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除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可以在现代性批判这条理论主线上来得到解读。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直接命定为政治哲学未必恰当，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挖掘、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或者至少是从中挖掘、开显出理解政治哲学的广博视角和理论资源。因为事实上，在指向现代西方主导思维方式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全面出场的重要基础；在指向现代西方主流价值取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为绘制当代政治哲学的图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点；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中挖掘、开显政治哲学的工作，不管是对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全面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政治哲学

按照通常的认识，如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直气壮地解读为一种政治哲学，那么理由只在于三点：一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以柯亨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整体性地转向了对基于平等、正义的政治哲学的构建；二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当代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得以复兴的大背景下，从对交往理论的系统构建，延伸和推进到了对民主法治国之法的规范性基础的集中探讨；三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霍耐特以开显、激活和复兴黑格尔法哲学的思想资源为基础，对正义、权利等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议题进行了全面研讨。毋庸置疑，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的理论解读和界定为政治哲学，无论如何都是恰当和准确的。不过，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的认识上，如果仅仅将这三者解读和界定为政治哲学，那么这种解读和界定就是狭义上的，其判定的坐标系和标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为契机得以复兴的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政治哲学”这个术语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种单数的理论和范式。在政治哲学史上，除了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还存在其他不同传统和范式的政治哲学。这就提示我们，要对政治哲学作出全面的认识，要构建具有广泛涵盖性和巨大包容性的政治哲学理论，我们恰恰不宜局限于某种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范式，而需要开启一个广义政治哲学的视角。在广义政治哲学的视角下，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除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还可被认定为政治哲学？或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何种理论话语中，还可以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是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众所周知，现代性批判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中占据着关键地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直接命定为政治哲学未必是恰当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挖掘、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或者至少是从中挖掘、开显出理解政治哲学的广博视角和理论资源。这一挖掘、开显政治哲学的工作，不管是对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全面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指向现代西方主导思维方式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全面出场的重要基础

古往今来的各种可被命定为“政治哲学”的理论，不管在传统归属和学术范式上存在多么大的分殊和不同，在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在一种规范的层面上，本着一种价值判断去对政治事物和政治现象进行质询和探察。如果说这一点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标志性特质，那么这个特质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相区分的根本界标。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虽然也不排除价值上的设定或追问，但总体来讲，它们在学科属性上，是实证科学，而非规范性科学。不同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不是实证科学，而是规范性科学。实证科学主要探求的是“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而规范性科学主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和“应如何”的问题，这两类问题存在一目了然的差异。政治哲学作为规范性科学，固然也会涉及“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但其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必定是非实证的，故而“为什么”和“应如何”，必定是其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个情况意味着，在一个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往往并不具备政治哲学全面出场和蓬勃发展的有利契机和土壤，相反，政治哲学在这样的时代走向寂寥乃至湮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事实上，上述情况就真实地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思想界。众所周知，17世纪到19世纪，是一个政治哲学得到大发展的历史时代。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亚当•斯密、黑格尔、穆勒、马克思，都是这个时代中堪称“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然而，在这个时代之后，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却迎来了一个“冰冻期”。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段内，不仅没有产生出能够彪炳历史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经典，甚至连政治哲学所特有的提问方式也遭到了普遍拒绝。究其根由，主要在于在这个时间段内，实证主义成了主导性乃至是压倒性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是孔德之后所发展和流行起来的一种理论形式和思维方式。这种理论形式和思维方式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界的理论高地，成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的强势兴起与持续繁盛，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实证科学，或者否认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身份），而且也必然从思维前提上阻碍探求“为什么”和“应如何”的规范性科学的发展，从而必然成为政治哲学从兴盛不断走向衰微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这个情况，列奥•施特劳斯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作出过振聋发聩的指认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说：“我们一直努力想给出定义的政治哲学自产生就一直得到培育，几乎从未中断过，直至不久前。今天，政治哲学如果说还没完全消失的话，也已处于衰微又或许是腐烂的状态。不仅政治哲学的主题、方法和职能完全无法获得一致；而且政治哲学任何形式的可能性本身都开始成为问题。……我们可以对目前的处境做如下描述。起初，政治哲学等同于政治科学，它是对人类事务无所不包的研究。今天，我们发现政治哲学已被切成碎片，它们就仿佛一条虫子的各个片段。首先，人们把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应用于研究人类事务，相应地还在非哲学的政治科学与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之间做出区分，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区分夺去了政治哲学的全部尊严和全部诚实。进而，以前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很大部分现在都被解放到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下。剩下的可怜的残渣，诚实的社会科学家对之并不在意，这些残渣沦为历史哲学家还有那些尤以信仰表白（professions of faith）为自娱的人的猎物。当我们说，除了作为供埋葬的材料（也就是供历史研究）或者是虚弱无力难以信服的抗议的主题，政治哲学在今天已不复存在，我们毫无夸张。如果深入探究产生这一巨大变革的原因，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政治哲学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非历史的，或者两者兼备。科学和历史，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最终成功地毁灭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把政治哲学斥为非科学是现今实证主义的特征。实证主义……主张现代科学是知识的最高形式，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科学的目标不再像神学和形而上学那样是关于为什么的绝对知识，而是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 施特劳斯在这段论述中，不仅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所遭受到的“衰微”、“腐烂”、“不复存在”的厄运，而且也以极具洞见性的眼界向人们揭示：以“科学”为最高知识形式的实证主义，正是政治哲学所遭受的此一厄运的真正始作俑者。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政治哲学的上述厄运，在20世纪中期前后开始发生决定性的逆转。以施特劳斯、阿伦特以及之后的罗尔斯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哲学家轮番登上西方知识界的舞台，成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最重要引领者。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获得强势复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对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来说，将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时代称为政治哲学独占鳌头或者以政治哲学为根本标志的时代，基本上也是没有疑义的。进一步说，政治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复兴并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标志，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是因为先后出现了一批善于从“为什么”和“应如何”的问题意识出发，对政治的本质予以深层次追问的政治哲学家。而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则是因为先前一度主导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思维方式——实证主义，由于其根基的逐步瓦解而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动摇。实证主义在20世纪的确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动，而造成这一变动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实证主义的自我放逐，而在于20世纪理论界和思想界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持续的和有力的批判。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种批判，实证主义是很难从一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地位走向式微的。

