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哲学不是有连续历史的一些学派和一场运动，也没有一套共同分享的哲学议题及其哲学立场，而是发展了一种做哲学的特殊方式，其突出特征在于其方法论方面：追求真理和知识，尊重科学和常识，运用逻辑和反思语言，避开宏大议题和哲学体系，注重清晰和精确，强调论证和辩护，投身学术论战，由此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中国哲学家可以从分析哲学那里学习如何做哲学，例如：淡化学徒身份，开启对话模式；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体研究；少用修辞手法和材料铺排，多构造一些翔实的论证。通过学习分析哲学的方法论，或许我们能够把当代中国哲学做得更好。

【关键词】做哲学；哲学问题；独立研究；对话模式；论证；辩护

 

在中国，“成名成家”是一件大事，因而“哲学家”被说成“有系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建构了独特哲学体系的人”。但在英语中，“philosopher”却没有这样郑重的含义。根据韦伯斯特词典，“philosopher”（哲学家）是，“1a：寻求智慧或启迪的人，如学者、思想家；1b：学哲学的学生；2a：这样的人，他的哲学观点使得他更容易平静地面对麻烦问题；2b：某一特定经验领域中的理论阐述者；2c：从事哲学建构的人”。在本文中，我把“哲学家”理解为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包括大学里的哲学教师、期刊或出版社的哲学编辑，以及其他以哲学学问和思考见长的人。近十多年来，国内哲学界不少人都意识到，中国哲学家不能只从事“诠释”和“重构”工作，如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对过去大家学说的整理，对相关传统的阐释和重构（如果把重点放在对某种旧诠释的批评，或者提出新诠释并对它们作论证和辩护，那也是在做有原创性的哲学研究），至少有一部分哲学学者要去从事“建构”或“创构”的工作，即独立地研究哲学问题，提出哲学观点和理论，对之进行论证和辩护，并与同行展开对话和论战，套用吴晓明的话说，中国哲学要有“自我主张”。这种观点正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哲学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认同：不仅要在中国学哲学（studying philosophy），而且要在中国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中国做哲学？本文将重点说明，在做哲学时，中国哲学家可以从分析哲学那里获得不少方法论资源。它分为四节：第一节，什么是分析哲学；第二节，淡化学徒身份，开启对话模式；第三节，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体研究；第四节，少用修辞手法和材料铺排，多构造一些详实的论证。

本文并不否认：除了分析哲学外，还有别的哲学形态，如欧洲大陆哲学和传统中国哲学，有可能为中国哲学注入活力，使其获得新的发展，在当代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哲学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本文旨在强调：哲学作为一项理性的事业，无论做什么类型的哲学，无论以哪种方式做哲学，都要受到一些共同的方法论约束，例如：清晰、严格、准确、一致，以论证的方式讲道理，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让读者易于理解和把握，而这些正是分析哲学的长处所在，是我们可以从它那里学习的东西；通过学习分析哲学的方法论，或许我们能更好地做当代中国哲学。

一、什么是分析哲学？

什么是分析哲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众说纷纭。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波尔查诺是分析哲学的曾祖父，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祖父，罗素和摩尔是分析哲学的开创者。随后，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提出逻辑原子主义，其特征是诉诸理想语言分析。20世纪30—40年代中期，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学派奉行逻辑实证主义，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为代表。随后，有牛津和剑桥的日常语言学派，以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格赖斯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由于“二战”期间，很多维也纳学派成员移居美国，以及蒯因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学在美国哲学界逐渐成为主流，进而支配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整个英语哲学界。随后，分析哲学从运作方式、议题设置、学说立场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早期有一些或大或小、或严格或松散的学派，后来很少有这类学派的踪影；早期主张拒斥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灵哲学等，后来这些哲学分支在分析哲学内部得到全面复兴，甚至成为一时的研究重点。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巨大的演变面前，几乎不可能从学派、议题、立场等方面去找寻分析哲学的共同特征。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从方法论维度去刻画分析哲学的特征，例如弗罗斯达尔认为：

不能求助于特定的哲学观点或哲学问题，也不能求助于特定的概念分析方法来定义分析哲学。相反，使它凸显出来的是一种研究哲学问题的特殊进路，其中论证与辩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在这方面分析哲学才区别于哲学中的其他“流派”。

