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位于中国东北内蒙一带的史前文化，核心地带为西辽河上游流域 和土河流域，西达内蒙古草原，东达辽宁半岛，南接渤海湾，北达黑龙江平原。距今六千多年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曾生活着一群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根据此种文化的重要遗址在内蒙赤峰红山地区，故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上溯距今12000年前的上窑文化，下达距今3200年前 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传承关系大体是：上窑文化（距今12000年左右）、小河西文化（距今8500年左右）、兴隆洼文化（距今8400~7200年左右）、赵宝沟文化（距今7350~6420年左右）、富河文化（距今5500年左右）、红山文化（距今6500~45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500年左右）、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200~3500年左右）、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3200~2500年左右。长达近万年的文化，承续有序，实乃中华史前文明史的奇观。红山文化的传承雄 辩地证明中国的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有力地纠正了中华文明发源 地仅在西北或仅在中原的偏颇。红山文化清楚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诞生，它就像一抹朝霞辉映尚在蒙眬之中的东方天际。

一、人性的觉醒

红山文化所发现的人骨残片，经科学检测为蒙古人种，与今日的中国人系同一人种，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从体质上来看，他们身体的进化程度与当代中国人没有太大差别，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是他们内在的人性进 化到什么程度。

人性是人对自身的认识与确定。中华民族对人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从文献看，中华民族的祖先有盘古、伏羲氏（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祝融氏、轩辕氏等。他们是什么样的形象？皆是人兽共体。

盘古之君，龙身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

伏羲人首蛇身。（《天中记》卷二二引《帝系谱》）

女蜗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史记补三皇本纪》）

神农牛首。（《天中记》卷二二引《帝系谱》）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

轩辕游于阴浦，有物焉，龙身而人头，鼓腹而遨游，伯曰：“此雷神 也。……”（《说郛》卷三十一《奚囊橘柚》）

这种情况说明，那个时候，动物在人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卑贱的，而且还是 伟大的。人以拥有动物的某些功能为荣。所以，他们认定神圣祖先的形象为人兽共体。

这反映出他们并没有将人从动物中分别出来，对于人性的认识尚未达到觉醒的程度。后来，人们不这样看了，古籍记载，黄帝之后的尧舜形象就完全是人的形象，他们的身体没有动物肢体因素：《淮南子·修务编》云：“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这八彩，不是八种颜色，而是八字眉。

古人对祖先形象的认识，从人兽共体到人兽分离，说明人性在觉醒。人兽共体，人的意识还没有觉醒，人兽分离，人的意识已经觉醒。

有意思的是，尧舜时期，尽管人性的意识已经觉醒，但仍然保留着史前人兽一体观念的某些影子。具体体现是，他们认为，圣人的出生多有神秘动物的参与：尧是其母“感赤龙孕十四月而生”，而舜，其父“梦见一凤凰”，后来其母就怀上了他。

古典文献所显示的人的意识觉醒在史前文物中有所体现。人兽共体的形象在史前岩画有所发现：宁夏贺兰山口的人面像几乎可以看成是兽面像，江苏连云港市将军崖上的史前岩画中的人像像鸮面。红山文化的前身小河西文化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人物像。灰陶人首塑就很像鸮(图1)。此人像两只大眼，黑而圆，像鸮眼；眉骨凸出，类似鸮耳；鼻梁高耸，更似鸟喙。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承接小河西文化的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有石头人像，虽然肢体均刻得粗糙，但大致可以看出，这是人像，没有鸟或兽的肢体融入其中。

图1灰陶人首像 小河西文化（德辅博物馆藏）

不过，赵宝沟文化中仍有人兽共体的人物像（图2）。这具用条石刻成的石人像，头上有两只长长的耳朵，面部没有鼻子，仅三个凹进去的圆穴，乍一看，更像兔子。到红山文化，这种现象彻底改变了。红山出土的煤精石人面雕，丝毫见不出动物的影子：瓜子脸，修眉毛，杏仁眼，长鼻子，小嘴巴，一位东方美女宛然出现在眼前，妩媚，清秀，温婉，十分可人（图3）。

图2条形石人像 赵宝沟文化（德辅博物馆藏）

图3煤精石人像 红山文化（德辅博物馆藏）

红山文化的人像不仅在体形上排除动物的肢体，而且注重突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小河沿文化中有一彩陶瓶，瓶身有纹饰，纹饰主体为多层顺时针、反时针圆圈纹，圆圈纹之间有一人物纹。人物为立姿，人头向左、右臂向前曲折上扬，左臂随后下垂。身板挺直，两腿前后叉开。姿态似是在前进，又似是在舞蹈（图4）。虽然没有五官的描写，但仍然能感受出人的精神：似是在向天地呐喊——我来了；或是在异性展示健硕的身体——我多么雄壮。不管是什么，那种人的自信、人的坚强、人的自豪表现得非常突出，极有感染力。

