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在日本典藏的丰富程度可以比肩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经典文献的收集为日本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世纪初叶的留日学人，依据日译本大量转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译本的转译。文章首先梳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德文首版的编辑出版过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珍稀文献在日本的典藏状况。其次，通过阐明上述经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翻译传播，试图为读者呈现1920-193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出版的盛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翻译传播产生的深远影响。当学界为理解某些概念产生分歧时，或许日译本仍能为我们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日本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翻译和传播；转译

作者简介：盛福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EGA2的编辑出版。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最初作为西学东渐的一个支系，传入日本略晚于西欧各国，但在日本的翻译传播整体上早于我国。1920年代初，一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借欧洲留学的契机，收集购入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珍稀版本，其中不乏马克思生前的签名赠书，形成了与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竞相购买的奇观。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在日本典藏的厚度可以比肩荷兰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经典文献的收集为日本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世纪初叶的留日学人，依据日译本大量转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译本的转译。以下，本文首先梳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德文首版的编辑出版过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珍稀文献在日本的典藏状况。其次，通过阐明上述经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翻译传播，力图为读者呈现1920-193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出版的盛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早期翻译传播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在日本的典藏

《共产党宣言》首次公开出版于德国革命前夕的1848年2月，直至1872年于莱比锡出版新的德文版为止，封面或扉页上注明出版于1848年且出版地为伦敦，迄今为止，可以列为首版考察对象的德文单行本主要有以下三种。（1）封面上的德文标题为：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标题下方依次印有出版年月：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出版于1848年2月）；呼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出版地：London（伦敦）；最下方三行小字分别印有印刷地点和印刷人：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 von J.E.Burghard（印刷于“工人教育协会”的办公室，J.E.布格哈特）以及出版地址：46，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利物浦大街46号，主教门）等信息，没有标明作者。因有23个印刷页，被学界称为“23页本”。（2）封面上印刷的出版信息与23页本相同，因有30个印刷页，被学界称为“30页本”。（3）封面上除德文标题外，同样印有出版日期：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出版于1848年2月）；出版地：London（伦敦）；下方的印刷所为：Druck von R. Hirschfeld, English & Foreign Printers（(R.赫希菲尔德出版，英文和外文出版社）；出版地为：48, Clifton Street, Finsbury Square.（克里夫顿大街48号，芬斯伯里广场）；最下方还标有1848的年份。它有24个印刷页，因出版社的名称为Rudolf Hirschfeld（鲁道夫•赫希菲尔德），被学界称为“赫希菲尔德版”。

除上述三个单行本外，《共产党宣言》还曾于1848年3月3日至7月28日，分13次间断性地连载于每周五出版的《德语伦敦新闻——关于政治、文学和艺术的报纸》（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Blätter für Politik, Literatur und Kunst）上。刊载的刊期分别为第153期、第154期、第156期、第158期（以上刊载内容为第1章），第159期、第160期、第162期（以上为第2章），第165期、第166期、第167期、第171期、第172期（以上为第3章），第174期（第4章）。首次刊载的标题为Manifest der Communistischen Partei，第二次开始改为Manifest derkommunistischen Partei.笔者将此连载版称为“《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

（一）《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及其在日本的典藏

上述三个单行本外加《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哪个版本方能称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首版，国际学界有过探讨。关于赫希菲尔德版的印刷所，麦瑟尔（W. Meiser）曾做过详细的考证。首先，赫希菲尔德首次启用伦敦的地址（48, Clifton Street, Finsbury Square）是在1856年，1861年12月4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曾在第6页第Ⅲ栏刊登过该印刷所破产的消息，由此可以推断希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的印刷时间并非其封面上所注的1848年2月，而是1856年至1861年间；其次，1860年秋天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的印刷所同为R.赫希菲尔德，马克思在该书中抨击泰霍夫时曾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有可能为了扩大影响，马克思以此为契机选择在R.赫希菲尔德再次印刷了《共产党宣言》；再次，列斯纳（F.Leßner）曾在1897年回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时提到的“60年代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版的第2个伦敦版”，指的正是赫希菲尔德版。由此可见，赫希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极有可能是《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出版后，该出版社于1861年前后再版印刷的版本。