索姆斯也指出：

需要谨记的是，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性学说，不是一种精确的方法论，也不是与作为浪漫主义、有神论和绝对唯心主义的变种而保存的传统哲学的彻底决裂。相反，分析哲学是源于弗雷格、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不连续的历史传统，其特点为：尊重科学和常识，确信逻辑和语言对于哲学的相关性，强调论辩的精确和清晰，怀疑先验的形而上学，把真理和知识的目标提升到激发灵感、道德提升和精神慰藉之上——此外，分析哲学还具有专业分工的特点。

这就是说，分析哲学不是有连续历史的一些学派，也没有一些共同分享的哲学议题，更没有一套贯穿始终、被广泛认可的哲学理论。分析哲学的“家族相似”在于其方法论方面：分析哲学家共享一套方法论准则和一系列做哲学的方法。更直截了当地说，分析哲学不是一套特别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样式，提供了关于如何做哲学的一套特殊的方法论。

二、淡化学徒身份，开启对话模式

分析哲学的一个特点是：以研究哲学问题为主，提出观点和理论，通过相互之间的对话甚至论战，不断纠偏和纠错，从而把研究向前推进和引向深入。例如，维也纳学派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后来，斯特劳森通过区分“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蒯因通过区分“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和“本体论承诺”，达米特通过揭示二值原则背后所隐藏的实在论立场，克里普克通过对本质主义的辩护和发展，不断证明形而上学甚至在自然科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等等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由此导致形而上学研究在分析哲学阵营内得到全面恢复，甚至成为主战场之一。再如，维也纳学派诉诸分析—综合的二分去说明自然科学与逻辑和数学的区别，以便维护其激进的经验论立场；蒯因批判包括分析—综合区分在内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提出整体主义的知识观；斯特劳森等人回应蒯因的批评，为分析—综合的二分辩护；克里普克提出三组区分：必然—偶然属于形而上学，先验—后验属于认识论，分析—综合属于语言哲学，它们可以重叠和交叉，例如有“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由此引发了当代分析哲学中关于这三对范畴的新的系统研究。由此可见，分析哲学的研究范式是：哲学问题，独立研究，新的观点或理论，对话和论战，更深入的系统研究……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界的研究范式是：哲学人物，哲学经典，整理、阅读、理解、诠释、解说，哲学史，或许还包括哲学教科书。“用学术史研究取代学术研究已是当今较为普遍的趋势：研究哲学史却缺乏哲学眼光来对待生活，不关注现实伦理行为而沉溺于爬梳伦理学说史，隔膜于现实审美经验却独尊美学史，不关涉文学经验的文学文献史与文学理论史……”这导致当代中国哲学中带有原创性的哲学论著很少，凤毛麟角。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家长期居于“学徒”地位，不是当中国古人的学徒，就是做外国人的学徒。这种现象当然是由很多复杂且深刻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不可挑战的官方正统，也成为开科取士的范本和依据。以后文化人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到“我注六经”上，即使有自己的话要说，也常常让其隐匿在“注疏”之中。其次，近代中华民族遭受巨创，文化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引进西方的科技理论和人文思想，即所谓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主要以介绍、传播为主，且大都囫囵吞枣，即使介绍也很浅显，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再次，新中国成立后，哲学学者基本上都在学习、理解、注疏、解说、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经典著作。20世纪70—80年代改革开放，国门重新打开，各种西方哲学书籍和理论如潮水般涌入，哲学学者又把大量精力投放到对这些新东西的阅读、理解、吸收、翻译、介绍、传播上。最后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从事哲学研究的主力是大学教师（当然也有各级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而大学首先是教育机构，大学教师必须讲课，通过哲学源流的爬梳、哲学经典的解读、哲学大师的介绍等等，来向学生传授哲学知识，培养哲学人才，哲学史书和其他哲学教科书的编撰就成为他们的主业，若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他们独立的哲学探索活动。

当下，已经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吴晓明指出：

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一个决定性转折，即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取得其自我主张。对于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来说，它的自我主张同时是容受性的。这意味着，它在广泛的对外学习中要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

