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权力/知识框架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于这一方法论，福柯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国科学史中基于“断裂”概念对科学作为普遍真理的质疑，关注知识起源和普遍化过程中的偶然性以及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断裂特质，福柯揭示了其起源的偶然及逻辑上的混乱，消解了其作为真理的地位，并进一步表现出对主体命运的关切。主体被作为“权力/知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做了专断的定义和规训，成为臣服的主体。但是，如果对这种专断的真理和权力体系进行反叛与断裂，就有可能指向能动性的主体的重建，并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关键词】福柯；新自由主义；断裂；权力/知识；主体

作者简介：邢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当代法国哲学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米歇尔·福柯在1979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考察，这一研究颇具前瞻性。从福柯所处的时代至今，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全球的扩张下，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正如大卫·哈维所说，在今天，“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1］（P3）。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对理解福柯乃至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线索有所助益，也能够启发我们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思考。

目前关于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抱有相当的同情，甚至“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以达尼埃尔·萨莫拉［2］（P79-80）、米切尔·迪安［3］（P90）、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4］（P48-49，97-98）为代表，认为福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规训权力之外，多元性与批判精神的体现。相反的观点如温迪·布朗［5］（P66）、托马斯·莱姆克［6］（P14）等人认为，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受到马克思的直接影响，认为新自由主义将人建构为人力资本，人并没有得到解放。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回到福柯思想的整体脉络中去。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贯穿福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主体性关切。一方面，在方法论上，福柯继承了法国科学史与文学传统的“断裂”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为知识谱系学与权力/知识理论，并在20世纪70年代臻于成熟；另一方面，福柯对主体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其研究的重要理论旨归。本文就将从这两个角度及其关联性出发，以福柯晚期的新自由主义研究为中心进行考察，并以此管窥视福柯乃至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批判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与现实向度。

一、科学与文学：福柯断裂思想的来源与背景

“断裂（rupture/coupure）”或曰“非连续性”（discontinuité）是当代法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观念、科学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并非均质的线性过程，而是经历了断裂，并且断裂前后的状态是不可通约的。一般认为，“断裂”概念因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而名声大噪，但20世纪诸多法国哲学家都有类似的理论。可以说，断裂的逻辑是20世纪以来的法国哲学甚至整个法国文化的底色。20世纪上半叶，“断裂”概念出现在两支迥然不同的思潮当中。一方面，超现实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表现出与先前的文艺与价值观相决裂的姿态；另一方面，庞加莱、巴什拉等人的科学哲学亦将科学的发展视为断裂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断裂在阿尔都塞、福柯这里得以体系化。此后这一思维模式进一步影响到晚近的激进哲学及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其领军人物阿兰·巴迪欧在代表作《存在与事件》中，亦将断裂作为“事件”这个核心概念最重要的特质。

米歇尔·福柯是这一传统的关键。福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跟先前的文学传统与科学史传统均有所关联；同时，福柯的相关研究，如《规训与惩罚》中的“警治”（police）概念、伊朗革命时期的事件哲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生命政治研究，又对后来激进左派的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等人有着长足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断裂是考察福柯哲学的重要视角。福柯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论，以及“权力/知识”理论的提出，都可以理解为是围绕着“断裂”概念进行的。

具体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以庞加莱、巴什拉、康吉兰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史传统对福柯有着直接的影响。福柯阅读了大量科学史的作品，《古典时期疯癫史》更是受到了康吉兰的直接指导。福柯后来的研究都涉及了某些特定的科学门类，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刑法学、经济学等，故亦可以视作科学史传统的延续。

