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应用伦理”成为哲学门类下单列的专业硕士授权学科，这意味着应用伦理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到了十分重要的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领域、生态环境领域、科学技术领域存在着以牺牲公平而加快效率、以破坏环境而发展经济、以违背伦理而创新科技等问题，在其他诸领域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生态文明的进步、医疗、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综合体制改革内生了对应用伦理学的召唤”。对这些现实的伦理难题的反思和处理，依赖于应用伦理学运用伦理思想资源和基本原理，考量不同领域伦理难题的特殊性，对传统伦理资源进行调整和转化，均衡多方的利益诉求，谋求价值共识，以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而应用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应用伦理教育的发展，应用伦理教育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普及应用伦理学识、繁荣应用伦理学术、提升应用伦理学科、培养应用伦理学人四重蕴意。

作者简介：李建华，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伦理学基础理论、道德心理学、政治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云兵兵，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18期

一、普及应用伦理学识

教育的首要目的和功能是“传道受业”，将传统积累的丰富浩瀚的知识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给一代一代的学习者，使其能够在赓续传统中学以成人，以达到文明延续和文化创新目的。因此，应用伦理教育的首要意义便是普及应用伦理学识。应用伦理学识的普及是培养应用伦理学人的前提，而培养应用伦理学人则是繁荣应用伦理学术，进而提升应用伦理学科的基础，在此意义上，普及应用伦理学识之于应用伦理教育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应用伦理学所面对部门或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应用伦理学不是简单地将普遍伦理原则直接运用于某个特殊领域。在社会的不同部门或领域，存在着因其行业特殊性而特有的伦理难题，因而应用伦理学在处理现实的伦理难题时，就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些所谓“金规则”的普遍道德原则，而是需要在现实的伦理困境和普遍伦理原则之间来回双向反思，寻求适用于特定领域的价值规范。应用伦理学识的普及可以使得人们对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伦理难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也可以展现出伦理思想资源如何与现实伦理问题相结合。换言之，应用伦理学对象的多样性就构成了普及应用伦理学识的现实需要，也意味着普及应用伦理学识是发展应用伦理的基本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引荐欧美的应用伦理学著作，也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问题编写了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应用伦理学教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甘绍平的《应用伦理学教程》、《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卢风的《应用伦理学》、任丑的《应用伦理学》等。这些围绕应用伦理学基本知识而写作的教程，都对应用伦理学所涉及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法律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细分领域进行了大致的研究和讨论，为普及应用伦理学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文本依据。在应用伦理教育中，通过对应用伦理所涉及的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学视角的分析，可以展现出不同领域所面对的伦理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对应于不同领域的伦理规范建构的可能路径。

对于立志于从事伦理学学术研究的人而言，普及应用伦理学识有助于增加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具体认识，增进其对不同领域具体道德难题的了解，开拓视野，而非局限于伦理学一般性问题的探究，使其对伦理学知识的体认更具有整体性和现实感，为其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提供学术视野和理论基础。对于非伦理学学科的人而言，普及应用伦理学识应当被视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普及应用伦理学识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伦理学视角下的具体学科门类的基本样态及其面临的现实伦理困境，使其深化对自身所处的具体学科领域及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理解。如果不同领域的从业者都能够具备基础性的应用伦理学知识，那在面对诸领域具体伦理问题时，通过协商程序而达成普遍的价值共识就具有更为深厚的智识基础。

二、繁荣应用伦理学术

20世纪60、70年代，应用伦理学在欧美等国家兴起，有其特定的理论和历史背景。从伦理学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时期，自20世纪初以G.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为标志的元伦理学，在经过近半个世界的蓬勃发展之后，因其仅仅关注于伦理学核心概念的涵义分析或价值判断的逻辑推演，而缺乏对道德生活伦理困境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受到人们的诟病。从现实道德生活来看，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时期，“公民权问题、性伦理问题、福利道德问题、生命伦理问题都成为公众争论的主要议题，社会开始划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绝对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基于这一特定的理论和历史背景，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家庭婚姻关系等诸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道德困境和难题，对这些道德困境和难题的处理，依赖于应用伦理学针对在传统伦理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间进行来回的反思和调整，构建具有现实合理性的价值规范体系。因此，应用伦理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需求。在此意义上，繁荣应用伦理学术，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伦理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应用伦理学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经济、法律、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变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学者们围绕着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本质特征与理论内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学术讨论。就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本质特征而言，出现了关于应用伦理学学科独立性与是否有本质的论争。孙慕义、韩东屏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因传统伦理学具有的实践属性，因而应用伦理学不过是对传统伦理学的现实运用，并未跳出传统伦理学的范式。邓安庆则强调应用伦理学“风格的彻底多样性和本质的无法统一性”，认为“在后现代的全球民主化社会中，应用伦理学要保持其 ‘应用性 ’，只能面对‘道德悖论’无本质地保留对所有差异性的尊重和开放”。而甘绍平、陈泽环、卢风等学者则认为应用伦理学具有其独立的学科性质和统一的本质特征，进而形成了“基本价值观论”、“程序—共识论”和“原则应用模式论”三种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将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诸多领域的道德难题纳入到应用伦理的视阈中，形成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法律伦理、科技伦理等具体部门和领域的伦理学研究，为这些领域的道德冲突的消除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或提供了消除冲突的可能路径，以人类整体的基本价值取向，规范和引导具体领域内部实践活动的开展。