图4祭祀场景彩陶瓶 小河沿文化（德辅博物馆 藏）

红山文化塑造人物，注重表现人物的情感。人物的情感本来是难以表达的，但红山人善于通过面部五官、肢体去表现，以透显出人物的喜怒哀乐。比如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两具煤精石人面像，一具面孔悲哀，一具面孔愤怒。这一喜一怒耐人寻味，原来红山人内心世界如此丰富，如此激昂，他们的情感世界并不弱于现代人（图5）。

图5煤精石人面像 红山文化 （德辅博物馆藏）

红山文化对于人像的刻画，有两种手法，一种抽象，一种具象。不管是抽象还是具象，他们都注重表现眼睛。红山文化的一具石人面像，造型抽象，面上两只大眼，鼻为两个小点，嘴为一道向上的弧线。虽然如此概括简单，但人物喜悦的情感跃然而出。红山文化人面像，也有将眼睛塑造得比较精细的，不仅清晰地勾出眼眶，而且精细地刻出瞳仁，有的还刻出眉毛。

红山人做人物雕塑，注重刻画好眼睛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们看来，眼睛是人物心灵的窗户，它最生动，最多情，最神秘，也最可爱。人物之美，美在眼睛。

红山文化塑造人物，不只注重刻画眼睛，也注重刻画人物的嘴巴、鼻子。属于小河沿文化的一具三彩陶人头塑像，非常生动：塑像的眼球是鼓出的，鼻梁高且长。特别突出的是大嘴，呈张开状。这样做，显然是有意图的。此塑像除了用造型表意外，面部还涂上了黑、红、白三种色彩，与京剧的脸谱非常相像。据此猜测，此塑像应为傩像，是祭神时用的道具。虽然只是祭祀时用的道具，红山人还是将它塑造得非常生动，而且将情感也表现出来了（图6）。

       

图6三彩陶人面 小河沿文化 （德辅博物馆藏）

牛河梁十六地点四号墓出土一具玉人：圆雕，通高18.5厘米，体形圆胖，头大，五官清晰，眼半合，嘴微张，眉头紧锁，全身紧缩，似在做吸气状，又似在沉思之中，双臂弯曲，抚着胸部，双足靠拢并立。人物基本写实，但也有异像，主要有二：一是额中有菱形圆洞；二是肚脐外凸。如此姿态似在告诉人们，他在做法。这具玉人的造型与安徽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巫师造型几乎完全一样，同样姿态的巫师形象在环太平洋地区不时也可以见到，这一现象让人惊叹而不解。

为什么将珍贵的玉材用于雕塑玉人且放置在墓穴中？显然，墓主人是想将巫师带入阴间，活着的巫师因某种不便，不能让其殉葬，那就带一个玉制的巫师去好了。至于用玉制巫师，而不是用别的材料，是因为玉能通神。

红山文化出土的人像是比较多的，说明红山人已经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人自身。由专注于自然对象之美到发现人自身之美，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人性的觉醒是丰富的，不仅是人格的觉醒，自觉地将人之格与物之格区别开来，而且还是思想与情感的觉醒。人之为人，不仅是有人之体，而且是有人之思、人之情。这人之思、人之情又因人之不同而千差万别，红山人能够将人的塑像做到如此之程度，充分说明红山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直逼文明时代。

二、女性的觉醒

红山人物雕塑中刻得最具艺术性的当属于女性雕塑。女性雕塑大体上分为两类：

1.孕妇雕塑

内蒙古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第19号房（T32F19）址室内中央部位，出土了一具石雕孕妇像：高35.5厘米，腹部凸出，大乳，双臂护腹，屈腿，蹲踞。据文物工作者考证，此雕像距今约7000年。这样的孕妇雕塑在辽宁林西县西门外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也有发现。兴隆洼的孕妇像多为囫囵圆石雕就，比较粗糙，但孕妇特征非常鲜明。

就艺术性而言，孕妇雕像做得最好的当属红山文化。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两件孕妇泥塑像。残高5-5.8厘米，头和右臂残缺，身体肥硕圆润，左臂曲于前胸，小腹隆起，臀部肥大，大腿粗壮，下体有表现阴部的记号。其中一件似乎通体经过精心打磨，显得很光滑，而且隐约见出彩绘（图7）。

图7东山嘴遗址孕妇泥塑像 红山文化

辽宁凌源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五地点上层第2号冢出土一尊小型女性裸体塑像，头部及右侧下肢残缺，通体经过打磨，光滑，躯体丰满，圆润，乳房微凸，腹部略略隆起，双臂环抱于胸前，足似穿高腰靴（图8）。

图8牛河梁遗址女性塑像 红山文化

2.女神雕塑

红山文化的人物雕塑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孕妇雕塑，而是女神雕塑。1984年10月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女神庙，女神庙主室中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神头像。头像高22.5厘米，与真人同大（图9）。