毋庸置疑，在20世纪，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力量，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理论流派和思想传统所组成的一个“合力”。不过，在这个“合力”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其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最有力、最彻底、最具毁灭性的。实证主义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重要主题之一和根本内容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证主义虽然不是现代性在思维逻辑上的一个必然产物，但它却与现代性的那种以“确定性”为致思取向的思维逻辑保持着高度的契合性，并实际地成为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在现代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的一次全面检视和审定。这次检视和审定工作的基本目标，就在于从思维前提上，破除那种对经验性的、既有的、可通过科学方法来得到证实的所谓“纯客观性”的绝对尊崇态度，从而为自为地把握和建构人类的行动以及社会存在，提供一个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当下与未来相统合、相一致的认知框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最能够指代这个目标的概念，是“总体性”。众所周知，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延展中，总体性是一条始终不变的主线。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的建构，与其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两个相互无关的方面，而是真正的一体两面。对于这个问题，理查德·沃林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掌门人霍克海默时，曾作出过比较明确的说明：“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学科是必然地相辅相成的。没有一般观念指导的经验研究将是一堆零乱的无意义的材料堆砌，仅仅是材料本身而已。它仅仅呈现了个别的专门学科之日益不相关联的各种结果，而不是对于主流社会趋势的一致而系统的思考；像以前一样，这是一种把社会片断的当前状况提升为某个二次方程式的实践。而且，由于被提高到方法论绝对的姿态，带着对于“事实”的无批判尊重，经验主义表现了对于当下给定的社会秩序的全盘肯定。由于它禁欲主义地看待评价问题或规范问题，由于它完全忽视了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动力，它以像晚期黑格尔（纵然出于不同理由）把现实性和合理性同一起来那样而告终。因此，为了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之自我抵消的唯名论作斗争，霍克海默不得不求助于卢卡奇的一个范畴：总体性。追随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卢卡奇千方百计地把那个范畴重新引入20世纪的社会哲学话语之中。因为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由于忽视了这个范畴，受制于某种严格的知识复制理论的正统社会科学仍被指责为只是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片断及其危机四伏的性质。只有通过统一于某个理论计划，只有首先牢记作为一个性质全体的社会秩序的观点，经验研究的成果才免于堕入琐碎的和无意义的命运之中。” 沃林在这段论述中提到的“经验主义”虽然与实证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但两者在思维路向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即都致力于探讨“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都在思维前提上构成了对规范性思考和价值论的消解。而沃林也清楚而深刻地看到，霍克海默正是由于从卢卡奇那里借用了总体性概念并由此确立了总体性的思维框架，才得以与经验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作斗争。沃林从霍克海默这里所看到的情况不是一个个例，大致说来，这是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事实。

