keltner(2009)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唯我主义的个体，情境主义倾向的个体在与陌生人交流的过程中展示出点头、挑眉、发出笑声和注视他人等投入性行为(Kraus& Keltner, 2009)。Kraus等(2010)进一步通过问卷测量与实验研究发现，情境主义倾向个体的共情准确性测验得分更高，在情境实验环境中也表现出更强的对同伴情绪知觉能力，情绪评价准确性更高。因此，我们推测受到农村文化影响的个体，基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倾向会有更高的共情能力。

Mccullough的系列研究表明，共情是影响宽恕行为的主要认知因素，共情直接对宽恕产生影响，即个体共情水平高，则宽恕水平也高(Mccullough et al., 1998; Chen, 2012)。大量基于中国被试的研究也证实了共情与宽恕之间的关系，例如，一项对青春期个体的宽恕发展水平展开的质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对青春期个体共情能力的培养能够促进宽恕的发展（薛艳, 2020）。观点采择作为共情的重要维度，可以有效减少负面内隐态度，促进大学生的内隐宽恕（范若琳等, 2021）。同时被试年龄跨度更大的研究也表明，在14~28岁的青年群体中，共情影响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对他人情绪与状态的敏感觉察能够提高个体的宽恕水平（武亦文等, 2022）。共情与宽恕还存在一定的神经生理性联系，fMRI研究发现共情和原谅的过程中都会共同激活内侧额叶和扣带回后部(Farrow et al., 200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共情能够中介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的关系。

同时，鉴于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文化为流动儿童期望融入的主流文化，城市流动儿童表现出城乡文化适应冲突，城市文化适应对自尊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农村文化适应对孤独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Zhang, Zhang, Peng, 2014）；农村文化适应的积极作用会受到城市文化适应的局限，当城市文化适应比较低时，流动儿童的农村文化适应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当城市文化适应比较高时，农村文化适应对于个体安全感和物质主义的积极作用就不再显著（张春妹，全湘，孙晓铜，2021）。从社会认知理论推论，共情会受到情境的影响，在关注外部环境、具有互依的人际关系策略的生态环境下，易产生情境主义认知倾向高的个体，从而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那么，当流动儿童具有更高的城市文化适应时，其原有的农村文化适应产生的情境主义认知倾向对共情能力的影响就会受到城市文化适应所产生的唯我主义认知倾向的干扰，显示出对共情能力的抑制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设H3，农村文化适应对流动儿童共情的积极作用还会受到城市文化适应的调节，城市文化适应越高，农村文化适应对共情的积极作用越弱。总体假设模型如图1.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从武汉市一所流动儿童比例较高的学校中随机抽取三至六年级各2个班级，共393名学生，筛除重复、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88份，其中流动儿童191人（49.23%），非流动儿童197人（50.77%）；男生228人（58.76%），女生160人（41.24%）；三年级87人（22.42%），四年级79人（20.36%），五年级105人（27.06%），六年级117人（30.16%）。针对被试年龄问题，本研究认为，从三年级儿童的词汇量来说，基本达到了自主阅读水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都是可以理解的。问卷调查一般都是从三年级开始，我们的问卷来自小学生的访谈，话语表达形式和内容经验都来自小学生自身，所以不存在阅读和理解的问题。而且调查过程中会有主试，随时可以帮助解答小学生的疑问。

（二）研究程序与工具

1.基本信息问卷

此问卷为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情况、是否出生在武汉、老家在城市还是农村等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

2.儿童城乡文化适应问卷

采用张春妹等（2017）编制的儿童城乡文化适应问卷。此问卷根据双向多领域模型（Schwartz, et. al., 2010）的观点，参照Ward等（1999）和袁晓娇等（2009）的文化适应问卷，在对流动儿童访谈的基础上，归纳出城乡文化适应五大维度，分别为：环境适应、外显行为、内隐观念、语言、身份定位，其中内隐观念可细分为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情关系，分别为5、3、5个条目。问卷由农村文化适应和城市文化适应两部分组成，各34个题项。采用Likert 5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农村（城市）文化适应状况越好。问卷信效度结果良好，本研究中城市文化适应问卷Cronbach^＇α系数为0.875，农村文化适应问卷Cronbach^＇α系数0.924。

