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呼声更高。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疫情救助工作中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国家层面对心理学的介入所持的态度也十分积极，甚至出面倡导全社会要重视心理关怀。不过，我如果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关乎心理学或者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应用，还关乎心理学这样一门学科的未来发展以及境界的提升，或许有人会想这话说得太大了吧。不就是一个学科知识如何应用的话题吗？怎么就扯到了学科的境界问题上。下面我就想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回顾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历程，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心理学的几次大的发展都与特殊事件有关，例如马加爵事件、“非典”、汶川地震等，包括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学在这些特殊事件中的行动和作用，打个比方，算是在救火，既解决了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也拓展了心理学的生存空间，是于己于人都大有益处的事情。不过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光要救火，还要登楼，这里用“登楼”来指称心理学学科境界的提升。犹如我们常说的要“更上层楼”，所谓“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对学科自身的省察和反思，就是我近年来一有机会就想谈的学科自觉。

因为有这两件事，我这里就想放到一起谈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心理学学科境界的提升。长期以来在心理学内部，基础和应用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领域，虽然远算不上是势不两立，但相互之间也很难高看对方一眼。做基础心理学的觉得做应用的学理欠缺，做应用心理学的觉得做基础的不接地气。不过社会心理学的前辈勒温倒是说过：“最好的理论应该是最好应用的。”他在这里实际上把基础和应用联系到了一起——应用得好本身就有理论价值，而衡量理论的优劣正可以拿是否能应用来做标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讲辩证统一的，对勒温的说法在理解上应该没有很大困难。

面对一个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人们常常提醒他要回到初心、不忘根本才能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一个学科也是如此，也需要常常“却顾来时路”。那么，心理学的初心和根本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谈到心理学的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构建一套与人的心理和行为有关的知识体系；第二个目标是运用所积累的知识让人类生活得更好。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目标不一定是在同一层面上讨论的问题。心理学的第一个目标，问的是“怎样”，是how的问题；第二个目标，问的是“为什么”，是why的问题。

以此来衡量心理学的学科发展，我们会发现，当今的心理学更多是在第一个目标上纠缠，而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二个目标。用老话说是只顾着埋头拉车，有些忘记了抬头看路。围绕着第一个目标，心理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为将更多的关注放在“怎样做”上面，心理学现在越来越讲究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像技术。心理学方法上的更新很多，我们也颇有一些方法上的自傲，经常会拿这一点对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用方法来证明自己比它们“更科学”。与此同时，心理学又很崇拜那些有更多方法技术的学科，例如物理学、化学。这就是马斯洛等人早就指出的“以方法为中心”。心理学学科内目前盛行鄙视链，居于鄙视链高端的是更讲究方法的、更掌握技术的，看不上那些瞧着就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分支学科，虽然大家都同在心理学阵营中。

马斯洛对于方法中心谈得十分透彻。他在《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一文中指出：“我用方法中心一词指代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问、问题、功能或者目的。在其简单的形式上，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师、机器操作工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这些话，我们今天读着，会觉得相当熟悉，因为这正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马斯洛相信，我们应该从方法中心走出来，变成以人为中心，这大概也是人本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只强调方法和技术，我们会走到哪一步，管理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可供参考。一百多年前泰勒制产生后，让管理变得十分技术化，很方便操作，因此管理的效率大大提升。当时全世界都在欢呼泰勒制，泰勒制得以在各国迅速普及。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泰勒制的价值和意义，泰勒让人们的工作变得多、快、好、省，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是泰勒制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泰勒太关心生产出的产品，却不太关心生产出产品的人。所以没过多久，在泰勒制诞生的起源地，人们就开始了对泰勒制的反思以及批判。卓别林演了一个著名的电影叫《摩登时代》，就是用艺术的手法在声讨泰勒制。影片告诉我们，泰勒制把工人变成了机器，人性、人的基本需要等在这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今天的中国，泰勒制正大行其道。这给我们带来了效率、速度，带来了千百年未遇的大发展，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富士康的“N连跳”。现在不仅仅企业在用泰勒制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类似的管理，连大学也是这样的管理。大学校长们眼中剩下的主要是“产品”：论文是产品、著作是产品、奖项是产品、获得的经费是产品，甚至毕业的学生也是产品。我们的管理，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和数字化。这次疫情应对中厥功至伟、被称作“国士无双”的钟南山院士，据说他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是：“我们的重点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治病讲的是技术，可是面对病人，医生还得有人道、有关怀、有慈悲！这次疫情当中最感动国人的也是支撑着国人坚持下去的，正是千千万万“逆向而行”的医护工作者的人道、关怀和慈悲。

