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当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适度节制是可能的，因为节制不是否定物质，而是重构价值排序，节制不是代际对抗，而是文明传承的智慧平衡。作为个体美德的节制应该扩展到人类整体，这种扩展非常必要，其可行性在于人类进化中的“生活理性”。这种生活理性在制度层面需要建立合理的消费调控体系，在文化层面需要重构价值传播体系，在技术层面需要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伦理理念的具象化。“类节制”如何成为限制人类整体性贪婪的有效伦理手段，需要重新反思人类发展道路，正确处理好占有与存在、探索与敬畏、即时性与历史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后物质主义；类节制；生活理性；伤害性；人类伦理

作者简介：李建华，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伦理学基础理论、道德心理学、政治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文章来源：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在《伦理》一书中曾提出构建人类伦理或寰球伦理需要九种觉悟，其中就有“对人类在宇宙中的有限性的觉悟”，认为必须“设想人类在物质扩张上的限度，并相应地进行心理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提升”。这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性节制不仅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当务之急，也是构建人类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节制一直是人类倡导的基本美德，也是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核心伦理价值。“后物质主义”(post- materialis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后物质主义时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我们无法精确判断人类在什么时候已经或将要过上富裕的生活；它也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因为我们无法说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个体具体的富裕标准是什么。我们只能用后物质主义时代来描述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之后的某一段历史时期。后物质主义时代只是一个分析性概念，虽然它带有价值评价的属性。有的学者在用“后工业时代”“世俗化时代”“后富足时代”等说法的时候，对某些特征的提炼同样涉及这一种时代特征，与后物质主义时代有某种思想暗合之处。笔者提出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人类整体性“节制”这一重大伦理问题，其实是想深度思考在目前世界面临撕裂与断层、全球化遭遇极度逆转的境况下，现代化“之中”或“之后”的人类未来伦理必须认真思考的三个问题：一是当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的需求是否还是以物质满足为第一取向?二是在地球甚至宇宙的资源都无法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的情况下，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三是作为个体美德的“节制”是否应该扩展到人类整体，以及如何成为限制人类整体性贪婪的有效伦理手段？这样的伦理追问也许并不能从细节上带来政策的具体安排，暂且只能作为一种思想描述，进而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这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上的伦理觉悟。

一、人类对物质欲望的适度节制是否可能

当人类文明挣脱物质匮乏的枷锁、站在富足社会的十字路口时，一个关乎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问题便浮出历史地表，即当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需求是否还是以物质满足为第一取向?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家英格尔哈特以否定性论断开启了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思辨场域，在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的辩证运动中构建起理解人类文明转型的新的认知坐标。

英格尔哈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公众的价值观会逐渐从强调物质需求(如经济稳定、生命安全等)转向更关注非物质需求(如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等)。这种价值观的转变被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成为解释社会变迁(如环保运动、性别平等、文化多样性等)的重要理论框架，也是分析、预测现代化运动前后政治文化和伦理生活变化的风向标。这种理论框架建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代际价值观更替理论之上。换言之，当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被满足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成长于经济繁荣时期的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经历过物质匮乏的老一代则更倾向于物质主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有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之分，具体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前两种应该是物质需要，后三种是精神需要。当然，这样的排序并不是普遍固化的，存在许多例外，存在顺序颠倒的情况。“当一种需要得到长期满足时，对这种需要的价值可能会估计不足。”如一个长期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容易低估饥饿的后果，因而把食物看得不重要，此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当然，也有人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宁愿牺牲一切，此所谓“优势需要”的满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表明，无论何种例外，人的需要总是分层次的。这些需要大致可以分为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尽管不必拘泥于需要的顺序，但一定是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才会有发展的需要。高级的需要必须以低级的需要为基础，否则就会“倒塌”。然而马斯洛没有认识到，虽然基本需要的满足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是否会向发展需要的层次升华，这是不确定的，会因人而异。一般来说，正常人在正常社会条件下，都会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产生“后动机”，“后动机”使人趋向更高一级的发展，个体如此，群体也如此。

