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恩格斯是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既是马克思的忠实友人，也是马克思毕生事业的合作者。他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完善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恩格斯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毕生对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斗争和批判。恩格斯是一位品德高尚、虚怀若谷的伟大人物，他把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社团组织为敬贺他70华诞的赞誉和荣光，作为荣誉的花环奉献在马克思的墓前。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要弘扬传承其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坚定信仰。

关键词：共产主义信仰；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资本论》；

恩格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享有与马克思同样的崇高地位。他在同马克思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携手战斗的半个世纪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已载入史册，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定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两种情况影响着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研究，坚持和采用“一体化”的观点与方法，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作区分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名下进行研究，其中又侧重于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一体化”的观点与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恩格斯的哲学不仅与马克思的哲学不一致，而且还有违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原则性问题。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这两种观点的不足之处都在于没有把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加以研究:“一体化”的观点把恩格斯置于从属马克思的地位而忽视了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立论”又以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的分歧为由拒斥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致使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难以展开。因此，要以公正客观的正确立场观点，全面认识恩格斯、研究恩格斯。同时，对恩格斯同马克思友谊的本质，也要以他们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出发作正确的理解。

一、恩格斯首先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者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现在，我们同样可以说，恩格斯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具有为劳苦工人谋取自由和幸福的思想，并付诸批判虔诚主义和工厂主的斗争。如果说青年马克思是通过启蒙主义的教育，立下从事“为人类谋幸福”高尚职业的远大抱负的话，那么青年恩格斯则是通过对劳苦工人贫困生活境遇的社会调查，树立起“为人类谋取自由和幸福”的崇高理念和抱负。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毕生都把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使命和担当。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莱茵省巴门市一个信奉宗教的纺织厂主家庭，其父既是一位虔诚主义者，同时也是富有事业心的工厂主。当时的巴门是普鲁士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巴门和爱北斐特所在地的伍珀河谷一带，不仅是宗教虔诚主义盛行的中心，也是工矿业发展的中心，是第一批使用机器开设煤矿和纺织工厂的城市。但是，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发展，却给工矿劳动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青少年时代的恩格斯亲眼目睹工人受剥削和奴役的贫困生活状况，认识到虔诚主义者的虚伪性和资产者残酷剥削工人的本质，萌生了向往民主自由、反对宗教专制统治的思想，为他不久之后形成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继而走向共产主义奠定了思想前提。

1837年，恩格斯即将中学毕业之际，受其父所迫，放弃学业，到其父经营的不莱梅商行做办事员。不莱梅的工商业发展比巴门繁荣得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要高于巴门，是一座国际性的商贸集散城市，因而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比巴门自由开放得多。新的环境使恩格斯的思想大为开阔，他利用在商行里的有利条件，把主要精力用于研读哲学、历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与此同时，恩格斯与激进的文学社团“青年德意志”建立了联系，加入了“青年德意志运动”，并积极参与思想文化领域的论争，这些都唤起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1839年，他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政论文章《伍珀河谷来信》，就是他当时思考的成果。其中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虔诚主义的伪善性和工厂主对工人残酷剥削的本质，同时记录了工人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生活状况，反映出恩格斯已初步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观点。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运动》上，公开发表了《德国民间故事书》《时代的倒退征兆》《现代文学生活》等多篇评论文章。其中对“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捍卫“理性和自由、人的尊严和权利及其创造力”等思想，予以充分肯定和称赞，但同时也着重批评了部分作品中宣扬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其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持消极态度，没有反抗德国政教合一专制制度的精神和勇气。恩格斯认为，“青年德意志运动”应该积极推动反抗德国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开展批判和消除虔诚主义思想影响的斗争。所以恩格斯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文学作品要多关心社会问题，积极反映劳动者的心声。

1839年底，恩格斯研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受到了深刻启迪，认为宗教教义与科学和现实是完全矛盾的，《圣经·创世纪》是违背地质科学的。恩格斯还深刻批判了基督教的纯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两大派别的错误观点及其纷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不仅帮助恩格斯“告别了宗教信仰”，而且帮助他走向黑格尔主义。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的抱负，恩格斯需要以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作理论基础，为此，他首先研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在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因为恩格斯早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中，就提出历史是一种螺旋式无限发展的前进过程的思想，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是把历史看成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描写成有内在联系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所以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

