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达以《〈实践论〉解说》开启了《实践论》解读之路，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支持和参与。陶德麟在李达的直接影响下，从青年时代起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以半个世纪的时间，两次撰写《〈实践论〉浅释》，在承继李达事业的同时，作出了自己的拓新。从李达到陶德麟的《实践论》解读之路，在21世纪中国不会终止，还将继续延伸。

【关键词】李达陶德麟 《实践论》 《〈实践论〉解说》 《〈实践论〉浅释》

 

以通俗而准确的方式诠释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推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大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誉，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陶德麟在青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对李达的有关著述和思想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和理解，并追随李达致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向干部群众作包括《〈实践论〉浅释》在内的哲学辅导报告，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他在晚年完成的《〈实践论〉浅释》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就是在半个多世纪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结晶。由此可见，在环绕对《实践论》的解读，从李达到陶德麟有着内在的学术联系。今天我们探讨从李达到陶德麟的《实践论》解读之路，不仅是对这两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缅怀和纪念，而且也是对他们参与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回顾和前瞻。

一、李达开启了《实践论》解读之路

毛泽东发表于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创造，成为了他的哲学名篇，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国化的哲学内核。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因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思潮，而且是一大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思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其哲学内核要向中国社会作广泛的辐射和深入的渗透，影响社会人心，进行社会动员，掌握广大民众，特别是影响、动员、掌握广大下层民众，还需要广泛开展普及工作。从事这种普及工作，本身就大有学问、也大有难度，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深入研究，但又不是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深入研究就能够做好的，还需要在如何普及上下功夫，尤其是要做好对普及形式的选择和对普及内容的阐发。因此，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的普及工作，其实也是一种艰苦的哲学探索，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决不可以轻看、小看、不重视。当年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时，就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曾称这是一件“吃力” 的工作。《实践论》、《矛盾论》是专门性的哲学论著，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其普及工作当然就更有难度，更非小事和易事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李达这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出场”，才有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名著《〈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的问世。

《实践论》经过修订于1950年12月重新发表后，李达即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这一哲学著述的重要意义，指出《实践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 ，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 ，强调“《实践论》的基本原理，贯串于毛主席的一切著作之中” 。他特别指出，《实践论》从1937年初次发表到1950年重新发表，其间距离14年之久，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它是一种具有永久性的真理” ，对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武装全国人民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李达很快把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移向对《实践论》的研究和普及上，由此开启了《实践论》解读之路。

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发表文章阐释《实践论》的思想及其意义，这些文章多着眼于《实践论》中的哲学观点来作阐发；李达却选择了与这些学者不同的切入点，除了发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等理论文章外，他把自己阐释《实践论》的重心放在撰写《〈实践论〉解说》上面，通过对原著文本进行逐段解读的方式，对《实践论》全篇内容作出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看得明、读得懂、学得通《实践论》。在修订后的《矛盾论》发表后，李达又继续用这种方式，撰写了《〈矛盾论〉解说》。这两部《解说》，前呼后应，相互配合，彼此辉映，实为上下篇，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最主要入门书。

李达的这一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和支持。当这两部《解读》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在学术刊物《新建设》上发表时，李达与毛泽东即在来往书信中对两部《解说》的写作工作进行了交流。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之间，毛泽东更为看重《实践论》，因此他与李达的交流更多地是放在《〈实践论〉解说》上。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高度评价这部《解说》，认为：“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并指出待全部文稿在刊物上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 。毛泽东还在信中郑重嘱托李达：“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由此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

对于李达随信寄来的《〈实践论〉解说》发表部分，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在“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这封信的注释，这些修改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实践论〉解说》中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 第二，在《〈实践论〉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 第三，《〈实践论〉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当《〈实践论〉解说》出版单行本时，这些修改内容都保留其中，融为了全书的有机内容。

这三处修改，如果独立地看，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对自己思考的完整表达，都可以作为毛泽东论著看待。这些内容不仅是毛泽东对《〈实践论〉解说》所作的补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自己对《实践论》所作的补充。如果说，李达以《〈实践论〉解说》开启了《实践论》解读之路；那么毛泽东则通过对《〈实践论〉解说》的修改，不仅认同和支持了这一工作，而且实际上参与了这一工作。对于李达开启《实践论》解读之路来说，毛泽东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当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正如陶德麟所说：“许多理论家写过水平很高的论著来阐释‘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引者注），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其中李达同志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受到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高度评价，特别值得重视。”

