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哲学以来，德、法两国的批判传统引人注目，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秉持着“内在批判”的方法，法国则有以福柯为代表的哲学家用谱系学方法进行批判。时至今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学者霍耐特在两种传统的对话和交锋过程中，逐渐将谱系学方法吸纳进他的承认理论当中，这种结合为我们重塑或接续一种时代化的批判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承认理论和谱系学的考察，我们发现，两种理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这为它们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契机。重要的是，在谱系学的条件之下，承认理论对规范的考察呈现出“诊断—批判—解放”的特征和优势，这不仅增加了它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还释放了其批判性和解放潜力。

【关键词】谱系学； 承认；规范； 权力

作者简介：李建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伦理学基础理论、道德心理学、政治哲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等。徐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学者霍耐特沿着第一代“否定”和第二代“交往”的线索，将批判理论发展至“承认”主题；而在另一条轨道上，谱系学方法摧毁力极强，经尼采与福柯的运用和发展，如今在法国哲学中锋芒毕露，并在美国赓续。尽管双方之间有着距离，代表了不同的批判方式和传统，但并非不能交流，尤其是在霍耐特那里，他本人对于二者的结合确实存在一个粗略的框架和展望，但在具体方案上却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对于霍耐特这一工作的阐释，有助于互补承认理论和谱系学的理论优势。因此本文试图更细致地论证：在谱系学条件下，承认理论对规范的重构形成了“诊断—批判—解放”的特点，不仅能够内在地解决二者各自的理论困境，也可以回应学界对批判理论退却化的批评，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道路。

一、谱系学的源起

在尝试将承认理论和谱系学结合在一起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澄清“谱系学”概念的内涵。“谱系学”（Genealogy）原意是一种考察封建贵族的家族起源、出身和血统的方法，即家谱学。这一概念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中得以发扬，他通过对道德现象的分析颠覆了当时习以为常的基督道德；福柯则在《规训与惩罚》中运用该种方法分析了权力—知识体系，同样冲击了人们对知识的定义和形成的看法。之后，谱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日益得到关注，诸多学者在对事物的分析上都采取了这种方法，但它仍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正是这种开放性给它与承认理论的结合留下了论辩空间，二者的理论优势存在互补的可能性。

首先，谱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由尼采开创，并由福柯发扬光大。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用一种历史叙事的方法阐释了道德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我的愿望至少是，把一个更好的方向、朝着现实的道德史学的方向，赋予一双如此尖锐而又视若无睹的眼睛，及时警告他提防那种把假说设定到蓝色中的英国式做法。”所谓的“英国式做法”就是指保罗·瑞（Paul Rée）通过结合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经验主义，把道德看作特定环境下积累的习性。尼采的反常规论述颠覆了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认知，即人们习惯道德有一个本源（origine/Ursprung），他恰恰反对“本源性”的假设，因为“没有事实，事实就是不存在的那个事物，只有阐释”。在道德领域，他则认为“没有道德现象，只有对现象的某个道德诠释”。在尼采对道德的考察中，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道德的“出身”（Herkunft）进行阐释，反对一直以来的基督道德，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颠覆了真理与谬误、善与恶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在深层次，这也意味着道德不再是一个具有本质性的概念，从而破除了对道德的形而上学幻想，也与目的论划分了界限。总之，尼采的道德谱系学批判的主要特征在于反普遍性、反本质性、反既定性。