另外，《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的底本是23页本还是30页本？根据库钦斯基（T.Kuczynski）的调查，23页本和30页本存在158处差异。其中，《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承袭23页本的有130处，和30页本一致的只有27处，而且多是一些对23页本排版失误的订正，如将Verhätnisse订正为Verhältnisse。日本学者服部文男在库钦斯基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一处可以印证三个版本传承关系的排版失误。如手稿中的术语原本为heilige(神圣的)，23页本将“l”误排为“t”，变成了在德文中不构成任何语义的heitige。《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的排版工将这一失误进一步解读为heutige，由此手稿中表征“神圣的”语义的heilige，在《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中讹变为了表征“当今的、今日的”语义的heutige。一字之错，差之千里。有意思的是，30页本承袭了《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中的失误，将heilige排版为heutige。由此，可以推导出《共产党宣言》1848年出版的3个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即23页本→《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30页本。

接下来就是关于30页本出版时间的推断。1932年出版的收录《共产党宣言》的MEGA¹Ⅰ/6卷的编辑曾认为，1848年上半年在伦敦出版的30页本订正了20余处23页本中的排版错误，23页本和30页本都可以视作《共产党宣言》的德文首版。但据麦瑟尔的推断，30页本并非其封面标注的1848年出版于伦敦的改订再版，而是1850年末至1851年初出版于德国科隆的德文新版。

概言之，1848年2月出版于伦敦的23页本是《共产党宣言》唯一的德文首版，同时也是1848年3月至7月间《德语伦敦新闻》连载版的底本。30页本和赫希菲尔德版都是从23页本中衍生的德文新版。

据日本学者桥本直树的调查，作为《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的23页本共经过4-5次加印，存在7-8种印刷异本（Druckvariante），首个印刷版本还将17页的页码误印成了23页。根据桥本的调查，23页本共存世27本，分别保存于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拜仁州立图书馆（德国），汉堡州立图书馆（德国），汉堡州立大学图书馆（德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等机构。庆应义塾大学三田媒体中心（庆应义塾图书馆）贵重图书室收藏的23页本，是目前调查所知日本收藏的唯一的《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除此之外，日本法政大学下属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藏书中有一册赫希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此书为1921年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主任约翰尼•辛里奇森（Johnny Hinrichsen）赠与栉田民藏的珍贵版本，扉页上印有“Archiv der S.P.D.”（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典藏印章。辛里奇森在签名赠书时也认为此书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首版，因此日本学界曾一度将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收藏的赫希菲尔德版视作首版。

（二）《资本论》珍稀版本在日本的典藏

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首版出版于1867年，出版社是位于德国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Hamburg）。马克思曾在1867年9月1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抱怨过迈斯纳的拖延，称将最后的校样寄给莱比锡已满4周尚未收到样书。殊不知，出版社已于马克思寄信的前一天9月11日开始邮寄，并于9月14日在面向德国书店发行的新刊手册上刊载了《资本论》出版的消息。马克思从曼彻斯特恩格斯的居所回到伦敦后收到了出版社迈斯纳寄来的《资本论》第1卷样书，于9月18日开始向列斯纳、伊曼特（P. Imandt）、菲利普斯（A. Philips）、苏勒（C. Schöller）、施特龙（W. Strohn），9月19日向波克罕（S.L.Borkheim）、比斯利（E.S.Beesley）等朋友、亲戚邮寄了签名赠书。

此外，马克思生前修订出版的版本还有德文第二版（1872-1873年），法文版（1872-1875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出版了德文第三版（1883年），英文版（1887年），根据第三版修订的德文第四版（1890年）。另外，恩格斯还根据马克思的遗稿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首版（1885年）、第二卷第二版（1893年），以及《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除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编辑出版的版本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考茨基曾于1914年编辑出版过大众版《资本论》（Volksausgabe），至1929年共增印了9次；梁赞诺夫的继任者、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首任所长阿多拉茨基（V.Adoratsky）也曾于1932-1934年间编辑出版过大众版。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首版印刷了1000册，目前世界上存世约100册。其中，带有作者亲笔签名的赠书现存世15册。据日本学者大村泉的调查，日本各大学、研究机构和私人收藏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首版多达50册，占全世界典藏量的半数，收藏机构较多的有日本东北大学（2册），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3册），庆应义塾大学（2册），京都大学（3册），大阪市立大学（3册）。其中4册为马克思亲笔签名的作者赠书，分别为（1）题赠女儿家庭教师苏勒的签名本，藏于小樽商科大学图书馆，是原校长大野纯一于1930年2月在柏林留学时花费500马克从旧书店购入。（2）题赠友人波克罕的签名本，现藏于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3）题赠库格曼（L. Kugelmann）医生的签名本，他曾为马克思修订价值论篇提供了诸多建议，现藏于二战前为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图书馆。此书为栉田民藏于1921年在德国为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收集文献时购入。（4）题赠远房表兄弟菲利普斯的签名本，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菲利普斯为享誉世界的飞利浦公司的创始人，马克思曾为出版法文版《资本论》向他寻求过资助。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印刷了3000册，法文版印刷了10000册。根据松田博的调查，日本收藏德文第二版共计43册，分别收藏在日本东北大学（2册）、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3册）等32家机构。法文原版共计31册，分别收藏在27家机构。其中，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于1873年12月30日题赠英国牧师帕斯卡尔（C.Pascal）的法文版《资本论》签名本，尤为珍贵。书中除写有马克思赠与帕斯卡尔的献辞外，还留有河上肇题赠弟子栉田民藏的献辞。这本书是由时任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副教授的堀经夫于1923-1925年留学伦敦时购入，为答谢师恩，将此书赠与了河上肇，河上为此备注了“1925年9月23日堀经夫作为欧洲纪念赠给”。1932年河上肇为躲避官府追查，曾在栉田民藏位于东京的家中避难，为答谢遂将此书提上“拜呈 栉田学兄 河上肇”的献辞赠予了栉田民藏。栉田民藏去世后，1935年，东北帝国大学图书馆接手了约7000册的藏书，并为此设立了“栉田民藏文库”。