3.小学生宽容量表

采用小学生宽容量表（张春妹等，2022）。包括体谅他人、敌意预期、冒犯容忍、行为回击四个维度，分别为9、7、7、4条目，共27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可计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小学生的宽容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α系数为0.904。

4. 共情量表

采用Davis编制的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RI）（张凤凤等，2010），包括观点采择、幻想、共情关注、自身痛苦四个维度。共28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该量表可计总分，分数越高表示共情能力越强。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9。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包括对各因素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采用Hayes的Process插件对中介作用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分析等。

四、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6.66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呈现了所有儿童的性别、流动类别、城市文化适应、农村文化适应、宽容和共情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发现，城市文化适应与农村文化适应、宽容和共情均呈显著正相关；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共情均呈显著正相关；宽容与共情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城市文化适应与宽容的相关显著低于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的相关（z＝-1.152）。对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分别进行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与所有儿童的相关矩阵相类似，唯一例外的是，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与宽容的相关变得不显著。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n=388)

注：*p<0.05，**p<0.01。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均值表示男生所占的比例；流动类别为虚拟变量，流动儿童=0，非流动儿童 =1，均值表示流动儿童所占比例。

表2 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注：*p<0.05，**p<0.01。表中对角线不设专门对角线，以数字1联结起来的对角，为默认对角线。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年级为虚拟变量，3年级=0，4年级=1，5年级=2，6年级=3。

进一步对文化适应具体维度与宽容、共情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见表3），无论流动儿童还是非流动儿童，城市文化适应的语言、身份定位维度与宽容、共情均呈较高正相关，但城市内隐观念与宽容呈较弱的负相关（r=-0.16、-0.17，p=0.00），城市内隐观念与共情的正相关，只有其中的人情关系在非流动儿童中达到显著（流动儿童 ，城市文化适应中的人情关系与共情的相关系数为0.11；非流动儿童 ，城市文化适应中的人情关系与共情的相关系数为0.20，p<0.01）；而农村内隐观念与宽容、共情均呈较强的正相关，r达到0.32到0.40；另外农村的环境适应与宽容、共情也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尤其是流动儿童的农村环境适应与宽容正相关明显较高，达到0.36。

表3 城市文化适应、农村文化适应具体维度与宽容、共情的相关分析

（三）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表4 宽容的多层回归结果

采用所有儿童样本，以农村文化适应、城市文化适应、共情为自变量，以宽容为因变量，采用输入法进行分层回归分析。首先将农村文化适应与城市文化适应纳入第一层自变量，然后将共情纳入第二层，结果发现（见表4），模型1中农村文化适应能够显著预测宽容，城市文化适应不能预测宽容；模型2中农村文化适应、共情能显著预测宽容，并且农村文化适应的预测系数明显降低。

分别采用流动儿童、非流动儿童样本，采用PROCESS 4.0的模型4检验共情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流动儿童样本与所有儿童的预测模式相似，农村文化适应、共情显著预测宽容，模型解释率为26%，其中中介效应占43.71%；在非流动儿童样本中，农村文化适应则完全通过共情的中介间接预测宽容，模型解释率为12%，其中中介效应占65.2%。

表5 流动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检验（n=191）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年级为虚拟变量，3年级=0，4年级=1，5年级=2，6年级=3。**p<0.01, ***p<0.001。下同。

表6 非流动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检验（n=197）

（四）流动儿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采用PROCESS 4.0的模型7检验城市文化适应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之间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7，将城市文化适应放入模型后，农村文化适应与城市文化适应的交互项对共情的预测显著。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显示（见图2），城市文化适应水平较低时（M-1SD），农村文化适应对共情的正向预测显著（β_simple =0.219，p < 0.001），城市文化适应水平较高时（M+1SD），农村文化适应对共情的预测不显著（β_simple =0.043，p =0.323）。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3。

表7 流动儿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图2 流动儿童城市文化适应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3 农村文化适应对宽容的影响中城市文化适应和共情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五）补充分析