应用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打开了众多应用伦理学视阈之外的新兴领域，在这些领域因技术的变革而存在新的伦理问题，研究对象的扩展要求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要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聚焦和回应现实问题。二是在中国近四十年的应用伦理学发展中，学者们没有就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本质和理论内容等达成某种基本共识，因而“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系统架构，这使得关于应用伦理学的讨论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此而言，应用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演进需要面向不断扩展的具体现实生活领域及其伦理困境，在处理伦理困境中反思和调整固有的伦理规范原则，达成新的价值共识，进而为构建应用伦理学自身独特的基础理论架构提供思想资源。

应用伦理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应用伦理教育过程中的学术讨论、应用伦理知识的传授、应用伦理思维的塑造以及应用伦理学人的培养，可以起到繁荣应用伦理学术的效果。具体而言，在应用伦理教育过程中，应用伦理学基本知识的传授，会塑造学生以一种伦理学的眼光审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和独特的生命经验。首先，应用伦理教育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应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使其对自身所在学科和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打开了一种伦理学的视阈。他们在未来或许不会从事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工作，但其应用伦理学的学识修养，为不同领域在达成各自领域伦理规范时奠定理知基础，进而使得应用伦理学学者在面对不断扩展的具体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困境时，不至于手足无措，而更容易在商谈对话中达成伦理共识。其次，在教学中的学术对话和讨论环节，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和携带自身独特生命经验的个体，可以以应用伦理学的视角去重构自己在不同领域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思考和建构起某种价值共识。在这种对话讨论的过程中，一些新的观点就可能得以呈现，且这些经验都是具体和真实的，从而赋予应用伦理学以鲜活的生命力，提高内容的创新性，推动其基础理论建构的形成。除此之外，应用伦理教育通过对应用伦理学经典著作的讲授，培养学生在应用伦理写作时，遵循科学的学术规范的意识，养成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以推动应用伦理学术的规范化，进而提高学术讨论的水平和质量。可以说，一种科学合理的学术规范与评价标准的塑造对应用伦理学术的长远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总而言之，应用伦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更离不开应用伦理学人的参与和辛勤工作，应用伦理教育可以塑造良好的学术风气，督促人们遵循科学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培养出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应用伦理学人，以此推动应用伦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三、提升应用伦理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显著，学科建设也逐步建设和完善。从中国人民大学组建独立的伦理学教研室以来，全国各高校的哲学学科都陆续建立起伦理学教研室，为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自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世以来，标志着我国开始形成面向中国现实境况和问题的伦理学理论体系。《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面向伦理学学术研究的学术期刊的创办，则为伦理学学术的繁荣，学科规范的建立，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伦理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都在诸多学人的不懈努力中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为伦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应用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多领域的现实伦理困境的凸显而愈发显示出其生命力。“应用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生命医学伦理等当代世界性热点领域的应用伦理研究得到快速发展，相关成果急剧增加，一些方面的研究已经融入国际学术前沿，产生了显著的国际学术影响”。[6]但相较于应用伦理学在不同部门和领域的迅猛发展，其在学科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应用伦理学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就其学科性质、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而言，尚未得到明晰或存在多元化的取向，导致学界缺乏一致的共识，这使得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缺乏一个共同交流讨论的学术平台，阻碍了不同具体领域的应用伦理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不利于应用伦理学科的发展。其二，应用伦理学科的建设没有很好地将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学术资源进行相互融合，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伦理学知识之间存在较大鸿沟，各具体领域的专家与伦理学学者之间难以达成真正的沟通和共识，造成了应用伦理学自身蕴含的跨学科的特性没有真正凸显出来。其三，应用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因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性而实现了自身理论的建设和完善。但应用伦理学在我国的学科设置上，没有独立成为一门二级学科，而仅仅是从属于伦理学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不利于应用伦理学科独立性的发展，也阻碍了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应用伦理学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特色鲜明的、具有独特科研优势的应用伦理学科建设。