图9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女神雕像 红山文化

指挥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如此描绘女神的形象：

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眼人人斜立，鼻梁低而短，圆鼻头，上唇长而薄，这些都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头像额部隆起，额面陡直，耳较小而纤细，面部表面圆润，面颊丰满，下颌尖圆，又深富女性特征。……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睛，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更是神来之笔。

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神庙有相当规模，不止有一座女神雕像，还有许多女神雕像，只是其他雕像均已碎成残片。

红山文化的女性雕塑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人物塑造上先民们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创造能力。第一是写真能力。众所周知，人像塑造，写真最难，而东山嘴、牛河梁的女性雕像均做得很逼真，甚至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其次是审美品味。红山文化的女性雕像表现出很高的审美品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五地点上层第2号冢出土的女性祼体塑像，身体比例匀称，姿态优雅精致，肌肤很有质感，透显出女性的温柔与青春的活力。虽然塑像头部残缺，仍能让人想象出她的美丽。牛河梁的女神面像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女神的眼睛用绿色玉珠镶嵌，闪闪发亮，堪谓高超绝伦。女神的鼻子、嘴角的塑造极为精心。鼻孔大小适中，似闻呼吸之声；上唇展开，成波浪状，下唇微缩，似在说话。整个面像端庄中不乏温和，威严中闪动妩媚，人性中升华出神性。此种艺术创造能力反映出牛河梁人很高的审美水准。

第二是女性美的发现。红山人对于女性美特别有感觉，他们塑造的女性，现实又浪漫，佻达又端庄，古典又时髦，女人味十足。小河沿文化有一具红陶女人像：立姿；两腿微微叉开；两手只留胳膊，手臂省却，但能见出本为展开状；乳房丰满，乳晕清晰；颈部有两条由圆坑组成的圈，似是戴有两条项链。最具情趣的是她的脸部。浑圆的脸，透出青春；两只小眼，似眼波闪动。发髻只留左右两绺。这是一个什么韵味的女孩？活泼，跳皮，妩媚，风流，佻达，浪漫，时髦。从这具雕像，我们可以猜测出红山文化时期的女人的审美风尚（图10）。

图10红陶女人像  小河沿文化（德辅博物馆藏）

第三是生殖崇拜的盛行。红山文化中的女性雕塑，除女神庙中的雕塑外，均不同情况地展示着生殖的意味，或是乳房圆润，或是腹部膨出，或是臀部肥大。这样做，均是为了彰显女性的生殖功能。史前人类普遍盛行生殖崇拜。原始岩画甚至赤裸裸地展现男女交配的情景，这种生物性的本能在史前人类不是丑，而是美，因为这关系族群的繁衍。史前先民不仅张扬男女的性行为，甚至还膜拜某些繁殖力极强的动物，如鱼类、蛙类。红山文化较之更原始的人类，其进步处在于不去赤裸裸地展示性行为，而是表现女性的体态美，这就难能可贵了。

第四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标志。红山文化时期，先民的社会结构为母系氏族社会。在这个社会，女性具有高于男性的社会地位。社会的最高首领由具有崇高威望的女性担任。牛河梁的女神，经艺术复原，年龄大约四十左右，部落女性首领的形象应该大致就是如此。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所处的年代与牛河梁遗址应差不多，那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半坡遗址的建筑早期为半地穴式房子，后期主要为地面上的房子。除了主要供部落议事的大屋子外，其他均是仅供两三人居住的小屋子。屋内有火塘，应该是一个小家。家的主人为女性，丈夫有本部落的，也有外部落的，外部落的男性一般只是夜间进入这个家，白天离开，所生的儿女均为女方部落所有。在半坡，成人死后，均为裸葬，而儿童死后均瓮棺葬。儿童中，女孩受到优待。一位三四岁女孩，其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钵、罐、尖底瓶等陶器6件，有粮食1钵，玉石耳坠1个，石球2颗，石珠69颗。女孩股骨上部，还发现有暗红色的颜料。这种规格不仅超过男孩，也超过成年人。牛河梁的母系氏族社会应该与此差不多的。然而，半坡文化遗址没有发现女神雕塑，而在红山文化遗址，不仅发掘出女神庙，而且发现了完美的女神头像。应该说，就现在的考古成果来看，真正称得上女神塑像的还只有牛河梁这一具。

女性觉醒在华夏族进化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中华民族史前历史长达数十万年，新石器时代足有一万年，这一万年是华夏民族形成的时期，特别重要，而在一万年的新石器时期中三分之二的时期为母系氏族社会。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华民族的阴阳哲学、政治理念、家庭理念、美学理念无不可以看出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响。

