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武汉市实施封城。顿时，这座繁华的都市沉寂下来。如果你驾车行驶，就会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街区，都笼罩在焦虑和恐惧之中。然而，这座城市的人们并没有被焦虑和恐惧击垮，而是在与死神的较量中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有来自感染者抵抗病魔的勇气，有来自医务工作者挽救生命的努力，有来自亲朋好友和同事的关怀。这些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运送各种物资的团队以及国人的关心汇聚在一起，奏响了神圣的生命交响曲。这首交响曲的谱写者不是音乐家，而是投入这场生命争夺战的各个群体：患者、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些群体中，没有弱者，有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谱写的生命真谛。

一、 创造力：生命的本质

生命是什么？这是有关生命哲学本源的问题，也是生命哲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生命哲学并不否认人的自然生命，但生命哲学研究的是人的文化生命。在生命哲学看来，人的自然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就其自然属性而言，与动物的生命并无二致，但人的文化生命不同。人的文化生命是人自己创造的，它所彰显的是人的生命本质，是人的生命不同于动物的生命之所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作了对比：动物的生命只是自然的存在，它的活动是无意识的、直接受着它自身的肉体需要支配，因而它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人的生命则是文化创造活动，即是人自己创造的、不受人的肉体需要支配的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方面，是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既是人的理性的创造活动，也是人的意志的创造活动；另一个方面，是人能够认识外部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并能够按照规律改造自然界，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意志、人的自由的表现，这是人类创造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创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活动，也是人类创造自己的理性思维、表达自己的情感、追求善和美的活动。总之，人的生命就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有多种形式：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道德的等等，这些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人的生命创造中的知识、情感和意志的力量，表达了人的创造力。

创造力是人创造自身生命的动力，但是，人的生命力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爆发出来。在平庸的生活中，人的生命力只是以潜能的形式存在于人的生命中，只有在为生命而进行的战斗中，生命力才会被激发出来，把平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提升为有意义的生活，把平庸的生命活动变成创造生命价值的活动。抗击新冠疫情就是这样一种为生命而进行的不妥协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患者、医者、亲友、同事、志愿者等等，都是生命创造的一个单元、一种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创造了生命的意义。

二、患者：生命的意志力

在生命哲学中，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抽象思辨中的人的精神，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存在。这些存在是人的全部生命创造的基础。正因如此，人的生命创造首先表现为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而疾病是对人的健康生活的否定。于是，人的健康生活与疾病就构成了人的生命创造的一对矛盾。人要获得健康生活，就必须战胜疾病。人战胜疾病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预防，一种是治疗。预防需要的是人的生命的自我意识，而治疗需要的是人的生命的意志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和政府把治疗置于首要位置，凸显了人的生命意志力对于生命创造的意义，而创造这一生命意义首当其冲的就是患者。

在一般人眼里，患者是被救治的对象，是弱者。其实不然。从生命哲学的观点看，患者是真正的强者。正是他们在与病魔和死神的搏斗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意志力，带给了我们打赢这场生命之战的希望和勇气。在新冠肺炎的患者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最受国人关注的患者群体——一线医护人员。这个群体以医者与患者的双重身份及转换，诠释了人的生命意志力的丰富内涵。

面对疾病、死亡，人的生命意志力首先表现为人的求生欲望。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也是人最原始的生命意志力。任何患者在面对疾病和死亡时，都会产生这种本能。但是，仅有求生的欲望是不够的，还要寻找方法和路径。人的求生的方法、路径不外两种：健康的治疗和不健康的治疗。健康的治疗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能够自觉地、理智地选择正当的、符合医学科学的治疗；二是有健康的心理，包括对医生的信任和对战胜疾病的自信心；三是以卓绝的精神支持自己的意志力。与健康治疗的这三个因素相反的，就是不健康的治疗。患者是否选择健康的治疗，固然与患者对医学科学知识的了解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人的文化素养有关，与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境界相关。总之，是否选择健康的治疗，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它所体现的是人的生命意志力社会的、文化的品格。

