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借鉴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激发了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思想体系中破茧而出,接受新思想,为推动中国旧式哲学向中国现代哲学的演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毛泽东始终坚持“洋为中用”并反对教条主义,对西方近代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思想、进化论思想、实用主义思想和反启蒙哲学思想等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西方近代哲学；

实事求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路线与实践原则。它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一道,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基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具备了价值基础与科学基础,成为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理论。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新,它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和西方近代哲学资源的有机融合,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地看,“实事求是”原本是一句中国古语,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意在赞美河间献王刘德在力推“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过程中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和身端行正的政治操守。贞观之治年间颜师古重新注解了该词,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沿用了颜师古的注解,南宋朱熹在儒家“致知在格物”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即物而穷其理”的思想,乾嘉之际汉学致力于治经考据、主张求索真知,真正继承了“实事求是”的古语原意,发展至此的“实事求是”所指主要是治学态度和方法层面的考据学命题。清朝初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代著名思想家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新思想,倡导崇实黜虚、积极入世,做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学问,以抗衡当时的腐朽学风。这一新思想逐渐演变为实学思潮,后经魏源、曾国藩、郑观应等进一步发扬,将实事求是精神引入国家、社会、自然界的研究领域中,促使“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向哲学认识论命题转变。

晚清时期,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列强发动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使近代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近代各种文化和哲学思想,冲击着统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思想观念。青年毛泽东立志改变中华民族现状,但饱读诗书的他发现从中国传统典籍中已难觅出路,于是将目光转向西方近代多元化的哲学思想中,以期为救亡图存寻找理论支持。首先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学习过程与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原理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实现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其次,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从康德主义、达尔文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实用主义等,毛泽东研读了大量西方近代哲学著作,希望从中选择出能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学说。事实证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部分学说,的确帮助毛泽东逐步实现了哲学立场的转变,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内涵,将这一哲学认识论命题改造为具有系统性的哲学思想。

综观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西方近代哲学资源对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学界较为关注实事求是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对西方近代哲学资源的研究尚显不够。我们认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实事求是思想的创新具有启迪和催化作用,这体现出理论创新过程中的一种共性,即理论创新必须吸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同样需要对古今中西的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对二元论的批判与实事求是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

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泡尔生的二元论思想影响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的思想主要受唯心论的影响,但通过学习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他对二元论有了批判性的理解。他在这本书的天头地脚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体现了他对二元论思想的批判性思考,为他以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元论思想是近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基本形态,它也决定了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主张。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认识论一直是根本问题之一,从笛卡尔以来,认识论哲学以主客分离对立为主要特征。“迄今为止的认识论始终是在两极性或二元性之间斡旋的,在此论域内展开的各种争论,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15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文化意识觉醒,个人理智的独立性逐渐展现,反思批评旧传统和教会专制集权的声音日益高涨,理性逐渐成为科学和哲学领域的权威。进入17世纪,笛卡尔对知识的方法和标准的探求,引出了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唯理主义两个不同派别的形成。笛卡尔主义的极端二元论思想发展出对有机世界的机械论解释,但由于最终导致了怀疑主义和宿命论,又激起了反理性的呼声。18世纪中后期,康德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审查和批判,完成了著名的批判三部曲,提出了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范畴的认识形式,表明认识的对象只能是无止境的现象而永远达不到物自体本身。承认物自体的存在,体现出康德思想的唯物主义因素,但认为物自体处于知识范围之外,又表明了他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立场,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直到黑格尔引入了社会历史的角度,把人自身看成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对康德二元论形成了辩证和解。但是,黑格尔哲学中主体指的是“绝对精神”,意味着黑格尔用绝对意识概括了历史哲学,把历史归结为精神的发展史。黑格尔去世后,哲学随着黑格尔主义的衰落暂时式微,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回到统治地位,哲学取向从伦理转向科学。德国一批思想家试图在自然科学的等级中重建哲学地位,主张从“绝对精神”回归康德的“科学知识”,实现康德二元论思想在19世纪的复兴——新康德主义。泡尔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完成著作《伦理学体系》,期望修正并延续德国传统精神,恢复目的论,重建现代伦理体系。以《伦理学体系》中的“导论”和“基本概念和原则问题”为内容出版的《伦理学原理》,即是青年毛泽东接触到的重要西方学说之一。