由于城乡文化适应主要是农村内隐观念、环境适应对宽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内隐观念在价值观、思维方式、人情关系上具有明显不同的内涵，其丰富程度远超过集体主义、他人取向。相应的宽容也具有体谅他人的积极维度，敌意预期和行为回击的消极维度，还有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冒犯容忍，它们受到内隐观念的影响的程度显然也会不同。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城乡文化适应的不同维度对于宽容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作用。同时在也一定程度上弥补本研究中流动儿童样本量较小的问题，确定农村文化适应对宽容影响效应的稳定性。为减少测量条目总数，中介变量共情也主要采用具有主要作用的认知共情成分，即以7个条目的观点采择为指标。

结果如表8所示。总体来说，控制了性别、年级的作用后，农村文化适应的内隐观念各维度和环境适应维度对于宽容各成分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的总预测力均显著。农村文化适应各维度之间预测力差异不大，尤其是农村价值观和农村适应环境维度基本保持一致，具有最高的预测力；各维度对积极宽容、冒犯容忍的预测力较高，对消极宽容的预测力明显较低。而且，中介模型的路径系数分析显示，各维度对消极宽容的预测均需通过共情的完全中介作用，而对于积极宽容和冒犯容忍的预测则既可以通过共情中介作用，也可以直接作用。

分别以农村内隐观念各维度、相应的城市内隐观念各维度、城乡环境适应，以及城市内隐观念*农村内隐观念或城市环境*农村环境为自变量、观点采择为中介变量，性别、年级为控制变量，对宽容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文化适应的各维度对农村文化适应各维度在共情的预测上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中介模型前半段的调节效应R²在0.18-0.26。而且，其中城市价值观、城市人情关系对观点采择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8、-0.16），价值观和城市环境适应对共情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表8 观点采择认知共情在农村文化适应具体维度对宽容成分预测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五、讨论

（一）农村文化适应对流动儿童宽容品质的积极作用

流动儿童是处境不利儿童，其生存发展、社会适应问题一直广受研究者关注，本研究首次从积极发展观的视角，关注到流动儿童的宽容品格，并且揭示了流动儿童自身的积极发展资源对于其积极心理品质的促进作用。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36.11%，而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占比为50.32%，也就是说我国在过去十年完成快速城市化进程，城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作为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文化为我国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因此，所有在城市中生活的人都经历着城乡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张春妹，2014），因而，对于所有儿童，农村文化适应都具有塑造宽容品质的作用。对流动儿童来说，这种作用则更明显，回归方程预测率达到12%；对非流动儿童来说，回归方程预测率为6%。城乡文化适应的具体维度与宽容的关系进一步表明，农村文化的内隐观念对宽容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包括重宗族亲情关系，具有遵从秩序、自然主义价值观，思维方式更多忍让、服从传统宗族角色。

从Greenfield（2009）的社会生态环境理论来看，农村文化是一种礼俗社会，代表了传统文化，具有传统的尊重权威、注重人情和人际关系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我国农村文化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更具有宗族观念、注重伦理道德、谦让节制和尊重自然（张春妹，2014），更注重孝道、服从权威等（Zeng & Greenfield, 2015）。自我节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美德（崔锁江，2023）。这种自我节制与自然主义、天人合一价值观紧密相关。而宽容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更多的是律己。小学儿童宽容的核心在于“推己及人”的体谅以达到人际和谐（张春妹等，2022）。因此，我国农村文化适应的内隐观念更多体现了传统文化中遵从秩序、自然主义价值观，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更多忍让、服从传统宗族角色，蕴含了自我节制的美德，因此更容易具有宽容品质。同时，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特别表现形式，我国农村宗亲聚居，人际关系紧密，人际间的相互依赖性也会使个体更容易做出决定性宽恕，而不管是否真的在自身情绪上达到消极情绪释放和积极情绪转化，进而也促进了宽容人格倾向。这与跨文化研究集体主义文化被试具有更高水平的特质宽恕性（Suwartono et al., 2007）相一致。相关研究证实在农村文化的影响下，农村大学新生更加真诚、合作、宽容、信赖随和（苏芮, 2012）。

