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中的认识论概念所关注的不是“认识何以可能”，也不是“人的认识活动本身”，而是“如何认识”的问题。因此，毛泽东通过这一命题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哲学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主要是为了总结和概括自己一贯坚持的哲学观。为了证明这一命题不是毛泽东即兴而发，我们可以在其思想语境中找到两种可能的论证思路。通过这一命题，我们发现，“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构成了毛泽东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关切，而这一关切在20世纪30-7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有体现。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观；认识论；哲学原理教科书；“哲学就是认识论”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这是毛泽东1964年8月在同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中提出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之所以耐人寻味，一方面是由于这一判断极具个性，迥异于历史上的其他哲学观命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谈话的上下文语境中，毛泽东并未给出“为什么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具体论证。当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被毛泽东特殊的政治身份放大之后，“哲学就是认识论”一度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学者根据哲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和经典作家的相关判断，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赞成或反对。毫无疑问，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逻辑，忽视了这一命题与毛泽东一生哲学活动的关联，而更多的是从一个普适的哲学观原理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显然，这些都影响了讨论的深度和意义。也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语境中探讨“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含义和依据，并将这一命题作为理解毛泽东哲学乃至改革开放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把钥匙。

一、如何理解“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中的“认识论”概念

按照最一般的理解，认识论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组成部分。因此，当毛泽东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时候，似乎犯了把整体等同于部分的错误。但事实上，作为对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有着深入研究的理论家，毛泽东不可能不了解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在哲学体系中的位置。之所以会把“哲学”与“认识论”等同起来，就是因为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重新界定了认识论概念。也正因如此，辨析毛泽东语境中认识论概念的含义和范围，就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首要步骤。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毛泽东语境中的认识论概念（以下简称“认识论（毛）”）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论体系中的认识论概念（以下简称“认识论（原理）”），来揭示毛泽东对“认识论”的独特理解。而这一对比之所以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就是由于毛泽东主要是从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得到认识论概念的，他在重新界定认识论概念的过程中，也始终没有脱离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话语体系。既然这一对比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认识论（毛）”与“认识论（原理）”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认识论（毛）”与“认识论（原理）”有很大的交集。一系列典型的认识论问题，如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检验标准等，都同时属于“认识论（毛）”和“认识论（原理）”的讨论范围。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一部典型的“认识论（原理）”著作。这部著作虽然以“实践”为名，但实际上讨论的却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批，即认识来源于实践、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由于思路清晰，语言通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许多表述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认识论部分反复引用的经典话语，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认识论（毛）”与“认识论（原理）”的共通性。

不过，除上述显而易见的交集外，“认识论（毛）”与“认识论（原理）”都包含着对方所不具备的内容。就“认识论（原理）”来说，它讨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在“认识论（毛）”那里是不存在的。不可否认，在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中，针对“认识何以可能”的讨论一般不是放在“认识论”部分，而是放在“哲学基本问题”部分。但“认识何以可能”作为一个最具前提性的认识论问题，并没有被哲学原理教科书忽视。与之不同，毛泽东则缺乏对“认识何以可能”问题的自觉。在他看来，人的认识能力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以《实践论》为例，毛泽东全部的论述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预设即“人能够认识现实世界”之上，至于这个预设何以成立，他并没有给予说明。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认为，用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来论证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合法性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概括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主题”主要是围绕人的认识能力展开的，这一主题与毛泽东所关注的“如何认识”的问题并不一致。如果仅仅依据“认识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近代哲学出现了‘认识论转向’”，就断言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有充分的哲学史依据，那就难免要犯张冠李戴的错误。

正如“认识论（原理）”包含着某些“认识论（毛）”所不具备的内容，“认识论（毛）”的问题域也超出了二者交集的范围。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其一，毛泽东的《矛盾论》虽不属于“认识论（原理）”的范畴，但主要解决的仍然是一个“认识论（毛）”的问题。也就是说，尽管按照一般的理解，《矛盾论》是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但其中真正讲解矛盾本身（即对立统一性质本身）的只有第五、第六小节，其篇幅只占全文的两成左右；而作为文章主体的第三、第四小节所讨论的，则仍然是“如何认识”的问题。具体来说，毛泽东之所以要详细分析不同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不同发展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着的双方的特殊性、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矛盾双方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及复杂事物的多重矛盾的主次之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主次之分等等，就是为了提示读者要具体地、全面地、动态地、有主次地认识事物。上述这些内容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对“矛盾”本身的探讨，但它们的篇幅占到了全文的一半，再加上为了论证这些内容而进行铺垫的第二小节（“矛盾的普遍性”），具有“认识论（毛）”色彩的篇幅占到了全文的六成左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矛盾论》看作是《实践论》“如何认识”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延续。关于《矛盾论》的“认识论（毛）”属性，有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受到列宁相关思想启发的结果[4]。因为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笔记中，列宁曾明确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顺着这一思路，毛泽东确实有可能更深入地发掘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规律）的认识论意义。我们不否认这样一种可能，但是也必须看到，列宁在这篇笔记中谈论得更多的是人的认识活动的辩证性质，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谈论的则更多的是矛盾的特殊性对人的认识活动的指导意义，此二者并不完全相同。简单地将列宁“辩证法就是认识论”思想与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对应起来，同样是不恰当的做法。