三、灵性的觉醒

红山文化所体现的人的觉醒突出体现在灵性的觉醒。何谓灵性？灵性是人性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具有诸多对立的统一：思想与情感、认识与创造、反映与想象、现实与超越、人性与神性、社会与宗教、此岸与彼岸、人世与天国等。

在表现形式上，红山人的灵性之觉醒，又见出如下四个特色：

1.绚丽与流转

红山文化并不以彩陶文化而闻名于世，这并不是说它的彩陶不够美，而是因为红山文化的玉器早已名动天下，盖过了彩陶。其实，红山文化的彩陶的美并不亚于玉器。

红山文化的彩陶形制上有它的特点，无底筒形器比较多，多出土于墓地或祭祀遗址的石围圈旁、基址石墙边，有的还单独构成圆圈。东山嘴祭坛人骨架上覆盖有筒形器的残片，这种无底筒形器不是日常生活用器，而是原始宗教活动用器。它的具体用途还在研究之中。

无底筒形器鲜明地体现红山人灵性的觉醒。首先，它的形制特别，无底。摆放时，口朝上。如此做法有何意义？是不是沟通天地神灵？其次，色彩鲜艳，红黑为主，纹饰繁复，且几乎全器覆盖，这在史前彩陶中比较少见。再次，纹饰多勾旋纹、叠弧纹。勾旋纹分单勾、双勾，成排捕设，像是浪花叠起，又似藤蔓缠绕。叠弧纹由若干条弧线堆叠构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筒形器反映红山人内心中另一种世界——神灵的世界：绚丽、梦幻、大气、流转。无尽的力量、无尽的智慧、无尽的美妙尽在其中。

2.规整与变化

2016年10月，朝阳市德辅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动物造型的陶尊，2017年8月经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定名为“熊陶尊”。2017年，由辽宁省文物鉴定小组定为一级文物，并鉴定出土于红山文化时期。此件作品让人惊叹的有三：第一，造型实现了艺术与功能的完美统一。此尊为装酒的容器，中空，上部有圆形的口，应是液体出入的地方。因为用了熊的造型，体量较大，应该说，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保证。然而，此器又是艺术品，乍一看，完全可以忽略它为容器，而认定它是一具熊的雕塑。总体上既给人以功能感，又给人以美感。第二，比例与非比例的统一。作为工艺品，不能不讲比例，此件基本上符合形式美的规律：平衡，稳定，对称，和谐等。虽然如此，基于艺术需要，不少地方又突破了形式美的规律，在变化中见出灵动感。熊首制作，隐约见出制器人心中的审美情感。此熊显然不是一头老熊，而是一头幼熊，虽蹒跚，但不失活泼。略微上翘的吻，显示出它的顽皮。第三，器内刮出的泥土中检测有果酒的成分，它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六千多年中华民族已经能酿造果酒了。酒的出现不仅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能见出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祭祀礼仪（图11）。

图11熊陶尊 红山文化（德辅博物馆藏）

3.秩序与奇幻

秩序与奇幻，也可以归入规矩与变化，但实际上，它们有着重要的不同。秩序与变化，基本上立足于现象，或者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不得不在规矩与变化中实现其统一，而秩序与奇幻则完全出于精神上的需要。严格说，精神上的自由是不需要秩序的，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无所顾及。虽然如此，但要将这种自由表现出来，让别人不仅能感觉到自由还能够感觉到美，就不能不顾及秩序。只有秩序才能让人接受，让人理解，让人感到愉快。这方面，红山人的造型艺术达到让人惊叹的地步。

体现秩序与奇幻统一的代表作为“三灵纹”和“四灵纹”。“三灵纹”出现在赵宝沟文化一具灰陶钵上。此纹饰由三具动物——鹿、鱼、鸟联缀而成。鹿，主要表现头部，有开叉的美丽的角。鹿身虚化为两组弧线，背部为一束弓形弧线，像鬣毛。尾部的一束弧线像后腿，前部的一束弧线像前腿。整个姿势似是在飞跑。鱼，只表现尾部，身子与头均没入鹿的身体之下。鱼后是一只大鸟。鸟首，基本写实。鸟喙大而长，像食鱼之鸟，但鸟喙没有张开，且没有捕鱼之意。鸟在腾空飞翔。鸟翼展开，用四行直线间出若干方格，应是羽毛。因为是侧面，只见一只翅膀。鸟体及鸟尾简化为一束曲线。画面充满生气，似听得见风声、鸟鸣声、鱼激水浪声。鹿、鱼、鸟三元素虽均可以找到现实根据，但三者组合在一起，怪异荒诞（图12）。

图12灰陶钵上的“三灵纹” 赵宝沟文化（德辅博物馆藏）

“四灵纹”也出现在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为一具陶尊上的纹饰。“四灵纹”构图类似“三灵纹”，但较“三灵纹”精致，美学品位更高（图13）。

