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哲学被认为不仅可以“解毒”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且能够回应当代的虚无主义。家哲学论证，建立在“个体-主体”基础之上的现代性世界面临虚无主义的情景，只有通过“归家”，感受“亲亲”，延续“生生”，我们才能回归一个温暖的世界。实则不然。首先，家哲学所谓的现代性世界所面临的虚无主义情景是一个伪问题。其次，家哲学所谓的“亲亲”“生生”和“归家”也不是解决任何现代性世界所面临的真实问题的合理办法。最后，“归家”的本质是通过构建一个血亲情理的共同体来尝试解决现代性个体所面临的功利性的、社会性的、道德性的、政治性的以及宗教性的问题和挑战。而这种尝试是虚幻和失败的，因为它突破了家哲学的边界。

【关键词】家哲学； 归家； 虚无主义； 现代性；

作者简介：李勇，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西方伦理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24年第6期

现代化所伴随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冲击了传统价值所构建的生活秩序，也带来离婚率上升、原子化家庭、养老问题等，降低了人们对社会的归属感。在过去20年中，笑思、张祥龙和孙向晨等学者提出家哲学，以其对抗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试图解决现代化所伴生的诸多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很多学者（如洪元植、林海顺、向世陵、潘小慧、罗安宪、朱刚、黄启祥、孙再林、程乐松、李科林、汪沛、任剑涛、谭安奎、李风华、喻冰、陈建洪、李勇等）参与其中，或赞成或质疑，进一步深化了家哲学。

家哲学涉及家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宗教等诸多维度，难以一概而论。学者们聚焦家哲学在不同层面所面对的困难。比如，陈建洪指出，“儒‘家’的当代复兴思想基本上从情感、伦理与本体的角度讨论‘家’与‘亲亲’的意义，既突出‘家’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又强调‘亲亲’思想的普遍意义”（陈建洪，第127页），但是这种讨论并未“真正触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领域的意义。无论婚姻、生育，还是政法和宗教意义，现代之‘家’与古代之‘家’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同上，第127页）。他的结论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既成事实，传统家庭和家庭关系已经崩溃，家哲学需要探讨的是家和亲亲关系如何在社会制度层面“扎住脚跟”。（参见同上，第127页）谭安奎指出，“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家本来不曾扮演政治或国家的哲学奠基石的角色，也不存在从家到国的自然延伸的逻辑”（谭安奎，第51页）。同时，“在个体化的背景下，世代相续的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本体论基础，是无法由家哲学来提供的”（同上，第57页）。任剑涛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家庭伦常的社会功能就终止了，而这与中国社会的三大变化（即无家庭理想的流行、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以及个人价值的自觉）有很大关系。（参见任剑涛，第40页）在任剑涛看来，“家哲学似乎并不是西方哲学古今皆缺的东西”，“家哲学并不足以构成人类建构集群生活模式的一个支点”，因而，家哲学未必可以填补西方哲学中基于个体建构群体的缺环。（参见同上，第44页）

以上挑战主要聚焦在“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不过，“家”被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伦理功能，就是“家”可以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而这也被认为是家哲学最重要的一个辩护理由，即通过“归家”我们不再“虚无”。（参见孙向晨，2024年，第20页）虚无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而如何回应虚无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哲学挑战。本文将以此为核心展开讨论，具体论证如下：在理论的意义上，“归家”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可以算作一种回应虚无主义的尝试。但“归家”肯定不是回应虚无主义的唯一尝试，甚至不能算作比较成功的尝试。在现实的意义上，虚无主义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真正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归家”则是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伪救赎”。“归家”的本质是通过构建一个血亲情理的共同体来尝试解决现代性个体所面临的功利性的、社会性的、道德性的、政治性的以及宗教性的问题和挑战。而这种尝试是虚幻和失败的，因为它突破了家哲学的边界。