其次，另一位哲学家福柯主要是在《规训与惩罚》中使用了谱系学概念。在这本书中，福柯聚焦于刑罚和刑法的变迁史，阐明权力从贵族向中产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转移和变迁，现代的主体性形式由权力塑造，个人是一个没有威胁的、从属性的政治“主体”，而同时又被安置一种新的人格或身份。权力形式主要依靠生产知识——对关乎个体行为与品格的“真理”的定义——而发挥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对正常状态（normality），对重要机构（如学校、医院，感化院），以及对专业人士（医生、教师、法官等）的监督判断加以社会定义而实现对个体的规训。在他笔下，权力与知识的界限不再分明，而是权力生产知识并作用于身体，个人被随处分散的权力下“控制”。福柯的谱系学不同于尼采的作品——来自一个博学多才业余爱好者坐在扶手椅中的沉思遐想，而是保持着作品的严谨的学术风格和细致的资料引述。在他看来，“谱系学是灰色的。它事无巨细，在文献方面也很有耐心。它研究的是错综复杂的，被涂改的，被屡次重写的羊皮纸”。不过，二者的分别在此并不重要，但其共同点——历史主义特征却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福柯与尼采一样，通过重塑某一概念的历史样貌或起源勾勒了一幅与普通认知截然相反的图景，在后者那里是“道德”，而在福柯这里则是“权力”。因此，他对谱系学的运用在于，表明一个给定的思想体系是历史偶然转折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必然趋势的结果。真正的历史发展并非线性，其中有断层，有缝隙，有异质性。

最后，在尼采和福柯之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将谱系学与其他理论相结合，从而拓宽了问题研究和事物分析的视域。事实上，作为一种历史主义叙事，谱系学本身就没有明确的起源，它通过展示人类生活的形成过程来解释人类生活的某个方面。这些叙述可能或多或少基于事实，也可能基于推测，但它们总是历史的。最重要的是，谱系学并非一个绝对精确的理论，相反，它是一个模糊而笼统的概念。在尼采与福柯二人的运用下，谱系学对行为和实践的激进解释诉诸历史背景或传统，而相关的传统并非由一个本质或固定的原则定义的，而是作为解释过去的行为和实践的特定部分。除了尼采与福柯的批判性谱系学，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结合实用主义发展出了坐实型（vindicatory）谱系学,他认为“谱系学是通过描述一种文化现象发生、可能发生、想象发生的方式来解释该现象”，同时也是对该现象后期形态的描述、解释或辩护。同时他也认为不应该过多关注真理是什么，更应该关注真理的价值。伯纳德·雷金斯特（Bernard Reginster）也是实用主义解释的支持者，他认为谱系学不再关注道德信念的真实性或正当性，而是关注它们的功能有用性。这种功能主义解释受到自然主义的启发，即道德现象是以与其他生物特征类似的方式存在，由此避免了道德虚无主义。除了颠覆性（subversion）和坐实型解释，谱系学还有另一种解读，即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阐释，这种模式既不反对也不辩护某种行为实践，而是试图提供某种可能的解释图景，视作诊断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它们声称所描述的理论或实践的起源（事实的、想象的和推测的）可能是颠覆性的，也可能是辩护性的。但它们同时具有解释性，解释它们所维护或颠覆的任何事物的存在。所以至少在理论上，它们可能只是解释性的，评价上是中性的”。

总之，谱系学作为一种批判方法，其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有鲜明的阐释和批判性特征，在如今，它是通过与其他理论相嫁接的方式发挥其作用。

二、承认理论和谱系学的相遇

在思想史脉络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谱系学的联系呈现从平行到交锋再到尝试性融合的趋势，尤其是当批判理论发展至第三期“承认”之后，这种融合的趋势逐渐明晰。双方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共享了诸多特征。首先，在学派的第一代学者阿多诺那里，他与来自法国的批判传统并没有任何联系，但他的道德的否定辩证法与尼采的谱系学有着交集。对阿多诺来说，尼采的道德哲学是对实践理性的毫不妥协的批判，而他正要延续这一传统，因此二者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事一种着眼于后果的道德审问，从而表明道德的规范和程序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什么，甚至它是如何伤害到个体生活的。从根本上来说，谱系学的思考与批判理论是道德审问的两种形式，它们始于同一个问题，但从结果来看，却以对立的方式结束。尼采的结论是消解道德，而阿多诺则是试图通过超越道德而实现道德。因此，他们二人的规范立场是迥异的，尼采通过控诉客观的价值伦理来消解道德，阿多诺则是首先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规范性立场，将对道德的个体伦理学的批判（对道德的超越就是在其中建立的）解释为对道德的批判，但是出于对道德的批判。总之，尽管尼采和阿多诺对道德的态度存在分歧，但他们在对道德的个体生活的后果的批判性审问上，是一致的。