《伦理学原理》动摇了毛泽东早期的唯心主义倾向,使他开始重视物质的地位,亦逐步树立起知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1916年之前,毛泽东的阅读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中国近代文学和历史古籍,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孔孟儒学影响,重视心灵和精神,提出“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赞同以宇宙精神为本质的客观唯心论。谭嗣同《仁学》中的“心力”说对毛泽东主观唯心思想的影响也颇深,该学说推崇由主体精神和信念产生的意志力即“心力”来“冲决网罗”,体现出极端的唯意志论色彩。毛泽东承袭了“心力”说,在《致黎锦熙信》中,他提出人心是“大本大源”,改造人心就可推动哲学和伦理的改变,进而实现社会变革,表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1917年,在杨昌济的指引下,毛泽东深入研读了《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一万多字的批注,成为他青年时期的哲学著作——《〈伦理学原理〉批注》(以下简称“《批注》”)。《伦理学原理》使毛泽东意识到了物质的力量,他开始把物质提到与精神相等的地位,认为精神来源于物质,并肯定了自然法则的客观存在。在善恶之别的问题上,他《批注》:“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说明“良能”源于前人经验,体现了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否定态度和对人心作为宇宙“大本大源”观点思维的否定。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批注》明确表示认同人类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观念:“人为自然律所支配,与予见合。”“总之,自我之构成——皆须待外界之资料,吾人一毫不能跳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伦理学原理》还提出:“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释而后起。”对此,毛泽东写到:“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这说明在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上,《伦理学原理》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毛泽东接触到知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在与《批注》写于同一时期的《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把品德和智力的载体看得更为重要,对身体这种物质因素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其中说到:“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因此,他大力提倡锻炼身体并以身作则:“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体现德与智的发展要以身体为基础。

毛泽东哲学立场的转变源于对《伦理学原理》心物二元论的批判性理解,这为实事求是思想打下了唯物主义基础。毛泽东于1950年谈及此书时说到:“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可见,《伦理学原理》本身混合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念,它开启了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批注》则是毛泽东的思想处于过渡阶段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毛泽东“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在他思想深处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因素,这从《讲堂录》中可见一斑:“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体现出对“行”的重视和对假大空社会风气的反对。虽然二元论具有不彻底性,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二元论进行批判,将主体与客体通过劳动实践统一起来,主、客体的关系问题才得以真正解决,但是,在毛泽东已经具备的唯物主义因素基础之上,对二元论中批判性理解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他头脑中关于物质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为毛泽东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有利土壤,也为实事求是思想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对进化论的吸收与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

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观点,起源于西方近代哲学,是西方近代哲学家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说明自然界运动的成果。早在维新运动时期,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就经由严复的译著《天演论》进入中国思想界并深入人心,《天演论》用进化论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出近代中国腐朽落后、陷入生存危机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方人的进化观念,为提倡新文化、破除旧文化提供了合理的论证。进化论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思想家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运用进化论表达了各自的主张。李大钊提出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理性与自由意志创造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宿命论的抵抗和对良知良能的重视;陈独秀分析了维新变法等中国近代革命的失败原因,提出中国社会实行政治变革必须首先破除孔教伦理设置的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严复翻译的版本融入并凸显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被赋予了特殊含义。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并未对此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找寻一种相较残酷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为温和的方式来作为人类的生存之道。此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以无政府主义思潮形式传入中国,主张用“互助”来修正进化论思想,做出新的理解。互助论在当时影响巨大,包括对毛泽东的影响。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明确表示更赞成以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方式进行社会改革。他还对与“温和”改革方式相关的一系列思想表现出兴趣,例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新村主义。不过,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1918至1919年之间,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是由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撰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这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二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意识到和平改良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光靠“呼声革命”无法真正撼动统治者。深受湖湘学风重实际、重实践的影响的毛泽东,转而寻求他路。