而农村文化适应各维度对于宽容各成分的预测作用，也进一步印证了农村文化的自然环境适应与自然主义价值观、忍让思维方式具有一致之处，都对宽容具有一致的预测模式和预测力度，而且主要是促进了体谅的积极宽容和冒犯容忍的仁爱宽大品质，对于消极宽容具有很低的预测作用。表明了我国农村文化的核心是自然主义价值观，主张天人合一、遵从自然秩序。我国和谐思想也首先是天与人和谐，天人合一从而生仁爱、节制，对万物敬畏和爱护（郭齐勇，2020）。

相反，城市文化中的内隐观念在价值观上，更强调需求满足、自我主张、个人中心，具有平等观念、权益竞争（张春妹，2014），这些都与自我节制、隐忍存在矛盾之处，因此与我国强调律己容忍的宽容品质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同时，虽然具有关系取向、看重人情关系会促进更高水平的宽容，但是城市文化更多地遵循人际的平等互惠原则，而宽容更多依赖于彼此的互动，从而使得城市文化中更为淡然的人情关系与宽容没有必然关系。

除了看重人际关系、忍让、遵从等农村文化内隐观念会促进宽容，本研究还发现，农村适应环境相对于城市适应环境也具有更明显的促进宽容的作用。这与我国文化中自然开阔的环境会促进心胸开阔观点相一致，即在开阔自然的环境人更容易产生对自然的敬畏感，会知觉到浩大、产生顺应感，从而会减少自我关注（董蕊，彭凯平，喻丰，2013）。另外，城市文化的语言适应维度与宽容也具有很强的相关（r=0.42），而农村语言适应维度与宽容无关，这可能在于语言适应促进人际沟通。语言适应与共情也具有较强的相关（r=0.46），以及城乡身份定位都会促进宽容和共情，相关指数为0.17~0.25，可能都在于这些因素促进了良好的人际互动和理解，从而促进了宽容。除显示出宽容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塑造的个性倾向成分之外，同时也具有很强的人际互动能力的一面。

本研究展示出农村文化适应，主要在于持有传统文化的节制、秩序遵从、自然主义的观念，以及对原有农村自然开阔环境的适应，相对于城市文化的需求满足、自我主张观念对于宽容品质具有独特的内在的熏陶作用。体现了农村文化适应对于所有儿童的积极发展具有文化资源作用，尤其是对于流动儿童更为明显且直接。这是已有的青少年积极发展观理论所未关注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目前关于青少年的积极品格的研究还并不多，在Peterson和Seligman（2004）的六类24种积极品格优势特点中，宽容被认为与谦卑一起属于节制一类，我国研究者官群、孟万金等（2009）借鉴该理论，发展了中小学生的六大类积极品质，也包括宽容，与谦虚、持重一起属于律己大类。在最近的我国文化下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研究中，品格包括了爱、志、信、毅四个方面，其中信包括了诚信、信赖、责任心和自律（林丹华等，2017）。但是自律与宽容并不完全对应，宽容没有被独立的包括进来可能在于研究样本包含的农村儿童不多。而关于积极品格发展的影响因素目前主要关注家庭、同伴、学校层面，或者童子军训练项目（李晓燕等，2019），较少关注更大的文化环境。在积极发展观的理论上，已有的青少年积极发展观理论主要有发展资源理论关注了促进儿童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而这些资源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社区这些近端环境因素（Benson, 2007）；另外有发展情境理论会关注到物理环境，包括家庭地理位置、娱乐设施等（Lerner et al., 2005; 张文新，陈光辉，2009）。已有研究用发展情境理论考察了流动儿童积极发展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体因素主要为自身身份因素、生活满意度、在校表现等，物理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学校满意度，社会因素为他人歧视程度（黄翠萍，章志敏，2020）。这些国内外积极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未将流动儿童原有的文化适应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关注其对于儿童积极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共情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的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农村文化适应使得个体具有更高的共情倾向。而且共情、宜人性与宽恕的关系得到大量研究支持（周炎根等，2018；张田，傅宏，2013）。因此具有农村文化适应的个体，会通过影响个体具有更高共情倾向间接提升宽容品质。但是对于流动与非流动儿童，该中介作用会不同，对于流动儿童，农村文化适应不仅可以通过共情的中介间接促进宽容，而且能直接促进宽容。通过前面文化适应具体维度与宽容的相关分析，以及该相关在不同群体的具体模式可知，农村文化适应具体维度除行为、语言适应之外，其他维度与宽容具有显著正相关，非流动儿童的相关大多略低于流动儿童。而在思维方式的相关上差异较大，流动、非流动儿童的分别为0.32、0.17。思维方式主要是体现了忍让、服从传统宗族角色的精神，即非流动儿童更少传统文化中的忍让节制思想，从而不能直接促进宽容，而主要是通过农村文化中的他人取向、自然主义而促进了共情，从而间接促进宽容。