一.虚无主义问题

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可能会有短暂的虚无感，而这种虚无感和虚无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虚无感更多是一种短暂的情绪状态，可能是短短几分钟、几小时、几天或者稍微更长的时间。导致虚无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能因为无所事事而体验到虚无感，也可能是在完成某件重要的事情之后产生虚无感，还可能是在终日忙碌的间隙有这种感觉，又或者在屡次失败之后有这种感觉。我们对虚无感的体验类似于我们对痛苦的体验。我们不会因为偶尔体验到痛苦就认为人生的基调是痛苦的。类似地，我们大部分人也不会因为偶尔的虚无感而认为人生整体上是虚无的。虚无主义则不同，它认为人生整体上是虚无的。本文讨论的不是短暂的虚无感，而是虚无主义；焦点是家哲学与虚无主义的关系，而不是家哲学与虚无感的关系。

虚无主义通常与生命的意义相关。英文虚无主义一词“nihilism”来自拉丁文“nihil”。根据瓦兹奎兹(J. Vazquez)的研究，虚无主义在19世纪中期之前并不是特别流行。（参见Vazquez, p.1202）但经过尼采之后，这一思潮在欧洲大陆有了很大影响，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研究中尤其如此。瓦兹奎兹认为，在尼采那里，生活的全部，包括科学、哲学、艺术和宗教等试图解释生活的观念系统都是“权力意志”的产物，都是为了给一个本质上混乱的现实强加上一套形式和结构，进而让其符合人类的理解，以便能够被人理智地驾驭。（参见同上, p.1206）在刘森林看来，“上帝之死”和虚无主义对尼采来说，“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有可能的思想实验”（刘森林，第1页）。根据克罗斯比(D.Crosby)的研究，尼采之后，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主要有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认为人类的生活是不重要和没有目的的。但它与存在主义有实质性的区别。存在主义认为我们可以处理和克服人类生活缺少内在意义这个事实，而虚无主义则单纯拒绝人类生活的内在意义。第二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认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价值，诸如爱、家庭、自由或者快乐，都是某种虚幻的假象，在整个宇宙中都找不到对应的事实。第三种是道德的虚无主义，认为不存在客观的对和错。第四种是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认为知识并不存在，或者人类完全没有办法获得，这也被称作极端怀疑主义。第五种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认为当下所有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都无助于人类的生活。（参见Crosby, pp.8-36）

当代英美哲学界对虚无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两种语境中。（参见Audi, p.351）在超自然主义语境中，生命的意义来自或者依赖某种超越的或者永恒的存在，而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存在不是真实的，那么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种超自然主义的讨论，既可以直接涉及某种超越的存在者，也可以只涉及人类的永恒的灵魂。如果人类的灵魂是永恒的，那么也就赋予了生命某种意义。当然，如果人类没有这种永恒的灵魂，人的生命的意义可能就被瓦解了。在超自然主义语境中，某种永恒的存在对短暂的个体生命来说是一种寄托和出路。而这种寄托和出路在何种意义上给人以慰藉，取决于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特定理解。

当然，在超自然主义语境中，超越的存在者不仅与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讨论相关，也与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的讨论相关。如果没有某种超越的存在者，那么依据自然科学的发现，不仅人类这个物种会灭绝，而且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和星系也有一定的寿命。在一个没有超越的存在者的世界中，人类物种的灭绝可能也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某种终极的取消。相应地，个体家庭生命的延续或者人类物种的延续，在这种有限的时空中也会有终点。如果人类这个物种、所居住的地球和星系都消亡了，那么，人的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人们很容易对此产生质疑。

对于无神论者，人们可能更关心的是自然主义语境中生命的意义问题。在自然主义语境中，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路径。（参见Hooker, pp.184-200）主观主义强调，个体欲望的实现，获取人生更高层次的目标，或者做一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这些都是生命意义的体现。其一，个体欲望的实现被主观主义者视为人生意义的重要表现。对于一个喜欢美食的人来说，假如他每天研究如何做美食，或者不远千里去一个城市享受美食，即是对其美食欲望的满足和实现，而这样的生活对他个人而言是值得意愿的。类似地，我们一生渴望爱和被爱，这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欲望。虽然欲望会不断涌现，但是欲望的满足，或者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被理解成是有意义的。其二，获取人生更高层次的目标或者做一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也被主观主义者看作人生意义的重要表现。更高层次的目标或者更重要的事情既可以被理解成某种欲望，也可以将其视为理性的选择。如学者为了追求学术创新，可能会放弃对家庭情感的过多投入，而这样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虽然并不理想，但仍然是值得的。这种主观主义路径，似乎可以回应虚无主义的挑战。它在存在主义或者休谟主义那里也有比较鲜明的体现。