现在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批判，作为其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维度，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直截了当地归结为政治哲学。不过，这种指向思维方式的批判，却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为政治哲学在20世纪中期的重新复活与出场扫除了障碍，从而实际地构成了20世纪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准备性工作。之所以如此，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向思维方式的批判从根基上大大瓦解了对政治哲学的发展造成致命影响的实证主义，同时也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实证主义为契机而确立的总体性概念，为20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框架，而这个思维框架也正是激活和通往政治哲学的一个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前提。进一步说，总体性的思维框架之所以构成了激活和通往政治哲学的思维前提，则主要是因为“布洛赫所说的‘前面’的那种东西，在总体性的结构中得以显现出来，而这种东西，与政治哲学所假定的‘价值判断’或‘理想追求’在本质上显然并无二致。” 这样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作为其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维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是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想像的。这一批判既包含了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也必定有资格成为我们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桥梁。

二、在指向现代西方主流价值取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为绘制当代政治哲学的图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是一项综合的、全方位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仅将矛盾指向了主导现代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指向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在现代性的框架下，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就是以“效率”、“成功”、“胜利”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一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理性表现形式，就是在主体-客体的思维结构下所张开的目的-工具理性。可以说，自17世纪以来，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就一直主导着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并决定性地影响着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同时也在很大意义上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文明成就。不过，自黑格尔以来，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为人们所肯定的同时，也一直受到质疑、诟病和批判。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批判意识的形成与确立，现代性才真正开始进入人们的反思层面，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现代性才开始被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

黑格尔之后，在对现代性之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持批判态度，进而将现代性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的理论力量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占有不可撼动的一席之地。事实上，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一直保持着对这种价值取向的批判态度，而这种批判也实质性地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的揭示和批判，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触及这种价值取向，因为显而易见，在一个物化了的世界中，以效率、利润为目标的工具化思维乃是起支配地位的思维逻辑。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旗帜鲜明地把检思和批判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作为其对现代西方社会予以批判的抓手和聚焦点，这也构成了《启蒙辩证法》以及《单向度的人》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著作的根本叙事。法兰克福学派对这种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既是对以目的-工具理性为内核的启蒙理性的检思和批判，也是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之负面价值的检思和批判，在话语形式上，则具体体现为对“文化工业”、“全面的异化”、“单向度的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管理化的世界”等现代性症候的检思和批判。毋庸置疑，这些检思和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的批判理论的关键主题，也在很大意义上表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中心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在现代西方社会起支配作用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与批判，作为其所策划和发动的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极为根本的方面，实质也是我们绘制和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的一个重要视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开显出一条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以历史批判性为精神性原则和底色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

众所周知，现代性在西方社会的生成与展开，是以资本主义为实际载体和框架的，虽然在抽象意义上，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几乎所有批判，也都是指向资本主义的。就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来说，其所针对和指向的目标之一，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统治方式。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主要还是一种依附于资本逻辑的、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为实质内容的经济统治。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视，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经济统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转化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而使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成为可能的，就是现代性，特别是对于现代性具有表征意义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和目的-工具理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工具理性，在让“人”成为“物”的意义上，构成了弱化和消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斗志以及普罗大众的批判精神的阴谋和推手，而这正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施行和维持其意识形态统治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这样说来，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已经不是一种仅仅涵盖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行为方式的批判，毋宁说从中所开显出来的最根本的理论逻辑，是一条指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批判逻辑。既然这一批判逻辑触及到的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那么，将之在理论形式上归结为一条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也是不无恰当的。