英格尔哈特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和《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等论著中也有同样的说明。英格尔哈特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的。在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压倒性的。而在发达国家，人的需要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是以代际变化为特性的价值观变革，即物质需要的满足被人的被尊重、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等高级精神需要所替代。这就是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表明，人越匮乏的东西越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在某些东西的供应相对不足时，人们才会在主观上给予它们最高的价值”。当物质匮乏时，人们一定是把物质主义的东西摆在首位的。在富裕条件下，人们则可能强调诸如归属感、尊重、审美和自由这些“后物质主义”目标。社会化假设表明，社会经济条件与优先价值观之间并不是一种立即变化和可快速调整的关系，“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较长的滞后，因为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未成年阶段的主流环境”。由此可见，如果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人们对物质富裕的需要显得并不是那么迫切，而是想要实现中国语境中的“精神共同富裕”。人类对物质生活的满足具有天然节制的倾向，这种倾向源于人有更高级的精神追求。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优越性，内生性的高级需要节制低级需要，正好体现了人的尊严与高贵。

与此同时，英格尔哈特在《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一书中系统解释了“代际价值观分化”的逻辑，其前提还是建立在他的“匮乏假设”理论基础之上的。虽然这种逻辑只有在社会统计学的范畴内得到证明，但也预示着人类有可能对物质欲望有所节制，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会有某些变化，尽管有的变化是短暂的，有的变化是长久的。

首先，代际价值观分化的根源在于人类正在经历从物质匮乏时代向后物质主义时代的转变。“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解释为何不同世代人群的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个体成长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价值观的塑造。人是环境的产物，特别是经济环境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不仅是需要层次决定的，也是社会环境影响方式决定的，特别是当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的重点的时候，人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摆脱物质主义的影响。尽管英格尔哈特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心理学机制和制度变迁，构建了一个动态的解释框架，并且证明不同世代因成长环境不同，其需求优先级的固化方向会有所不同，但价值观的变化仅仅是基于富足与安全的“升级”，而非“断裂”之后的“另起炉灶”。这就意味着，哪怕进入富足社会，人们并非不需要物质生活，而只是把自由、尊严、个性发展等作为优先级加以考虑。在此意义上，节制并非“存天理，灭人欲”，而是物质欲望的“压缩”或退出“优先级”。

其次，代际社会化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历史锚定”。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在青春期后期至成年早期形成后，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一过程被称为“社会化烙印”。“人们一旦在童年与青年时期确立某种特征，成年时期就会一直持有这些特征。”也就是说，个体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经历的社会经济条件，有时会像锚一样固定其终身的价值取向。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证明，老一代人的价值观优先反映的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占主流的相对不安全的物质条件，而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群，将不再那么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这也只能说明，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人们在价值优先选择上出现了转变，并不能说明人们已经没有物质欲望；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保持对物质欲望的适度节制具有可能性且相对比较容易，从而形成并置性关联。

最后，价值观的代际分化与制度和文化的协同演化相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不仅是个人心理变化的结果，更与制度环境提供的“安全系数”相关。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直接解除公民的生存压力和对安全的担忧，并在此基础上才能不“专注”于物质生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国都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致力于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在此背景下，人们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概率相对较大，才有可能对物质欲望保持适度克制。

英格尔哈特的理论赋予了“节制”新的哲学内涵。其一，节制不是否定物质，而是重构价值排序。它要求将物质需求从“目的论”降为“工具论”，如同道家“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智慧，在占有物质的同时保持精神的自主性。当日本“断舍离”文化从生活方式升华为生存哲学时，当西方以“慢消费”运动对抗快餐式物质主义时，这种节制实践正在重塑人与物的关系，使其从异化状态回归本真状态。其二，节制不是代际对抗，而是文明传承的智慧平衡。老一代的生存经验为节制提供历史镜鉴，年轻一代的创新精神为节制注入时代内涵。这种代际协作在保守与创新的平衡中实现代际和谐。与此同时，在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过程中，节制需要在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寻找动态的平衡点。文明的进步不是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而是人类能在物质丰裕中守护精神家园。当人工智能开始模仿人类思维，当生物技术开始挑战生命伦理，这种守护就变得尤为迫切。因为只有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人类才能在技术狂飙的时代守住“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存在论尊严。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最终指向一个可期待的未来，这就是当代际价值观在对话中达成和解，当节制从伦理要求变为生存美学时，人类文明将完成从“物质增值”到“精神进化”的根本性转型。