在自然主义语境中，除了主观主义路径以外，还有客观主义路径。主观主义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个体和主体的生命态度，而客观主义强调外部世界的某些条件可以赋予人生内在的价值。我们通常认为的真、善、美就具有客观价值。（参见Metz, p.22）对这些客观价值的追求赋予了人生意义，这样的人生就不是虚无的。比如，我们对数学真理的追求可能会耗尽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但我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虚无的。当然，我们大多数哲学学者也认为，自己夜以继日地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用来思考和研究哲学问题，也是在追求真理。尽管我们的人生可能在物质生活上是贫穷的，但却是有意义的。学者们聚在一起就生命的意义和虚无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在追求真理，也是有意义的。

对善的追求，也属于客观主义路径。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把自己有限的人生奉献给那些大山中的贫困女学生，鼓励和支持她们走出大山，考取大学，改变自己的人生。面对这种对善的追求，我们认为张桂梅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虚无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那些舍己救人、助人为乐的平凡人的人生也不是虚无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客观的善的追求。

对美的追求，也属于客观主义路径。诸多艺术工作者通过创作实践把文学、音乐、雕塑和绘画等美展现在人类面前，他们的追求也是有意义的，他们的人生也不是虚无的。

以上从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两种视角来回应虚无主义的挑战。当然，本文的讨论并非预设了对虚无主义的讨论只能从这两种视角出发。同时，本文也没有预设这两种视角覆盖了对虚无主义讨论的所有方面。有人可能主张，尼采、海德格尔、舍勒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对虚无主义的讨论或者回应不能被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所覆盖或者还原。在笔者看来，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视角来分析虚无主义。但是，从“人”这一主体或者超越于人的主体出发来思考虚无，似乎可以覆盖对虚无主义讨论的大部分概念空间。

笔者的论点是：即使本文没有对虚无主义作出整全、系统、深入的认识和把握，“归家”也不是回应虚无主义最好的尝试，至少不是对本文所展现的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下虚无主义最好的回应。

二.虚无主义和作为积极态度的“归家”

如果以上对虚无主义的讨论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接受以上对人生意义回答中所作出的超自然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分，以及自然主义语境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区分，那么，在纯粹概念的意义上，“归家”似乎可以视作自然主义语境下一种对虚无主义回应的尝试。

如前所述，支持家哲学和反对家哲学的学者很多，而聚焦于虚无主义来讨论家哲学的学者并不多。作为家哲学的代表之一，孙向晨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抗虚无主义是支持家哲学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他详细论述了“归家”何以拯救“虚无”。在孙向晨看来，不管是在儒家传统语境下，还是在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甚至是在全球语境中， “家”都具备“作为人类生存的根基性、普遍性、结构性的特点”，“对于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性以及结构的独特性” 。（参见孙向晨，2024年，第23页）孙向晨认为，家哲学有本体论、价值论和生活世界三个层面。在本体论层面，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和最小单位，是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事实。在价值论层面，家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坐标。在生活世界层面，家揭示了“世界的温暖性面向”。“亲亲”作为家之本，以及“生生”、下一代的成长，则可以克服我们对死亡的普遍焦虑，“这是一种基于生命连续性的‘希望哲学’” 。（参见孙向晨，2022年，第31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家”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事实，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依赖特定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意义上，“归家”即是在自然主义语境中进行的。当然，对“家”的讨论，也可以在一种超自然主义语境中展开，如基督教、犹太教等传统中的“家”。如果家哲学所关注的“家”是在自然主义语境中展开的，那么家哲学可以算作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回应吗？它究竟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客观主义的呢？