1841年春，恩格斯在不莱梅实习期满回到巴门家中，由于同父亲的思想分歧，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便于当年秋到柏林服兵役。兵营距柏林大学较近，恩格斯就以旁听生的身份到柏林大学选修哲学课，参加宗教史教授贝纳里主持的课堂讨论。当时，德国新王威廉四世采取公开打击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动措施之一，就是委派谢林在柏林大学授课。谢林遵从德王的意旨，从否定和毁谤的立场讲授黑格尔哲学，以期达到打击青年黑格尔派的目的。恩格斯听了谢林的讲授，认为这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学术纷争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为保卫黑格尔哲学不受曲解和诋毁，恩格斯奋笔疾书，先后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谢林的启示哲学背弃了理性、自由和辩证法，企图以一种反动的神秘主义取代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以便为德王威廉四世的宗教性的专制制度作辩护。恩格斯指出，谢林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在现实时代，“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一切必然的，应当是或者至少应当成为现实的”。恩格斯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不是纯理论的需要，而是为了争取自由，反对德国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与此同时，他同青年黑格尔派也公开决裂，反对他们空谈革命，批评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片面性和保守性的理解。同时，恩格斯也分析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辩证哲学的基本思想与温和、保守的观点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黑格尔本人设置了界限，它们象堤坝一样拦蓄从他学说中得出的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返回巴门的途中，到科隆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同编辑部成员莫泽斯·赫斯交谈了关于世界观的问题。恩格斯的访问给赫斯留下深刻印象。赫斯在致奥尔巴赫的信中称恩格斯是一位“勤奋的共产主义者”，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革命家，“他不仅懂得政治，而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恩格斯回到巴门家中不久，于1842年11月被父亲派往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纱厂营商，途中在科隆短时逗留，并在《莱茵报》编辑部首次会见了马克思。但恩格斯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十分冷淡的”会见。恩格斯到英国后不久，就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多篇分析研究英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文章，如《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等。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在英国争夺统治权的两大党派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因此，恩格斯就英国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作了深刻分析，认为英国社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且是消灭不了的矛盾。恩格斯说，工人和宪章派企图以合法途径解决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事，并具体指出，行政当局的镇压活动，或者动用少量军队警察就可以制服人民。不过恩格斯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在合法斗争的失败中，能“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这里显示出恩格斯开始以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立场，分析研究英国当时的社会矛盾及其发展问题，而且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政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社会革命才是无产阶级获得真正解放的革命。

二、恩格斯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推动者

1844年2月，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具有深刻影响。它不仅为当年8月在巴黎与马克思的会见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马克思即将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前提。但是，在国内外研究恩格斯与唯物史观关系问题中，有些学者对恩格斯予以诘难，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乔治·莱尔茵的“重构”说等，国内研究者则提出对唯物史观要“重释”“重解”，并明确指责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定义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将马克思的“一元历史观二重化”，是“重新退回到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观”。这是非常错误的论调，这些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恩格斯只是唯物史观的解释者、说明者，否认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然而，他们的错误一是不认真研究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程，二是不认真研读恩格斯的有关著作。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均受到恩格斯思想观点的影响。首先，恩格斯的《大纲》，是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思想前提和重要机制。恩格斯在《大纲》中，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变分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他深刻指出，18世纪的经济学革命也是片面的，并停留在对立状态中。恩格斯指出，“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伪善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他不过是“经济学的路德”。同时，恩格斯还具体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并彼此敌视。从自然同人的对立，发展到人与人的对立: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由于资本家“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资本主义竞争矛盾的发展，造成“生产力大大过剩”，其结果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而且还带来一系列比贫富矛盾更为荒谬的状况。然而，“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无非是竞争的结果”。此外，恩格斯在《大纲》中还有一些具有唯物史观因素的提法和阐述，对马克思由政治批判、哲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私有制与共产主义、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强调坚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均反映出恩格斯思想观点对他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对恩格斯称亚当·斯密为“经济学的路德”，不仅予以积极肯定，而且还作了深刻的阐释。马克思说:“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因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实际上是敌视人的”。经济学研究既是对唯物史观的验证，更是创立唯物史观的一项重要思想前提。所以，马克思于1859年进一步说明恩格斯的《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认为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他一样的结果，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恩格斯不仅在经济学研究上先于马克思，而且也是最先明确指出社会历史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历史的论断。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对马克思完善实践观有深刻的影响。1844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时，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就是“实践”的论述是有积极意义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研究和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其中恩格斯所作的重要贡献是不容忽视和否认的。