科学史传统的特点是，基于科学史的断裂，进而质疑科学作为普遍永恒真理的地位。作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的亨利·庞加莱，将科学视作人为的约定。庞加莱认为，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非阿基米德几何学这几种非欧几何学与欧氏几何的地位是对等的，“一种几何学不会比另一种几何学更真；它只能是更为方便而已”［7］（P47）。欧氏几何更为流行不过是因为它更方便而已。加斯东·巴什拉明确提出了“断裂”的概念：既包括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断裂，也包括不同时期之间科学的断裂。在《相对论的归纳价值》中，巴什拉探讨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能仅仅把爱因斯坦的理论当作牛顿力学的扩展，“在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断裂，没有连续性”［8］（P60）。乔治·康吉兰进一步指出，在生物学与医学中，对正常与病态的区分以及对“何为规范”的界定往往是人为的。阿尔都塞和福柯也处于这种断裂的科学史传统之下。阿尔都塞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自不必说，福柯在《词与物》中也指出4种不同的知识型（épistémè），即每个时代人们的基本思维框架之间是彼此断裂的，每种知识型之下的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呈现出的具体样态同样是彼此断裂的。比如，古典知识型中的财富分析与现代知识型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区别，甚至比同属古典知识型的财富分析与自然史的区别还要大。

无论是庞加莱的共时性的约定，还是巴什拉的历时性的断裂，都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存在着复数的但又相互冲突的科学体系。因此，它们不可能都是真理。科学史的发展并非积少成多的线性进步，而是相互冲突的体系之间的迭代和选择。科学并非永远都是永恒普遍的真理，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全然是荒谬的。巴什拉在《科学精神的形成》中提及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啼笑皆非、但当时的人们严肃对待的问题，如对彗星性别问题的讨论［9］（P22），将冶金作为一种发酵现象［9］（P72-73），等等。

当然，科学史传统内部也有微妙的差异。从庞加莱约定论的早期原型分化出两种略显不同的态度：巴什拉和阿尔都塞倾向于揭示科学与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康吉兰与福柯则进一步指出科学本身的规范性与意识形态倾向。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科学并非与意识形态对立，意识形态并不排斥科学，而是科学的一种功能。因此，应当“把科学作为话语形成来重新质疑”［10］（P219）。

福柯在很多地方使用了与巴什拉类似的看似荒谬的材料，但福柯的特色在于，通过对这种荒谬话语在当时的非荒谬性的讨论，揭示了科学中的意识形态维度及其可疑之处。福柯最著名的几个诉诸荒谬的文本首先是《词与物》开篇所引用的、博尔赫斯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提到的一本叫做《天朝仁学广览》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对动物的分类：“1、属皇帝所有的。2、散发出香味的。3、被驯服的。4、乳猪。5、塞壬。6、传说中的。7、放养的狗。8、包含在前述分类中的。9、像发疯一样焦躁的。10、数不清的。11、用驼毛细笔描绘的。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11］（P7）福柯自称，看到这段话时的笑声成为《词与物》创作的缘起。另一个例子是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考察了一份1955年的精神病学司法报告，并称其为“使人发笑的话语”［12］（P5）。这份司法鉴定装腔作势地使用“存在主义、阿尔西比亚德主义、艾罗斯特拉德主义、包法利主义、唐璜主义”这些更像是道德评价的词汇，以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这种荒谬的话语在当时并非荒谬。虽然《天朝仁学广览》一书系博尔赫斯杜撰，但我们在《考工记》中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考工记》将“天下之大兽”分为：“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13］（P1329）其中，“脂者、膏者”作为祭祀“三牲”得到分类上的优先权，与博尔赫斯将“属皇帝所有”单列并置于首位的逻辑类似，中国古人真诚地认为牛、羊、猪要比其他动物高一等。在《不正常的人》的例子中，1955年的可笑的司法鉴定曾经同时作为决定人生死的话语和真理话语应用于司法实践，但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儒家礼教下的自然观与1955年的司法观念都是极其可疑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1955年的司法观念都是可笑的，那么我们今天相信的观念又如何呢？因此，在福柯看来，任何一种科学都是历史性的，既有其起源，也有其终结。不同科学系统之间的互相质疑与否定的关系，使所有的科学都将成为偶然性的，任何一门科学作为普遍永恒的真理地位都将受到质疑。而且过往的、遥远的荒谬亦非可以简单付诸一笑的东西，《词与物》引用的中国动物分类，并非简单地对中国进行某种黑格尔式的嘲讽，而是据此指出“我们（西方人）思想的界限”［11］（P7）。