其次，到了哈贝马斯这里，他开始反思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在西方的后现代话语中，谱系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种方法用一种严格的描述性立场深入到话语体系内部，但却对这一体系内部的规范和价值置若罔闻。哈贝马斯对谱系学激进地解构现代性的规范基础的做法并不满意，他在论及福柯时说道：“谱系学历史写作的命运也同样具有反讽意味——它继承了激进历史主义的做法，彻底消灭了主体，最终却落入了主观主义而无可救药。”同时，他也认为，如果仅仅出于对权力的策略性反抗和斗争而不顾规范性目的，那为什么不干脆适应呢？它作为一种手段是否多余？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立场和态度与福柯的思想截然相异，在道德叙事上更是剑拔弩张。但撇开这一点，如果将二者放置在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宏大视域下，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都保持着一致，比如，他们都批判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都攻击学术分工造成的各个社会现实领域之间的僵硬界限；都采用了超学科话语（supradisciplinary discourse）；都对现代性及其社会统治形式和理性化形式提出了尖锐批判；都将社会理论、哲学、文化批判、政治关怀结合到他们的理论中；而且，和那些不切实际的学院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都包含了一些试图将理论导向实践、将话语导向政治的观点。对比这些异同，两种批判传统并非全然对抗的，而哈贝马斯对谱系学的反思也确实切中要害，正如弗雷泽指出：为什么要斗争而不是服从呢？为什么要抗拒支配？只有通过引入某种规范性概念，福柯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其实为接下来霍耐特将谱系学方法吸收进承认理论提供了一个契机。

最后，对谱系学方法的接受和吸收在霍耐特那里已有所体现。他早在博士论文《权力的批判》中，就分别比较分析了阿多诺（霍克海默）、福柯以及哈贝马斯对社会诊断和批判方法的优缺点。他认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冲突的持续存在；福柯则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将这种冲突视为社会秩序中“恒久的”基础，但是他未能有效地解决其权力话语中规范性来源失语的问题；最后，哈贝马斯尽管正确分析了所有社会整合的规范性约束，但他依托的交往理性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忽视了这个领域中相应规范的持续不断的争议性。有鉴于此，霍耐特尝试重构一种规范性资源，既允许对统治进行抵抗，又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因此他试图将福柯的思想成分纳入哈贝马斯的框架当中，从追究权力引发的道德冲突根源开始，谋求一个以相互交往为前提的社会规范。于是在他的成名之作《为承认而斗争》中，他通过对黑格尔耶拿早期手稿的解读和阐释，认为“为承认而斗争”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冲突模式，可以看出，他将福柯的“权力—斗争”框架转化为黑格尔式的“承认—斗争”模式，并认为“承认”不仅本身具有规范性，而且也能成为伦理社会中自我实现的规范性依据。不过，这一观点后期得到了修正，他在《自由的权利》中似乎放弃了从自我实现的角度论证承认为社会自由奠基，而是预设了一种弱的“历史目的论”，致力于谋求比之前历史上的规范更加进步的社会自由。概言之，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不仅是社会冲突和进步的动力基础，还为伦理社会提供理想的规范性主张与演进框架，即“为承认而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逻辑，“承认代表着根植于社会世界中的、每天都会发生的道德行动”。