图13陶尊上的“四灵纹” 赵宝沟文化

（1）“四灵纹”由四具动物——牛、凤凰、猪、鹿组成。四件动物中，牛、猪、鹿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凤凰则有些神秘。如此组合，神秘性中透出生活性，给人的感受是既遥远又亲近。

（2）“四灵纹”中的四具动物的画法不一。牛、猪、鹿画法大体相同，均为侧面，均突出头部，具有可辨识性，凤凰的形象则比较抽象，不具可辨识性。凤凰的神态似在顾盼，翅膀与身体简化为大幅度的波浪纹，凤尾上方，有一个奇怪的图案，像鱼的尾鳍。这种图案跟“三灵纹”中的鱼的形象很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它可能就是鱼。如果这确是如此，“四灵纹”当改名为“五灵纹”。

（3）构图元件为长度不一的宽带，根据造型的需要，将宽带修整为鹿、猪、牛、凤凰。因为构成的元件相同，鹿、猪、牛、凤凰三具动物就见出整一性。

（4）与“三灵纹”一样，“四灵纹”表现的是动态，是变化，是时间性。画面上的诸多小部件，像云。因此，不管是“三灵纹”还是“四灵纹”，所表现的故事似是发生在云层中，像是一群神秘的动物在天上行走，在时间中流动。

（5）“三灵纹”、“四灵纹”的重要意义是哲学上的。“三灵纹”、“四灵纹”的故事既是时间性的演化，又是彼岸世界的幻想。它不仅反映出红山人具有很强的时间意识，而且反映出红山人具有强烈的彼岸世界意识。

4.怪诞与浪漫

红山文化的玉器中，最具特色的是勾云形佩。标准的勾云形佩的基本结构是：中心是由一线构成两层圆圈，圆圈的绕行有顺时针的，也有逆时针的。圆圈的四端各有一耳，与圆圈似断实连，上部两耳为凹形，下部两耳为凸形。勾云形佩有诸多变体，有双钩勾云形佩，也也有单钩的勾云形佩（图14）。

图14内蒙古那日斯台遗址勾云形玉佩 红山文化

勾云形佩的制作具有重大意义：

（1）从勾云形佩我们隐约地见出红山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和阴阳哲学。“天圆地方”的观念成形于商周，而发端于史前。这一观念源于对于天地的直接观察，其深刻内涵超出了对天地的认识，中国人将它概括成阴阳哲学。中国人掌握这一规律后，不只是用来认识天地，还用来认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阴阳哲学遂成为了中国人独特的智慧。

（2）从勾云形佩我们隐约见出红山人的生命理念。勾云形佩的中心，类螺旋式的弹簧，它像人的心脏，是力量之源；勾云形佩的四耳，类人体四肢。生命就是这样：心发出指令，四肢去完成指令。

（3）从勾云形佩我们隐约见出红山人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从造型来看，勾云形佩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圆而不圆，方而不方；亦方亦圆，亦圆亦方。从线条来看，勾云形佩基本上为曲线造型，舒徐有致，张弛有度。红山人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美：稳定而又变化，柔曲而又刚健，简单而又复杂。

从艺术创造来看勾云形佩，这完全是想象的产物。现实中、自然中没有这样的参照物，红山人是怎样创造出这样美妙而神秘、怪诞而又浪漫的作品，只能归之于灵性了。

勾云形佩在墓葬中摆放的位置颇为一致，常以反面向上的方式竖着置放于墓主人胸脯上，或近右上臂地方亦或肩部的上方。若是带齿的勾云形佩，则齿尖朝外。这说明巫在使用勾云形佩时，是将齿尖朝向外面的。齿尖应有其特殊的指向，具体是什么，不清楚。

可以判断，勾云形佩为主人心爱之物，它既是主人尊贵地位的信物，又是他用以通神的工具。勾云形佩俨然具有礼器的地位，它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处于同样的地位。