在20世纪早期，还存在另一支关乎断裂的思潮，即以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超现实主义主张“与一切法国文明公开决裂”［14］（P5）。虽然超现实主义自身的观点相对零散，没有太多系统的理论建构，但其观点却能反映当时法国思想界的一般背景。首先，超现实主义几乎是法国最早接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群体之一，布勒东还曾经与弗洛伊德本人会面；后来大名鼎鼎的拉康，早期也曾从达利那里得到启发［15］（P64-65）。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之后，超现实主义又迅速地接纳了马克思主义，其思想中也渗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超现实主义将精神分析与革命思想相融合，其革命与断裂的姿态就有了理性/非理性二元对立的背景。超现实主义指出，西方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文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因此，需要一场文学革命与之决裂，主张非理性才是真正的现实，并提出自动写作、自动绘画等技法，尝试对非理性进行探索。对非理性的革命性的强调，即通过非理性对理性传统的断裂，经由精神分析及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广泛传播，成为法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超现实主义开此先声之后，巴塔耶的异质性、布朗肖的外界思想，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近年来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与超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有颇多相通之处。

对福柯而言，法国文学传统及其代表的非理性针对理性的断裂，为自己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主题。法国之前的科学史关注的主要是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到了福柯这里，由于非理性这一话题的流行，其研究对象转向了精神病学等学科。从最初的《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到其成名作《古典时期疯癫史》，都围绕着非理性的主题，揭示了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人”或者主体性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定义。在《词与物》中，福柯自然而然地将“人文科学”，即与人相关的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生物学与语言学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在文学传统的作用下，福柯将“人”引入了科学传统。到了《规训与惩罚》时期，福柯甚至将科学的边界扩展到了规训技术、公共管理等领域。“人的死亡”这一著名提法，正是基于科学史方法考察人文科学的一个结论。福柯认为，“人”的概念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是19世纪以来现代认识型中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建构的概念，而现代认识型将会过渡到当代认识型，上述学科也会因而终结，“人”也会随之消失。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基于断裂的科学史观念考察人文科学，势必会遭遇种种社会政治因素，因而有必要基于此，对方法论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基于非理性质疑理性主义并对之提出批判，我们又将如何定位“人”或者说主体性？这就是福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二、断裂的科学史观的深化：权力/知识框架下的新自由主义

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词与物》，福柯在方法论上主要还是对其前辈的继承。福柯指出了不同知识型之间的断裂，但对断裂的原因并未作深入讨论。到了70年代，福柯的方法论逐渐臻于成熟，提出了权力/知识理论和知识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savoir），深化了断裂的科学史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6］（P29）在这里，福柯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相互发明、相互纽结的关系。一方面，权力为了自身的巩固和扩张，建构出一些知识并将之称为真理；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同样有一种建构出某种权力的冲动，从而使自身正当化的倾向。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福柯提出“谱系学”的概念。谱系学反对形而上学式的基于理念的理想化的起源观，强调关注琐碎的细节及偶然，认为真理从偶然中产生［17］（P136-140）。引入权力/知识的维度后，知识谱系学的主轴就正是权力话语及其冲突了。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如权力的争夺一样，是“一些知识对另一些知识的战斗……通过相互敌对的掌握者和通过它们内在的权力的后果相互对立”［18］（P137）。