当然，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在21世纪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其核心逻辑仍然被验证了。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部分年轻人因失业和房价飙升出现了“再物质化”倾向。又如，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诉求是经济公平，而非传统后物质议题。然而，这种回摆或反复并未否定英格尔哈特理论的内核，相反，更加有力地验证了“匮乏性优先”原则，即当物质安全受到威胁时，价值观可能暂时回归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离不开坚固的经济基础与安全基础。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即经济发达和物质繁荣既是后物质主义的催化剂，也可能因过度消费而引发生态危机，导致发展不可持续，将人类引入“绝境”。这种代际价值观的呈现与对话，不仅是学术命题，更是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挑战。特别是当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基因技术被滥用而导致所有劳动都被自动化和异化、收入不平等问题恶化、经济收益的集聚极度少数人化，甚至整个人类面临“变种”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高喊一声：“人类， 请节制！”

二、如何平衡物质欲望及其满足条件

人类文明的深层困境，本质上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悖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其内在欲望的无限性与外部世界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了永恒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并非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价值之争，而是根源于人性的二重性：人既是被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感性存在，又是能超越经验限制的理性主体。如何在这一矛盾中寻找平衡，实则是对人类实践智慧的终极考验。

其实，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不在于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何者优先，抑或人要不要成为物质主义的奴隶，而在于人那无止境的欲望与实现欲望的可能条件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如何消解、如何平衡。相对内隐于人性之中的“欲壑”，现实的满足条件总是欠缺而“难填”，这一矛盾是永恒的。如果我们认定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抑或理性是人自证的最高依据，那么理性的最大功用应该是对欲望的“把关”与“挚动”。然而问题在于，当人类高举理性大旗时，人的所有欲望被带入了一种无差别、无主次的“主体性”地位，并美化为“价值理性”，最终又将理性自身沦为可满足人一切欲望的工具，如科学技术，即“工具理性”。其实，人类从来没有断然分开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总是在二者的纠缠中有所倚重，人类就这样把“人是理性的动物”证明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但是事实上，当人宣称自己有理性时，并没有意识到对自身欲望加以约束的必要，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欲望。正如康德所言，“假如在一个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意志的东西身上，自然的真正目的就是保护它，使它生活舒适，一句话就是幸福，那么，自然选中被创造物的理性作为实现其意图工具，它的这种安排也就太笨拙了”。所以，康德认为，理性需要善良意志来支配，因为“一个理性越是处心积虑地想得到生活上的舒适和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越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只有出于责任的实践理性，才具有道德价值。这种实践理性于人类自身而言，就是对与生俱来的本能的控制，即自我节制。

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人具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人的认知能充分把握自身及存在世界的有限性。即便人类疯狂到无法自律，整个宇宙的资源也是无法满足人类在物质层面上的无限度贪欲的，在人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或差距。人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相信自身理性的基础上，开出了“外扩”与“内敛”两条路线。外扩路线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尽可能挖掘、开发、增加满足欲望的资源，甚至无止境地开发原有限资源，或者不断去拓展新空间资源。当地球资源明显不足时，人类已经开始打其他星球的主意，甚至想要占领整个宇宙。这种“外扩”型的解决办法从近代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由此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不但由此在大物质层面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且自身主体性也获得了明显提升，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自信心日益膨胀，甚至出现了获得“绝对自由”的错觉。但是，资源紧缺警钟的敲响，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危机的全面爆发，消费主义导致的“单面人”的产生等，已经将人类的这种自信与狂妄碾得粉碎。“外扩”不得不有所收敛，不得不正视资源的有限性，不得不正视人类自我灭亡的可能，不得不思考人类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使我们不断提高“对我们的地球状况的生态觉悟，包括我们与生物圈的生死与共的关系。地球不是一个物理行星、一个生物圈和人类的简单叠加，而是物理−生物−人类的一个复杂的总体，其中，生命是地球历史的一种涌现，而人则是生命历史的一种涌现”。这种觉悟提高的标志就是人类的自我节制，即由“外扩”型向“内敛”型的实践方式转变。

