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现代众多“文明”论者的论述角度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论述，充满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精神。一方面肯定“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对于人脱离自然、野蛮、狭隘状态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人类进步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恶。马、恩在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中，实际上还揭示了文明具有“代差”与“种差”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活化马、恩的文明观，在凹凸不平的真实文明地貌里展开文明交流互鉴的活动。

【关健词】资本主义 文明 内在张力

一、“文明”的概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张力

汉语中的“文明”概念，以及与文明概念相应的文明观念，出现得比较早。以《周易》一书为例，“文明”概念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或600年就出现了。而华夏观念以及华夷之辨的观念中所体现出的对于华夏“文明”的自许与追求，则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甚或更早。但与现代西欧资产阶级的兴起相适应的现代文明观，在中国则出现得较晚。就西方学术界的观点来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文明”作为一种现象被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并且以“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来讨论文明的诸现象，始于18世纪中后期。而将“文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件比较晚近的事情，大体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

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成熟时期的文明观，其核心内容是尊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在社会工具方面，是以现代的机器制造为核心。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是为了简单的生活资料交换而展开的。由现代资产阶级推动并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使得人类的财富像魔术般地从地下喷涌出来，但由此带来的巨大环境破坏，人类的物质生活奢华、惊人的浪费，也使得所谓的“现代文明”表现出某种不可持续的系列征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从其诞生起，就包含着两面性：一方面，它要摧毁欧洲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与欧洲的封建制贵族进行革命；另一方面，他对下层劳工阶层又采取无情剥削与压榨，甚至以非常残酷的手段从事新的贩奴运动。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明外衣掩盖下的赤裸衳的不文明、反文明现象，有着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说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此处所说的“文明世界”，其实就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自我标榜为文明世界，把中国等其他非工业化国家称为野蛮世界或半野蛮半文明的世界。但他们做出的反人类的事情本身——强制印度种植鸦片，又向中国强行推销鸦片的行为与做法，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文明”的。在该文中，马克思对被称为野蛮人或半野蛮人的大清时代的中国政府与所谓的文明人组成的英国政府，做了比较性的叙述：“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此段文献中的“文明人”显然是一种具有嘲讽意味的语言。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马克思斥责英帝国的侵略者道：“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作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文明”这种特定社会形态的“文明”，也采用具有反讽意味的语调加以评述：“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显然，上文中的“文明过度”“资产阶级文明”等短语中的“文明”一词，都带有一定的反讽意味。它实际上暗含着对资产阶级文明外衣下掩盖着的非人性的、不合理的财富占有与支配方式的野蛮内容进行批判的意味。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持一种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一方面，他们承认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对于人的解放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残酷、虚伪的一面。就“文明”概念的内在张力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二人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明的“代差”概念，但在他们一系列有关“文明”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文明“代差”的观念原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类似的表述还有：“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另外，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印度征服的结果时，就有区别地分析了当时英国征服印度与历史上其他民族军事征服印度的不同，说道：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摧毁了印度的文明。

上述三则文献中，马、恩将文明与野蛮、半野蛮对举，并认为文明有较高与较低的现象，因此揭示并承认文明发展过程中有“代差”的现象。但是，马、恩等经典作家并没有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没有将处于高势位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文明性绝对化，而是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客观进程与人类的道德情感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人全面解放的理论高度来思考、评价人类文明进程中“恶”的辩证、积极意义。如马克思在讨论古老的亚洲农业文明被现代英美的工商业文明所征服时，就表现出辩证的历史主义态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英国的军事与现代工商业的入侵，破坏了传统印度“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摧毁它们的经济基础”，“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从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敬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从上述较长的一段引文可以看到，马克思一方面谴责披着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外衣的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侵略与破坏，对印度人民所遭遇的痛苦表示深切的道德同情，但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印度村社制度下印度人民的麻木、在身体与精神均被奴役下的生存方式，也给予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而这种同情与批判的双重态度，恰恰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待“文明”问题时所持的历史辩证法态度。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明史的进步、人类的自我解放，并不是采取一种直接的“进步”形式，而是与一种极其残酷的破坏形式一同展开的。从人类的道德同情心来看，传统印度社会村社形式的瓦解，使人难过；但这种看起来无害的传统村社方式，将人限制在非常狭隘的生存环境之中，而且也让人缺乏对于普遍的人类的认知，是需要被更加先进的生产和生产关系所取代，进而将人从狭隘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因此，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就是这样交织着道德的感伤与人类理智对于人追求解放的普遍要求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到，追求文明的进步，或者文明化的过程，就与人的解放的根本要求相一致。文明形态更迭的历史合理性，就必须与人的解放、人类精神的丰富性的根本要求保持内在的逻辑一致。否则，面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若因为否定简单的单线进步的观念，而连带地否定人类文明发展的事实与相关的真理性认识，那么，我们对人类社会“文明”现象的评价将会进退失据。