我认同这种观点，并提出若干条支持性理由。首先，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是研究机构，除教学外，它所担负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生产知识和创造思想，不断刷新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不创造，无刷新，无进步。其次，通过很多代的学术积累，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也有很多外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很不错的年轻学者，至少对一部分中国哲学家来说，可以淡化学徒身份（之所以提“淡化”而不是“摆脱”，是因为：学习、理解、消化、吸收古今中外文明成果始终是必要的，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参与到跟古人和外国学者的学术对话中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要对话，必须先有“话”可说；无“话”可说，只能是单向的传输和教授。有学者辩解，先“搞清楚”和“弄准确”再说。但此说法大可商榷，因为新文献如山呼海啸，新人如雨后春笋，它们不是固定在那里，而是在不断生长中，“搞清楚”“弄准确”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若坚持它们的优先性，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别人研究哲学，我们研究别人的哲学。不，我们应该与别人一起研究哲学！最后，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我们要继续强化我们的硬实力，也要提升我们的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的）走出去，获得国际上的理解和认同，营造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并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我们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研究，其关键词是：问题意识、独立思考、平等地位、对话模式。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先前已有这样的研究）从学理方面研究那些艰深的传统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个体同一性、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身心问题、是—应该问题（规范性之源）、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意义和指称、公平与正义，等等。即使研究这些问题，也要在当代语境下进行，利用新的认知材料，使用新的方法论资源，与其他学术共同体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研究当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例如在一个国际冲突不断加剧的世界上，我们如何通过交往、对话和论战，来塑造出最低程度的重叠共识，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各国人民能够彼此和谐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在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的情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类的眼前利益与长远生存的关系？在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探讨它们所提出的认知挑战，如量子力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也要研究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和政治伦理挑战。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向其他文化原原本本地讲授儒家伦理，更要以其他文化能够理解的方式讲授，还应特别关注它们在当代社会，特别是西方文化中所面临的挑战。在我看来，儒家伦理把过多的道德重负加诸个体身上，似乎个人通过修身养性就能成圣成己，就能造就一个和谐社会，而严重忽视了道德伦理的社会维度——我们如何建构出一套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其中有尊严、有道德地生存？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代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讲授，去伪存真，推陈出新，作出新的理论发展，开拓出道德伦理的新局面。

三、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体研究

通常认为，欧洲大陆哲学偏重于人的社会生活，其特点是入世的、思辨的、浪漫的，常带诗意，可以提供有关人生的启迪；分析哲学则偏重于科学和常识，运用逻辑，反思语言，强调清晰和精确，强调把关于某一问题的道理讲深讲透，不仅要提出支持性理由，而且要回应反对意见。但一篇论文和一本书的篇幅有限，其作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资源有限，分析哲学家无法按所秉持的学术标准去处理那些宏大的议题，也厌弃去构造那些学理不足、漏洞百出的哲学体系，而热衷于就某个具体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常常很技术化。这样做当然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一方面，分析哲学研究比较细致详实，具体深入，颇多新见；另一方面，分析哲学研究也显得过于琐细化、技术化和专业化，导致与社会大众的疏离，颠覆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的传统形象。