可见，平衡人类的内在欲望与外部世界，不能再仅仅依赖“外扩”，而是要反思人类自身，寻找有效的“内敛”路径。自人类进入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外扩”型道路，拼命地向外部世界索取资源，以满足人类暂时的需求。问题在于，资源短缺、资源耗尽、资源掠夺等资源危机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加之近代以来主导人类行为方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类不得不反省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也不得不反思自身“类欲望”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存在?人类整体性的节制应该是一种最好的选择。“类节制”属于人类伦理的范畴，它不是从人类学推导出来的，“因为任何义务都不能从知识中推导出来”，尽管从“类”的高度去看义务，所有义务都是“人类”自己的义务。所以，人类伦理实质上是担当人类命运的具体的伦理模式，是人类意识的伦理普遍化。“类节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于：一方面，人类正面临巨大的资源危机，如果不节制终将走向自我毁灭，既然“外扩”之路不能或走不到底，那么，“回头是岸”，走自我“节制”之路，或许是一种希望；另一方面，人类不但自己要生存，还要考虑人类的延续，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所以从代际伦理的角度，人类也要自我节制，为子孙后代留下资源，否则会被后世所咒骂。

要实现由“外扩”向“内敛”的转变，必须遵循生存伦理、发展伦理、代际伦理、科技伦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类的整体性节制，具体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四种关系。

第一，在生存与享受关系上，以生存为要。生存与享受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类存在论视域下的实践理性议题。从哲学发生学来看，生存首先表现为生命存在的物质性维系，是一切价值创造的本体论前提。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构建的“功能论证”已隐含生存优先性。生态伦理学的当代发展证明，在气候变化语境下，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已成为超越个体享乐的类伦理责任，彰显出生存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底线共识。生存的这种优先性既非否定享受的伦理正当性，亦非倡导苦行僧主义，而是强调人类实践理性的本质：在有限性存在中建立合乎存在论逻辑的价值秩序。当且仅当生存获得本体论确证，享受才能超越动物本能，升华为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人类整体性自由。因为，“节制就是这种适度，通过它我们才成为各种娱乐的主人而不是它们的奴隶”。

第二，在发展速度与质量关系上，以质量为要。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甚至经常出现“弯道超车”的惊险情境。高质量发展伦理强调“人是目的”，发展是满足人的多元需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速度若背离发展质量，就会损害人的发展根基，就会出现诸如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才有利于资源合理分配，保证社会公平，才能真正实现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第三，在现在与未来关系上，以未来为要。这意味着需要从代际正义角度凸显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义。代际正义要求我们突破“当下”的狭隘视角，将伦理关怀延伸至“未来”世代。当下的资源利用与发展模式，深刻影响着未来世代的生存与福祉。如果只着眼现在，过度开发资源、破坏生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那么便是对未来世代基本权利的侵犯。可持续发展正是代际正义在现实中的实践路径。它倡导合理利用资源，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共进，确保未来世代拥有与我们相当甚至更好的发展条件。这是一种人类伦理责任的整体担当，要求当代人克制过度的欲望，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且充满发展潜力的世界，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真正实现代际公平与代际和谐。

第四，在科技创新与守正关系上，以守正为要。从科技伦理视角看，守正代表着科技发展要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价值规范和人类社会的公序良俗。虽然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但是若是脱离守正的轨道，就可能沦为脱缰的野马。所以，我们不但要为科技创新装上伦理“方向盘”，还要装上伦理“制动器”。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它为攻克疑难病症带来曙光，但若突破科技伦理底线，进行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改变人类自然遗传基因库，这将引发难以预估的伦理风险，挑战人类的尊严与平等。如果无视科技伦理规范，把人类当作技术实验的对象，那么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原则。只有以守正为基石，将科技伦理融入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才能确保科技发展服务于人类福祉，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共生。

总之，人类欲望与满足条件的矛盾，本质上是存在与超越的辩证统一。这种矛盾的永恒性，恰恰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它既警示我们正视自身的有限性，又激励我们在精神层面追求无限性。当我们以“类节制”伦理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实则是在践行马克思所言的“自由王国”理想。这种自由王国的实现，需要我们完成从“欲望的囚徒”到“意义的创造者”的存在论飞跃。在物质层面学会节制，在精神层面勇于超越，这既是对康德“人是目的”命题的当代诠释，也是人类在技术狂飙时代守住文明根基的唯一出路。当我们不再以物质占有量衡量人生价值，而是以精神境界的高度定义存在意义，欲望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无限性便达成了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正是人类在宇宙中确立自身独特性的终极证明。