四、民族性的觉醒

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组成的。在史前，最重要的组成为三个集团，一是华夏集团，始祖是炎帝与黄帝；二是东夷集团，始祖是太昊、少昊、蚩尤；三是苗蛮集团，始祖是祝融。按《山海经》《路史》等诸多古籍的说法，炎黄部族与太昊、少昊、蚩尤、祝融存在有一定血缘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这种血缘关系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有交往。比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意思是东海之外有少昊国，这少昊将黄帝的孙子颛顼带在这里抚养。如此说来，少昊与黄帝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们之间也有过战争，《盐铁论·结和篇》云“黄帝战涿鹿，杀两曎、蚩尤而为帝”，这“两曎”即太昊、少昊。涿鹿之战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部落兼并战争，通过这场战争，炎黄部落基本上将东夷集团归化了。苗蛮集团的始祖祝融与炎帝黄帝的关系也很密切。《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按此说法，祝融是黄帝重孙。三大集团之外还有帝俊集团、帝鸿集团。《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生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是黄帝的农官，中国农业之祖。进入文明时代，三大集团以及在中国土地上其他集团已经融为一个大民族——中华民族，而且组成一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夏朝。夏朝周边存在着一些尚未归入夏政权的少数民族部落，统称为“夷”，它们与居于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华民族虽发生种种冲突，但也实现着种种融合，且融合是主流，这种融合一直在进行着。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族在什么时候成为了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判断民族的形成诚然是有许多依据的，其中，是否出现了作为民族象征的标志物十分重要。西方人类学将这种标志物称之为“图腾”。图腾是某种动物或某种植物，也有归之于某种无机物的。按西方人类学家的看法，远古人类一般认为，某种动物或植物与人类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因而尊敬它，膜拜它，祭祀它。这种动物或植物的形象就是图腾。每个部落都有图腾。当部落被别的部落所接纳，融入别的部落时，原来的图腾就丢弃了，或者其中一部分被接纳入新部落的图腾之中去。中华民族所奉的两大图腾——龙和凤，均是综合了诸多图腾的产物。《论衡·龙虚》云：“龙之象，马首蛇尾。”又《涌潼小品》云：“鹿角，牛耳，驼首，兔目，蛇颈，蜃腹，虎掌，鹰爪，龙之状也。” 同样，凤也是综合诸多动物肢体而创作出来的神鸟：“凤之像也，鸿前麟背，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

中华民族崇龙，古籍中有很多相关记载。甲骨文有句：“龙来氐羌”“王庙龙方”，据此看，西北地方的氐、羌族早就有崇龙的习俗，祭祀祖先的王庙也祭龙。氐、羌族与华夏族存在着血缘关系，《史记六国年表第三》云：“禹兴于西羌。” 大禹治水，就常得到龙的帮助。后来融入中华民族的东夷族首领太昊与龙也有着重要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太昊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五帝与龙的关系更密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帝舜氏世有畜龙……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按最早的文献记载，龙是实有其物，但汉以后的文献，对于龙的记载就虚而不实了，龙成为人们想象的产物，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及王权的一种象征。

文献中的记载需要考古证实。中国史前考古于龙多有发现。红山文化的前身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发现有龙的造型，此龙用石头堆塑而成，全长19.7米，宽18.2~2米，这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龙。红山文化没有发现这样的摆塑龙，但出土了精美的玉龙，大致上有两种类型：C形龙，玦形龙。两种龙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均为兽首，蛇身。

C形龙，又称三星他拉龙，最早在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地表以下0.5~0.6米处发现，据检测，年代不会晚于距今5000年。此龙高26厘米，墨绿色，体蜷曲，嘴紧闭，眼突起呈梭形，有鬣毛，长达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长鬣向上飘起，仿佛马的鬃毛，气势十分张扬（图15）。同类的玉龙，在红山文化翁牛特旗黄谷屯也有发现。

图15 C形龙（三星他拉龙） 红山文化

玦形龙，通称玉猪龙。形状像玦，但没有玦那样圆，多呈三角形。此龙的突出特点是兽首怪异：两只大眼，眼珠外有多层环线，将鼻囊括在内，吻部略凸出，呈尖状。学者们对于兽首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猪，也有说是熊，是鹿。正是因为说法不同，故此龙命名也不同，有称玉猪龙的，也有称熊首龙的。其实，这兽首，很难认定为某种动物的头。说是猪首、熊首，显然不对，因为猪、熊均是小眼睛，而此兽的眼睛特别大，显然，这是制器人有意为之，就是不让人不将它看作某种动物。C形龙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样很难认定为某种动物（图16）。

图16玦形龙（玉猪龙） 红山文化

为什么这样？这与图腾的产生有重要关系。图腾是民族的标志。起始，部族确定某种动物为自己部族的图腾，那图腾的辩识不存在困难。后来，别的部族加入进来了，原来的图腾就需要修改，要添加别民族图腾的因子，这样，图腾的辨识性就发生了存在困难。图腾构成的多元素，正好反映出民族融合的多部族；图腾的不可辨识性正好说明它是各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来看C形龙和玦形龙的构成：

C形龙：头部至少有五种动物的因素：鹿、马、熊、犬、蛇。这些动物中，马最重要，C形龙头上有长长的鬣毛，很像马。《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说“春祭马祖”，马祖即天下二十八宿的房星。马的祖先享受着人的祭祀，可见地位不凡。《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C形龙，另一突出特征是梭形眼，很像蛇，另C形龙的身子扁圆形，长长的，也像如蛇。如果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的话，那么，以C形龙为图腾的部族主体为马部族、蛇部族，其他融入的有鹿、熊、犬等多种部族。