通过引入权力/知识，福柯同时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史及法国科学史的前辈。传统的科学史关注“从认知结构到真理要求”［18］（P136）的维度，这实际是笛卡尔以来尤其是启蒙以来认识论传统预设的一元论真理观的产物，即存在普遍、唯一、确定的真理，人类的任务是基于自身的认识结构去认知这些真理，而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种进步的过程。庞加莱、巴什拉以来的法国科学史研究，已经一定程度地质疑了这种一元论的真理观，毕竟为了给科学寻找某种依据，庞加莱的“约定”和巴什拉的“科学精神”也为已经受到挑战的科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福柯创造性地引入权力的维度之后，就揭下了“约定”这个温情脉脉的面纱，指出科学的这些所有的依据实际上都是存在问题的，一种知识框架向另一种知识框架的转变，不仅是偶然的，甚至是权力专断的后果。近代以来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并不如其声称的那样是万古不易的真理，其起源不过是偶然的，其合法性也往往是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论证的：“谱系学标识出偶然事件、微小偏差，或者完全巅倒过来，标识出谬误、估计错误、计算错误，正是这些东西导致存在至今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物的诞生。”［17］（P141）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偶然的、不可靠的知识，却往往以真理的身份自居，并且形塑了人类至今以来的观念和行动。福柯正是要揭示二者之间的这种背离：“在那些作为普遍的、必要的和义务的被给予我们的东西之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产物。”［19］（P574）这样，福柯科学史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指出了科学之间的断裂，同时也关注到这种断裂的起源与后果，即某种特定的知识形态，如何在与权力的互动过程中，逐步获得自身的正当性乃至霸权地位，进而影响我们当今的观念。

基于这样的框架，我们考察福柯晚年《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的新自由主义研究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门类，显然也是福柯断裂的科学史观与权力/知识理论的研究对象。诚然，新自由主义不像之前的规训那样严苛，但从谱系学的角度看来，新自由主义也存在着诸多偶然与专断的情形，并涉及大量的权力部署。因此，从结论上说，简单地认为福柯转向新自由主义是不够准确的。

具体来说，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与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的治理术或曰权力/知识是一脉相承的。安全配置不再是二元的绝对允许或禁止，也不再需要规训权力那样的严格的控制，而是基于统计与概率的“成本—收益”计算，针对治理的目标，确定一个被认为最合适的可以接受的指标，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的措施进行治理。这种权力不再追求百分百的精准治理，而是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大致达成目标即可。比如，在天花的防治中，通过重点关注最易感的3岁以下儿童，避免大规模死亡即可，而不会不计代价地拯救生命［20］（P47-50）。安全配置的重要特点是数学的引入，通过统计各种数据、计算曲线及比例，考查治理的收益和成本，达成治理的目标。安全配置的权力/知识从定性转为定量，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计算、被比较，在货币的唯一尺度上被通约。因此，安全配置的核心是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逻辑也贯穿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期，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芝加哥学派（即经济学帝国主义）达到顶峰。化约为金钱的可计算的原则被推广到一切领域，犯罪、父母对子女的陪伴直至人生命的价格都是可以通过金钱来衡量的。

自由主义理论的关键是自由市场原则。福柯指出，市场是自由主义的“真理场所”［21］（P26）或曰“真言（véridiction）场所”［21］（P28），即一切真理的标准。因此，自由主义就需要系统地制造作为市场前提的、为市场服务的经济自由：“市场自由、买卖双方的自由、行使所有权的自由、讨论的自由、必要时的言论自由，等等。”［21］（P53）政治自由与权利则是经济自由的附庸，被要求恰到好处地符合市场的要求。自由是需要被管理甚至被限制的。如在劳动力市场中，既需要劳动力可以被自由雇佣，又要求劳动力不能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边沁甚至将全景敞视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手段，用以“提高个人活动的收益与生产力”［21］（P56）。因此，对自由主义来说，真正的原则是市场。自由，只是一个次等的、手段性、可以被市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原则，市场带来的效用，以及对市场中风险的防范的安全配置，都比自由更重要。