二、马、恩对文明进程中“代差”“种差”现象的揭示及其理论意义

“多元文明”的说法，可以是平面化的一维的表达，即不同形态的文明或不同文明形态。如果略加思考并略作区分，“多元文明”的说法里，包含着基本的两元，即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而形成的“代差”文明，与大体处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种差”文明。所谓“种差”文明，举例言之，人类社会在游牧时代的不同类型文明，在西欧封建制社会与中国秦汉以后大一统帝国时代的农业文明，大体上可以视之为“种差”的文明，或曰文明的种差。而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差异，就是“代差”的文明。当游牧民族在以强力打败农耕文明的民族或古典的国家时，往往被处于先进农业文明的民族或古典的国家在文化上所同化，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被汉化，甚至后来的蒙古、满清两个王朝，最后都被先进的中原农业文明所同化，从民族的角度说，即被汉民族的文明所同化。对于“代差”文明之间这种战胜与被战胜之间的辩证关系，孟德斯鸠较早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从中国风俗、道德、法律的内在混一状态的认识出发，试图揭示传统中国为什么被异族征服后，其风俗、道德、法律长期不变的内在原因。他说：“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它的法律。在那里，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变了。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渐地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要比被征服的人民被他们所同化容易一些。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比孟德斯鸠说得更明白，如马克思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解读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征服现象时说道，这一次的征服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这样新的征服者，“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接着马克思与他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观点说道：“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作为一个从文明发展质量角度来思考的“代差”概念，不仅适应于文明发展阶段大跨度的文明现象，似乎也适应于同一种文明形态内部的不同阶段。以我们现代人较为熟知的现代工商业文明为例，第一阶段是以煤为动力，第二阶段是以电为动力，现在正追求可循环的新能源为动力。而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等角度，也可以从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不同“代差”关系的角度加以认识（只是往往不用这个概念，而是工业化版本1.0、2.0、3.0等说法来区别阶段差）。因此，作为文明分析框架的“代差”概念与观念，有助于我们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感，而且在解释文明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有利于说明文明的发展历程，避免单纯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平面化的解释，从而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人的解放的真理性要求不至于淹没在具体的民族、国家的兴亡现象之中。更进一步，作为文明分析框架的“代差”概念，可以从技术（工具）、社会制度（民主与专制）以及综合性经济与社会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不同角度加以考量。相对于新石器而言，人类开始制造木质工具的文明形态，显然高于新石器文明阶段，而铁器时代的文明也较青铜时代的文明要更为发达一些。即使面对人类文明中最为复杂的“宗教”现象而言，“代差”的概念亦有其用武之地，如相对于原始宗教而言，各种人为创设的宗教则处于高阶的文明阶段。而在人为创设的不同宗教类型之中，经过现代工商业社会精神洗礼过的基督新教，则从整体上处于高阶的现代宗教阶段。而没有完成世俗化的伊斯兰宗教，则会面临更多的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挑战。处于发展高阶的文明形态，是否其文明的内容都是进步的？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文明”现象也适应于用辩证的眼光来加以审视。上文所引现代欧美文明对于东方社会以及拉丁美洲的殖民过程，就可以部分地说明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工商业文明在全世界的推广，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文明化运动。但在文明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卑劣物欲与贪婪，以及人性的贪婪与阴暗面的影响，在文明化的过程中犯下了诸多滔天的罪行。对于现代资产阶级所自我标榜的“文明”，以及自称是文明人、文明社会等自我美化行为，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揭露和批判。从马克思对“文明”一词的反讽用法中可知，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中有很多野蛮、伪善的内容。当现代资产阶级用枪炮攻击别的农业文明古国，杀戮那里的人民，强奸那里的妇女的时候，现代资产阶级为了他们的钱袋子而表现出来的野蛮，与古代社会杀人的野蛮，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表现得更为无耻。他们打着文明征服野蛮的旗号征服殖民地国家，抢劫、掠夺殖民地人民与国家的各种形式的财富。现代资产阶级利用市场经济的形式，把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发展起来的、丰富的文明内容，变成了简单而赤衳衳的金钱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代文明的内涵变得简单而乏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的无耻与冷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衳衳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自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批评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罪恶：“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从上述马克思批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诸多罪恶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并重视人类多元文明成果的价值与意义，后者要求充分尊重不同民族文明对于人类的正面价值与意义，肯定人类文明的自身成果，以保持人类文化的多元、丰富的内容与色彩。这既是有鉴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单一性与野蛮的内容，又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明观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力求将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消化、吸收到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之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文明自身提出的历史性要求。当资产阶级文明相对于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时，其进步意义是明显的。但资产阶级披着文明的外衣粗暴、赤裸裸地掠夺、抢劫、压迫世界各地人民、本国人民时，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与伪善的一面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而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秉持一种狭隘的“认同政治”与狭隘的“认同文化”的观念，实际上是要将本来丰富、多元的人类文明单一化、基督教化与美国化。这与美国的母文明——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相比较起来，也是一种严重的背离。