然而，虽然霍耐特在成熟时期已经完全转向了黑格尔，但在此期间，他并未放弃福柯的斗争框架，尤其是在他对谱系学方法的借鉴上，他对将这一方法融入批判理论的尝试颇有兴趣。在2007年出版的论文集《理性的病理学》中，霍耐特就对批判方法有一个大致的评价和改造，他列举了三种社会批判形式：启示（offenbarung）、发明（Erfindung）和阐释（Interpretation）。“启示”是基于某种宗教或认知上的明证性经验，以能够突进到一种当今社会难以接近的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领域；“发明”则是以一种普遍有效的运作设计为出发点，这种运作现实的或虚拟的实施会导向获得证成的规范，也就是“建构”；最后，“阐释”则是在对被固定在既定社会的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规范进行重构的道路上，获得社会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即“重构”。对于最后一种批判方式，霍耐特提出这与批判理论传统坚守的“内在批判”方法有一定的相似度与亲缘性。但他也认为，无论是“建构”还是“重构”的批判模式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种运作方式——谱系学加以补充并糅合。通过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嵌入谱系学这一附加步骤，揭示规范中恶的或不合理的部分，预防某一规范性理想被转化为规训或巩固统治的实践。可以看出，构建一个新的批判理论始终是霍耐特所欲求的目标，他希望通过谱系学来揭示承认的规范性内涵是否还具有进步性，是否沦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三、承认理论与谱系学的结合

尽管霍耐特明确有将谱系学嵌入承认理论的意向，但他本人却对具体的处理和推进方案细节讳莫如深，事实上，承认学说和谱系学都背负着一些理论压力，这种压力是双向的：其一，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方法，谱系学并不能作为独立的社会批判方法，它需要一种规范性话语为其保驾护航；其二，承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谱系学，鉴于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之后已经完全转向了黑格尔，承认理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需要谱系学的权力叙事，也需要澄清。因此，如果要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方案，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谱系学尤其是福柯的谱系学方法缺乏规范性维度，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批判方法，它势必要通过与其他理论相嫁接的方式进行揭示。正如霍耐特所言，谱系学作为一种寄生性的批判运作，依存于一种它自身不能给出或无能力完成的规范性证明的前提。在福柯的谱系学当中，社会被理解为“一系列持续的冲突”，那么他就有责任证明权力是如何稳定下来并形成特殊的统治秩序的。这一问题在《规训与惩罚》中得到了解决，他对阐明社会斗争“稳定”的手段问题的回应是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概念取而代之的，一些社会机构如学校、监狱、医院等塑造了人的“主体”概念，权力制造了“规范”并内在化主体之中。然而问题在于，福柯本人并不支持制度化概念作为规范达成共识的结果的可能性，对他来说，道德态度和法律规范只不过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形式的正常化程序。换言之，权力的“规范”并不能被视为道德意义上稳定社会秩序的准则，而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强行控制行为，福柯更深层次的旨趣在于揭示他所谓“规范”的意识形态化，从而将社会定义为一个无休止的行动冲突的过程。可以看出，福柯在理论上明确地把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在规范上达成一致的维度排除在外了，那人们怎样才能从持续不断的社会斗争状态中推导出那种被设想为转瞬即逝而又永恒的权力结构的总和状况呢？哈贝马斯也对福柯的谱系学嗤之以鼻：“如果我们拒绝用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来实现稳定，而且不为这些社会一体化机制提供任何等价物，那么我们就无法阐明，持续不断的局部斗争为何会构成制度化的权力。”

不仅如此，一旦主体被理解为权力塑造的产物，他就被剥夺了所有的心理特征，如能动性和意向性，个人成了“无格式的、可规定的存在物”，也是“毫无抗拒力的可塑、可控的存在物”。如此一来，福柯对权力的阐释也就陷入了两难：尽管他的现代性批判中所有东西都集中在权力机器的规训行动导致的人体痛苦，但是他在理论上没能把这种痛苦作为痛苦表达出来。因为根据霍耐特的说法，如果没有一个规范性基础，可以提供一个判断不正义和痛苦的标准，那么“主体的心理痛苦就不再被解释为人体受伤害的无声的表达”。