玦形龙：头部像猪、熊、马、虎、猩猩、牛。其特征是眼睛特别大，应是虎眼；额上多皱纹，又似猩猩；吻扁而宽，似鸭嘴兽；口大却又紧闭，似牛；蜷曲的身子圆而胖，似蚕，或昆虫；耳大贴面，似大象。如此说来，以玦形龙为图腾的部族其构成就更丰富了。

据一些学者研究，红山文化时期，红山地区气候温暖偏湿，绿阔叶林植被覆盖率高。这个地方应该是动物的乐园。据地下考古，红山文化狩猎经济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考古已发现动物骨骼有马鹿、斑鹿、猪、马、熊、獾、貉、羊、鱼等等。在这里生活着的诸多部落很多，各自以某种动物为自己的图腾，后来才被整合成一个大的部落。

红山文化也有玉凤凰器。这是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一座大型墓葬发现的（图17）。

图17玉凤凰 红山文化

据参与此次发掘的郭大顺先生的描述：

这件玉凤也形体特大，长达19.5厘米，虽为板状平雕，但在正面将凤的体态都作了准确的交代，有圆睛，疣鼻，高冠，羽与翅都作三分，分别上扬和下垂，且凤的姿态很不一般，为回首，弯颈，喙前端埋于翅内，玉凤的背面有4对缀孔，出土时此凤枕在头下，可知这件玉凤不是作为装饰品，也不是缀缝于衣服上的，而是另有附着物并单独放置的一件玉器，而且是先于死者放入的。

发现玉凤凰的这座墓葬，还陪葬了一具玉人，显然，这具玉凤凰不是装饰品，而是神物。

凤凰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通常简称为凤，它有诸多的称呼：皇鸟、鸾鸟、凤鸟、鶠、鸑鷟、鷖、鵷雏、鶡、鹔、鹑、鸿鹄、丹凤、羽翔、化翼、阴翥、土符、鸡趣等。它的形象也是诸多动物的集合体。《说文解字》云：“凤之象也，鸿前麐后，鹳顙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这种状况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玉凤有类似之处，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型墓葬所发现的玉凤也是诸多动物的组合体，只是不能与《说文》所说的凤形象一一对应。牛河梁的凤是早期的凤，《说文》说的凤，则是后期的凤了。牛河梁的玉凤形象作为诸多动物的综合体，同样说明红山部落是诸多部落组成集合体，这是一个超出血缘关系的部落联盟。

凤与龙都被中华民族视为祥瑞。早在黄帝时代凤凰就被视为瑞鸟了，说是“见则天下安宁”《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淮南子》说：“凤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草木不摇。”

玉龙、玉凤的发现，让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华夏民族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具雏形，民族的意识已经觉醒。

五、国家意识的觉醒

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不只是玉器、彩陶，还有墓地、祭坛、神庙遗存。这些遗存，更能让我们认识红山人的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文明发展程度。在相当程度上显示红山人国家意识的觉醒。

1.“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祀体制

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最早揭示了红山文化祭坛形制。该遗址总面积达2400平方米，中心建筑为一方形祭坛，其南部有圆形祭坛，祭坛周围出土人物坐像和孕妇像。牛河梁是红山文化时期一处重要的宗教祭祀圣地，牛河梁山最重要的红山文化遗存是“坛”、“庙”、“冢”三位一体。三位中，“冢”是基础，“庙”、“坛”均建立在冢区内，三者各有其特殊的意义，共同构成红山人特有的祭祀体制。

（1）冢

冢为积石冢。顾名思义，积石冢是积石为冢，它的形制是墓地上堆放石块，有石砌的冢界。冢的位置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山岗顶部，多是一岗一冢，也有一岗多冢的现象；一冢多墓，成行排列。墓穴为由石块砌筑就的石棺。

积石冢是部落中上层人士的墓地，随葬品为玉器。南台子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13座墓葬中，除M7为石棺墓外，其余均为土圹墓，随葬品中没有玉器。积石冢的顶部有中心大墓，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有明显的等级分化。

（2）坛

坛有方形，也有圆形。女神庙北端丘顶有一座大型祭坛，南北长175米，东西宽159米。边缘用石块垒砌。牛河梁第二地点二号积石冢是一座边长约20米的方冢，冢的东侧有一座圆坛建筑，为三个依次叠起的同心圆，外圈直径22米，内圈为11米。

坛为祭坛，祭坛置于祖先的坟墓上，显然是为了祭祖宗。中国古代的祭名目很多，值得强调的是，各种祭祀中，对于祖宗的祭祀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是祭天、祭上帝的这样的祭祀中，还要配上祭祖宗。

《礼记·祭法》开篇云：

有虞氏禘黄帝而效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效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效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效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话的意思是：有虞氏祭天的禘礼配以祭黄帝，而祭上帝的效礼配以祭帝喾；庙祭中，以颛顼为祖而以尧为宗。夏后氏禘祭天的禘礼配以祭黄帝，而祭上帝的效礼配以祭鲧；庙祭中，以颛顼为祖而以禹为宗。殷人祭天的禘礼配以祭冥；庙祭中，以契为祖而以汤为宗。周人祭天的禘礼配以祭帝喾，而祭上帝的效礼配以祭稷；庙祭中，以文王为祖而以武王为宗。