再次，《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奠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一著作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作出了两点突出贡献。一是这部著作是在恩格斯的建议和催促下由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合作完成的。对此，恩格斯1844年10月和1845年1月先后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可以说明这一点。恩格斯在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又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只靠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由恩格斯执笔、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作了原则性规定:“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恩格斯是同马克思“从事合伙事业”的无私奉献者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半个世纪的工作中结成的情深意笃的亲密友谊，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既有相同的立场、观点和理论原则，又有相同的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目标。他们的这种友谊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也是仅有的。所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1865年，因种种原因使马克思极不愉悦之际，他于7月3日在伦敦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诚心告诉你……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其中恩格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系统论述、完善、发展与维护

首先，恩格斯依据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的历程和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唯物史观产生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为唯物史观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前提，体现了逻辑上的必然性。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1858年1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所以恩格斯肯定地说:“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恩格斯不仅从人类思维方式发展史中阐明唯物史观产生的逻辑必然性，而且还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中阐明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认为，18世纪以来，在自然观发生变革的同时，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很早就发生了。他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

其次，恩格斯依据时代和科学的新发展，对唯物史观作出完善和发展。他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分别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补充和完善。但是恩格斯却一再强调说明，整个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之后，于1884年，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恩格斯为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在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基础上，依据19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古代社会”的新发现、新研究，撰著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不仅系统地研究和阐明了原始公社、氏族社会的演变，论述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等理论问题，而且明确强调“两种生产”理论的重大意义。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唯物史观时起，就一贯坚持的思想，这在他们的诸多著作中均有体现，但没有予以集中系统说明。现在恩格斯依据大量研究成果和调查资料，对这一理论进行集中研究和系统阐明，强调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指出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各种社会制度，是受两种生产共同制约的。各种社会制度，包括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成和存在，从总体上说都是在两种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从中起决定作用。

再次，恩格斯为维护唯物史观的全面发展，深刻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曲解。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用新康德主义的折衷论曲解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历史宿命论”，责难马克思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恩格斯尖锐指出，伯恩施坦对唯物史观全面篡改的根本目的，是企图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和取消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第二国际的“中派主义”者考茨基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同样对唯物史观进行曲解，以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分割唯物史观的整体性，把唯物史观曲解为一般具体方法的简单抽象，否认唯物史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恩格斯晚年在被称为《关于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对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德国、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强调唯物史观是科学，是发展着的理论，是认识和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裁剪历史事实的教条。恩格斯指出，德国“青年派”保尔·恩斯特和保尔·巴尔特等人，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公式化，用唯物史观的套语，将自己贫乏的历史知识构造成体系，是极端荒谬的。因此，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作了全面阐述。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因素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性事件向前发展的。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了历史的创造是“合力”的结果，为唯物史观补充了著名的“合力论”。恩格斯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而且也彻底地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庸俗机械论。