1920年10月罗素来长沙演讲,推广渐进式的共产主义,主张用教育方法改良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身临其境的毛泽东对罗素演讲非常重视,他与新民学会会员就罗素的思想展开细致地辩论,并在《致蔡和森等》中明确指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在此文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教育方法的缺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空想性质的共产主义。当时的教育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本家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国家制度垄断了开展教育所必须的金钱、人力和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的教育本质,对唯物史观已有了大体把握。1921年1月,毛泽东又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这说明毛泽东已将唯物史观作为学理依据在众多“主义”中探索和舍弃,最终选择了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开启了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路径,为实事求是思想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四、对实用主义的反思与实事求是的真理观

实用主义重视实际效果、提倡求实精神和科学实验法、主张满足人的生理和情感需求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有力冲击了中国社会保守僵化的旧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为反对尊孔复古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通过对实用主义的反思和把握,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切实际的旧思想和旧学风,走出了对真理标准方面有用即真理的误读。

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最早由美国逻辑学家皮尔士于19世纪70年代在《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中提出,旨在为澄清概念和命题的意义提供行为准则和反思方法,而并非是世界观或者是关于真理的理论,皮尔士对实用主义原则的阐述是克制、有界限的。19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把真理理论也纳入实用主义的功能和范围,他“在定义真理的时候,引入了与满意性、权益性、实用性和工具性相关的内容,因此极大地改变了皮尔士的更具学术性的实用主义面貌。”这样,实用主义把检验真理的方法确定为是否满足了人的目的或需求。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为了廓清当时对实用主义的误解,用“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示人,把对概念和命题的操作理论嫁接到工具主义上,他拒斥二元论,消解了认识论中的核心问题,颠覆形而上学问题的根基,关注鲜活的人在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世界处于不断的形成过程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塑造世界,个体的思想和信仰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用主义提倡求实的精神和重视实际效果的价值取向,对实事求是思想真理标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前述已提到,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唯心主义哲学观之下已经蕴含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因子,他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的价值论观点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在接触实用主义之后,毛泽东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这一学说。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杜威通过开办多场讲座把实用主义哲学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宣传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适的影响下,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重视实际效果、提倡求实精神和科学实验法、主张满足人的生理和情感需求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有力冲击了中国社会保守僵化的旧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为反对尊孔复古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对不切实际的旧思想和旧学风的批判。他参考胡适的研究方法,从学理入手解决问题,同年9月在长沙成立“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以期通过社会改良来救中国。但是,实用主义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两者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取向互不相同,因此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扬弃了实用主义哲学,把知识同主体活动联系起来,摆脱了经验之“是”和先验之“是”等这类抽象概念的干扰,立足实践论述实事求是的价值论含义,即“是”不仅是世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客观规律是物的尺度,理想状态是人的尺度,实践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只有满足了认识既与客观规律相符、又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绝不是实用主义所追求的功利性的“实际效果”。实事求是思想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价值判断标准和事实判断标准的统一,它不仅体现了对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还显示出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寻找现实的根据,确立合理的目标,制定可行的方针政策,发挥人的创造本性——这不是对‘实’的适应,而是在对‘是’的‘求’中改造‘实’了。”

五、对反启蒙哲学的扬弃与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

反启蒙哲学通过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而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毛泽东通过对反启蒙哲学思想的理解和扬弃,逐步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启蒙哲学产生于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开拓的历史主义运动,维科勇于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笛卡尔思想相对抗,反对历史学不是真正科学的观点,主张从人类文化创造活动而非自然科学和机械论来解释人类历史,开创了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每一时代都有其自身的需要、能力、观念,对这些事情的处理要依当时的制度、价值去考虑”,抵制启蒙哲学所持的用理性标尺衡量一切的普遍理性主义倾向。19世纪下半叶,反启蒙哲学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又确立了有机发展观,即“把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看作有机整体,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是从经济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是经济运动中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这种用历史整体的视角来论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广泛运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较大影响。“运用当时的有机整体观来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过程,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的就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因此而接受了反启蒙哲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的是经反启蒙哲学中的有机发展观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改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理论时,或多或少都运用到了反启蒙哲学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反启蒙哲学的有机发展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整体观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又有本质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自古以来就强调整体性观点,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各家思想和学说几乎都有关于整体观的论述,如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生万物”、佛教“三世两重因果”等,这些论述将世间万事万物看成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从整体范畴进行把握,揭示出其中蕴含的相互联系和普遍规律。这种从全局考虑问题的思维模式更加接近真实地反应事物的原貌,具备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博大宏伟的文化气质,为创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反启蒙哲学的有机发展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整体观虽然具备一定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但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和科技水平完全不同,因此在不同时期能发挥的历史作用也不尽相同。