一线医护人员的患者都是被动的感染者。他们在成为患者后，毫无例外会有求生的欲望，有人的最原始的生命意志力。然而，由于有了医护人员这一重身份，他们都会自觉地、理智地选择健康的治疗，并积极配合同事接受治疗。最能显示作为患者的生命意志力的是他们从医者转换为患者后，仍然不忘记自己作为医护人员的身份和责任，尽一切可能把自己接受治疗的心理感受和信心传递给普通患者和健康人群，让大家不要恐慌，要信任医生、坚定信心，相信疾病是可以治愈的。这对于缓解当时弥漫的恐慌心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一线医护人员患者表示，自己病愈出院至隔离期满后，都要返回一线参加救治患者的战斗。湖北电视台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名护士因救治患者而感染新冠肺炎，不得不接受住院治疗。然而，当病情稍有好转，她就主动请求回家自我隔离治疗，希望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危重症患者，当隔离期结束后，又马上返回医院请求重新上岗，以医者的身份参加抗击疫情的战斗。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这危机的关头，在前线最需要医护人员的时候，若不返回一线，就是战场上的逃兵。

从医者到患者，再从患者到医者，作为一线医护人员的患者以他们对生命的体验，谱写了患者战胜疫情的英雄气概，诠释了人的生命意志力的丰富文化内涵。

三、医学科学家：生命的认知力

在生命哲学看来，人的生命创造不仅要有生命的意志力，而且要有生命的认知力。生命的认知力是人对自身生命的理性认识，它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健康的治疗，让人理性地选择健康的治疗。从这个角度看，生命的认知力是生命的意志力的根据，因而在生命创造的结构上，是高于生命的意志力的。

生命的认知力之所以是理性，就在于它是以医学科学为基础。医学科学是以人的健康和疾病为研究对象，以人体解剖和实验为基础，探究疾病的起源和病理机制。因此，它的每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标志着生命认知力的增进；它的每一项新的成果，都会带来健康和疾病观念的更新，为健康的治疗提供理论根据。在生命科学史上，巴斯德和普歇的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普歇是生物自然发生说的强有力捍卫者。他设计的全部实验是要证明这一假说：大自然是把自然发生作为生物繁殖的一种方法。根据这个假说，一切疾病是自发产生的。巴斯德通过消毒实验推翻了这个假说。他证明，“生命就是一个微生物，而微生物也就是生命”，因此，一切疾病是不能自发产生的。巴斯德认为，这个结论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至为关键，因为它要求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治疗疾病时，必须选取其中一个原理，或者疾病是自发产生的，或者疾病是不能自发产生的。这两者之间的取舍决定了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否科学。巴斯德的后继者廷德尔高度地评价了巴斯德的这一发现。他强调：“在科学史上，我们首次有理由抱有确定的希望，就流行疾病来说，医学不久将从庸医的医术中解放出来，而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上。当这一天到来时，我认为，人类将会知道，正是您才应得到人类最大的赞扬和感谢。”这表明，健康的治疗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因为即便医生和患者想选择健康治疗，也先要确定哪一种医学理论是正确的，而只有选择了正确的医学科学理论，才能制定健康治疗的有效方案。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不是单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这足以说明，生命的认知力是生命意志力的根据，因而是人的生命创造和疾病治疗更为基础的方面。