新自由主义将上述思路进一步推到了极致。德国新自由主义首先将国家与经济对立起来，将国家对经济的一切干预，如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贝弗里奇计划、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一律归结为“纳粹”予以拒绝［21］（P91-94）。反之，市场与资本则是绝对完美无瑕的，如果社会出了问题这“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导致”［21］（P147），而“要让国家来为此负责”［21］（P99）。因此，市场需要积极地监督和干预国家和社会，包括人口、技术、法律、气候等方方面面，以确保作为市场本质的纯粹的竞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更进一步，不仅掌握了国家权力，使经济凌驾于国家之上，“以市场规律的名义来评定和评估每一个政府行为”［21］（P220），而且使其成为整个国家几乎所有思想派别与所有阶级的共识。更重要的是，正如“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试图将经济学原则扩展到一切社会生活如婚姻、家庭、犯罪等的所有领域。比如加拿大经济学家米格将婚姻关系视为“长期合同”，按约定进行投入、分享产出并“节约交易成本”［21］（P218）；又如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贝克尔，基于供求理论对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将法律的执行视为一种犯罪的负需求，以对抗犯罪的供给，并具体分析了这一供求关系中的弹性、成本及外部性问题［21］（P226-227）。

如果基于“断裂”的框架进行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里，存在着多重的断裂现象。首先是不同理论之间时间上的断裂。早在《词与物》中，福柯就已经指出，古典时期的财富分析与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相互断裂的知识型。引入权力/知识视角之后，福柯探讨了这断裂背后的机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市场作为真理场所，并要求政治为市场服务的要求，正是权力与知识相同一的范例。其次是“自由”这个概念中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断裂。我们通常认为，“自由”概念与权力天然对立。福柯明确指出，“自由”这个概念具有两种或许相关联但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的概念：“一种从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来理解。”［21］（P35）。大体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政治的、经济的“自由”概念。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与批判，如“自由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发明”［17］（P138），“自由应当纳入权力技术的更替和转换之中来理解”［20］（P38），都应从经济自由的角度理解，而与政治自由，即人相对于公权力的自由权及多元选择基本无关。这就带来第三点，新自由主义内部的断裂与逻辑矛盾。新自由主义往往借用政治自由的概念，为其经济自由的主张提供合法性，但二者本身又是异质的，因此，新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朝圣山学社的理论“并不完全自洽”［1］（P22）。我们甚至能够看到，仅就经济自由的层面而言也未必自洽。资本家受益于自由市场而崛起之后，为了巩固其霸权，往往倾向于垄断，这又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

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断裂特质的研究以及对其起源的偶然及逻辑上的混乱的分析，显然意在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真理，而与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动物分类一样荒谬。但是，当下这种荒谬却作为真理起作用，被当成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存在方式与思考方式”［21］（P193）。福柯讲到新自由主义的贝克尔等人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把婚姻、子女教育都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时说：“我对你们讲这些，完全不是把它当成玩笑（plaisanterie）；它就是一种思想样式或者在目前现实中呈乳胶状的一种问题域形式。”［21］（P202）在这荒谬与真理的游戏背后是权力，而自由主义的出现与新自由主义称霸全球的历史，正是资产阶级兴起与扩张的历史。正如继承福柯基本思路的大卫·哈维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1］（P17）。我们沿着福柯的权力/知识框架继续思考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背后是资产阶级权力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新自由主义虽然表面上没有规训那样严酷，但却使人陷入了更普遍更深刻的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新自由主义不光扩展到全球，还侵入了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构成了对边沁的必要补充：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仅处于全景敞视的监狱群岛，在生活中也处于经济学罗织的数字计算之中。人们在资本逻辑之下无处遁逃。对资本主义一贯抱持批判态度的福柯，不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报以同情。