然而，霍耐特对谱系学方法缺乏规范性维度的质疑也受到了一些挑战，他的亲炙弟子萨尔（Martin Saar）就认为，处于黑格尔哲学脉络上的霍耐特仅仅是在二阶的方法论意义上处理规范问题，但他真正关心的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规范怎样将人建构为社会主体”，无需借助某种规范标准就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一质疑实际上源自他们二人对福柯谱系学的不同理解。在霍耐特看来，谱系学指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批判社会秩序的努力，即历史地证明，社会秩序决定性的理想和规范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被培育成了一种规训和压迫实践的合法化。而在萨尔看来，福柯的谱系学呈现出三种特征：历史、批判和一种写作形式，它始终通过这些特征与主体或自我相联系，让主体形成新的视角来看待规范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批判当下的视角。二者的差异在于，霍耐特注重谱系学批判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和规训但没有衡量标准，而萨尔则强调谱系学的历史分析维度，本身并不依赖于某种规范标准。所以，尽管萨尔的批判理论对找寻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主体大有裨益，但其理论也的确“缺乏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所开创的明晰的规范性理想”。因此，萨尔对霍耐特的批评本质是二者对谱系学理解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完全可以消融在拓宽谱系学方法的含义范围当中的（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论述的那样），因为在萨尔意义上的谱系学分析只有将规范的层面使用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承认理论当下面临的困境也需要谱系学的嵌入来拓宽其批判性维度。上文提及，霍耐特尝试将福柯的社会理论整合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当中，既强调交往主体间性的相互承认关系，又把社会中的冲突视为道德发展的动力，这种整合资源终于在黑格尔耶拿早期的著作中找到。在霍耐特的视阈中，承认作为伦理社会的规范性基础，承担着整合社会冲突的重任，其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个体化的扩张条件及其自我实现，二是社会化和社会制度更广泛的形式。由此，他建立批判社会理论的起点是“未经损害的主体间性”，并继而过渡到伦理社会领域。在这两个含义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都面临着一些理论困境。

首先，霍耐特对主体的考察主要来源于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同时，他借用了医学术语中的“病理学”（Pathologie）概念。在社会哲学的意义上病理学用来描述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判断的某种需要批判的错误发展，这些错误发展被视为是不健康的、病态的、异常的社会状况。换言之，病理学是社会意义上的，它阻碍人的自我实现的社会化进程，在个体的意义上表现在主体的痛苦中。个体疾病是社会疾病的症状，个体所经历的痛苦揭示了哪些社会条件不允许个体以完整的方式实现自我，正如特定的症状预示着特定的疾病。因此，它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这里的问题在于，尽管霍耐特鲜明地表示社会的病理源于个体的痛苦，但他的规范性预设仍然存在于社会当中，缺乏对个体本身的分析性批判（这正是谱系学所能弥补的），也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承认作为规范性基础的保守化倾向。

在《自由的权利》中，霍耐特提出了“规范性重构”（normative reconstruction）这一主张来鉴定规范的条件。这种方法依赖于现存的共享规范和价值体系的“规范化业绩”（normative achievements），通过排列对社会再生产有意义的习惯和机构来选取相应的规范，但却有堕入习俗主义（conventionalism）的风险和迷信现状的偏见。因为承认一旦被制度化，它以一种更为稳健的方式运行，在特殊情况下，承认和权力的合谋确实会制造规范的“意识形态”。规范作为社会权力具体化的机制，既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某种认知概念。如果对制度框架的道德冲突的分析不上升到对引发制度的权力机制的批判，那么承认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统治工具，所以他本人也坦言：“社会承认也可能总是充当一种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因为只要不断重复同样形式的承认，我们就可以创造出自我价值感，这种自我价值感为种种自愿的服从提供了动机资源，而不必调用任何压迫手段。”可见，对个体层面批判性分析和反思的缺乏，使得承认理论与权力的关系纠缠不清，如果无法向前推进一步，那么承认是一种作为权力的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推进自我实现的规范性条件的问题是无法得到解答的。