在自然主义语境中，如果“归家”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对生命意义的回答，那么对家庭的认同和回归更多地与人的欲望、情绪和态度相关。孙向晨等学者强调，家庭是一种本体论的存在，在“生存论”上具有某种先在性。（参见孙向晨，2024年，第30页）换句话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首先在家庭中存在的。那么，这种先在性可否给予生命意义？

第一，这种先在性并不必然蕴含我们对家庭的积极的欲望、情绪和态度。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经历各不相同。有些人的家庭是幸福的，幼年时的成长经历是美好的。有些人的家庭是不幸福的，幼年的成长经历是糟糕的。类似地，人们对婚姻的态度也很不相同。有些人期望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百年好合。有些人恐惧婚姻，不愿意生育。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2021年结婚数是764.3万对，离婚数是283.93万对；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85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是在家庭中成长的，但由此并不必然推出，所有人都对婚姻、生育持有积极的态度。

当然，这里的论证策略并不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对婚姻、生育和家庭持消极态度，家哲学所鼓励的“归家”就不是普遍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生活选择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其中，选择不婚不育是现代社会一个相对常见的现象。如果为数众多的人主动作出这样的选择，那么这至少说明这些人可能对其他东西有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或者与回归家庭相比较，其他选择给予了他们更积极的人生体验。

对此，支持家哲学的学者很自然的一个反驳是，从为数众多的人不愿意回归家庭并不能推导出他们不应该回归家庭，更不能推导出家庭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这明显是一个自然主义谬误，或者是从事实推出了应当。

按照生命意义的主观主义理论，如果一个人对家庭没有积极的态度，这个人是无法从家庭的投入中获得生命的意义的。同样，如果一个人对婚姻没有积极的态度，这个人也无法从对婚姻的投入中获得生命的意义。主观主义的核心是个体对生命意义的对象持有积极的态度。比如，很多研习西方哲学的学者对中国哲学的讨论和研究缺乏兴趣，因此，他们无法从中国哲学的讨论和研究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因为主观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欲望满足理论，价值被理解成某种欲望满足的事实。

第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即特定的积极态度的强度是否足以抵御虚无主义的威胁。我们可能对很多事情都持有积极的态度，但似乎没有哪一件事情可以强大到抵御虚无主义。比如，一个人可能对美食、旅游感兴趣，但这种兴趣根本无法支撑生命的意义。很多人无法想象自己一辈子都在追求美食和美景中度过。

所以，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我们对家庭是否持有积极的态度，更重要的在于我们是否认为这种对家庭的积极态度可以抵御虚无主义。如上所述，虽然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积极的态度，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事情可以抵御虚无主义，或者这些事情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有些人喜欢美食，但食用更多美食的人生并不比食用更少美食的人生有更多的意义。同样，有些人喜欢阅读哲学书籍，但从事哲学研究并不能帮助他们抵御虚无主义。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对家的喜好被理解成一种积极态度的话，那么从主观主义视角来看，仅仅作为一种积极态度，我们无法将“归家”当作一种普遍的策略来抵御虚无主义。当然，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更强的论断，即对家的喜好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因人而异的积极态度，而且是一种普遍的积极态度，就像我们对健康的喜好一样，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家哲学的支持者似乎也倾向于接受或者预设了这个更强的论断。

这个更强的论断似乎可以证成“归家”作为一种普遍的路径能够抵御虚无主义。但这个论断仍面临两个反驳。其一，如前所述，它面临一个经验上的反驳，即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家持有一种积极态度。那些拥有不好成长经历的人，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可能更愿意一个人生活，更愿意养宠物而非组成家庭。当然，还有一些对家持有很高期望的个体，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理想的伴侣而组成家庭。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组成家庭并不是抵御虚无主义的办法。如果强行组成家庭，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和虚无。