新冠肺炎是新出现的一种流行性疾病，它貌似流行性感冒，又不是流行性感冒。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流行性疾病，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不守陈规、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当新冠肺炎发生时，医学家要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辨识这种流行性疾病，将它与流行性感冒区分开来，并且有勇气将这个事实说出来；进而要通过科学分析，发现这种疾病的传播路径，提出阻断传播的路径，遏制疫情的扩散；再次要快速研究这种流行性疾病的病源和病理，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这些构成了一根生命认知的链条。正是这根链条，把医学家推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沿，使一场抗击疫情战斗变成了一场医学科学大战。在这场战斗中，中国的医学家表现出了巨大的探索勇气，贡献了非凡的智慧。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教授最早从患者的胸部CT片的影像中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并断定这是一种新的传染性病毒，她凭着自己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护经验，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一事件，发出疫情警示信号，开启了中国医学科学对新冠肺炎疾病的研究；李兰娟院士从武汉医护人员感染这一现象中洞察到新冠病毒肺炎的传染路径是人传人，提出了对武汉市实施封城的建议；王辰院士根据新冠肺炎传染的特点，提议在武汉建立多家方舱医院，而方舱医院的建立不仅有效地阻断了新冠肺炎的传播，而且防止了患者从轻症转为重症，降低了救治的医疗成本。在治疗上，中国医学家大胆探索，使用Ecmo救治重症患者，开发和研制清肺排毒汤，中医相结合、旧药新用等等，为有效救治患者提供了多个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救治方案，不断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的情况下，中国医学家发出的每一个警示、提出的每一条建议、研发的每一种治疗药物、制定的每一种治疗方案，都是基于对传染性疾病的一般规律认知，又包含了对新冠肺炎的病源和病理的最新探索。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医学家敢于面对新的疾病，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中国才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找到医治这一传染性疾病的有效可行的方案，收获了治疗新冠肺炎的繁多经验。

四、组织协调：生命的社会力

生命哲学不仅要以医学科学为基础，更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在生命哲学史上，几乎所有的生命哲学家都强调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价值。但是，却没有一个生命哲学家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把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价值实现与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为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实现的前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的活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现实活动都是创造生命的活动，只有以人的自由、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为最高目的的活动，才是创造生命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是可能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的现实活动成为创造生命活动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贯穿于他们的全部著作当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区分了人的自由的经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要求以人的自由为前提，但是，这里的自由只是经济学意义上出卖劳动力的自由，绝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人的活动不过是异化劳动，即以丧失人的自由、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价值为代价的动物式活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却使这种动物式的活动合法化了，并且每时每刻都在操纵这种活动。与之相反，共产主义是把哲学意义上的人的自由、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作为人的活动的最高目的，它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共产主义是把人的活动变成生命的创造活动的历史前提。恩格斯在早年的《国民经济学大纲》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只看到眼前的商业利益和资本利润，而不顾人们活动的后果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真正的人道精神和人的自由，有的只是危机和不道德的生活。在晚年的《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从人的劳动本质以及人的劳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人的劳动、对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否定，指出，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的前提条件。

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生命的社会力定位于社会制度上。在他们的理论定位中，社会制度作为生命的社会力包含精神的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内容：精神层面的内容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人的生命价值理念；物质层面的内容是一定社会制度的组织协调能力。他们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价值理念及社会的组织协调能力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与人的自由本性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进人的生命的社会力，充分发挥和彰显人的生命价值，而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崇拜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人的自由的本质根本相悖，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发生危机的内在机制，绝不可能成为生命创造活动的社会基础。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生命哲学观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践证明。武汉抗击疫情的战斗，抢救的是人的自然生命，高扬的是人的社会生命。在精神层面上，贯穿于整个战斗的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理念：一切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正是这个生命理念，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有一位援鄂年轻护士讲述了她护理危重患者的不平凡经历：在患者经抢救无效身亡时，她们会代表死者家属料理后事，并向死者三鞠躬，表示哀悼之情。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生命的尊重，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原则。在物质层面上，国家派遣军队和各省区数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组织国有企业紧急转产，大量生产医用防护物品，满足救护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度大量生活物资运送武汉，保障封城期间居民正常生活。这些组织协调工作使武汉的疫情救治工作很快进入了有序状态，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生命社会力。

从1月23日封城到4月8日解封，在这短短的76天里，武汉人走过了一段漫长而难忘的生命历程，焦虑、恐惧、痛苦、死亡、拼搏、战斗、进取、勇气、信念、关爱、自尊、激情、喜悦、感恩……每一种情感都饱含着武汉人对生命自由的体验，都在谱写武汉生命保卫战的精神——顽强的生命意志力、求实创新的生命认知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的生命社会力。

作者：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罗莎·卢森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学习强国202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