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都在祭天祭上帝的祭礼中配上祭自己的先祖，这就意味着先祖拥有接近天、上帝的地位。至于专门用来祭祖宗的庙祭，有祖与宗之分，祖最高，为氏族或国家的开创者，宗次之，为对氏族或国家有着重要贡献的祖先。

牛河梁积石冢上的祭坛具体做何祭祀不可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既祭天地自然神灵的，也是祭自己祖先的。

（3）庙

牛河梁积石冢区的顶部中心位置发掘出一座女神庙，出土了震惊世界的女神像。女神庙南北长25米，东西最宽处9米，最窄处2米，面积75平方米。庙的主体分为主室、东西侧室、北室和南室，平面呈亚字形。庙内的墙上有壁画，这是国内最早发现的壁画。庙内出土有镂孔彩陶器和薰炉器盖。女神庙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于主室西侧的女神头像，形象逼真，眼睛为碧玉镶嵌，目光炯炯有神。其他各室也发现人体塑像的部件，大约分属六七位个体。从体型上看，有的与真人差不多大，有的竟相当于人体的两倍。主室中还发现有一残耳、一残鼻，是真人耳鼻的三倍。

女神塑像在红山文化遗址多有发现。1979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一座红山文化祭坛遗址，祭坛为圆形石圈，在祭坛周围发现两件无头女性祼体雕像。因为雕像离祭坛不远，有理由认定它就是接受祭坛献祭的女神。

如此多的神像发现，让人猜测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中有那样多的女神，让人惊叹，这实在是一个神的世界。然而，所有的神灵又都是人形，而且主神与现实中的真人一样大，仿佛就是现实中的某位女子的塑像，这足以说明人性在觉醒。

人类的史前社会大多经历过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后为父系氏族社会的过程。据神话记载，黄帝并不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为女娲氏。女娲氏的重要贡献，一是炼五彩石补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修理自然环境；二是用黄土造人，也就是繁殖后代。女娲时代当是母系氏族社会，关于她的神话应是母系氏族社会想象性的反映，红山文化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女神应属于女娲一类，只是女娲是神话，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中的女神为真人塑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谈到牛河梁女神时，说：“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众所周知，黄帝时代为父系氏族社会，黄帝时代大约为距今5000年至4000左右，红山文化比黄帝时代要早500年，或许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最后的母系氏族社会。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红山人的祭祀体系已经见出了国家的性质。

2.国的存在问题

红山文化有没有国家存在？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国家起源发展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红山文化社会为“古国”。苏先生的看法诚然极富启示性，但笔者认为，作为国，有它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认定一般是有相对固定的看法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是不是符合这种形式，可能难以统一，但有一点，似乎容易达成一致，这就是国家意识。国家意识可以不囿于国家形式，而只强调国家精神。当然国家精神还要看是什么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是不一样的，就中国古代来说，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战争，二是祭祀。战争或是为了卫国或是为了扩国，而祭祀则是为了治国，它属于礼，礼是国家制度文明和国家精神文明的总括。祭祀，涉及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而主要是精神文明。荀子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按荀子的看法，祭祀集中有只有圣人才能知道的人类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就彰显祭祀之礼这点来看，红山文化倒是非常突出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性的建筑极其宏伟，有大型积石冢，有祭坛，有女神庙，体现出尊天、敬祖、治民三者的统一，这与荀子说的“礼有三本”完全一致。积石冢是贵族的墓地，这里实行着“唯玉为葬”的礼制；这里有高规格的中心大墓，这高规格的中心大墓，就是“国君”（兼巫师）的陵寝。从葬制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见出礼重“别”的意义，荀子说：“曷谓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牛河梁的祭坛高大宏壮，在这里举行着最高级别的对祖先、对天地的祭祀；这里有规模宏伟的女神庙，供奉着部落已经过世的最高首领。据此推断，牛河梁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说它是某一个“国”的“国都”也说得过去。对于国家来说，需要有一定的成文的规定：如，需要有一定的国家机构将将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领导起来；需要划定边界，确定国土，明确主权，不容敌人侵犯。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家还需要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在古代，这精神力量的凝聚主要通过祭祀来完成。红山人非常看重祭祀。如果说祭祖的意义在于实现族群的统一；那么，祭天的意义就在于实现天下人的统一。历史学家严文明先生说“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大概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分析是站得住脚的。

红山文化是中华民族开创之初的文化，虽然是开创之初的文化，但它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正因为如此，深入认识这一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陈望衡，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城市设计学院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首批驻院研究员。

原文载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