其二，它还面临一个概念上的反驳。即使对家的喜好是一种普遍的积极态度，它也必须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积极态度才可以抵御虚无主义。换句话说，这个更强的论断预设了我们必须都认为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必须围绕家庭展开。（参见李勇，2022年，第36—44页）如果家庭仅仅是积极态度的众多对象中的一个（就像美食一样），家庭也无法抵御虚无主义。我们大多数人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美食的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类似地，一个没有婚姻和孩子的个人生活也是有意义的。就此而言，我们很难证成家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积极态度。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以上论证都是在证伪一个普遍的命题，即“归家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抵御虚无主义的办法”，但它并没有证伪“归家对那些对家庭持有积极态度的人来说是一种抵御虚无主义的办法”。很明显，许多人乐于献身于家庭，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如果家哲学把这些人对家庭的最强的积极态度强行推广开来，认为所有人都对家庭持有最强的积极态度，或者所有人都应该对家庭持有最强的积极态度，这种尝试无异于要求所有人都对研究哲学持有最强的积极态度，即使研究哲学只是一部分人追求生命意义的方式。

本节的论证主要围绕“归家”作为一种自然主义语境下主观主义面对虚无的尝试展开。如果“归家”不是一种普遍的积极态度，或者不是一种最重要的普遍的积极态度，我们就无法证成“归家”在普遍意义上具有抵御虚无主义的价值。那么，可否将“归家”理解成一种自然主义语境下客观主义面对虚无主义的尝试？

三.虚无主义和作为追求善的“归家”

如前所述，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客观主义理解生命意义的三种路径。在这种理解下，“归家”似乎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对善的追求。那么这种对善的追求可以抵御虚无主义吗？笔者认为，在追求善的意义上，“归家”可以抵御虚无主义。但对家哲学来说，这种对虚无主义的抵制，与其他对善的追求相比，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对善的追求有各种形式。前述张桂梅校长为大山里的女孩子们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肯定是一种善行。从日常经验来看，一切主观利他的行为似乎都是对某种善的追求。比如特蕾莎修女的一生，都在救助被社会遗弃的鳏寡孤独、贫穷和患有疾病的人。

除了主观利他的行为以外，我们通常认为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是从事诸多特殊的职业，也可以被看作某种对善的追求。比如警察、医生、教师、军人等工作岗位就需要更多的个人奉献，而这些个人奉献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对善的追求。

构建良好的家庭关系，关爱家庭成员，履行家庭责任，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对善的积极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归家”不仅仅是寻找某种温暖的关系，也是关爱、付出和奉献。家庭不是一个天然的港湾，而是与其他团体类似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有些人需要得到更多的照料，比如老人和儿童；有些人需要付出更多，比如成年人。那些付出更多的人，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亦即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作为追求善意义上的“归家”，可以被理解成客观主义路径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因而可以抵御虚无主义。但是，这种追求似乎并不特别优越于其他对善的追求。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职业化的进程，很多人都走出了传统的家庭，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度过的。他们选择了众多有意思的职业，认识了不同的人，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原本家庭的很多功能逐渐被这些社会性的团体所取代。比如，一个钟爱自己事业的学者，可以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因为在她看来，人生太短暂，应该致力于追求自己的研究事业。又如，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虽然结婚生子，但她会将主要精力用于自己企业的经营。

本节的讨论主要围绕“家”作为一种自然主义语境下客观主义面对虚无主义的尝试。“归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为人生提供意义，但“归家”作为一种对善的追求，并不必然优越于其他对善的追求。因而，如果将“归家”理解成一种优越于其他对善的追求，这在经验和概念上都是无法成立的。如果家哲学倡导所有人在“归家”这种对善的追求中获得生命的意义，也就类似于让所有人通过从事学术研究获得生命的意义。同时，家哲学这里还面临一个挑战，即类似张桂梅这样的追求善的选择，似乎更具有某种道德价值。我们不会也不应该要求张桂梅“归家”。