三、个体美德的节制如何扩展到整个人类

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的街巷中追问“美德即知识”时，他不会想到，个体灵魂的节制美德，竟能在两千四百多年后演变为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类伦理”命题。从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到全球生态危机，节制的伦理维度经历了从个体心性修养到人类整体命运的存在论升华。这一过程既是美德伦理学的现代性转化，更是人类理性面对生存困境的自我救赎。

当然，作为个体美德的“节制”如何扩展到人类美德(人类伦理)，使“类节制”成为限制人类整体性贪婪的有效手段，这也是我们必须深究的问题。“节制”是古希腊四大美德之一。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欲望是对生殖、营养、占有的冲动，激情是对名誉与权力的冲动，只有理智是追求智慧与思虑、观照真理的能力，因此，灵魂的理智部分的德性是“智慧”，激情部分的德性是“勇敢”，欲望部分的德性是“节制”，并分别对应统治者、军人与市民三个不同阶层。当这三部分都服从理性指导并发挥各自的德性优势时，社会就达到了和谐境界，就实现了“正义”的德性。可见，节制既是一种个体美德，也是一种群体德性；既是一种伦理德性，也是一种实践智慧，即“节制是在快乐方面的适度”，它是与“放纵”相对应的。人类追求感性快乐无可非议，但必须有节制，“在快乐方面过度是自我的放纵，是应该受谴责的”。所以，节制是介于禁欲与放纵之间的“中道”，是平衡自我与他者、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身与心的伦理智慧。这种智慧一旦用于个体，一定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旦用于社会，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旦用于人类，一定是一个和谐的世界。

节制从个体美德转化为人类整体性伦理，在宏观上需通过制度约束、文化重塑与技术赋能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在全球治理、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层面构建实践路径。在制度层面，需建立跨区域资源的公正分配与消费的有效调控体系。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协议与公约制定资源消耗的全球阈值，将节制理念嵌入碳排放权交易、跨国资源开采监管等制度之中；另一方面，推行“消费累进税”，对高能耗、高污染商品征收附加税，引导市场向绿色低碳转型，甚至可以尝试建立公共资源使用的“节制积分制”，通过数字身份系统对个人资源消耗进行量化管理，激励节约行为。在文化层面，需重构消费价值传播与教育体系。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影视作品等大众媒介，塑造以节制为美德的消费文化符号，例如通过短视频平台发起“极简生活挑战”，将适度消费与精神丰盈树立为新的社会风尚。在教育领域，将勤俭节约作为公民道德安排进课堂，通过模拟生态危机场景的沉浸式教学，培养青少年的地球公民意识和节约美德。在技术层面，需要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伦理理念的具象化。如可以尝试开发碳足迹追踪App，实时反馈个人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将抽象的伦理责任转化为可视化数据；可以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全球资源消耗溯源系统，确保生产与消费链条的透明化；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优化资源分配算法，在生产和消费系统中实现智能调度，减少资源浪费。这样，通过制度形成外部约束，通过文化构建内在认同，通过技术提供实现工具，三者协同作用，将节制美德逐步内化为人类的集体意识与行动逻辑，最终实现从个体自律到全球伦理的升华。

当然，“类节制”作为人类伦理的整体性要求，本质上是将个体层面的德性修养转化为人类层面的伦理共识。这种转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仅因为个体意识与类意识之间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而且个体意识之间存在消磨性互损与增长性互益并存的问题，个体甚至会因具体的生活境遇与细节不同而随时发生道德意识的变化。