中国传统哲学在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已显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在研读宋明理学时期,毛泽东接受了“知先行后”说,五四时期又转向“知行相资”说。他将孔子的知、行、信作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强调精神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又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儒家先验论观点:“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这说明,毛泽东的知行观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直到他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借助反启蒙哲学引入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看到了中西哲学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特殊性,并用历史的、整体的观点对传统知行观和朴素辩证法进行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完成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彻底改造,发展出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哲学思想。其中,直接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改造传统知行观,肯定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关系,论述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升华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的认识论,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改造“一分为二”的两点论,阐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提炼出以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是毛泽东在继承古代理学和实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反启蒙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禁锢、确立起实事求是的知行合一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写照。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发展成为成熟的哲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增添了重要篇章。

六、实事求是思想的主要内涵与创新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也就是说,去研究掩藏在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和规律。在随后的延安整风中,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中对实际的内涵做了如下解释:“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个人的、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指的是历史的客观真实情况,各人所想、所做的实际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一切从实际出发体现的是对唯物史观的彻底贯彻,即从事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出发,全面了解事物所有情况,“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认识事物。

实事求是思想的路径与方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马列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导原理,马列主义的运用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实践中指导革命,同时自身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就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实事求是思想的检验标准是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到:“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对认识的检验非一日可以完成,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就这样在实践的基础上从相对真理无限接近于绝对真理。真理是具体性的、过程性的,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因此主观认识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在新的层面上达到新的具体的统一。

实事求是思想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更值得我们重视。毛泽东始终重视对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学习和借鉴,将它们与当时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战爆发后,国人对西方文明无限憧憬的迷梦被打破,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思想武器救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强大力量,一批批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也包括青年毛泽东。值得一提的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毛泽东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哲学思想,他依然重视研读、辩证对待,吸收其中进步因素。正如他曾说:“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的这一治学态度和思想特质恰恰也体现和贯穿于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过程之中。对西方近代哲学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如上述的本体论思想、进化论思想、实用主义思想和反启蒙哲学思想,毛泽东积极吸收并扬弃,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能为中国革命实践所用。即使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继承和超越也没有停止。在名篇《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从哲学层面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创新,将实事求是思想推向了成熟的哲学一般性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自然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总体原则和方法,但它对认识过程的具体表述尚不充分。《实践论》中结合辩证法论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关系,进一步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即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开展调查研究,从中找到规律性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上升到理论,然后将这些理论置于中国具体实践中进行再检验、再提高,从而形成从实践到认识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就是从中国具体实践中寻找中国元素的辩证思维方式。《矛盾论》继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时所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将商品关系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领域下进行研究,这本已超越了西方形式逻辑惯用的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方法,是一种立足于唯物史观立场的具有历史感的方法论。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辩证法与认识论统一起来,提出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与转化。《矛盾论》还特别强调了要认识矛盾特殊性的复杂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矛盾以及每个矛盾的各方面都具有特殊性,要掌握这种复杂的特殊性以认清事物的本质。《矛盾论》中立足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思想的根本理论依据,在中国革命实际进程中,毛泽东依靠实事求是思想破除教条主义禁锢,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置于中国革命现实之中,将俄国革命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转化为辩证方法,得出适用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和具体办法,实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学界认为,“毛泽东思想存在两条交叉的伏线,一条是继承了顾炎武、王夫之以来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并与西方传入的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相结合,开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提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河;另一条是继承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相融会,究心于探求性理之大原,形成他终身重视哲学和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思想轨迹,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在其中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西方近代哲学以文艺复兴为发端,反对宗教神学的专制和集权,高扬个人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近代中国相对落后的思想状况有启示作用;另一方面,一代伟人毛泽东哲学造诣极高,深得各派哲学思想精华,在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催化和激发下,结合中国实际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富有生命力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最终创立了以实事求是思想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

实事求是思想从中国古代治学精神发展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运用各家学说创造新理论、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科学典范,这本身就是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对西方哲学资源先进因素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对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典范,值得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过程中学习与借鉴。

作者简介：赵士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哲学。艾师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