其二，“实事求是”同样也超出了“认识论（原理）”的范围，但却是“认识论（毛）”的题中之意。按照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解释，实事求是是指“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这一要求来说，它在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中一般是作为唯物论原理（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的推论被给出的，因而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原理）”的内容。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样是对“如何认识”的问题的解答，因而也是“认识论（毛）”的重要内容。

其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是“认识论（毛）”超出“认识论（原理）”的一个例证。根据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的解释，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一要求在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中一般是作为唯物史观原理（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推论被给出的，因而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原理）”的内容。但是，就上述引文来看，毛泽东已经将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论原则转写为了领导在与群众的互动中取得正确认识的过程，其表述方式也类似于《实践论》中“实践—认识—实践”公式的变体。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写下上述引文中的语句后作了一个总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而非常明确地揭示了他所理解的认识论概念与“认识论（原理）”的区别。

通过对“认识论（毛）”与“认识论（原理）”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一个在承认“思维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前提下，对“如何认识”的问题的展开。这一概念既不同于作为16-19世纪西方哲学主题的认识论，又不局限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论体系中的认识论。或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论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当毛泽东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时候，他想表达的观点是：哲学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理解“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首要前提。

二、毛泽东为何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

上述表明，我们已经明确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哲学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毛泽东为何要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或者换一种问法：毛泽东为何要强调哲学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呢？从1964年8月那次谈话的记录稿来看，毛泽东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动机。

一是在“认识论（毛）”领域凸显自己的理论贡献。在明确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前，毛泽东曾列举了一系列哲学家的名字（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老子、庄子、墨子、张载、李贽、王夫之、谭嗣同），并认为他们都“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特别是没有完全讲清楚“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自己抓住了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并成功地对其进行了加固，这个环节就是“认识论（毛）”，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问题。当然，别的哲学家“没有完全讲清楚”并不是由于他们水平不足、能力有限，而是由于他们都没有专门关注过“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问题。只有毛泽东在面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造成的严重的错误认识的时候，才发现了“如何认识”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哲学耕耘的主要园地。

二是提示中国科学界关注哲学、关注认识论研究。根据于光远的回忆，此次谈话的缘起是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一篇题为《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7]，作为谈话对象的周培源、于光远当时分别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国家科委副主任，都是中国科学界的负责人。由此可见，“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提出还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语境，它反映了毛泽东把“如何认识”的问题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种尝试。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的那句名言：“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愿意受何种哲学的支配。对毛泽东来说，他无疑希望自然科学家在正确的认识论的指导下，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而不是在形而上学观点的支配下，停步于已有的认识。

以上两点解释了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具体原因，但是，它们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形成这一判断的内在逻辑。事实上，这一命题之所以会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晚年已经在有意识地总结和概括自己对哲学本身、对“如何做哲学”的理解，也就是说，毛泽东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本原因是他的哲学观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和自觉的阶段。我们知道，尽管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观在逻辑上先于其具体的哲学研究，但是，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哲学观的真正形成和明确自觉又往往是在具体的哲学研究之后。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对“如何认识”问题的关注始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献中他已经意识到了细致、科学的实际调查对于了解情况和制定斗争策略的重要意义，但是还没有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到了1936-1937年，此时的毛泽东尚未有哲学观上的自觉，但他在阅读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把重点放在了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过程中，毛泽东更是围绕“如何认识”的问题，最为详细、最为深刻、也最为富有原创性地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两节，并最终修订成《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哲学专著。因此可以说，此时毛泽东的哲学兴趣点已经相当明确，他所欠缺的只是在哲学观上对自己理论意图的概括和总结。不过，由于政务、军务繁忙，这一项工作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完成，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才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重新整理自己的哲学思想。从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的专门谈论，到1963年对“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分析和“哲学的群众化”要求的明确提出，毛泽东的哲学观逐渐明确和自觉起来，并最终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被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