根据库恩的理论，科学发展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交替进行。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分享一组共同的问题、一些共同的背景理论、一些共同的假设，秉持共同的学术标准，在此前提之下，去从事补漏洞、解难题、推演其他具体结论的工作，把已有的科学理论往深和广两个方向推进。这个时期的科学研究大体上符合分析哲学所倡导的那套方法论——在一些具体的假设下演绎出一系列推论，然后交付观察和实验去检验。但在科学革命时期，已有的科学范式遭遇到难以消化的坚硬反例，其根本性假设和原理遭遇到巨大的挑战，导致部分科学家去思考原有范式在哪里出了问题，构想抛弃旧范式、建构新范式的可能性和大致路径，以及新范式的大致框架，这个时候，从事技术性工作的科学家就变身为科学哲学家，他们投身于根本性思考和宏大叙事，就假设、原理、原则、方法论问题展开辩论。这表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对宏大论题的宏大思考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精细研究和宏大叙事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和当代）的特点是，特别热衷于就宏大议题作宏大叙事，有时候也不乏洞见，但常常流于空疏，立得住的哲学建树很少。或许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大学问”，所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内的“大问题”，所讲的就是抽象、普遍的“大道理”。翻开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尽管详实、深入、细致的研究性文章近些年在逐渐增多，更常见的却是下面两类文章：一是对某位传统和新近哲学家的思想介绍和诠释，或对某个新近流行趋势的综述和评论，或对某个新近学说的整理和介绍，很多文章即使在做介绍工作时，也粗枝大叶，只勾画大体轮廓，缺乏必要的细节，其末尾的评论常常不着边际；二是就一些特别宏大的议题提出构想，“挥手指方向”，但底下却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真正有价值的洞见。下面列出一本重要文摘期刊近些年选载的一些“好”文章的题目：“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的未来，人类的未来”“诠释学的中国化：一种普遍的经典诠释学构想”“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面向新时代的发展哲学”“中国哲学元理”“超级现代性状况及其体验”“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中西古今之争的前提批判”“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和伦理”“概念拜物教批判”“作为不可能任务的现代性”“美好生活的哲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哲学理论如何引领时代”“走向新时代：生态文明抑或信息文明”“天人合德：性善与成己”“文化哲学的当代视域及其理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儒家文化基因的当代承继”“洞穿现代启蒙的神话”，以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人民’语义与国家建构”“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等等。按国外学术期刊的标准，这样大的题目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能把控得住和谈得清楚的，或许就不该成为一篇学术论文的题目。在一篇万字左右的文章中谈这样大的题目，当然只能抽象地谈，泛泛地谈，并且简单谈谈也就算了，无法深究。而学术发展的路径常常是：围绕一个具体的题目，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长期地思考研究，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去谈，从正反两个维度去谈，一直把它谈成一个系统、严格、周密、明晰，甚至可操作的理论，当然也是一个可供批判性讨论和评价的理论。

为了避免分析哲学琐细化和中国哲学宏大叙事的双重弊端，我认为可以采取中间道路：面对真实的问题（最好是具体的，也可以是宏大的），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要谨记这样的告诫：把能够说的尽可能说清楚，把暂时说不清楚的尽量往清楚方向去说。以往的中国哲学界缺乏对话和学术论战，各位学者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论著很少去读，或者读之后既不引用也不批评，学界同仁各自成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共同体。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论著只是介绍和诠释，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观点；或者仅就特别宏大的议题发表了一通议论，没有仔细的学理阐释和严格系统的论证，别人即使想与其作者对话和论战，也不知道从哪里论起。因为与他们商榷，无非通过以下途径：批评其观点不正确，指出所明确使用的某个前提不正确，所隐含使用的某个假设不正确，从前提推出其观点的过程在逻辑上无效。如果既无明确的观点，也无严格的论证，辩论就无从发生。再次强调指出：要对话和论战，必须先有“话”可议，有“论”可辩。学术论战以精细的原创性研究为前提。

四、少用修辞手法和材料铺排，多构造一些详实的论证

不少中国哲学论著还有一个特点：多材料的铺排，多用修辞手法和美文学笔调。一篇文章，一次讲演，就某个主题，铺排了很多材料，列举了从古至今哪些名家就此说过哪些话，表达了什么样的意见，末尾再谈点自己的感想，或作一点无关紧要的评论，文章和讲演就结束了。关于这个主题，作者或讲演者自己究竟有什么看法，为什么有那样的看法？有什么支持性理由？这些理由如何经由论证组合在一起？该想法遇到哪些异议、难题和困境？如何回应？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少涉及。还有，中国有长期的美文传统，历史上的范文都是一些短章，理讲得不多，但气势很足，余韵悠长，这都是靠比喻、隐喻、排比、对仗、留白等修辞手法营造出来的。这也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把话说漂亮，把文章写漂亮，花很大的气力去遣词造句，而花较小的气力去认真说理。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中国哲学论著的一大缺点，与分析哲学论著构成鲜明的对照。

分析哲学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围绕一个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把该观点及其支持性理由讲充分、讲清楚、讲准确，为达此目的，会设定很多限制条件，从句里面套从句，弄得句子很长很复杂；为了避免一厢情愿的思考，还要考还要考虑反面意见，由此就需要构造论证和反驳。弗罗斯达尔指出：“分析哲学的特征在于论证和辩护”，“反思的平衡最接近我在关于分析哲学的讨论中所谓的论证和辩护”。他进而把按分析哲学方式作论证和辩护，提升到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的高度：