该结果拓展了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Kraus et al., 2012），即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的结构要素塑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个体在其中的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体验会使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认知方式，而且农村和城市作为特定的社会生态，个体在其中的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体验会使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认知方式，而且可能也分别具有情境主义和唯我主义认知倾向。

按照Greenfield（2009）的社会生态理论，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生态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学习和发展模式会具有不同的文化路径，都可以是生态社区和人口学特征的直接影响，也可以是通过生态社区和人口学特征影响文化价值观而间接影响。因此，生态社区是一个更为上位的概念，它涵盖了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点的结构维度，也包括了人际互动特点的社会维度，还包括了文化价值观等心理维度；而农村和城市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态，使其中个体的认知、行为乃至发展模式都会不同。目前尚未有研究系统考察我国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差异，特别是两种不同社会生态带来的心理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城乡文化适应中的自然环境、人际互动、文化价值观等不同维度与宽容品质和共情的关系。

（三）城市文化适应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城市文化适应在农村文化适应到共情的路径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从城乡文化适应具体维度与共情的关系可以看出，虽然城市内隐观念与宽容负相关，但是其与共情具有较弱的正相关，主要是人情关系与共情相关较高，在非流动儿童中为0.20，达到显著水平，而且其他反映行为适应的维度与共情都有较强而显著的正相关（在流动儿童与环境适应的0.16到与语言适应的0.49，非流动儿童各维度上则更高）。农村文化适应各维度均与共情显著正相关，而且在行为适应方面流动儿童展示出与城市行为适应相关相反的模式，即与环境适应相关较高达0.36而与语言维度相关较低为0.15。这提示了共情作为一种人际互动能力，不仅受文化观念影响，而且与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具有很强的关联，城乡文化适应作为适应能力都能促进共情。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较高的城市文化适应水平反应其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尤其对于城市文化的行为适应有助于其城市人际交往，促进其社会适应（Chen et.al, 2021），从而对共情促进作用更强。而农村文化适应作为其原有文化的保持，主要促进了家人亲戚关系中的互动，对于城市中多方面人际关系中的互动的促进作用有限，因此对于儿童感知的共情能力的促进相对较弱。研究也发现，城市文化适应促进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而农村文化适应促进其心理适应（Chen et.al., 2021）。

但是当城市文化适应比较低时，农村文化适应越好，共情能力越高，甚至在低城市文化适应高农村文化适应时，共情能力高于城乡文化适应双高的个体，这体现了农村文化适应中因为内隐观念对共情较强的影响而发挥的作用。这与本研究假设相一致，农村文化适应可能使个体具有更强的情境主义倾向，更具有他人取向，人际互动敏感性，从而具有更高的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进而有助于发展出倾向于为了人际和谐的宽容。

本研究发现城市文化适应对于共情也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是在语言、环境、行为等方面体现出的适应能力，促进了人际交往能力，使其与共情具有较强的关联，另一方面是内隐观念上平等、相对有距离的人际关系，也对共情具有较弱的促进作用。这也可能与我国城市文化并不是完全的独立自我取向，人们依然具有很强的互依自我和社会取向相关联，因此这种互依的人际关系背景也会促进共情（Kraus et.al., 2010）。这进一步说明了城市和农村两种生态社会，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阶层文化，分别带来唯我主义和情境主义认知倾向。相反，我国城市和农村是更为综合复杂的两种生态社会。农村文化代表了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视人情、宗族关系、顺从律己的特点，而城市文化具有现代文化特点，重视平等独立、自我主张、利益互换。这使得农村文化适应更具有环境依赖性和背景取向，从而对于共情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城市文化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唯我论，而是仍然具有我国看重人际取向、具有互依性的特点。因此，我国城市文化可能在自我建构的类型上具有互依自我和独立自我的混合型自我建构（Kagitcibasi，2005），在社会人口环境上，Keller（2019）区分了三种类型：农村农业社会、西方城市社会、非西方的城市混合环境。处于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城市社会也正属于介于基于生存的农业社会和现代个体化的西方社会之间的混合环境（Keller,2019）。