发展应用伦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中国伦理学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整体发展，以达到提升应用伦理学科的目的。首先，通过发展应用伦理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应用伦理学工作的青年学者，人才队伍的壮大为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各具体领域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一部分青年学者可能致力于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构建应用伦理学的学术共识；另一部分青年学者可能从事于各具体领域的应用伦理研究，而随着各具体领域应用伦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展开，则会为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具体的案例和经验。另一方面，要提高应用伦理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就需要有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应用伦理学的谱系和体系，它们具体表现为得到普遍认可的应用伦理教程，这就要求学者们应当就目前应用伦理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的不足进行讨论和深入研究，在应用伦理学科性质、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谋求基本共识。其次，发展应用伦理教育，要体现出应用伦理学独特的学科特性，即学科的交叉性和复合性，这就要求在应用伦理教育中要兼顾各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伦理学知识，在两者之间实现相互平衡和有机统一。通过发展应用伦理教育，使得伦理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学习和了解不同具体领域的基础专业知识和伦理难题，而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学生也可以学习和了解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在相互交流和讨论中，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应用伦理学人才，彰显应用伦理学科的交叉性和复合性。最后，发展应用伦理教育，则势必要求应用伦理学提高自身的学科独立性，进而要求在学科设置上设立独立的应用伦理学学科点。应用伦理学学科的独立发展，为培养应用伦理的科研队伍，确立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应用伦理研究的独特优势，提供了重要的学科基础。这使得应用伦理能更好地面对现实问题，处理伦理难题，提供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进而推动应用伦理学科的发展。

四、 培养应用伦理学人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因而，培养应用伦理学人是应用伦理教育的应有之义。这里的“学人”包含了应用伦理学的专门人才和应具有伦理情怀与素质的其它高级专业人才。培养应用伦理学人才是普及应用伦理学识的直接目的，也是繁荣应用伦理学术、提升应用伦理学科的基本前提和必由之路，因此，培养应用伦理学人贯穿于应用伦理教育的全过程，也是应用伦理教育的根本目标和灵魂之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范围和内在的结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也由此凸显出许多社会现实的伦理困境和难题。“如当前中国的效率与公平、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社会诚信、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环保与发展的冲突、网络安全、教育公平，以及高新科技应用引发的道德问题等等”。这些现实的伦理困境和难题，需要寻求应用伦理给予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因此，培养应用伦理学的专门人才，组织专业机构，对处理和应对这些伦理难题，关切具体的现实道德生活，回应中国当下的道德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必要性和紧迫性。

立德树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的核心，以其对教育目的高度凝练的概括和表达延续至今，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引导着现代教育的发展。但立德树人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共同塑造的道德生活差异的影响，被赋予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多样化的具体内涵，对于立何种德与树何种人都有极具差异性的阐释和要求。在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体现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导的基础上，以修身养性达至圣人的目标导向，具体表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立德树人则表现为以马克思关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为引导，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古代社会与现代中国关于立德树人具体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展现出各自的特殊性。但两者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将立德树人视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手段，而忽视了作为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发展需要。因此，“我们还需要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去思考，进而超越简单地适应社会的单一维度，实现 “树人”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价值取向的统一，也即 “树人”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统一”。在对立德树人概念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对应用伦理旨在培养何种应用伦理学人这一问题作出更清晰和全面的回答。从应用伦理教育的视角出发，立德树人具体表现为培养具备应用伦理德性和思维并兼具跨学科背景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应用伦理学人需要具备应用伦理的德性和思维，对传统伦理学知识有深入的学习和储备，对现实的伦理问题形成敏锐的感知，才能够以一种应用伦理的态度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伦理难题。应用伦理学人需要兼具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对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的熟悉和掌握，才能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现实的伦理问题之间，作出有效性的反思与具有现实性、可靠性、可行性的伦理判断。同时，需要其他专业人培养过程中开设与专业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课程，培养伦理情怀，提高伦理素养。

应用伦理教育旨在培养跨学科的交叉型、复合型的应用伦理学人，这既有“手段”的考虑，也有“目的”的考虑。新时代背景下的应用伦理学人，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诸多领域不断涌现出的伦理难题，需要通过在传统伦理理论与现实问题之间的来回反思，对多方利益的权衡考虑，提出一套适用于特定领域特定问题的伦理价值规范，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在此意义上，应用伦理学人的培养是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伦理学发展提出的时代需求，因而是一种从社会整体层面对个人发展的要求。但应用伦理学人的培养，也应当被视为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发展中都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而处在社会高速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现代社会，在诸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更为突出。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生活之中的个体，个体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个人也必须时刻面临社会各领域中的伦理难题。因此，应用伦理学人的培养实则是在多元融合的社会背景下，个人关切社会现实问题，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进而更好地参与道德生活和践行道德实践，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应用伦理教育的四重蕴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普及应用伦理学识是培养应用伦理学人的基础和前提，培养应用伦理学人为繁荣应用伦理学术提供了人才资源，而应用伦理学术的繁荣与应用伦理学科的提升又相互支撑。因此，通过应用伦理教育的开展，可以推动应用伦理学整体而全面的进步，使其更好地实现关切社会现实问题，参与现实道德生活，推动道德实践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服务社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