总之，谱系学自身的缺陷为承认理论的介入提供了天然的契机，而承认理论的规范性困境也亟须谱系学方法的融入来解决。谱系学的唯名论特征导致了他的反本质倾向，即并不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性基础，也就无法预示某种价值观结论，这在规范的意义上并不完整。反之，承认理论随着其现实化的增强逐渐暴露出其保守的一面，为了恢复其已日趋缺失的批判性特征，势必要补充这一元素。换言之，对现存规范的批判固然重要，但如何在解构之后重建规范，显然也是讨论完整的规范性问题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谱系学条件下承认规范性的理论效果分析

在承认理论和谱系学各自的理论需求和困境下，融合二者的尝试成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谱系学的作用在于解释和诊断，通过检视当下生活片段的不合理或否定性之处，对其进行批判；而承认的作用则是保留规范基础的肯定性内容，提供一个“预期”型的规范性指导。当承认理论被重新置于谱系学条件下，意味着它不再承担一个普遍主义的规范性重任，而是在“弱规范”的意义上批判性地指导伦理社会。这种结合可以总结为利用谱系学的解释—诊断（explanatory-diagnostic）方面，同时结合批判理论的预期-乌托邦（anticipatory-utopian）维度，使承认理论既保留着解释性，也不至于丧失规范性。最终，这种结合的旨趣在于解放。

第一，谱系学条件下的承认理论能够更好地履行其“时代诊断”（Zeitdiagnose）的职责。与病理学一样，诊断（diagnose）也是从医学术语中移植而来，原是指医生根据预先的标准来观察病人的“征候”（Zeichen），这种观察、判断和评估不仅依赖客观的科学标准，同时带有主观选择性，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来分类。在霍耐特看来，诊断标准是一种针对人类自我实现条件量身定制的社会常态的“伦理”概念。这种“伦理”是非目的论的、形式化的，它强调的是人类在规范意义上自我实现的社会前提，而不是这些条件所服务的目标。但是，这种诊断预设的“标准”并不完全出自客观的事物，也有主观的意识，那么如果不对意识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探究，这种承认的规范就有可能沦为统治的工具。于是谱系学在这里的意义，就在于强调通过历史的分析，呈现出规范与权力的交织关系，从而可以与纯粹的规范性视角拉开距离，打开看待事物新视角的可能性。而这一步，正是霍耐特所理解的“解放兴趣”的内在规定之一，通过揭示既定规范的有限性导向对规范的再解释。

第二，谱系学条件下的承认规范增强了其批判性深度。不可否认，批判理论发展至今，其锋芒相比第一代已经有所弱化。汤普森就认为当下的批判理论已经被“驯化”（domestication）了，因为他们现在不寻求与产生社会病理的有组织的权力形式的对抗，而是阐明一种学术化的政治哲学，与影响和扭曲批判主体性的现实隔绝。他认为，与权力话语及其关系的脱离导致我们只能在二阶意义上的规范框架内反思，在内在批判的意义上是不完整的。而通过谱系学方法的介入，它通过对形成规范背后的具体、准确和漫长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的出现和权力关系转变的历史追溯，揭示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以及个体在现有规范内表现出来的能动性障碍。换言之，谱系学在原来的“规范—个体”框架中向前拓展了一步，变为了“权力—规范—个体”的批判性流程，这无疑更能看清规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形成了对权力统治的批判，从而取消了后者所构建的社会规范的合法性意义。