二、《〈实践论〉解说》的理论创新性和优越性

李达开启的《实践论》解读之路之所以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支持和参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养和功力，在理论上显示了创新性和优越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空间。细读《〈实践论〉解说》即可发现，李达通过对原著文本进行逐段解读的方式，对《实践论》全篇内容作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阐发，并不是只对原著文本作简明扼要的内容介绍，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原著文本，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探索，使《实践论》的哲学思想由此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阐发出来。正是这样，李达在这些看似浅白易懂的原著文本解读中，赋予了理论的深度和力度，显示了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从而在理论上表现出优越性。

《〈实践论〉解说》的理论创新性和优越性，首先体现在李达对《实践论》解读的方式上。与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阐释《实践论》的文章不同，也与李达以往撰写的所有著述不同，《〈实践论〉解说》在对《实践论》进行解读的方式上独辟蹊径，借鉴了中国古代经典的注释方式，在各段原著文本后面设置“说明”部分，通过逐段说明来解读原著文本思想，阐释《实践论》的哲学内涵。

李达之所以选择这一传统方式来对《实践论》进行解读，显然是与他在少年时代学习儒家经典相关。他从自己以往的学习经验中，体验到这一传统方式虽然属于旧学，但仍有可取之处，对于初学者理解经典文本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可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在他看来，《实践论》中的每一段话乃至每一句话都很重要，都是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所说出来的。他说：“《实践论》的每一句每一段话的道理，都可以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找到说明。” 因此，在对《实践论》进行解读时，对于其中的“每一句每一段话的道理”都需要讲清楚，使学习者弄明白；而要收此效果，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借鉴中国古代经典的注释方式，对《实践论》文本进行逐段的说明讲解，把各段的内容一一讲清楚，把其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一一讲明白。毛泽东对李达以这一传统方式解读《实践论》，表示了认同和支持，并参与其事，实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李达和毛泽东作为出生于19世纪晚期的湖南知识分子，少年时代都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深受湖湘学风的熏陶感染。湖湘之学代表人物、大哲学家王夫之，即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命，尤其擅长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通过解读原著文本，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创办、李达任学长的湖南自修大学，即设在长沙城内的船山学社中，为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毛、李二人朝夕相处，成为好友。故乡先哲治学特色的潜移默化，使他们都重视借鉴中国古代经典的注释方式对《实践论》进行解读。

《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和《〈实践论〉解说》的撰写问世，都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当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普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即使一些专家学者、大学教师，也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实践论》，当然存在许多困难。因此，《〈实践论〉解说》借鉴中国古代经典的注释方式，对原著文本进行逐段解读，引导学习者先阅读一段原著文本，接着通过对原著文本的说明来弄清其哲学内涵，逐步推进，逐步深入，确能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实践论》起到引导入门的作用。

当然，《〈实践论〉解说》的理论创新性和优越性，更主要体现在李达对《实践论》解读的内容上。李达对《实践论》进行解读，虽然借鉴了中国古代经典的注释方式，但又没有把自己的说明限制在原著文本的范围内。他指出，学习《实践论》，最根本的就是学习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革命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倘若有人“专在《实践论》中寻章摘句，或者企图发现哪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中所没有的东西，那便是钻牛角尖式的学习方法，那显然是用形而上学的学习方法来学习《实践论》” ，当然是不可取的。因此，他对《实践论》进行解读的重心，不是文字上的注疏，而是哲学上的阐发，即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实践论》所论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全面而系统的说明，特别是着重说明其中的基本思想和主要问题、重点和难点。