四.“虚无”作为这个时代的伪问题

以上二、三两节的讨论主要呈现了在自然主义语境中“归家”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或者一种对善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有意义的人生选择，进而回应虚无主义问题。但这种选择只是个体性的，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普遍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家哲学认为所有人可以通过“归家”来抵御虚无主义，或者让所有人通过“归家”来寻找人生的意义，实则把一种个体性的选择放大为一种普遍的和规范性的要求。如前所述，这样做明显是有问题的。

不过，家哲学不仅仅在一种高度理论化的空间来抽象地回应虚无主义这一哲学问题，它实际上还承诺了一个更现实的命题，即在这样一个虚无的时代，“归家”是回应“虚无”这一现实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本文意在分析家哲学的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我们应该通过“归家”来回应虚无主义。第二个命题：在这个虚无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通过“归家”来回应虚无主义。前面两节已经说明第一个命题突破了家哲学的边界。接下来本节将说明，为什么第二个命题的前提是错的，即这个时代并非虚无，“虚无”是这个时代的伪问题。

“无家可归”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说法。孙向晨自己也指出，“有人会觉得虚无主义显得如此遥远，更严重的是现实问题：原子化家庭、丁克家庭、同性伴侣等挑战传统的家庭观念，而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养老问题等等则降低了我们对于家的归属感”（孙向晨，2024年，第27页）。然而，第一，“原子化家庭、丁克家庭、同性伴侣等”并不是所谓的现实问题，而是现代社会人们自主选择的家庭形式。我们并不能认为不符合传统家庭观念的家庭形式就是有问题的。如果家庭只是作为一种追求善的形式，它给予生命以意义，能够抵御虚无主义，那么，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忽略家庭的形式，更加注重陪伴这种实质性的关系。

第二“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养老问题等等”与虚无主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都与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有关。爱情被认为是现代婚姻的基础，对于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人们可能会选择结束。这恰恰是人们主动寻求幸福的一种表现，是积极人生态度的表达。而养老更不是一个关于生命虚无的问题。我们希望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我们希望老年生活有好的医疗保障和较高的生活品质，这些都是积极向善的生活追求的表现。

如果我们跳出这些与家庭相关的具体问题来面对整个时代的话，那么“虚无”更多的是一种“文青”的呻吟。以全球贫困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8年全球8.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人均花费1.9美元）。（参见World Bank）即使按照60亿人口计算，也有超过5亿人食不果腹。那么，对于这5亿人来说，“虚无”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概念，他们的梦想只是有充足的粮食。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回到中国，近几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约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参见费太安，第 24页）以目前城市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来看，很难想象一个可支配月收入在1000元的人在城市中将如何生活。现在在医院一般的输液就可能花费上百元。如果这些人患上重病，他们该怎么办？即使没有患上重病，只是一些慢性疾病，他们也很难生活。很难想象与这6亿人去谈生命的意义、谈虚无、谈家哲学。

在笔者看来，这个时代的主题还没有“高级”到“虚无”这样的程度，这个时代的主题仍然是贫困、健康和发展。我们需要为世界上20%的人提供充足的粮食、清洁的饮用水、免费的日常药物。目前，我们人类还受到很多疾病的困扰，以新冠肺炎这种呼吸道传染病为例，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医疗和科技发达的国家，也有很多人死亡，更不用说现在日趋严重的癌症。2022年，中国新发癌症人数400多万。（参见刘丽琼等，第3714页）此外，当下的社会就业状况也是严重的问题，根据最新的统计，目前我们的失业率大约在5% 。（参见陈芳）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除了那些极度富有的人），实际上都在关心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健康和工作。

列举以上数据，并不是说虚无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不是一个生活中会出现的问题。但是，“虚无”绝对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即使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有些甚至是著名大学的教授，已满足吃饭、住房、医疗等基本需求，“虚无”也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家人的健康、子女的学业和就业、学生的学业和就业，等等。我们也关心自己的写作和思考。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也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和事业。大家似乎都在努力地工作和生活。尽管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焦虑，但这种焦虑并不是对虚无的焦虑，而是对诸多现实问题的焦虑。