三、主体的命运及其重建：福柯科学史研究的旨归

进一步的问题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一种怎样的关切？一种常见的思路认为，断裂的科学史观可能会带来相对主义的后果。在美国科学史研究中，库恩的“范式转换”的理论受到法国科学史的影响，发展到费伊阿本德《反对方法》中“什么都行”的口号，已隐隐有相对主义的倾向。而福柯强调真理被权力建构的观点，也往往被视为相对主义［22］（P20）。但如果仔细考察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科学史研究的旨归就会发现，福柯的重点并不在于鼓吹科学或者价值层面类似“怎么都行”的结论，而在于对人，即对主体命运的深沉地关切。正如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所说：“我过去二十年工作的目标……我的研究的总问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23］（P208）但这立刻涉及另一个著名的争议，即福柯的“人的死亡”似乎解构了“人”这一概念，他到底是人道主义者还是反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humanisme）也被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指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形态。显然，人道主义与主体高度相关。因此，这个问题基本上等同于“福柯旨在解构主体还是建构主体”？一种观点认为，福柯在前中期反对主体，而在晚年一定程度上又重新回到主体，如弗雷德里克·格罗［24］（P229-237）［25］（P143-154）、阿兰·巴迪欧［26］（P101）、樱井哲夫［27］（P137-144，222）、汪民安［28］（P4-5，183-184，304-315）等；也有观点认为，福柯自始至终都对主体持否定态度，如莫伟民［29］（P39）、刘永谋［30］（P182）等。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福柯有一个有趣的评价：“反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者”［31］（P139）。在笔者看来，对福柯主体观的考察需要注意法语“主体（sujet）”一词的多义性，sujet既有自由自决、能动的个体的含义，也有臣民的含义。福柯揭示并反对的“人道主义”（humanisme）与主体，是指历史上存在的知识体系对“人”的武断的界定，尤其是资产阶级兴起之后对人的规定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实践。福柯主张的“人道主义”与主体，则是其晚年尝试对主体性予以重建，使人能够真正达至自由自决的状态。虽然福柯不同时期的研究重心不同，但上述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只有在对臣服主体生存境况的揭示和造成臣服主体的权力/知识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才可能展开福柯晚年关注的能动的主体性。

首先讨论福柯对臣服主体的研究与批判。福柯认为，将人转变为屈从的主体有两种方式，分别是“给人自身以科学地位”与“‘分离实践’中对主体的客体化”［23］（P208）。这两种方式正是高度相关的权力/知识的两极。第一种方式是指，在知识层面，科学对人进定界定，并使人服从这样的界定而把人变为屈从的主体。福柯在《词与物》中较早地对这种方式进行了系统、集中地探讨，指出“人”这个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古典时期并不存在，直到19世纪的现代认识型当中，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把人规定为生命、劳动以及言语的主体。人文科学（science humaine）作为上述经验科学的前提出现，定义了作为有限者的人。不仅是《词与物》，福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不断地回到人文科学的主题。如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将规训技术理解为人文主义的一环：“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16］（P160）第二种方式是指，在权力层面，把这些科学对人的定义付诸实践之时，将人与非人分离的权力实践。这同样贯穿在福柯的几乎全部研究中，比如《古典时期疯癫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中涉及的对疯人/精神正常的人、病人/健康人、罪犯/好孩子的二分。

福柯的这些研究都可以基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野加以理解，一系列的权力/知识最终都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的。福柯尤其关注主体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样态。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知识和意识形态，对“人”的所谓本质或应然进行定义；另一方面，随着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掌控，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或权力技术，将这种应然的定义推广到现实之中所有可及的角落。其中，规训技术关涉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本位将人束缚于异化劳动，并强迫人的身体与生产过程相适应；在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中，安全配置则旨在按照可计算的“成本—收益”分析规定人的本质，并尽可能减少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治理上的支出；新自由主义则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将整个社会与人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浸润在资本逻辑之中。这些权力技术的核心，都是将人塑造为劳动（travail）主体。因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通过劳动，将无产阶级束缚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当中，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才成为可能。