例如，对于《实践论》中一些简明扼要论述的关键性内容，李达在《〈实践论〉解说》中力求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说明，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出发，依据哲学史的分析，对原著理论加以了补充性阐明。如对于《实践论》开篇所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李达就着重从哲学史出发，将马克思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以前的法国机械唯物论、费尔巴哈唯物论进行比较，来讲清楚这个道理。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唯物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例如法国机械唯物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没有辩证观点的唯物论，即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唯物论。前者是由自然领域扩张到社会领域的唯物论，后者只是适用于自然领域的唯物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两种哲学的基本差异的分歧点，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他进而指出，所谓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哲学的世界观。由于抽象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不同，因而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以及由此发生的认识活动，它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抽象唯物论所讲的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只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因此，“抽象唯物论从抽象的人、一般的人去了解认识客体时，只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做是可以感觉到的东西，看做是感觉的来源，却不看做是人的行动的对象，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这样的哲学的任务，至多只是说明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辩证唯物论所讲的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则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因此，“辩证唯物论从上述实在的人、具体的人去了解认识客体，就不单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做是感觉的源泉，并且看做是人的行动的对象，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的任务，不单是说明世界，而最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李达特别对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及其实践观进行了着重论析，指出尽管费尔巴哈也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但由于他只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因此他主张的只是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观，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这样一来，李达就把《实践论》开篇的这一论断，通过哲学史的说明而具体化了，使之易于为学习者了解和把握。

又如，由于《实践论》原是毛泽东所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论述，是放在这个提纲的其他部分来阐发的，与《实践论》形成呼应和补充；当《实践论》从这个提纲中分出而独立成篇后，也就失去了这些重要论述的呼应和补充，这就会给不了解这些重要论述的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一难点，《〈实践论〉解说》在对原著文本解读时，力求对这些未能纳入《实践论》的重要论述作出阐发。如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是放在《物质论》中论述的；因而在《实践论》中，只讲了人们从感觉经验出发，上升为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并没有特别强调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也没有论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实践论〉解说》在说明中，即以哲学上物质概念的构成为例，强调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首先在于把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并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李达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物质的种类，千差万别，混沌变动，有物理学领域中的物质，有化学领域中的物质，有生物学领域中的物质，还有社会领域中的物质，即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活动的关系等）。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却就感觉上所反映的千差万别而又混沌变动的物质的物体的外部关联中，抽出其最普遍的规定：即他们都是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而又为我们意识所反映。我们从一切物质的物体中，单把这一方面的属性抽象出来，把其他一切质与量的区别舍象出去，由此就可以到达于关于这一切物质的物体之最单纯最普遍的规定，构成哲学上的物质的概念，即物质是离开我们感觉独立存在，并在感觉上给与我们而又为我们感觉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的范畴。这样看来，关于物质的概念与关于物质的感觉，在数量上，在性质上，都是有差别的。感觉反映物质的个别性、现象、外部联系，概念反映物质的普遍性、本质、内部联系。感觉的内容非常丰富，概念的内容比较贫弱，这是两者在数量上的差别。但概念比较感觉却更深刻地反映了物质，这是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别。” 这些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的论述，能够帮助学习者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起了对《实践论》作补充说明的作用。

再如，为了使学习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实践论》的理论，《〈实践论〉解说》注意引入实际的事例来讲解和说明原著文本。这些实际的事例，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复杂斗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生活中所出现的典型事例。如对《实践论》中“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一段，李达举了马恒昌生产小组和李顺达领导西沟村农业生产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对《实践论》中“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 的一段，李达举了模范工程师于松如通过总结经验进行技术革新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对《实践论》中关于“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 的论述，李达举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郭忠田英雄排战胜美军的例子来进行阐发。他写道：“我志愿军郭忠田英雄排，在朝鲜北部参加对美帝国主义匪军作战一星期以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当他们奉令到龙源里截击向北增援与向南溃退的美帝国主义匪军时，他们从经验上知道了美帝国主义匪军的伎俩（最初是用飞机轰炸，其次用大炮轰击，最后是步兵冲锋），知道了自己部队的战斗能力，于是选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匪军到来以后，一经接触，果然旧伎重演，我郭忠田英雄排，等匪军冲上山腰时，就给以歼灭性的猛击。如此连续三次，终于把敌人打败，全排无一人伤亡。于是郭忠田英雄排，总结了作战的经验，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以前光听说美国兵是纸老虎，但是心里没有底，现在总算把纸老虎打破了。美国兵飞机多，大炮多，坦克多，汽车多，跑得快；这些算是他的特点。但是他们缺乏牺牲精神，一个比一个怕死；他们怕近战，怕夜战，怕包围，怕迂回，怕机关枪，怕手榴弹；他们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是一群怕死鬼。’” 通过这些实际的事例，李达拉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众现实生活的距离，搭建起实践与理论之间彼此往来、相互沟通的桥梁，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人民群众手中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