如前所述，我们需要区分虚无感和虚无主义。我们有时候会有短暂的虚无感，即使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人，有时候也会有虚无感。但认为这个时代是虚无的时代，并不是在讨论我们偶尔具有的虚无感，而是说这个时代是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信奉的是虚无主义。

本节的讨论并不是否认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理论重要性。但如果我们认为“归家”和家哲学在这个时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那么整个“归家”和家哲学就是一个伪工程，因为这并不是一个虚无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归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这个时代提供救赎吗？

五.“归家”作为这个时代的伪救赎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代的问题进行归类的话，有些问题是大问题，是全球性的或者全局性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小问题，是个人生活的问题。我们先来看有哪些全球性的或者全局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目前全球性的或者全局性的问题包括：非洲的贫困和发展、老龄化、艾滋病、儿童和年轻人互联网安全、气候变暖、贫困、粮食危机、性别平等、移民、人口增长、难民和清洁饮用水等。（参见United Nations）

很明显，对于这些大问题，“归家”基本上是不相关的，或者是无济于事的。这些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甚至是科技的。我们的伦理态度是以某种背景性的方式呈现，但对于实际解决这些问题，更多需要从经济、政治和科技的角度去努力。如果“归家”和家哲学被理解成某种伦理态度的话，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作用极其有限。如果一定要为解决这些大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的话，可能更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合作，而不是依赖个别国家自己的努力。同时，高科技的发展和推广也是关键要素之一。比如，新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可以避开高发展、高污染的恶性循环。

当然，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小问题，很多与个人生活相关的问题。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面临众多功利性的、社会性的、道德性的、政治性的以及宗教性的问题和挑战，个体需要思考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在目前这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没有工作和收入意味着被这个社会边缘化，成为社会中的隐形人。很难想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生活，一个人可以没有工作和收入。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工作和收入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考量。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也需要思考友情、爱情、婚姻等社会性的相关问题。现代的友情、爱情以及婚姻似乎与个人的职业、收入也有很大关系。虽然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加大，但这并没有改变爱情和婚姻的阶层性。相同和相似阶层的人更容易结合在一起。同时，现代个体在道德理念、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也面临很多选择和挑战。

孙向晨认为，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归家”，“这样一种文化的发展对于现代人将会有着积极的意义，‘归家’是现代人的共同的命运”（孙向晨，2021年，第47页）。“归家”和家哲学的本质可以被理解成通过构建一个血亲情理的共同体来解决现代性个体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但这种尝试注定是失败的。如上所述，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本质上与个体的工作和收入有关，亦即与一个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关。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体都拥有体面的工作和充足的收入，那么他们就可以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进而可以很好地面对其他诸多问题。相反，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体每天都在操心自己的房租和医疗费等，其尊严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归家”无益于解决现代社会个人的诸多问题。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解决这些小问题或者与个人生活相关的问题提供建设性意见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只有从结构性的角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为民众提供高质量与普惠性的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在教育公平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才可能让每个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不过，如果我们把“归家”仅仅限定为婚姻、生育等具体的成家行为，那么，人们在“归家”之后是否就一定比“归家”之前更幸福？家哲学的本质是辩护特定的价值和价值序列，即婚姻和生育的优先性。“就人类要生存下去而言，依然有赖于‘家’的组建。在这个意义上，‘家并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对象，除非人类将自身的泯灭作为价值选择目标’。”（孙向晨，2022年b,第51页）这种优先性并非指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必要性，而是作为一种更加幸福的生活方式来赞美。因而这种对婚姻和生育的“家”的崇拜凸显了某种特定的价值序列。家哲学坚持认为这种特定的价值序列是真的、客观的、普遍的和必然的，但这就意味着否定或者消减那些没有选择这种价值序列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家哲学的这一价值序列并且现实中过着家庭生活，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似乎就不具有道德价值，或者只具有很少的道德价值。这种结论显然是荒诞的，并不符合我们对现代多元社会的基本理解。