在知识层面，近代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人文科学中，从洛克开始，经过斯密、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最后到黑格尔，发展出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本质在于通过劳动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并认为人可以享受到这种改造的成果。在《词与物》中，福柯重点讨论了斯密、李嘉图的影响，在《真理与司法实践》中，福柯也指出，“黑格尔与后黑格尔主义者”［17］（P621）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福柯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指出劳动之所以被视为人的本质，是权力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将人绑定于生产机器，使得“劳动被显现为人的本质”［17］（P622）。福柯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及黑格尔的劳动观的批判也是相通的。在权力层面，资产阶级在实践中通过种种权力手段训练无产阶级的身体，增强其劳动技能，并使之服从劳动纪律。规训技术通过控制人生命中的全部细节，使用极其精确的时间表，对动作次序和持续时间、肉体的姿势及肉体各部位的角度与距离、肉体与操作对象的关联方式都作出极其细致的规定，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考核、组织和管理技术要求人绝对服从。规训技术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操作和绝对服从，使不同的个体都能具备相应的能力，并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时间，使人的效用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启蒙以来高扬的人的地位与尊严变得荡然无存，人只是服务于生产机制的奴隶或机器。

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仅仅依靠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流水线工人已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求，而需要劳动者具备更丰富的能力，并适应复杂的形势变化。因此，新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地将主体理解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众所周知，经济人关注的是人通过边际收益的计算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但对芝加哥学派来说还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经济维度应当成为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维度。这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即经济学话语向一切其他领域的入侵。人并非仅仅在经济活动之中，而是在一切行为及家庭、社会关系当中都是经济人。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可以系统地回应环境的变化，因而是“可被操控之人”［21］（P240）。所有针对人的治理都是以这种经济人的规定为前提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人力资本理论将人自身视为一个企业或资本，是一个产生收益流的机器。人通过学习、培训甚至是婚姻提升自己与后代的人力资本。在这里，人的自由、尊严及价值同样是被漠视的。人工作乃至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基于资本的逻辑，服务于自身作为人力资本的增殖。

因此，在福柯的研究中，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并非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动性的人。人不过是被某些学科所定义，并且服从这样的定义被治理的群体。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之所以会引发误解，是因为其治理手段较之规训似乎更加温和。但是，从制造臣服主体的角度而言，规训、安全配置与新自由主义，遵循着相同的深层逻辑，人从始至终都是被资产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运用权力/知识手段规定和制造出来的，臣服于资本逻辑，不断地劳动进而不断地受到剥削的个体，而并没有真正的能动性和自由。只是晚近的资产阶级的治理手段更加多样，更多地诉诸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但资产阶级同样也保留了暴力这一最终手段，用来对付脱离、反抗资本逻辑的所谓“暴民”。

事实上，福柯明确指出，作为安全配置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自由，并不能说“自由的量增大了”［21］（P52）；自由主义也没有比先前的专制统治“更温和、更宽容”［21］（P52）。安全配置的治理术，源自古老的牧领权力，其核心在于让“西方人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来学习的就是把自己看做许多羊中的一只羊”［20］（P112）。在新自由主义当中，基于市场竞争机制，使劳动者“自愿”地付出时间与金钱，提升自己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规训权力一样，都塑造了臣服、被动的主体，人同样都是服从治理、服从权力之人，只不过权力运作的方式有所不同。