正是这样，从方式到内容，《〈实践论〉解说》对原著文本的解读，都显示了理论的创新性和优越性。这使得《〈实践论〉解说》确实起到了帮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实践论》的作用。虽然时间已经久远，但在一些回忆李达的文章中，这种作用仍然可以清楚看到。武汉大学化学系钟兴厚教授就曾忆及解放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他说：“我原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没有认真学习过的。老校长（即李达——引者注）来到武大不久（即1953年——引者注），就亲自创办了马列夜大学，亲自给教职员讲课。我参加了夜大学，一边读他的著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一边听他讲课，这才使我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 笔者手头所用《〈实践论〉解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2年11月出版的，版权页上标明：从1951年7月初版到1952年11月第四版，该书已印刷28万册，发行量之大和阅读者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实践论〉解说》在显示出理论的创新性和优越性的同时，在借鉴中国古代经典的注释方式上也表现出局限性。这种方式虽然能够通过对原著文本的逐段说明，来解读《实践论》的“每一句每一段话的道理”；但却不能对原著文本之外的相关内容，如《实践论》的历史背景、思想来源、内在逻辑、当代意义等问题，作出专门的阐发。而这些内容对学习和理解《实践论》无疑是重要的。这就使得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成为了李达的后继者必须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三、陶德麟对《实践论》解读之路的承续和拓新

陶德麟在青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在李达言传身教的直接影响下，他也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中，走上了李达所开启的《实践论》解读之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向干部群众作包括讲解《实践论》在内的哲学辅导报告，在承继李达事业的同时，作出了自己的拓新。

对于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陶德麟予以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李达“在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论著，作了大量的讲演，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唯心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 。这两部《解说》和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一起，构成了李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哲学代表作。对于李达撰写两部《解说》的过程，及其所体现的奋斗精神和谦逊态度，陶德麟根据自己的了解作了深情回顾。他说：“两部《解说》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于1950年和1951年相继重新发表时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李达同志认为解释和阐发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名著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在行政事务繁忙、健康状况很坏的情况下利用清晨和晚上的时间奋力写作。为了力求准确完善，他在写作过程中以谦逊严肃的态度同毛泽东同志通信讨论，把写成的稿子寄请毛泽东同志修改。这两部《解说》并不是单纯注释性的读物，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独立研究的成果，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准确深刻，并且有许多精辟的发挥。毛泽东同志在给李达同志的信中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两部《解说》对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工作做出了榜样。”

陶德麟也敏锐地看到了《〈实践论〉解说》在借鉴中国古代经典的注释方式上存在的局限性，力求通过形成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来加以克服。1963年，陶德麟为中共湖北省委直属机关业余大学高中级干部班作了关于学习《实践论》的辅导报告；1964年，这个辅导报告以《〈实践论〉浅释》为题，作为学习资料印发；200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陶德麟文集》，《〈实践论〉浅释》收录其中。这使我们能够看到当年陶德麟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所做的努力。

在《〈实践论〉浅释》的开篇，陶德麟即指出：“我打算谈三个问题：（1）《实践论》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2）《实践论》的基本内容；（3）《实践论》的基本结构。” 其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实践论〉解说》没有论及或没有充分说明的。例如，《实践论》的历史背景，在《〈实践论〉解说》中没有作专门的说明，而在《〈实践论〉浅释》则作了专门说明。陶德麟在说明之前，特地提醒学习者：“革命导师们的论著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一定的问题而写的。如果不了解论著的历史背景和当时要解决的问题，就读不懂这些论著。要读懂《实践论》，就要弄清楚这篇论著是在什么条件下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写的，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今天又正在起着什么作用。” 又如，《〈实践论〉浅释》在阐述《实践论》的基本内容时，第一部分是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特点” ，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进而分别说明什么是反映论，什么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特点”后，从第二部分起，才开始说明《实践论》的基本内容。这就使学习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是怎样通过《实践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而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总特点的说明，也是在《〈实践论〉解说》中没有的内容。再如，《〈实践论〉浅释》关于《实践论》的基本结构的说明，虽然在《陶德麟文集》中没有收录相关文字，但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可以看出陶德麟是想对《实践论》的内在逻辑作一说明，这也是对《〈实践论〉解说》的一个修补。