进一步说，上述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理论特色和精神特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就在于都是以历史批判性为精神性原则和底色的政治哲学，从而都与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分野。概括地说，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如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复兴的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都是在“肯定式”而非“否定式”中确立起来的、以“理论建构”而非“历史批判”为宗旨的政治哲学。这种以理论建构为宗旨的政治哲学所发挥的一个实际功能，就是为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设计或修缮提供伦理规范前提，而不是本着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从根基上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和发起挑战。与这种政治哲学不同，马克思以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则绝不在于从“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出发，为一个既定的社会在制度层面上的设计或修缮提供伦理规范前提，而在于站在“历史批判”的至高点，深刻揭示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参照系而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不可自解的矛盾。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大致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检思和批判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而开显出来的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哲学，也不在于为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重建或自我完善提供价值前提和理论指导，而在于为批判乃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和确立一个可能性的角度（虽然在这个角度上所形成的批判未必是鞭辟入里的），所以简言之，是历史批判而非理论建构，构成其最鲜明的底色。在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线索上所发展起来的这种以历史批判性为底色的政治哲学，虽然通常很难进入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但在笔者看来，它却是我们完整地勾绘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特别是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所不能忽视的部分。当然，认识和把握这种政治哲学的学术意义，也不仅仅在于让我们建立起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的完整框架，同时还在于为我们跳出近代以来以“主流”自居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范式提供一个新视角。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与施特劳斯立足当代、回归古典的政治哲学在问题意识上形成了相互参照。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之所以能够构成我们绘制和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的一个重要支点，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批判本身就表征和指示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批判构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政治哲学的最大显学之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个有趣参照系。要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清晰的理解，需要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出场背景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施特劳斯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介入政治哲学的。其独特性，就在于他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回溯。他的这种回溯，通常被认为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根本背叛。不过，正是这种“背叛”，让他旗帜鲜明地建立起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的内核，就是现代性批判。施特劳斯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要求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现代性的行进过程中，存在着只能借助于古典政治哲学才能够看清和予以纠正的根本错误。以施特劳斯之见，古典政治哲学在总体上，是一种以最佳政制为主题的德性论政治哲学。探索最佳政制的思维前提，是对事物的自然本性以及对最高和最终真理的探寻。这种探寻既代表了一种“上升”的思维方式，也代表了一种“上升”的价值取向。站在这种“上升”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至高点上审视现代性，则会发现后者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不管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在走一条“下降”路线。这条“下降”路线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实证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则表现为工具主义。施特劳斯所指认和批判的工具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质上就是西方17世纪之后所确立起来的以“效率”、“成功”、“胜利”为目标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可以说，在20世纪，对这种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批判，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施特劳斯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这种批判堪称是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本来没有实质性生活交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施特劳斯归在了同一个思想阵营。这种批判对于施特劳斯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施特劳斯以回归古典为方向来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动因之一和根本叙事框架之一。如果这一点表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心并不在于回归古典本身，而在于通过回归古典来批判以进步主义价值取向为标志之一的现代性本身，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价值取向的批判，其实就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它甚至本身就已经本然地蕴含了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中所聚焦和讲述的问题，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施特劳斯那样，在一个“古今之争”的特定政治哲学框架下来确立其批判。

三、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全方位的事件和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不仅有对现代性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有可被称作是“政治存在”的现象。对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的审定与批判，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方面作出最有冲击力的阐说的，莫过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西方的根本政治存在，在总体上审定和指认为一种“极权主义”政治。对于“极权主义”政治，作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的马尔库塞是这样指认的：“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中，生产机构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和公众之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有助于促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更有效、更令人愉快的新形式。……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不难看到，马尔库塞在这里是基于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检视，来指认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据他的检视，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以技术为中介的严密体系，亦即一个典型的技术社会。技术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不能在技术本身的界限内来认识，毋宁说需要在政治统治的层面上来理解。换言之，技术在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已经具有了政治统治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而由于技术构成了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所以这个社会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技术政治。这种技术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极权主义，故而这种技术政治，也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政治。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不是一个瞬时的政治现象，而是代表了现代西方的根本政治存在。

进而言之，马尔库塞之所以将这种技术政治审定为极权主义政治，倒不是因为这种政治的作用力来自于技术，而是因为技术发挥政治作用的方式，具有极权主义的特点和性质。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发挥政治作用的方式，在于其潜移默化但又无比强大的抑制性机制。通俗一点讲，这里的抑制性机制是指：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越是给人创造出便利的物质性条件并使人越有可能得到充裕的物质性成果，人就越是会信任、依赖、服从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也就越是会丧失多样化的个性需求以及自由的理念与行动，最终听命于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管理体系和政治统治系统。“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 如果说技术在发挥政治作用时所具有的这种抑制性机制，制造的是一个以技术为逻辑起点的同质性和齐一化状态，那么依马尔库塞的分析，这个机制所具有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和性质，就是显而易见的。

不难看到，马尔库塞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所检视出来的以技术为中介和前提的极权主义政治，作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实际上指的就是意识形态统治。在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中，科学技术所具有的职能，就是意识形态的职能。而马尔库塞对这种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延展中，这个批判是一条几乎没有中断的主线，马尔库塞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这个批判予以主题化处理，并由此将之推向一个高点。在此意义上，马尔库塞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检视、指认和批判，其实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中的一个个例，相反它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在指向现代西方政治存在时的一个共识性的聚焦点，虽然卢卡奇等人并没有使用“极权主义”这个术语。