福柯对主体命运的关注，最终是试图寻找自由自决的主体的可能性。这种主体具有能动、多元与开放的特征。而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是福柯从对臣服主体的批判向晚年时对能动主体关切的关键一环。新自由主义在福柯所有的研究对象中，时间上是最晚的。新自由主义之下的经济人，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臣服主体的最后一块拼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所有时段和领域的研究，福柯证明了主体在资本主义中不可能获得自由和解放。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福柯的研究重心更多地关注第三种将人转变为主体的方式，即“人把自己转变为主体”［23］（P208）。福柯认为，对臣服主体的批判意味着自由的主体性原则的可能。早在1966年的采访中，福柯就指出“人之死”，即人文科学的终结，最终会为人的道德与政治活动留下“自由的空间”［32］（P82）。但在这一时期，福柯对人文科学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呈现并不特别清晰，正如马克思说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33］（P9）福柯后来引入了权力/知识框架，将社会现实的权力结构理解为知识的基础。在主体问题上，福柯在1978年的《什么是批判》中提到了一种“批判态度”，即不被治理的艺术。更准确地，福柯将批判理解为主体对权力/知识的拒绝：“主体经由批判赋予自身权利，以质疑真理的权力效应与权力的真理话语；批判，就是有意识地不受奴役的艺术。”［34］（P39）在这里，福柯正面提出了对主体的理解，即一种能动的主体对权力/知识塑造的、被动的、臣服的主体的话语及其实践的不服从与反抗。福柯在此之后的研究，也可以视为突破权力/知识的被动主体，尝试性地寻找一种能动的主体的可能性。

关涉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什么是启蒙”中的“极限态度”（attitude limite）［19］（P574）。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知识武断地规定了我们思维与实践的极限，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超越这些极限，寻找极限之外的可能性。根据詹姆斯·米勒的看法，福柯本人在美国的种种逾矩实践，正是其极限态度的表现。福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法国在文学传统开创的思想氛围中，传统的阶级革命迟迟没有进展的背景下，长期以来试图突破现状的一种思路，即主动地“再造断裂”。尤其是基于被视为非理性的东西对理性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断裂，告别资产阶级社会对人的压制，从而使人重新获得主体性。正如布勒东在《钟中之灯》中所说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改造世界、改变生活、重建人类理解力。”［35］（P200）这种“再造断裂”的思想，在晚近激进左派的拉康化马克思主义中尤为典型，如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则主张，通过断裂性的事件展开全新的情境，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主体性。

在福柯这里，既然知识之间是彼此断裂的，便可以通过超越现存的界限，创造与现存的权力/知识断裂的出口与主体性的空间。在主体再造方面，福柯在新自由主义研究之后的“伦理时期”，转向了古代世界的自我治理。虽然福柯对古代世界的自我技术并非完全认可，指出古代世界并非“黄金时代”［23］（P232），但我们可以从古代世界中得到启发，其中最重要的是风格化和多元性。在《快感的享用》与《关心自己》中，在围绕性快感的实践中，虽然需要遵循一些确定的原则，但个人可以对这些原则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方式，从而将“自我塑造成伦理主体”［36］（P114）。在《对自己与他人的治理》与《说真话的勇气》中，福柯考察了“parrhesia（说真话）”这个概念，其关键有二：第一，真理必须出自说话者个人；第二，对真理的表达与实践是多元的。福柯的这些研究，因其早逝而没有最终系统完成，但从现存的研究来看，福柯诉诸多元性的思路，存在一个现实的困难，即多元性带来的抗争是零碎的、分散的，可能仅限于日常生活偶发的标新立异的层面，而无法形成团结的力量，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体系。

福柯的新自由主义研究有着突出的当代性。资产阶级的权力/知识席卷全球的历史进程，从福柯那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澄清福柯在新自由主义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对我们批判当下的资本主义也会有所启发。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能局限于个别文本，而应从贯穿福柯思想脉络的方法论基础及哲学关怀进行全面的理解。这个方法论基础，就是福柯在法国科学史传统“断裂”概念的延长线上，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权力/知识理论。从这一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人带来自由，相反，是将人奴役于资本的逻辑之中，成为臣服的主体。福柯这一系列研究和批判的旨归，就在于阐明权力/知识的话语对被动的臣服主体的塑造，并通过对这种话语的不服从与反抗，寻找主体话语的不服从与反抗，而寻找主体能动、多元与开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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