“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的生命没有道德价值或者只具有很少的道德价值”这个结论的荒诞性在规范性层面和经验层面都有所体现。在规范性层面，第一，结婚成家生子并不是生命有没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条件。如前所述，张桂梅、特蕾莎修女等人的生命的道德价值在于她们对非工具性价值的追求。从后果主义的视角来看，她们的生命的价值可能比普通有家室之人高很多。而这也是她们受到赞美的众多原因之一。

第二，我们生活中有众多中立性的善，结婚成家生子只是其中之一。中立性的善是与中立性的恶相对而言的。中立性的善指称那些可供所有人选择的善，如学术研究、科学探索和医学实践等。中立性的恶是指那些不应该被任何人选择的恶，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以伤害无辜的人为乐等。中立性的善虽然可供所有人选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选择。（参见李勇，2018年，第250页）比如，医学实践确实伟大，救死扶伤在任何时代都令人敬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医生。强迫一个不喜欢从医的人去当医生是很荒诞的。再如，学术研究确实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坚持让一个不喜欢学术研究的学生以学术为生，即使这个学生再擅长学术，也是不合适的。类似地，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追求家庭这种中立性的善，即使家庭是可供所有人选择的善。强迫一个不渴望婚姻和家庭的人去结婚生子同样是一件非常荒诞的事情。

“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的生命没有道德价值或者只具有很少的道德价值”这个结论的荒诞性在经验层面的表现更为突出。顶级运动员年轻时代放弃爱情和亲情，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挚爱的运动追求中去。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值得我们点赞吗？同样，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等哲学家虽然没有结婚，但这并没有减损他们人生的价值。

六.家哲学的边界

以上对家哲学的讨论并不是否认家的内在价值以及它在这个时代的特殊意义。在儒家传统深厚的现代中国，儒家关于家庭、婚姻、生育等核心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年轻一代观念的变化，对不婚不育的选择，加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已经让整个社会陷入极大的忧虑之中。以养老问题为例，大量独居的老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度过晚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儒家传统所要求的子女赡养和亲养，也可能导致大量老年人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很多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挖掘资源来应对这种现实的和观念的冲击。这种应对必然要求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传统思想所处的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化正面临新的历史场景。那么，这种思想该如何转化，这种思想的转化是否可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这些问题都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家哲学似乎有两个边界。第一，家哲学不应该把家的作用泛化，认为结婚成家生子是解决时代大问题和个人生活小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如前所述，这个时代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时代。即使面对虚无主义这样的问题，家哲学也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结婚生子确实可以帮助很多人找到生命的意义，但它并不能帮助所有人找到生命的意义。家哲学的边界就在于意识到家的局限，意识到结婚生子不应该作为一种“处方药”开给所有人。

第二,家哲学应意识到家庭中目前存在的哪些问题可以在家庭中解决，哪些问题在家庭中无法解决。以养老为例。这一问题目前就不是家庭内可以解决的。对于那些只有独生子女的家庭，人到中年，要求亲养年迈的父母，甚至是双方的父母，实际上已超出了个人能够承受的范围。这时就需要家庭外部的力量，尤其是社会和国家的力量加入，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再比如，离婚率升高、单亲家庭、家庭暴力等问题，也不是家庭内部可以解决的。总之，家哲学所谓的“归家”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家庭中的问题也不一定可以通过家庭得到解决。

结 语

根据“归家”和家哲学的论述，建立在“个体—主体”基础之上的现代性世界，面临虚无主义的情景，只有通过“归家”，感受“亲亲”，延续“生生”，我们才能回归一个温暖的世界。然而，所谓的现代性世界所面临的虚无主义情景是一个伪问题，所谓的“亲亲” “生生”和“归家”也不是解决任何现代性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合理办法。“归家”的本质是通过构建一个血亲情理的共同体来解决现代性个体所面临的功利性的、社会性的、道德性的、政治性的以及宗教性的问题和挑战。用通俗的话说，“生个孩子，啥问题都解决了”。

【注 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一般项目“《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编号21WZXB009）的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