跟随栉田文库来到东北帝国大学图书馆的还有很多珍贵文献，其中一本是《哲学的贫困》法文首版（1847年）。后经东北大学经济学部田中菊次教授鉴定此书为马克思的自用本，书中留有马克思为修订法文版写下的标注。此书是栉田民藏于1921年7月27号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获取，栉田在扉页上写有“27.Ⅶ.1921, Berlin Aus dem Archiv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T.Kushida”的字迹。如同赫希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此书应该也是时任档案馆主任辛里奇森赠与栉田民藏的赠书，内封上印有“Bibliothe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的藏书印章。收录《哲学的贫困》的MEGA¹Ⅰ/6卷也曾在《序言》中提到了该书，马克思自用本的《哲学的贫困》自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流出后，“下落不明”。德国和苏联学者当时应该没有想到他们苦苦追寻的文献流落到了日本，此书的典藏信息后来作为865号文献编入了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目录》的MEGA²Ⅳ/32卷。

栉田文库中的另外一本稀有文献是由R.赫希菲尔德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德文首版，这是马克思于1860年11月29日在伦敦题赠恩格斯的书，写有“Seinem F. Engels London.29.Nov.1860 K.Marx”的献辞。此书在MEGA²Ⅳ/32卷中的文献编号为855号。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文首版的出版及其在日本的典藏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秋至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首次完整地阐述了唯物史观。这份为马克思晚年系统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世界观基础的重要手稿在两人生前并未公开发表，“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手稿主要由三章构成，以批判对象的名字命名的“费尔巴哈”章、“鲍威尔”章和“施蒂纳”章。

就手稿的写作顺序而言，用MEGA²Ⅰ/5的符号来标记的话，最先写成的手稿是H^5a，即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反驳鲍威尔为回应《神圣家族》中的批判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中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所作的手稿。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并没有止步于鲍威尔，接下来的批判对象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采用先引用后批判的方式，写就了总量达117个纸张（Bogen）的手稿。随后从批判施蒂纳的上述手稿中抽取出了第20-21纸张和第84-92纸张，MEGA²Ⅰ/5卷将前者标为H^5b、后者为H^5c。其次，将H^5a手稿中批判鲍威尔的内容删除，一部分挪用至“鲍威尔”章。再次，为H^5a、H^5b和H^5c重新标注“1-72”的页码编号，编辑成手稿H⁵，即现行“费尔巴哈”章的大束手稿部分。组成大束手稿的三部分对应的手稿页码分别为H^5a：第1-29页（第3-7页已佚失），原为批判鲍威尔所作；H^5b：第30-35页；原为批判施蒂纳部分的第20-21纸张；H^5c：第36-72页（第36-39页已佚失），原为批判施蒂纳部分的第84-92纸张。对上述手稿进行重新编辑的主导者是马克思。

1921年1月，俄苏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负责收集和典藏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原始手稿、复印件、书籍以及生平资料等珍贵文献，首任院长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大卫•梁赞诺夫（D.B.Ryazanov）。研究院成立后，梁赞诺夫受列宁委派，多次亲赴欧洲花重金收集购买或复制资料。1925-1926年间，研究院在法兰克福设立了事务所，复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所藏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留的原始手稿和大量照片。至1930年，研究院收藏了各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原件共计15000份，复印件共计17500份。