将“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定性为毛泽东的哲学观表达对我们准确理解这一命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在最初读到“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时，几乎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吗？哲学真的仅仅是认识论吗？这样界定难道不会限制哲学研究的范围吗？所有这些疑问都隐含着同一个前提预设，那就是把“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当作了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界定，认为这一命题要提供的是某种关于“哲学”的普遍知识。也正因为从这样的前提预设出发，所以人们才会进一步联想到哲学在历史上的各种典型形态、哲学在当今时代的研究领域以及其他哲学家的相关表述，来反驳或是捍卫“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从而引发一定的争论。事实上，争论的双方不论具体观点如何，都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哲学家在回答“哲学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的用意并不是试图提供某种关于哲学的普遍知识，而是要为自己具体的哲学研究提供合法性申辩，为‘我为什么如此进行研究’提供理由和根据，即证明他们自己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对哲学问题所展开的论证、通过论证得出的结论具有完全的正当性”。显然，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正是如此。他在提出这一命题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符合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也完全不担心反例的出现，因为他不是在给哲学下定义，而只是在谈论自己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只是在表明自己对“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问题的格外关注。总之，“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不应被当作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原理，因为它只是毛泽东对自己“做哲学”方式的自白。

三、如何论证“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

既然“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是毛泽东对自己哲学观的概括表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毛泽东为何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或者说，在毛泽东看来，为什么哲学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呢？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本人从未给出系统、明确的说明，以至于使不少人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只是他即兴而发，随口一说，不值得作严肃认真的考察。但是，只要我们相信哲学观命题不是感性的“灵光乍现”，而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结果，那就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思想语境中，存在着对“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合乎逻辑的证明。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依据毛泽东留下的思想线索，替他说出“为什么哲学就是认识论”的道理。笔者以为，在毛泽东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找到两种可能的论证思路。

第一种可能的论证是通过对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概括实现的。毛泽东认为，由于哲学的四大板块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原理）”和历史观中最有意义的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展开的，因此，哲学就是“认识论（毛）”。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按照四大板块来理解哲学，无疑是受了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们知道，在1936-1937年进行哲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阅读得最细致的两本书便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人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这两本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框架使毛泽东相信，四大板块的划分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合理方式。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原理）”和历史观都是在探讨“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呢？因为在他看来：

首先，尽管唯物论重在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以便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其中真正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则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中引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换句话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正确认识世界的基本前提。因此，唯物论的结论被包含在“认识论（毛）”之中。其次，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矛盾规律对人们的指导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对子中，而是体现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子里。也就是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所谓“善于观察和分析”，就是要能够认清各种类型的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矛盾的各个过程和阶段、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及其转化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的结论也被包含在“认识论（毛）”之中。再次，“认识论（原理）”在回答“认识何以可能”的基础上，揭示了认识的本质、来源、发展过程和检验标准。这些内容表明，正确地认识世界必须从实践出发、服务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认识论（原理）”的结论也在“认识论（毛）”之中。最后，唯物史观虽有对社会基本结构和发展规律的探讨，但其中真正有直接政治意义的内容，还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分析。这一原理为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的要求。对这些干部来说，要正确地认识世界、估计形势、开展工作，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的最直接的现实结论也是“认识论（毛）”的题中之意。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哲学原理教科书划定的哲学的四大板块中最有意义的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展开的。“哲学就是认识论”证明完毕。

第二种可能的论证则是通过依次递推实现的。在毛泽东看来，哲学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重点是认识论。因此，哲学就是认识论。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毛泽东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哲学的特定形态，但它“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资格代表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其次，受列宁“推广说”的影响，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平行并列的，而是主次分明的。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它“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再次，毛泽东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板块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其一，唯物论虽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对普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难于理解的内容，因而也不需要作过多的说明。例如，在1937年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写道：“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既然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如此明了，那么，唯物论自然不构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重点。其二，受列宁“辩证法就是认识论”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综合上述两点，既然唯物论不是重点，辩证法归根结底又与认识论相一致，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重点只能是认识论。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我们代毛泽东完成了从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从辩证唯物主义到认识论的层层递推。“哲学就是认识论”证明完毕。

