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套用了《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现在的书真是太多了，生命有限，书海无限，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其实是更加困难了！

我不敢说自己嗜书如命，但敢说自己算是一个读书人。今年七十有三，一生除读书外，别无长技。我的读书生涯，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家里的书不多，放寒暑假时，三哥从学校图书馆帮弟妹们借回了很多书。进入中学以后，我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生活。

青年时代遭逢文革，又下乡当知青，到工厂当工人。那十多年是我“乱”读书的时代，什么书都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到中外童话、神话、小说、游记、科普、人物传记、家书家训，无所不窥。自制的煤油灯下读书，读累了，倒头就睡，次日早晨出工，同伴笑指我的两鼻孔都是黑的。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感悟人生。回首当年，记忆犹新的是知青、工友们是如何相互交换书看的。

1978年恢复高考，31岁才上了大学，更是泡在图书馆里。自由读书，开卷有益。低年级恶补名著小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当然还有曹雪芹、沈从文等。那时也赶过时髦，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所谓新三论兴起时，我们抢读维纳的《控制论》等。总之，书读得很杂，涉猎面较广。

到本科高年级与研究生阶段，我才埋首于理论与历史著作。在老师的指导下，进入专业训练，有步骤地读点中西方文史哲的基础书，在中、西、马的经典著作方面下过功夫，做了不少读书笔记，写了一些心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年来，我的旅行也围绕着读书而展开，拜访汉学家、作者及其故居，寻找书中读过的场景，如到京都拜谷川道雄，到福冈访冈田武彦，到波士顿与史华慈交谈，到巴黎见过谢和耐，观赏巴黎圣母院，到特里尔参观马克思旧居，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看歌德的老宅子，到英伦寻访莎翁故园，到台北钱穆的素书楼品茶，到宁波天一阁做演讲。

读书为用而读，不应局限于此，也为无用而读。有用与无用相互转化，无用可能是大用。我的读书，一多半是实用，即围绕专业，围绕着教书和指导学生而读，然我仍喜欢多读，不计功利地读书。太实用，人会变得偏枯无趣。杨绛先生曾批评某青年，想得太多而书读得太少。在这方面，我佩服章学诚、江瑔等。为修身养性，我现在常读点佛经与《庄子》，也读读朱子的《近思录》，阳明的《传习录》等。

读专业书要细要慢，提倡比慢精神。有的专业书，号称难读。如《礼记·曾子问》，真不好读，每一段每一句话，都有不明白的。这内容是孔子与曾子讨论春秋末期的礼仪的，特别涉及丧礼及权变办法，复杂得很。好在有《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正义》，有相关的书与工具书，慢慢可以疏通。这不叫读书，叫啃书，啃进去了，就有了看家的本领。我们的专业训练，就是在诸经诸子中找一点经典，让学生一字一句一段地细读，连同注疏，读通了，读懂了，再谈思想。这还是要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

我还是主张择取精品细读，整本地读，一字一句、从头到尾地读下去。黄季刚反对“杀书头”，即每书翻看个开头，浮光掠影，东翻西看，似乎读了很多书，却没有收益。曾国藩主张“一书不尽，不读新书”，即把一本书读通读透，再读另一新书。他说，读书要沉浸其中，从容涵泳，边读边写，“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

快节奏的网络时代给我们极大的方便，我们拜它的赐予有不少的福利。但数字化时代也有负面，如所谓“三化”：文化民主化，知识碎片化，品位低俗化。读书的人少了，写书的人多了。现在相对主义盛行，专家与业余爱好者，创作者与读者、观众的界限没有了，知识的系统性，知识背后的价值观失落了。网络上虚实、真伪难辨，低俗化倾向严重。在这一背景下，人文精神被碎片化、贫弱化了。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读书的原因。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学院二级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