这样看来，对于今天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提出，说不定是提升心理学学科境界的一个机遇。它可以让大家把关注点从“怎样做”上稍微挪一挪，多思考一些“为什么做”的问题。心理学已经在“怎样做”这个目标上取得了很多成就，我并不反对心理学可以拥有更多精良的技术手段，我是希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能触发我们对“为什么做”这个目标的关注，也让心理学有更多的人道、关怀和慈悲。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一定将“怎样做”和“为什么做”对立起来，倒是可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就不是二择一的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共为中心、互为中心。我们既知道“为什么做”又知道“怎样做”，我们既明确问题在哪又能得到方法强助，难道不是更好吗？

我这里想来谈一谈与上面有关的一种思维方式，我把它称为“得兼思维”。这是我生造的一个词，造这个词的来历是因为中国人熟悉一句话：“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上》，这是孟子在和人讲道理。但既然是与人讲道理，就说明确实有很多人是有得兼的想法。连孟子自己都承认“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可见孟子与常人并无二致。现在的问题是，得兼有没有可能呢？

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当中确有容纳这种思维方式的可能性。例如，我们不是那么二分对立的，我们承认有泾渭分明、判若霄壤、势不两立的情况，但我们更相信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例如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德法共用。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辩证式思维，就是折衷思维。这类思维方式支撑中华文化走过了几千年，当然到了最近这些年，我们的思维方式好像有一些改变。不知道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厌倦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各种遗产，我们也开始倾向二分对立了。比如我们会常常看到社会上对立或者撕裂的局面，人们分成两大阵营，或黑或白，相互攻讦。人们给对方贴上一些标签，诸如爱国卖国、左派右派、主战主和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多一些相互的理解、相互的包容，还是可以倡导得兼思维。好多事情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凡事都还有沟通交流的余地。

就以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我们的应对也不应该仅仅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应对方式，也不应该在不了解各自历史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指手画脚，逼着别人来抄作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方法是唯一的、最高度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既然“亦此亦彼”，正好就符合得兼思维。关于这场疫情，我曾应人之邀写了一段与此有关的文字，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就照录一段如下：

当下，在前所未遇的汹涌疫情面前，举国动员，各方参与。有人将之视为一场战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谐音的文化，于是就出现了战“疫”、抗“疫”这样的流行词汇。其实，战争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我觉得，对于“疫”，不光要“战”，不光要“抗”，其实更重要的，还要“和”。专家也告诫我们，人类或许要与冠状病毒长期生活在一起，和“疫”就成了一种可能，我们现在应当做好与“疫”共存的心理准备。人类的文化与自然，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更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和平共处、和谐互动，才是“人间正道”。我们的先哲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我以为，要提升心理学的境界，首先是观念的改变。马斯洛认为我们心理学把人的境界看得太低，从而使自己学科的境界也变低了。他在《走向积极的心理学》一文中说：“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生活的抱负估计不足，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马斯洛还说：“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同意马斯洛的判断？心理学要不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其实，反思与行动、拉车与看路并不是冲突和矛盾的，它们本来就是前行中的同一件事。正如王阳明说的：“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

如果观念能够统一，后面的问题就变得相对简单了。可能涉及的因素：例如人员。心理学的从业人员并不一定被绝然划分到基础或者应用这样不同的部分，很可能我们做的工作本身就兼而有之。例如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规划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可以并重，二者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例如研究方法。方法可以坚持以多样性为原则，不要互相鄙视和排斥，量化有量化的优点，质化也有质化的长处，质量兼擅，难道不是让我们更加自如吗？例如研究课题。我们既可以从前人的文献中寻找研究题目，也可以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研究题目。例如成果。我们当然鼓励国际发表，也同样应该表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果能如此，在心理学的园地当中，才能真正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吧。

这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一时恐怕难以估量，但换一个角度看，它也提供了人们思考和反省各种问题的机会，对今后中国心理学发展的问题亦是如此。汹涌而来的疫情让整个社会停摆，所有人都隔离在家，无法出门。这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慢了下来，也终于静了下来。慢和静，是有利于人思考和反省的。那么，我们有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从事的学科上下左右仔细打量一番吗？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吗？我们需要继续叩问学术研究“为什么做”的问题吗？我们要对心理学学科的境界做一些提升吗？当然，这类问题的答案，最终还是需要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自己来给出。

作者：钟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中国心理学史、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国神话学、中国社会文化史。

原文载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