如果结合上文论述可知，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以技术为中介的极权主义政治的指认和批判，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指示和代表着那条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以历史批判性为底色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指认和批判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蕴，还展现在其他方面。具体地说，这一以“极权主义”为目标和矛头的指认和批判，本身就指示着当代政治哲学在复活和走向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核心议题，概括地说，也就是如何通过批判极权主义，来拯救人的自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借助于阿伦特这个重要的参照点来加以解释。

众所周知，阿伦特是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最主要论题，就是极权主义批判。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建基于她关于人类活动的理论。在阿伦特看来，人类的活动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虽然这三种类型的活动都可以成为政治的前提，但最能体现政治之本质的是行动，这是因为行动具有复数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质，而这两个特质在彰显自由之品格的同时，也体现着政治的本质。但阿伦特认为，20世纪的西方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基于工作的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活动类型的标志性思维逻辑和展开方式，是制作（making）。而制作的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建立一个有起点有终点的、首尾如一的融贯性结构。这个融贯性结构，就是导向和制造极权主义的一个框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体系想要证明，行动可以以任何假设为基础，在融贯一致的行动推演中，特殊的假设会变成真的，会变成实际存在的现实。作为融贯行动之出发点的假定可以要多疯狂有多疯狂；行动总是以制造事实为结束，而事实到那时总是‘客观’真实的。于是，最初仅仅是个假设，可以被实际的事情证实或证伪的东西，在融贯行动的推演中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反驳的事实。换句话说，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公理并不需要像传统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明真理；它也根本不需要符合在行动一开始被给定的客观世界内的事实；行动的过程如果是融贯一致的，它就会发展下去，直至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内，假设变成了公理性的和自明的。” 阿伦特在这里是要告诉人们，极权主义并不是远在天边的东西，它其实就体现在随处可见的、由制作所建立的融贯一致的行为结构中。由于工作和制作在20已经成为大行其道乃至占统治地位的活动方式，所以20世纪的西方政治，也已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退行为一种极权主义政治。

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拯救自由。自由是整个20世纪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主题，也是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和落点。对于自由的重要性，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作过一个特别说明：“真正说来，自由不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而为人所知晓的领域，是政治领域。直至今日，无论我们知不知道，当我们谈及自由难题的时候，政治问题以及人是一个天生被赋予了行动能力的存在者的事实，都总是在我们的心中浮现出来；因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能力和潜能当中，行动和政治是唯一我们如果不至少假定自由存在着，就根本无法想象的东西。如果不是或隐或显在涉及到人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就几乎不能碰触任何政治话题。此外，自由不仅像正义、权力或平等之类，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中的众多问题和现象之一；而且，自由实际上是人们在政治组织内共同生活的理由，只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变成了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如在危机或革命年代。没有自由，政治生活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政治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自由，它的经验场所是行动。” 如果说阿伦特在这个说明中，将自由认定为政治的前提、基石和内核，那么她的极权主义批判最后以自由问题为落点之一，就是顺理成章的，而通过批判极权主义来拯救人的自由，自然也就构成了她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无论就理论基础而言，还是就传统归属来说，在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之间，都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同。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共性，也值得我们注意。之所以说在它们之间存在共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都是将批判的对象命名为“极权主义”，同时更是因为，他们在对极权主义所作的诊断以及在对自由的诉求上，并无根本差异：阿伦特从工作、制作和极权主义逻辑中所梳理出的融贯性结构，与马尔库塞从以技术为中介的极权主义政治中所看到的同质性和齐一化状态，大致说来，指涉的是同一类现象和问题。这类现象和问题的实质，就是抹杀自由个性和多样化存在样态的同质化逻辑的延展。从这个情况来看，马尔库塞对极权主义予以批判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解构这种同质化逻辑，来为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政治方案。而这一点，与阿伦特并无二致。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上的共性，是一种深层次的共性。这种共性的深刻根基，并不在于它们在问题意识和理论设计上的偶然巧合，而在于时代和历史的重大现实问题给理论家们提出和赋予的共同使命和任务。可以说，以同质化逻辑的延展为重要特征的极权主义的泛起，是在法西斯主义猖獗和人类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走向对他者的征服的20世纪所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检省与审察，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属于一个时代的理论家们的共同任务。由此可见，通过批判极权主义来拯救人的自由，并不是独属于阿伦特的一个政治哲学议题，而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感的时代性议题，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参与到有关这个重大政治哲学议题的批判与阐发中，虽然马尔库塞等人在其极权主义批判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使用“政治哲学”这个词汇。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上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是站得住脚的，而从这个方面来挖掘和开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也必定是富有成效的。

作者简介：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