在此，我们仅仅立足于人类整体意识，从四个维度来呈现节制美德的“人类化”。

第一，在占有与存在之间重返本真性。人类社会自工业化以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已经在危害人类自身，这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从伦理角度来讲，适度克制人的物质欲望，就是不要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这是构筑健全精神伦理的关键。物质欲求作为人的本能需求，本身并无过错，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动力之一，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膨胀，那么便会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严重侵蚀。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中道”思想，为理解人对物质欲望的克制提供了深刻洞见。过度与不及皆为恶，唯有适度才是美德。当物质欲望过度时，人会陷入对财富、物欲的无尽追逐，将自身异化为物的附庸。比如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一些人被品牌、奢侈品所捆绑，不断购买超出实际需求的商品，以为借此便能获得幸福与满足。然而，这种基于物质堆砌的短暂快感稍纵即逝，精神世界并未因此充实，反而在空虚中不断渴求更多物质填补，陷入恶性循环。康德认为，人应遵循道德法则行事，而非完全被欲望驱使。克制物质欲望便是一种道德自律的体现，是对自身行为的理性约束。因为意志自律是最高的也是唯一的道德原则，“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必然以它为条件而受它制约”，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越对客体的知识，达到对主体的批判”。当我们能够克制不必要的物质欲望，便拥有更多精力与资源投入精神世界的建设中，如艺术鉴赏、哲学沉思、参与公益活动等。这些精神层面的追求，能赋予生命更持久、深沉的意义。适度克制物质欲望，并非倡导苦行主义，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求平衡，以健康的精神伦理引导人生。

第二，在探索与敬畏之间建立技术良知。在科技创新时，适度克制人类的好奇心，是践行负责任创新科技伦理的必要之举。好奇心作为人类探索未知的内在驱动力，一直以来推动着科技大步向前。但当它脱离了伦理的约束、肆意蔓延时，便可能带来难以预估的风险与灾难。如果从功利论角度看，负责任的创新需考量行为产生的整体后果，而好奇心往往是不顾后果的，仅仅追求心理满足。如，人类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好奇，促使科学家不断探索其在治疗遗传疾病等方面的应用，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可一旦好奇心失控，贸然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编辑，试图创造“设计婴儿”，这或许会带来个体基因优势提升的短暂“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打破人类基因库的自然多样性，引发难以预测的群体遗传风险，破坏全人类的福祉平衡。这又从根本上违背了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如果从义务论角度看，人在行动时应遵循道德法则，在科技探索中克制过度的好奇心，便是遵循这一法则的体现。比如对人工智能自主意识的研究，若科学家仅受好奇心驱使，盲目追求技术突破，赋予机器过高的自主决策能力，却未充分考虑其对人类就业、社会秩序甚至生存安全的潜在威胁，那就等于将人类自身置于被技术操控的危险境地，把人类当成了满足好奇心与技术进步的手段，严重违背了伦理义务。当然，适度克制好奇心并非抑制创新，而是为科技创新筑牢伦理防线，确保在探索未知的征程中，科技始终沿着增进人类福祉、保障人类尊严与安全的方向稳健发展。

第三，在即时性与历史性之间重构伦理坐标。适度克制人类的当下感，是人类面向未来理想主义伦理的客观要求，是对“未来已来”“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伦理的矫正。当下感是人类对即刻体验与满足的本能追求，在一定范围内，它有助于维持个体的生存与基本需求的满足，然而，一旦过度沉溺，便会成为人类追求长远价值与理想的阻碍，甚至会让生活变得过度现实与庸俗。及时行乐、聚焦当下的短暂愉悦，忽视了行为对未来的长远影响，违背了人类面向未来的责任伦理。人类一旦丧失未来感，就会变得深度无聊与倦怠，甚至出现过度积极的行为方式。而过度积极的背后是注重当下的所谓功绩社会。由于功绩社会缺少未来的否定性，过多的肯定性容易产生过度兴奋，而过度兴奋之后，就是倦怠。“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适度克制当下感，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宏大的视角审视人生与人类，以对未来负责的态度约束当下的短期行为。这并非否定当下生活的意义，而是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寻求伦理平衡，在追求当下享乐的同时，为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性和机会，让人类社会在理想主义的照耀下不断前行。

第四，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寻找伦理公约数。人类天生具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恋本土情结，并且“人类可感知的尺度”与“我们的主观意图是相匹配的”，但如果这种情感过度膨胀，可能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全球化遭遇逆转，但倡导人类伦理应该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打破国家民族间的恶性竞争，减少人类撕裂，大力倡导世界主义、世界公民、寰球人道主义等人类伦理观念，应成为当今人类共同的声音。因为“人类—伦理—政治的千年使命就在于达到人类多样性中的统一”。站在全球伦理的视角，“类节制”不同于个体道德自律，其实现机制不仅需要有明确的共同价值观念导向，而且需要有制度和政策体系与之配套，全球化的大趋势为实现“类节制”创造了机遇与条件。“类节制”不仅要注重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为重要和艰难的是要协调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伦理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一场深刻的世界大蜕变是协调不好的。尽管这种蜕变不可预测，但我们真正希望通过这种蜕变，“走出国家至上的权力，走出战争，进入一个后历史时代，一个世界社会的时代”。到那时，通过蜕变，将可能出现一个新型的人类世界。人类世界需要人类的伦理，就是要将人的“类意识”上升至伦理的层次，形成通适性伦理法则，如人道主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共享共赢等。而“类意识”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我们都是人”“我们是同类”“我们在一起”“我们要一起过美好生活”，人的任何差异性都消融在相似性之中，这就是人类的统一性和通感反应。人类的这种统一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条件，只有将命运与共纳入人类伦理的范畴，人类伦理才有可能真正建构起来。