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现实问题就是，由现代资产阶级所发展出来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果实，如何能够让全体人民共享，仍然是一个没有过时的现实问题。恩格斯当年对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批判，对于今天发达的美国而言仍然适用。恩格斯说：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就现实的情况看，当前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医疗系统，但其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截至本文的统计时间为止，是全球最高的。美国执政集团根本没有把这些数据当一回事，并且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各种冲突，以便为竞选制造有利的舆情，同时以掩盖面对疫情的无心与无能。而美国社会至今还有五千多万人口没有保险，奥巴马政府用八年时间推进美国社会的全民社保工作，几乎毫无进展，特朗普政府一上台，首先废除的就是此项惠及全美国人的社保项目。美国人在自己的社会中都无法共享现代文明的巨大成果，更不用说与全人类共享文明的成果了。特朗普集团在国际社会公开宣扬美国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原则——美国利益优先。可见，我们提出的“共享”的文明观念，根本不可能被自私自利的美国统治集团所理解，更不用说让他们接受了。恩格斯还说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仿照恩格斯当年批评英国对于印度殖民的效果，我们也可以说，当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被工业的无产阶级取代以前，世界各国人民就很难收获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进步的真正成果。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全球环境的态度就可以显出资本主义文明自私自利的本质。他们通过资本与技术的手段破坏了本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但却不愿意为人类环境这一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的保护买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尖锐而又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意思是说，没有相应的社会革命，科学技术的成果与工业生产也不可能造福于广大人民。他们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的现代资产阶级及其组成的所谓“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我们通过当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肆意阻挠与打压，就可以看出融合了金融帝国、高科技帝国和军事帝国于一身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破坏着具有真正意味的自由贸易，是如何在阻挠真正有利于世界人民生活的全球化的经济与技术潮流的。他们中的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看到了“地球村”时代的现实，却无法也不可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处于高阶发展地位的文明，从整体上说会替代低阶的文明阶段，但并不是在一些具体的历史阶段，总是会处于胜利的地位。这一点也需要与文明史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社会保守主义势力及其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文明理论与哲学思维上有两大明显的漏洞：一是混淆了文明的“种差”与“代差”的关系，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还混淆了差异与矛盾两个概念的不同；二是抹杀了不同文明中的“阶级”存在因素。他夸大宗教差异在文明分类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并将宗教的差异看作新的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掩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科技、发达的金融资本来控制、必要时血洗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真实罪恶。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的确表现出了某些文明的面孔，有比较完善的法治、比较良好的社会公共福利，整个社会有比较丰富的公共产品的供应。但这一切都是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剥削的基础上实现的。对此，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副嘴脸：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难道曾经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在今天，国际金融资本都在伺机进入中国，洗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防范美国金融大鳄以自由开放之名义进入中国，进而掏空中国的实体经济，是有道理的；任正非与华为企业不接受美国投资公司的资金，也是有道理的。而当前美国政府两党团结一致，并联合国际资本的力量绞杀华为公司，正是以资本家为主体的美国文明本性的体现。尽管今天中国已经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掠夺本性仍然是一贯的，并没有改变。他们制造各种借口批评、诬蔑中国，其目的就是掠夺中国的财富。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主义“垄断”性质的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的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应当承认，不同形态文明之间是有矛盾的——无论是“代差”形式的差异，还是同一发展阶段文明的种类形式上的“种差”——但并不一定就因此导致相互冲突。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里，分析了英国的工业织布产品为何在中国没有销路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无法满足英国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棉布推销，没有这种需要。再加上对传统服式的偏爱，使“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障碍，而中国农民所需要的具有厚度与强度的粗斜纹布，英国的工业产商不能生产，也不愿意生产。因为这种布的用料要高过他们布匹用棉重量的三倍，而售价又不高。因此，现代商业文明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矛盾的。而现代工业资本家与商人，就用强力来迫使中国人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文明的进步是伴随着现代工业与商业资本家的恶劣发财的欲望，并借助军事武力来开道的。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在不需要英国商品的同时，却可以接受俄国的商品，“一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就千真万确地一直运销到沿海。”这就表明，只要资产阶级不是去追求更高的利润，满足他们贪婪的追求百分之一百、二百，甚至三百利润的金钱欲望，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差异文明之间的矛盾的。但现代资产阶级追求自己绝对利益与利益最大化的生产与消费的目标，以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自私自利的本性，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他们从差异中寻求和谐的动机。历史的合理性在于：中国的农民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人，他们需要被解放，需要发展其他方面的能力。他们应该有空闲的时间，他们的家人也应该如此。但是，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人的解放这个问题上，现代资产阶级披着现代文明的外衣，采取了最野蛮的杀人越货的方式，同时还无耻地在被杀的人民头上安一个“野蛮人”的罪名。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一定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与历史前进的辩证法这个根本原则，否则，我们就会迷失历史研究与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方向。