（四）总结、意义和局限

总的来说，本研究聚焦于流动儿童宽容这一积极心理品质，从双重文化适应的视角，揭示了流动儿童原有农村文化适应对于宽容的积极促进作用及内部过程。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农村文化适应对于宽容品质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主要是通过我国农村文化中内隐观念的伦理规范、秩序顺从、节制隐忍这样的传统文化和他人取向、注重和谐的集体主义文化两种价值观念发挥促进作用；也会因为他人取向的集体主义文化而促进共情从而间接促进宽容；城市文化适应中与传统文化的节制顺从相冲突的自我利益主张观念则会抑制宽容品质，但是城市文化适应作为流动儿童进入城市生活积极融入的指标，对其行为等方面的适应，也会促进流动儿童的适应能力和人际互动，进而会提升共情能力。这说明了流动儿童宽容品质既有我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品质上的塑造作用，也体现了具体的人际互动中的人际理解能力。

本研究揭示了流动儿童宽容品质发展的自身优势和资源，推进并深化了我国青少年品格研究，发展了青少年积极发展观的发展资源理论和情境理论，考虑了青少年自身的文化资源和个体积极心理相互作用对于积极品质的影响。而且，拓展了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丰富了生态社会理论，提出了我国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生态社会，具有不同的人口、教育水平、收入等结构特点，也有不同的社会互动特点，和文化价值等心理特点，不同的生态环境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情绪和行为，而且我国城市社会是兼具独立平等和互依关系取向的混合社会生态。我国城乡两种不同的生态社会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认知等心理倾向，进而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儿童养育和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本研究结果对于我国振兴乡村文化、弘扬传统文化自信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如何发展现代城市文化具有重要启示。社会治理需要具有更关注传统文化价值、农村生态社会优势的视角，一方面振兴乡村文化，一方面在城市中更加强调多元、包容的文化，减少外来流动人口放弃原有文化取向、融入城市文化的压力和倾向。对于家长来说，则要更为有意识的保留、发扬农村文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儿童宽容的积极品质和共情这一重要的人际能力。同时，农村自然环境的适应对于宽容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也启示了亲近自然的教育对于宽容品质塑造的特有意义。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首先，本研究取样仅为武汉市一所流动儿童占比较高的学校，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更广泛的儿童群体还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扩大取样范围。其次，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采用自我报告法，特别是共情能力的测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儿童在一般生活中的自我感知的影响，更为准确全面的理解这些变量的关系，可以采用客观生理的或者行为的更多指标。另外，横断设计无法测量随时间变化儿童城乡文化适应状况，进而对儿童城乡文化适应情况与共情、宽容之间的因果关系做考察，未来研究可进行追踪研究设计，进一步探讨文化适应与宽容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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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cculturation, urban acculturation and tolerance character of migrant children

ZHANG Chunmei Huang Xunu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lerance is a very important moral character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at migrant children posses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olerance character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who are disadvantage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positive developmental view,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rural acculturation on the tolerance character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empathy and urban acculturation play a role on it. Using the Rural-Urban Acculturation Scale, the Tolerance Sca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nd the Interpersonal Response Index Scal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388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third to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a school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Wuhan, including 191 migrant childre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rural accultu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olerance and empathy; tolerance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athy; rural acculturation would promote tolerance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empathy for migrant children; whereas for non-migrant children, rural acculturation promoted tolerance exclusive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empathy; the effect of rural acculturation on empathy was moderated by urban acculturation in migrant children, with rural acculturation hav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mpathy only when urban acculturation is relatively low.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rural acculturation as a cultural resource has a facilitating effect on the positive quality of tolerance in migrant children, while urban acculturation as a cultural context and urban social adaption have complex effects on tolerance character in migrant children,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positive developmental view of adolescents and expanding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ecological social environment theory.

Key words: tolerance character, rural acculturation, empathy, urban acculturation, ecological social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