上述思路，也许会因不周全性或没有切中要害而难以使节制成为人类伦理，不过也是尽可能真实地基于人类的道德心理和伦理弹性所做出的简要设想。尽管这种设想还无法摆脱自我意识的局限，但人类伦理需要以个体有意识、负责任的抉择为中介，其背后可能是人类节制意识的生成及其向伦理层面的提升。这是一个无法预期的过程，只有让人类伦理萌生及其普遍化的步伐加快，才能真正破解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伦理难题。与此同时，当“类节制”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体实践时，其哲学意义远远超出伦理规范的范畴，直接指向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的觉醒。这种觉醒不是抹除个体差异的同质化，而是需要在多样性的创造性转化中实现整体和谐。节制伦理始于个体对欲望的自觉控制，终于人类作为宇宙间唯一能追问存在意义的物种的责任担当。在这个技术奇点临近和发展盲区叠加的时代，“类节制”的伦理建构或许是人类文明跨越“存在危机”的关键一跃，是人类在生存论意义上的真正觉醒。

四、结 语

当后物质主义的浪潮以消费符号、技术赋能与精神多元主义重塑人类生存图景时，“类节制”作为一种超越个体行为的伦理范式，正在成为破解社会发展悖论的一种思路，即如何在发展与节制之间寻找平衡。“类节制”既不是对古典节制伦理的简单复刻，也不是对物质进步的消极抵抗，而是在承认欲望合理性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兼顾个体自由与类属存续的动态平衡机制。这种伦理觉悟的核心，在于将“克制”从传统的道德自律升维为对技术理性、消费逻辑与存在意义的系统性反思。这也就意味着，在算法制造的需求幻境中，要求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在资源分配的网络体系中建立责任共识，在技术扩张的无限可能中划定伦理边界。着眼于现实，“类节制”伦理的实践场域将持续向科技文明的深水区延伸。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基因编辑的边界探索、元宇宙的欲望投射，正在制造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换言之，当技术赋予人类“造物主”般的能力时，人类如何以“类节制”的智慧避免“能力过剩”引发的人自身的存在危机？因此，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预防性伦理”。也就是说，在技术应用之前，以人类存续为尺度预设克制的阈值，将“不伤害未来”的责任嵌入技术研发的初始程序。其实，生态学家早就警告世人，地球的承载力早已要求人类从“扩张型生存”转向“调适型生存”，类节制伦理恰是这种转向在人类生存价值层面的自觉表达。当然，类节制绝不是对欲望的否定，而是对欲望的重新定义。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悖论在于：物质丰盈并未消解欲望，反而通过符号消费制造了更复杂的匮乏感。类节制的伦理智慧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占有更多，而在于懂得欲望的限度，要求我们在个人主义与集体意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所以，“类节制”的真谛在于，既拒绝消费主义对“幸福”的标准化定义，也超越古典节制中可能隐含的禁欲主义倾向，在承认个体追求意义多样性的同时，建立“类属共生”的伦理优先性。这种伦理觉悟的终极意义，或许在于让人类在技术狂飙与物质过剩的时代，重新学会以“有节制的创造”对抗存在的虚无，以“有边界的自由”守护文明的可持续性。放眼未来，可以预期的是，当数字时代的信息流持续冲击传统的价值坐标时，类节制伦理的提出不仅是对时代病症的回应，更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立法。它时刻提醒我们，在一个看似人类无所不能的时代，人类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有所不为”；在一个高度强调个体解放的时代，更高的觉悟在于理解人类自身“类责任”的不可让渡性。如果这样的伦理觉悟得以确立与深化，那么将是人类在文明进阶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精神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