第三，承认理论与谱系学的结合，其最终旨趣在于解放。对社会权力现象的揭示并不是承认理论和谱系学的最终目的，它们对社会病理的诊断、批判和斗争还局限在认知维度，而最终导向却在于实践层面的斗争和解放。不过这一转化则是通过承认理论来完成的，因为福柯的谱系学尽管在一个策略性的行动模式中建立了权力理论，但他在历史研究中却无视社会斗争的维度。也就是说，谱系学分析作为斗争的前提和认知保障必不可少，但它只有转化为斗争和解放的实践动力才更有意义。于是，霍耐特在黑格尔的路径下将社会发展解释为“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冲突语法，一旦遭遇不公或蔑视，这些群体就会反抗并力求打破特定规范的虚伪的道德叙事并重建规范。因此，社会弱势群体或被压迫群体对规范解释体系的认知斗争，最终会落实到他们为了摆脱非平衡权力系统而进行的实践斗争中去，包括但不仅限于罢工、游行等。

由此可见，这些融合效果无疑给当下的批判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为了更直观地感知这一优势，我们可以具体分析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比如，阿尔都塞就质疑承认可能会是一种意识形态束缚（ideological captivity），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弱势群体或被压迫群体迫切地想要突破这一枷锁，前提就在于对既定承认形态的重新解释，通过揭示其规范的否定性证明社会变革的合理性。这一想法的第一步就可以通过谱系学的分析得到实现。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内部勾画出一套打算跟意识形态决裂的话语，使之有勇气成为意识形态科学（即无主体）话语的开端。谱系学提供了一种“层面束缚”（aspectival captivity）的视角，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通过“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来欺骗大众，那么谱系学则不再强调处于某种承认结构下的主体意识或所持信念是否为真，而是指出我们不能局限于某种判断系统，困囿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模式无法自拔，而是在不做出信念真假判断的情况下，提供多个“图像”（picture）或“视角”（perspective）来形成不同的认知，从而突破固有的“偏见”。谱系学的这种批判性认识并不预设或依赖任何理想的规范标准，而是消灭了“视角”本身，跳出了标准维度去寻求其他承认样态及其规范基础的可能性。因此，对已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性条件的诊断就需要研究道德规范的实际运用语境的谱系学计划；这样一种历史性检查的附加环节，保证了被其培育出的理想在社会实践中还维持着最初曾经作为其标志的规范性含义。在规范性条件的原始含义内容在社会上发生了不可察觉的转移之后，谱系学计划可以借助“伦理”概念敏锐地探索到。而一旦用谱系学分析的方法拓宽了认知视角，实际上就是扩大了批判空间，是一种“非批判的批判性”。“非批判的”是指谱系学条件下的承认理论并不预设或提供一个强意义或具体意义上的规范性基础，这是霍耐特和萨尔等人所摒弃的“发明”性批判；而“批判性”则是在“非批判的”留下的阐释空间中寻找其他承认模式的可能性，并以这个更好的可能性为指导重构有缺陷的规范性基础。进而言之，这一原则对应到实践中，也就构成了对现存承认模式和权力机制及其统治的反抗动力，尤其是承认的规范性内涵在历史条件中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群体通过对规范的再阐释，展开了对既有规范及其权力的斗争，旨在解放整个群体的自由。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承认理论和谱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融合阶段，他们各自的理论特征和不足提供了一个契机，它们都迫切地需要对方的优势来互为补充，谱系学可以通过历史的分析拓深承认理论的诊断向度，使身处社会伦理关系之中的主体更有能力检测规范的合法性，更好地解释和阐明社会现象，丰富了“解放兴趣”的认知层面；而承认理论则弥补了谱系学所缺失的规范性维度和指导，为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准乌托邦”的标准和视角，使后者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承认的斗争性最终将批判理论导向到“解放兴趣”的实践层面。因此，承认理论与谱系学的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诊断——批判——解放”的理论优势，也能为身处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不过，笔者在此仅仅是做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尝试和推进，谱系学条件下的承认理论还能焕发出什么理论光芒和实践作用，留待进一步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