三、马、恩文明观在当代中国文明学领域里的活化

无论是“代差”关系的文明，还是“种差”关系的文明，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不同形态的文明之间都应当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和平共处，渐进发展。这是“文明”概念，以及“文明”现象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马、恩的文明在当代中国文明学领域里的活化。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其内在的本质要求是：以尊重人，适应于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式来让人类摆脱野蛮的状态。因此，处于“代差”高阶的文明，理应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对待处于低阶文明中的人，而不是采用近代资产阶级殖民的方式，大肆抢劫、血洗处于低阶的农业文明，乃至处于狩猎阶段的少数部落。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有关不同文明相处之道的论述，就特别具有时代的意义。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中，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文明的视角。他说道：“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他又说：“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2016年1月21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重要演讲中，习近平说道：“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地，有着色彩斑斓的文明和文化多样性。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相互学习、交流、互鉴，是人类多元文明的相处之道。尊重差异，从他者的文明学习好的东西，以丰富自己文明的内涵，是所有文明应当保持的一种谦逊而又积极的态度。农业文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节约，既重视适当开源，又十分重视节流。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丰裕的物质与精神产品，但也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造成了巨大的环境负担，已经表现出种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就此而言，现代的工商业文明应当向古老的农业文明学习与自然打交道的智慧。不同的宗教文明、文化之间，也是如此。当代中国政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设想。这一设想，为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性目标。围绕此一理想性的人类共存的目标，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多元文明并存的现实状态，中华文明与他们的相处之道至少要做到以下五点：其一，紧扣“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词，针对不同的语言环境、对象，可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或其他区域性的命运共同体，以克服当前美国政府提倡的狭隘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关系论的弊端，努力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人民的认同，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倡不同类型“共同体”之内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互鉴，促进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形成。可在“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新文明高度下展开经济、科技与教育、文化等具体层次的交流，最后展开差异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文明的交流。