由此可见，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陶德麟在走上李达所开启的《实践论》解读之路后不久，就在承继李达事业的同时，开始作出自己的理论创新。

四、《〈实践论〉浅释》的特色与贡献

陶德麟自走上李达开启的《实践论》解读之路，就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在《〈实践论〉浅释》辅导报告印发50年后，他又完成了专著《〈实践论〉浅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来，他的著作中就有了同一题名的两本著述。这两本著述都以《〈实践论〉浅释》为题，正表现了他半个世纪间的孜孜追求和不懈奋斗。

然而，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进入21世纪后，如何看待《实践论》？如何解读《实践论》？这是《〈实践论〉浅释》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陶德麟在全书正文前的《写在前面的话》中，就以自己多年来的反复思考，深入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如何看待《实践论》的问题上，陶德麟明确指出，《实践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著作，在今天对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有着重大意义。这里的理由就在于，《实践论》系统而深入地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石。他对此进行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包括了自然观、社会历史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等组成部分，是由这些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个整体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科学的实践观。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所以科学的实践观也理所当然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离开了这块基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一定会发生偏差。”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可以说，不吃透这个观点就无法学懂马克思主义。” 他由此强调，这个道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人引导到胜利之途。不从哲学上了解实践观点，不从哲学上懂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难以实现好这个结合的。因此，《实践论》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研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本。

如何解读《实践论》的问题上，陶德麟通过对李达两部《解说》和毛泽东为此写给李达的书信的思考，也通过对自己长期致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总结，从中提炼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通俗化阐释的基本原则，认为：“这种解释性的通俗读物，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易于看懂，乐于接受。” 他的《〈实践论〉浅释》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写作的，一方面对《实践论》哲学思想作了明白易懂的阐发，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实践论》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深刻性。因此，《〈实践论〉浅释》既是一本哲学通俗读物，又是一本认识论专著，为干部群众开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门、了解和学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提供了一把钥匙。

正是这样，《〈实践论〉浅释》作为陶德麟半个多世纪来从事《实践论》解读的结晶，不仅延续了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而且融会了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点。

从对《实践论》解读的方式上看，《〈实践论〉浅释》强调从《实践论》的逻辑思路入手 ，对《实践论》的基本思想进行系统疏释。陶德麟对此作了明确说明：“在体例的安排上，我采取了不同于李达同志的《〈实践论〉解说》的方式，没有逐段解说《实践论》的原文，而是按照《实践论》的逻辑体系分成若干问题展开论述。” 因此，全书首先从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指出认识论主要探讨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能力、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真理性、检验认识的标准、认识的功能等问题，说明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而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阐发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才造成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变革，《实践论》所要阐发的就是这个新的认识论，以解决中国革命的认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书中进而指出，《实践论》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阐发，在于以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来说明和把握这个反映论：在实践观点上，《实践论》通过界定实践概念的科学内涵，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诸问题，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在辩证观点上，《实践论》认为一个认识活动包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认识阶段的考察和论析，阐发了认识无限发展的总规律。这样一来，就对《实践论》基本思想的内在逻辑作了系统疏理，使其中的各个理论环节及其关联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由此来理解和把握《实践论》，由于紧扣了总体的逻辑思路，当然就更加准确、更为深入了。

从对《实践论》解读的内容上看，《〈实践论〉浅释》着重对《实践论》的理论难点进行了深入论析。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陶德麟的独到看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应当十分注意抓住干部群众学习中容易产生困惑、出现误解的理论难点，通过深入浅出的阐释作出回应和解答。因此，在《〈实践论〉浅释》中，他并未因追求易读易懂，而放弃或削弱对理论难点的深入论析；恰恰相反，在这些地方他往往下了更大的功夫。