我们应该从事分析哲学，不仅因为它是好的哲学，也因为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

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同伴采纳我们自己的观点时，我们不应该通过压制或修辞的手段来达到。相反，我们应该说服他们按自己的思考拒绝或者接受我们的观点。这只能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达到，其中，他人被认为是自主的和理性的生灵。

这不仅在个人伦理方面，而且在社会伦理方面是重要的。在我们的哲学写作和教学中，我们应当强调论证和辩护必定要担当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将使传播谣言的政客和盲信者的日子更难过。这些谣言注定经受不起批判性的考察，相反经常能诱使群众变得偏执和狂热。理性的论证和理性的对话对于健全民主制而言是重要的。在这些活动中教育群众也许是分析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

我赞同上述说法。论战和辩护之所以事关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是因为哲学以追求真理和知识为目标，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一位哲学家思考的好坏要靠对其思考过程的仔细考察来评判。每位哲学家都要保持必要的理智谦逊——我自己可能想错了，或许想得不够全面或不够深入；也要对其他同行保持必要的尊重——他们在探索过程中与我一样真诚，在理智上也足够优秀，他们不理解或不赞同我，或许是因为我在某些地方出了差错，或许他们想得比我更全面或更深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他同行进行认真的对话，一起平静地、仔细地、深入地说理，把相关的道理讲清楚。这是哲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是关于哲学研究的德性伦理学。把这种哲学惯例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去，将会有益于整个社会走向理性化和文明化。如徐贲所言：

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形成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公共话语逻辑和说理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

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家有必要放下身段，沉下心来，围绕一个主题，提出观点和理论，认真、仔细地讲一番道理。（在先秦哲学中，荀子或许是第一位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围绕一些论题讲道理的哲学家，所撰写的篇章大都有明确统一的主题，有围绕它展开的立论和驳论，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在讲道理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以下环节：

（1）严格地定义关键性概念。哲学研究是编织相互支持的信念之网，而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则是这种信念网上的纽结，它们起着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当进行哲学写作时，有些关键性概念或许源自作者的生活经验或生命体验，或许源自作者的长期阅读和审慎思考，它们对作者而言可能是很清楚的，但对于与作者不一样的读者却未必清楚。我作为读者，常有这样的阅读经验：所读文献中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个句子似乎也大致读懂了，但读过一段文字、一篇文章和一本书之后，掩卷而思，就是不明白它们究竟在说什么，其中的逻辑关联是怎样建立的。造成这种阅读和理解障碍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其中关键性概念以及包含这些概念的命题的意思不清楚，缺乏明确的意义边界。为了替像我这样的读者着想，有必要明确和严格地定义所使用的关键性概念，澄清包含它们的关键性命题的准确意思，搭建一个进入作者思想的公共平台，尽管对所有概念和命题都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2）提炼出鲜明的主题思想。撰写一篇哲学论著，总要围绕某个主题来进行，关于这个主题作者总要说点什么。要把想说的意思清楚、准确地陈述出来，先放在文章的开头，作为论证目标和论证起点；再置于论文结尾，作为整个论证的结论。读国内有些哲学论著，写得像聊天似的，以叙述为主，铺排很多材料，娓娓道来，有不错的感悟和体会，但缺乏严格系统的论证，读过之后不大明白它究竟在说什么，讲出了哪些道理。这种写法在社会大众那里或许很受欢迎，但在专业共同体中却可能遭受质疑。当然，不同的论著完成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读者群，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能够受到读者欢迎和认可，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3）给出支持性论证。弗罗斯达尔指出：

……我有一个非常包容的哲学观。顶级的艺术工作是哲学的，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哲学问题，并激发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以系统的方式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哲学就应运而生了，追踪它们的结果，看看它们如何与我们对其他事物的看法相适应，并且通常将绘制出一个系统的整体。因此在我看来，系统性是哲学的核心，也是使哲学成为论证性的东西。