其二，以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为切入口，大力提倡生态文明，践行生态文明，并通过生态文明的窗口，尽可能团结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力量，以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为契机，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以生态文明的高级文明形式为切入点，展开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层面、科学技术层面的合作与往来。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搞经济合作与开发的同时，一定要把“生态文明”的观念纳入其中，坚决拒绝先破坏后保护的陈旧经济发展模式。

其三，面对当前世界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文明差异的现实，即面对具有“代差”与“种差”的文明客观现象，提倡多元、平等的文明观，主张并践行包容、开放的文明观。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共产主义文明理想要以全人类文明为自己发展前提的广博胸怀，实际上可以克服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狭隘性。而在面对此一领域或方面的问题时，应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的思想资源，丰富而立体地塑造我们爱好和平、珍视和平、重视和谐的国家形象，以新型的文明国家形象赢取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和支持。同时，加大对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明传统中重视和平、和谐的文化与思想资源的挖掘，通过“求同”的方式，暂时搁置差异与争议，尤其要消除文明“代差”中所表现出的“文明歧视”观念，细致地处理文明“种差”中的一神论宗教与无神论、泛神论、无神论宗教（如佛教）等宗教文明之间深刻而隐秘的差异，努力区分并积极地去寻找处于“代差”与“种差”状态之下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在阿拉伯世界、希腊的讲话中，将中阿、中希等“代差”文明中相近的思想观念放在一起来讲，就是寻找不同文明之间最大公约数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学术讨论与对外宣传的过程中，中华学人与媒体人，都需要认真、细致地处理两种类型差异下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切入点与公约数。其四，团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中国的文明观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复兴，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大的社会效应与社会影响力，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目标，以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促进这一地区的宗教对话，以宗教对话、交流互鉴，深化该地区的文明对话、交流互鉴，进而逐步化解该地区的国家、民族与宗教之间的长期冲突，逐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其五，加强对“文明”问题的学术研究，分别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科学技术文明、物质文明等不同层次文明的角度出发，有层次、有步骤地展开文明交流互鉴的活动。一般来说，物质文明层面的交流与互鉴比较容易展开，可以先行启动；精神文明层面的文学、艺术等学术的交流相对而言也比较容易展开，可以在学校、教育机构、文艺团体之间先行推进交流活动。但要在精神层面展开交流，形成认同，则比较困难，尤其是宗教观念方面的认同，难上加难。需要经过长期的物质与学术交流，在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一定的政治互信之后，才可以展开更深层次的交流。科学技术文明，利用现代的知识产权与专利制度，也可以较为合理的展开，最难以展开的是制度文明层面的交流互鉴。这一层次的文明交流互鉴可以放在最后阶段，在两个大的文明体之间建立了足够的政治互信之后，再来展开制度层面的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因此，在如何开展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问题上，由易到难，分层次、分领域的展开，将是一条可行的现实主义道路。

四、结语

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因互鉴而相互提升。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活动，可以促进人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全面增进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并为政治互信提供最广泛、最坚实的民意基础，进而为不同层面、形式上的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精神基础。在当前蓬勃兴起的文明学研究的新思潮过程中，重温并努力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学术界一项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的学术任务。本文在此只是初步探索，不足之处，还请学界同道予以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吴根友，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道家、中国政治哲学、比较哲学。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