（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杰出贡献

恩格斯一生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着独特的杰出贡献，我们研究他的一生，不仅可以知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史，而且可以知道19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所说，要为恩格斯写传记，“就不仅要写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史，而且要写到近半个世纪的整个工人运动的历史”。梅林曾明确地说:“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哲学观点占主要地位，而在恩格斯那里，已经是经济观点占主要地位。马克思对所得到的认识作比较一般的叙述，而恩格斯则把对于人类的现代和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面突出表达出来。”因此，他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恩格斯最初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接受者”。就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来说，恩格斯虽然没有完成全部工作，但却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其中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由恩格斯最先完成的。因此，我们认为恩格斯科学世界观树立的思想前提与马克思是不同的。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树立是通过对德国哲学批判实现的，而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的树立则是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实现的。早在1843年11月，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大陆上的运动》，除了向英国工人介绍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大陆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反对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制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还专门用了较多的时间和篇幅，系统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爱”的呓语。他指出，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以“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最大特点，一方面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过程中，维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既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国际工人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又在实践活动中汲取新的思想，以完善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得以显著体现，特别是他为报刊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数量是他理论专著的多倍，其影响是非常深广的。如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出版后12年间，被译为10种文字传播于世，其中德文版印了4版。完全可以说，恩格斯撰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也是他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活动所作贡献的历史。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革的社会。他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在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面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蹴而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要经过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和合作制共存的历史过程，并且要积极扶持小生产者，特别是个体农民的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过程更为漫长。恩格斯这些敏锐的思想观点和深刻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当前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光辉贡献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事业中最光辉的成就，也包含和体现了恩格斯的无私奉献。但是在研究恩格斯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中，存在两种片面性的错误观点:一是认为恩格斯只是在经济上给予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帮助，别无其他。二是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2、3卷时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这些都是错误的观点，都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真实过程，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探讨《资本论》写作的一百多封往来信函，就主观地作出结论。历史事实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帮助是全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支持，也有理论方面的研讨。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恩格斯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方面的帮助和奉献，可以分两个时间段加以简要说明。第一个时间段即马克思逝世前恩格斯的帮助和奉献。恩格斯对马克思撰写《资本论》不仅在写作方法、章节结构等方面予以帮助，而且在理论内涵和调查材料的运用方面也提出具体意见。如《资本论》第1卷中论价值形式的写作方法，恩格斯就提出两方面的修改意见，马克思都接受了。恩格斯于1867年6月16日致马克思信中说:“我认为，你不必在这上面再作任何补充，因为庸人确实不习惯于这种抽象思维，而且一定不会为价值形式去伤脑筋。……所以你一定能就这个问题写出很好的补充论述，从而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在经济学方面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所以马克思经常提出有关问题请恩格斯予以帮助。如马克思于1862年8月20日致函恩格斯询问关于机器的价值和机器的损耗期限等问题，恩格斯于当年9月9日就作出了详细说明。《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为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沉默”抵制、阻挠《资本论》的传播和影响，恩格斯主动以“军事机智”(马克思语)的策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书评”，促进了《资本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传播。

恩格斯对《资本论》贡献的第二个时间段是在马克思逝世后，他一方面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3卷，另一方面准备整理出版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为了整理编辑《资本论》第2、3卷，恩格斯忍受着身心病痛的折磨，耗时十几年才得以完成，而《剩余价值理论》的整理编辑工作却未能如愿。恩格斯耗费十多年整理编辑马克思手稿的艰辛历程和由此表现出的高尚品格，永远为世界人民所敬仰感动。当代德国学者埃克·考普曼曾在批驳那些贬低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的贡献的言论时说:“恩格斯独自一人在将近12年时间里完成了一项工作……恩格斯不仅在理论水平上和马克思相当，而且还能够向马克思建议，怎样撰写才能够将复杂的理论问题阐述得让并非哲学家、经济学家科班出身的一般读者容易理解……没有恩格斯伟大的理论上的和方法上的才能，马克思早就会像19世纪其他许多著作家一样被遗忘了。没有恩格斯，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这样多地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不仅高度赞扬了恩格斯在同马克思“从事合伙事业”中的无私奉献，而且对恩格斯的才能也真诚地予以尊敬。如1876年7月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中所说:“你知道，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所以最近我可能要认真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对此，恩格斯却十分谦逊地发自内心地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品德，与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分不开的，也是需要我们永远传承和弘扬的。

作者：朱传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离休教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特别策划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