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棨老师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但作为墨子故里的后人，又受任继愈先生的鼓励，跨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将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汇聚起来，结集成为《墨子思想研究论稿》（下文简称《论稿》）一书，集腋成裘，诚为可喜可贺。

《论稿》一书的序文是李维武教授写的，我觉得写得很好。他在序文中，将朱先生的墨家思想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特别的评价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朱先生这部著作在当代广义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

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而言，朱先生《论稿》一书的鲜明特色主要有三点，首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精髓。一方面，对于墨家学派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思维，以及为广大劳苦民众代言的价值倾向，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表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科学态度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相统一的立场与方法。这一研究立场与方法，在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界尤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因为当前狭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要么是以引用现代西方哲学如解释学、现象学方法为创新，要么是在“以中释中”，以追求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为理由，复述古人思想，或者将古人思想拔高，神化古人的思想，以应对或解决当代社会问题。这两种流行的倾向，虽各有其胜场，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创新与发展的旗帜之下，实际上是按照研究者自己的喜好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与科学精神。而朱先生的这部《论稿》则给我们重新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启迪（虽然一些具体的结论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在书中朱先生反复说道：墨家学说从整体上看，“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素朴的辩证法”。这种古典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社会历史观中就表现为重视和强调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性，强调生产对社会政治稳定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朱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现代认识论与辩证法的高度，指出了墨家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他认为墨家学说在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在于：“一是过分强调经验，把认识局限于闻，否则就不是实在，这就为通向不可知论留下了后路。二是，他有时又把人们的习惯心理，或传统成见、错觉当作实在的东西加以肯定，如关于以‘三表’论‘明鬼’的存在等，都是其唯物主义不彻底性的表现，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倒向了宗教唯心主义。”这种有肯定、有分析、有批评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态度与方法，是当前狭义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学人应当认真学习的科学态度与方法。笔者深表赞同并支持。

其次，对于墨家思想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给予了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墨家天志、明鬼等思想观念所反映出的劳动者的要求与愿望的阐发与辩护，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他认为，墨家关于“天志”中的“尊天”“事鬼”之说，与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天命鬼神”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尊天”“事鬼”是作为维护庶民利益而警告统治者的一种手段，“在社会属性上与统治者所奉行的‘天命鬼神’是根本不同的。应该说，这些思想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而且认为，墨家的“尊天”“事鬼”的思想主张，“反映了劳动生产者愿望与利益”，是“劳动生产者道德要求；也是劳动者想参与社会政治管理的愿望，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也表明了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对策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再次，朱先生在《论稿》中，反复将儒墨思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揭示了墨家思想有比儒家思想高明、进步的地方。书中集中分析了天志与天命、兼爱与仁爱、尚义之和谐与重礼之和谐的不同之处。这些论述，都深化了学术界对儒墨思想之差异的认识。朱先生认为，儒家的和谐思想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它在实质上是缺少平等正义思想价值的‘尚礼和谐’，由于其‘仁爱’思想受‘周礼’所制约，追求以‘礼’为准则的‘中和’精神，片面强调‘和为贵’等缺陷，在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环境中，原则屈从于权势，加之后期儒家在游说和践行过程中有所扭曲，而造成其负面效应，即缺乏竞争意识，抑制个性凸显，乃至产生无原则、无朝气的平和、沉寂气息等弊病”。而相比较而言，墨家是尚“义”的，即不是“无原则的和谐”，而以“义”为准则，以“义”激发个性，展现自由平等。而且，墨家的“尚义”和谐思想，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具体十大主张为其内容，因而其和谐思想比起儒家的“尚礼和谐”的思想要更加全面。

在儒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朱先生特别指出了墨家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如认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是直接继承了《墨子·尚贤》中“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思想。这些虽然只是点到为止，还有待进一步的具体化、深入化，但指出这样的思想史现象，对于深化人们对先秦墨儒思想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富有启发意义。

朱先生还反复提醒人们，目前学术界对于儒家研究过热、对于墨家研究不够深入的现象是不合理的，要求人们重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多元性，不要把儒家思想当做唯一的传统。他强调“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提示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除以上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之外，还有一些观点与主张值得加以关注与表彰。就墨家学说研究本身而言，朱先生特别反对借墨子故里大做文章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学术研究之风”，而真正的学术问题应当是研究“墨家学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及墨家学说的现当代性问题”，“特别是要在有力推动深入研究、搜集、整理、诠释文献资料等方面多下功夫，为研究者提供良好条件”。这些观点与呼声，都是墨学研究方面的黄钟大吕之声，值得后学认真聆听。另外，朱先生在总结墨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时，特别提到墨家文化“独具的”“道技统一”的文化特征，“即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这对于当今社会的科技与人文关系的再思考，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然，正如书名所昭示的那样，本书只是论稿性质的作品。书稿并不是专门系统地研究墨家的思想，而是平时出席会议的论文，时间跨度大，有些问题提出来了，但还缺乏更为深入、集中、系统的论证，比如墨家思想对孟子、荀子以降的其他儒家思想者的影响；墨家天志、明鬼等思想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思想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但就学术性与思想高度来看，《论稿》一书是当前墨学相对沉寂时期一部极其重要的学术性著作，其所揭示出的一些学术问题，如儒墨思想之比较、墨家的科技哲学思想、公输般与墨家思想流派之关系等，的确值得当今做中国哲学（狭义的）的学者们认真省思，将墨家学说的精华及其当代意义更好地揭示出来。

朱先生为人为学，其态度一贯谦虚，与我们这些后辈相处融洽，退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为学院继续做贡献。近些年来，几乎每年皆有新著问世。今以94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跨界到中国哲学史领域，而且研究中国哲学史领域里最为难懂、艰深的墨家学说，并出版新著，诚为可喜可贺。这种生命不息学术探索不止的求真求道精神，实为我辈的楷模。

今谨以读后感的形式，对朱先生为人为学的态度与精神，表示高度的敬意与礼赞。

作者简介：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哲学、明清哲学、政治哲学、比较哲学。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