在此基础上，梁赞诺夫于1926年创办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机关杂志《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arx Engels Archiv），旨在用德文公布马克思恩格斯未刊的手稿和研究论文。《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德文版出版地设在法兰克福，共出版了两期。第一期出版于1926年，除收录由梁赞诺夫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外，还收录了1881年2月至3月间查苏利奇和马克思之间的通信，另外还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劳工运动史的研究论文；第二期出版于1927年，主要收录了由梁赞诺夫编辑的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学界将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期中的“费尔巴哈”章称为梁赞诺夫版，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首个德文版本，使得这份手稿写成80年后终于得以面世。梁赞诺夫版在《编者序言》中列表对比了恩格斯标注的纸张页码（Bogennummern）和马克思重新编排手稿时标注的页码（Seitennummern），并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编排了手稿。另外，他在正文中复原了部分改稿异文，还在脚注中注明了马克思的字迹。自此，梁赞诺夫版开启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版编辑出版史的百年历程。

继《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后，梁赞诺夫策划了第1版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简称MEGA¹）的出版，原计划分三部分共出版42卷，1927年至1933年共出版11卷（12册）。其中，作为梁赞诺夫继任者的阿多拉茨基于1931年出任改组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并在1932年编辑出版了收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MEGA¹Ⅰ/5卷，因编辑者的名字被学界称作“阿多拉茨基”版，是首个收录包括“鲍威尔”章和“施蒂纳”章在内全三章手稿的德文版。阿多拉茨基版编排的特点是打破了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将手稿剪切成40余个片段，并按编者理解的逻辑顺序进行了再编辑，后来受到了国际学界的批判。

梁赞诺夫版于1926年出版后旋即传到了东京，时任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的栉田民藏和森户辰男于当年便完成了“费尔巴哈”章的翻译，分上下两期刊载于长谷部如是闲创刊的杂志《我等》1926年5月号和6月号。译者之一的森户辰男曾于1920年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副教授在杂志《经济学研究》创刊号上因发表了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研究》，被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罪，与执行编辑大内兵衛一同被起诉并遭停职。当时作为同事的栉田民藏、西川嘉六等人愤而辞职，史称“森户事件”。此事件后，栉田、森户和大内等人集体入职了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如下文所述，刊载于《我等》杂志、由栉田和森户翻译的梁赞诺夫版日译本，是郭沫若翻译的我国首个《德意志意识形态》汉译本（1938年）实质上的底本。《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MEGA¹在日本的典藏较为常见，以笔者曾经留学过的日本东北大学为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重镇，图书馆收藏了两套《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三套MEGA¹。

值得介绍的是栉田民藏自用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扉页上写有栉田民藏的亲笔签名“T. Kushida 1926,Tokio”，内封上留有“栉田民藏文库”的长方形收藏印章，内有栉田民藏依据这本书翻译日译本时用铅笔写下的备注和各种记号。栉田去世后，其藏书并没有全部收入东北大学图书馆或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亚洲的早期翻译和传播而言，栉田和森户译本可谓首开先河，因此栉田民藏的这一自用本对日本和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于2016年春天在东京高圆寺的都丸书店偶遇此书，现为笔者的个人藏品。

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日本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追溯至明治早期，以引介西方启蒙思想为己任的明六社成员之一的加藤弘之曾在《真政大意》（1870）中批判性地提到了共产主义（コムシュメス）和社会主义（ソシアリスメ），并将其评价为“有害的制度”（害アル制度）。明六社的另外一位成员西周于1878-1879年间写的《社会党论的学说》（社会党論ノ説）中，认为社会党理论是改造人类社会的政党学说，如德国的公共党（社会党）和俄国的虚无党皆如是也。身为基督教牧师的小崎弘道于1881年在《六合杂志》第7期收录的文章《论近世社会党的原因》（近世社会党ノ原因ヲ論ズ）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正如当今德国社会党的领袖卡尔•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现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产生困难的原因在于所有权法。所有权法是盗窃之法，资本主占有不当利益，出力者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救赎之道唯有废除现行的所有权法，组织新的社会法。”小崎将马克思理解为批判所有权法的缺陷，在分配领域为苦力者伸张正义，企图用新法来取代旧的所有权法的理论家，很难说他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了精准的把握。石谷斋藏在1891年出版的《社会党琐闻》中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还意译了《共产党宣言》正文末尾的段落。曾任日本银行总裁的深井英五在1893年刊行的《现时之社会主义》首次简略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并译出了正文末尾的段落。