论证的中心意义就在于“将之前分散的东西编织为一个整体”。

塞拉斯也谈道，“抽象地表述，哲学的目标就是理解在可能最广意义上的事物如何在可能最广的意义上相互关联在一起”。

（4）适当回应反对意见。哲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理智合作的事业，要在学术共同体中进行。在做哲学建构时，不仅要考虑自己怎么想，还要考虑其他同行怎么想。在进入对某个主题的研究时，先要大量阅读前人和同时代他人已经发表的文献，把他们的工作当作自己的研究起点或思考背景。在形成自己的想法和作出正面论证之后，还要考虑对这些想法和论证已经有哪些反驳意见，或者可能有哪些反驳意见，并针对其中最主要的异议作出答辩。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哲学文本，有一种近乎标准的写作格式，即论题和论点——对论点的正面论证：给出支持性理由；对论点的反面辩护：回应反驳意见。分析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许多论文也采用这种写法，如他的论文《多种语言和语言》（1975）共有32页，前面仅用10页提出关于语言的“正题”“反题”和“合题”，后面22页全部用来回答反驳意见，共计回答了26条，它们或者是由他的同事在私下交流中提出的，或者是在先前的公开讲演中听众提出的，或者是他本人构想出来的。通过这些回应，他进一步澄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完善或强化了对它的论证。

（5）少用煽情的修辞手段。身为一本学术期刊副主编的刘良华指出：“学术论文的陈述不可避免地隐含作者的价值追求，这使论文写作总是不同程度地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但是，学术论文写作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学术研究虽不可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但最好使写作接近‘零修辞写作’状态，即尽可能保持‘不介入’‘不动心’的白描风格。”他进而提出了八条具体建议。要严格实施它们还真不容易。

最后谈一点我的感想和体悟。选定了一个文章题目，就几乎选定了一种言说方式，该题目就会对其言说方式构成“绑架”。例如，若选定一个大话题，就注定只能抽象地谈，泛泛地谈，主要表达作者的观点或态度，最多讲一点“大道理”，而无法深入、细致地展开。具体就本文而言，它虽然严厉批评中国哲学界就宏大论题做宏大叙事的习惯，但它本身就是一种“宏大叙事”，它在以它所批评的方式展开论说。所以，选择论文的题目不可不慎。而且，如库恩所论及的，在科学革命时期，某种类型的宏大叙事又是必要的——对先前范式的根本性原理提出质疑，对未来的新范式提出前瞻性构想……这或许是学术性写作的两难困境，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学者都不得不在其中挣扎，并选定自己的偏好和路径，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

在我看来，论证对于哲学具有双重重要性：对于论述者来说，论证能够使他自己的思想走向深入、深刻和全面、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他能够通过客观检验论述者的思考过程来判断后者思考的好坏，从而获得进入后者思想的通道。这是因为：（1）论证有助于揭示哲学概念和命题潜在的逻辑含义和逻辑关系，其结果是：原先认为没有逻辑关系的，通过论证揭示出其隐藏的逻辑关系；原先认为在逻辑上一致和相容的，通过论证揭示出其隐含的冲突和矛盾。（2）有些哲学想法泛泛而论或许十分在理，但一旦通过论证使其严格化和精确化，把它们置于与其他观点的有机统一之中，就可能发现它们漏洞百出，甚至根本不能成立。纠正错误会导致哲学思维的正确化。（3）论证还有助于不同哲学观点的比较和辨识。当一种哲学观点以十分粗略的方式呈现时，意义模糊，弹性很大，很难把握，也不能把它与其他哲学观点严格加以比较。但一旦通过逻辑论证使其精确化和严格化之后，就可以弄清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进行相互比较和相互批判。

至于具体的论证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常常需要把它们组合起来使用。例如，有演绎论证，即从所接受的原理、原则推演出一些具体结论；有归纳论证，即从所观察到的诸多经验现象中抽象、概括出一般原理；有溯因论证，即先作出某个尝试性假设，从中推演出一系列可供检证的结论，由许多结论有效倒推出原有假设很可能为真。还有思想实验，它们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进行的，不借助任何物质手段，只是一套纯粹的概念推演或逻辑操作；常被用来质疑或证成某个哲学论断或学说，由于涉及某种构想的具体情景，还具有简明、直观、生动的特点，作为哲学论证的手段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作者简介：陈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人文社科讲席教授，2018年当选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专业领域为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具体研究领域包括：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知识论、逻辑学史、分析哲学史、中西哲学比较和美国实用主义。

文章来源：《哲学分析》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