例如，在《实践论》中，实践概念无疑是全篇的中心概念，但也是人们不容易弄清楚的概念。这是因为，实践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的，哲学史上的许多哲学家都对实践概念作出过自己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其他哲学思潮也有强调实践概念的，而一般的人们又往往把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睡觉也当做实践看待。正是这样，《〈实践论〉浅释》特地提醒人们：“要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要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概念的内涵及其特点。如果我们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而按照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解释来了解这个概念，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认识依赖于实践的原理，从而也不能正确地把握全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由此出发，书中用一个小节专门论析实践概念的科学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实践，在内涵上是指人们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社会的历史的活动、群众的活动，在外延上包括生产活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学实验，从而对实践概念作了准确的说明。

又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这个观点看似已经成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哲学常识；但《〈实践论〉浅释》却不赞成对这一观点作简单化理解，而是力求从哲学上说清讲透。书中归纳了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对真理标准的不同理解，指出他们所说的这些标准都没有能够建立起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真实联系，因而未能正确解决真理标准问题；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实践标准，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在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书中又指出要注意这个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要求重视实践的具体性和真理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不可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变成适用于一切实践的教条。在《〈实践论〉浅释》中，陶德麟还融入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较系统地说明了逻辑证明和真理标准的关系。他的结论是：“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过程中不是不起作用，而是起着不可缺少的重大作用，对这种作用应该充分估计。但是，不管它的作用多么重大，就其性质来说也还是一种辅助作用，它不是也不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在确定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这一点上，实际的‘判决’者并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我们说逻辑证明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意义正在于此，也仅在于此。”

再如，在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实践”与实用主义所讲的“实用”或“效果”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也是一个不易讲清楚的难点。毛泽东就很注意这个问题，1954年读了李达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两篇文章后就曾在致李达的信中建议：“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 因此，陶德麟在《〈实践论〉浅释》中力求对这个不易弄清的问题予以清楚的阐明。他指出：“首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讲真理标准当然也讲实用和效果，但它是以肯定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认为真理就是客观存在的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就是与这个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就是对认识与对象相符合的证实。实用主义则根本不承认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它所说的真理也不是认识对客观对象的反映，而是像纸笔黑板茶壶一样的‘人造’的‘工具’，只要‘有用’就是真理，无所谓与客观对象符合不符合的问题。其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当然也认为真理有用，这有用的含义就是因为真理性的认识符合客观对象的实际情况及其规律，因而能够指导人们作出正确的行动。实用主义则不管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只要能给人带来‘利益’和‘效果’就是‘有用’，而‘有用’就是‘真理’。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这就把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实践”与实用主义所讲的“实用”或“效果”作了明确的区别。

《〈实践论〉浅释》这些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在21世纪的今天，若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除了着力于论述的通俗易懂、语言的喜闻乐见、风格的多姿多彩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说清讲透思想的逻辑、理论的难点、哲学的意义。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在中国的普及，广大干部群众的知识水准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后者的重要性将会更为凸显。而说清讲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哲学时所说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总之，不论是从对《实践论》解读的方式上看，还是从对《实践论》解读的内容上看，《〈实践论〉浅释》都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典范，不仅为干部群众研读《实践论》起到了很好的答疑解惑的作用，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出了新阐发。如果想到这些都出自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哲学家笔下，就会更感到难能可贵了！

五、《实践论》解读之路没有终止

从李达的开启到陶德麟的承续和拓新，这条《实践论》解读之路已经经历了近70年的历程。在这条特殊的哲学道路上，产生了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这样的传世名著，也产生了陶德麟的《〈实践论〉浅释》这样的精心之作，真可谓薪火相传，薪尽而火不尽！这个历程表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项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家认真从事、努力探索、不断奋斗的工作。

但这一工作也是一种艰苦的哲学探索，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付出很大的精力和努力。如果说艾思奇在青年时代写作《大众哲学》，已经深感“吃力”；那么陶德麟在耄耋晚岁完成《〈实践论〉浅释》，更是如他所说感到“非常吃力” 。他的这种“非常吃力”，不仅是因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所致，还在于他“又一次深感理论大众化之不易” 。因此，我们今天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读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读陶德麟的《〈实践论〉浅释》，不仅可以从中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益启示，还可以读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种肯于“吃力”的奋斗精神。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也昭示了从李达到陶德麟的《实践论》解读之路，在21世纪中国不会终止，还将继续延伸。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推进、继续拓新，正是我们对李达、陶德麟这两位前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个最好纪念！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