以上是我们在毛泽东的思想语境中找到的两种可能用来论证“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思路。尽管算不上完全的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但至少以毛泽东本人的观点、论断反驳了把这一命题当作“即兴而发”的看法。作为对上述两种思路的总结，我们还应该看到，“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成立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关于哲学体系的“四大板块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定位的“推广说”，关于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三统一说”等理论预设，便很难在“哲学”与“认识论（毛）”之间画上等号。这样看来，“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受到冷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突破了原先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范式。当然，即便这样，“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也仍然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仍然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哲学乃至改革开放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把钥匙。

四、从“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看毛泽东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尽管“哲学就是认识论”是毛泽东1964年才提出的命题，但对他来说，把哲学理解为“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此前的20余年间，毛泽东就已逐步把哲学研究的重心放在“如何认识”的问题上了。可以说“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与毛泽东哲学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关联。

首先，“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是吸引毛泽东走向哲学的关键问题。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年曾接触过各种时髦的哲学思潮，但他真正系统地学习哲学、研究哲学、从事哲学写作，则是在1936年之后。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伤害，特别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更是披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干部群众。毛泽东认为，在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围绕具体问题进行的论战固然重要，但不如立足于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来得彻底。也就是说，如果能证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违背了“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原则和方法”，那么，它们的错误也就得到了最彻底的揭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哲学始于同错误认识的斗争，它从一开始就把“如何认识”作为自身的基本问题。

其次，“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也是毛泽东眼中最具现实性的哲学问题。毛泽东不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不关心没有直接现实意义的哲学问题。上文曾提到他对唯物论的态度，便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相信，尽管哲学天然地具有远离现实的抽象性，但仍然保留着与实际工作的联结，这个联结点便是哲学通过研究“如何认识”的问题，转化为一种思想方法（或曰方法论）。因此，我们看到，《实践论》主要谈的并不是实践本身，而是从实践的直接经验出发认识世界；《矛盾论》主要谈的也不是矛盾本身，而是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之，“认识论（毛）”视域中的哲学理论都直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都能够被读者拿来“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既是毛泽东哲学的兴趣所在，也是毛泽东哲学最显著的个性特征。

再次，“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还是毛泽东所关注的改造世界的前提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这些论述表明，在毛泽东看来，认识活动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改造世界。但是，反过来说，改造世界又是以正确地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因此，以“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为研究内容的哲学就与“改造世界”这一终极目的发生了关联，从而获得了自身的意义。

最后，“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是毛泽东在推动哲学群众化时关注的焦点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号召推动哲学的群众化。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希望普及和宣传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不是中西哲学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以回答“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为内容的认识论哲学。这一点在毛泽东1963年5月的一段批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由此可见，毛泽东推动哲学的群众化归根结底是为了使党员干部乃至普通群众掌握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去求得正确的认识，避免错误的认识。

总之，“哲学就是认识论”与其说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界定，倒不如说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哲学的界定。如果我们把这一命题改写为“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哲学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如汪澍白教授尽管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只是毛泽东的“即兴而发”，但也承认，“如将论题缩小，单单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那便是确凿无疑的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梳理这一命题的公开过程。根据于光远的回忆，“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首次公开是在1967年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材料册中[7]；1978年9月，周培源在一篇回忆同毛泽东谈话内容的文章中再次提及“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1999年6月，包含“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谈话记录稿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8卷。由此可见，尽管这一命题早在“文革”期间就已经被一部分学者知晓，但它真正作为一个可探讨的学术命题，还是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形成之后。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还保持着对认识论问题的浓厚兴趣，但通过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和对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吸收，认识论研究的问题域已经被极大地拓展了，提问方式和思考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更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已无法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理论兴趣，更不要说被当作整个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因此，客观上来讲，“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并没有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20世纪30-70年代，那么就会看到，着力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普遍共识。这固然与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的倡导有关，但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同毛泽东一样，在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和革命、建设的伟大事业面前，感受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需要。他们虽然没有机会读到“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但却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这一命题的理论诉求。例如，艾思奇在1941年曾写道：“要达到研究哲学的目的”就要做到，“第一，一切要从具体的客观事实出发；第二，要能够善于找出客观事实发展的规律；第三，要能够善于使一般的规律与特殊的规律联系起来，善于把一般的指导原则具体化起来。这就足以明白，研究哲学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能保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又如李达在1939年也写道：“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些观点和论断虽然与“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没有直接的关联，但都部分地呼应了毛泽东对哲学本身、对“如何做哲学”的理解。也正因如此，李维武教授认为，毛泽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了认识论”。这也应当成为我们理解“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的最终落脚点。

作者简介：刘秉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