明治中后期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堺利彦担当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力，在报刊杂志上零星地译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述。1910年日本发生了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受此牵连于次年被处以死刑，处于萌芽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编译在随后的几年陷入了寒冬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工业得以迅猛发展并很快占领了亚洲市场；另一方面，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增加，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境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劳资纠纷日益激化。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劳工运动再次高涨。1918年夏天不堪米价的暴涨，富山地区的妇女爆发了阻止米外运的示威集会，运动很快蔓延至关西地区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米骚动事件，工人阶级在和军队的对抗中崭露头角。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思想界也发生了剧变，1916年吉野作造开始倡导民本主义，1917年河上肇出版了《贫困物语》，揭开了“大正民主时期”（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的帷幕。1919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传播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元年，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长谷川如是闲创刊的杂志《我等》、大山郁夫编辑的《改造》以及河上肇发行的《社会问题研究》等大正民主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相继创办，二战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诞生的。

（一）《共产党宣言》首个日译本的翻译及其早期传播

《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已经被翻译成101种语言，在世界上的翻译出版热度堪比《圣经》。截止2012年，《共产党宣言》在日本已经出版了92种译本。

1904年11月13日刊登在《平民新闻》第53号第1-7版面上的《共产党宣言》是日本首次系统地翻译介绍的译本，译者为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据译者序言介绍，此翻译是为了纪念《平民新闻》出版一周年策划的，底本为塞穆尔•摩尔（Samuel Moore）翻译、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1888年），并有可能参考了由女权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伍德哈尔（V.C.Woodhull）翻译出版的美国版。这一日译本译出了恩格斯写的英文版序言以及正文的第1、2、4章，由于部分内容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欧洲政治时局以及刊载时间的紧迫性，没有译出第3章。此首译本采用了高格调的文言文体，多使用汉字词汇译制，例如将Bourgeoisie译作“绅士”，Proletarier译作“平民”。由于触及了当时新闻出版条例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款项，该报一经出版立即遭到了查封，作为译者的堺利彦、幸德秋水以及编辑发行人西川光次郎被东京地方裁判所处以每人80日元的罚金。

但堺利彦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于强权，他效仿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2年莱比锡叛国罪审判中作为证据材料在法庭上全文朗读《共产党宣言》，使其作为证据材料的一部分得以大规模出版的做法，着眼于判决书上“单纯的历史文书作为学术研究资料，即便其内容欠妥、扰乱社会秩序也可以在报纸杂志上刊载”一文，于1906年3月创办《社会主义研究》，并在第1期上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在新译本中他独自补译了第3章，并改订了先前他和幸德秋水翻译的部分译文。大逆事件发生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共产党宣言》一直被列为禁书，改造社于1928年至1935年出版的改造社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没能收录《共产党宣言》的译文。

1921年堺利彦以德文版为底本并参照河上肇、栉田民藏各自翻译的节译本，采用白话文的文体对1906年的旧译本进行了重译，大规模调整语序的同时还将《平民新闻》中的部分汉字词汇改译为片假名，如“绅士”和“平民”分别改为音译的“ブルジョア”和“プロレタリア”。但最终这一译本在战前没能公开出版，存世的只有少量复写本，后来堺利彦在竞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筹措资金将手稿卖给了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

堺利彦在自译本的序言中提到的河上肇和栉田民藏是师生关系，同时是日本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先驱。河上肇曾长期执教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我国早期的很多经济学家，如王学文、杜国痒等都曾师从河上肇。河上肇于1919年前后由研究边界效用理论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转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于1月份创刊了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他以此杂志为阵地，除了译介《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外，还写了诸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19.3.15），《<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1920.2.1）等诸多文章，系统地向大众启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知识。在1920年6月发行的第16期中，河上肇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概括为两部分，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生活的物质说明”，以引文形式译出了第一章的近半数内容，还介绍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这些关键术语我们沿用至今。除此之外，河上还将Bourgeois译作汉字词汇“有产者”，将Proletarier对译为“无产者”，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栉田民藏曾于1919年在《我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其中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引文出自他于1918-1919年间翻译完成的译本。1920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助手的他还曾以“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文书（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评）”为题，将《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发表在东大主办的《经济学研究》的创刊号上，该期因“森户事件”而遭查封。1930年大阪的劳农书房以“长谷川早太”的名义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但该书很有可能是栉田民藏未能发表的译本。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受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委派，栉田民藏和久留间鮫造赴欧洲收集购买资料，栉田去的是德国，久留间去的英国。两人带回来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其中就有上文介绍的马克思亲笔签名赠与库格曼的《资本论》第一卷首版（1867），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主任赠与栉田民藏的赫希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这是日本现存的唯一的赫希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栉田一直以为此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首版。劳农书房版在序言中提到“参考《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译出”，能参考此书译出《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的，只有栉田民藏本人。此外，日本内务省警报局为了研究作为自身的镇压对象的共产主义学说，曾于1919年和1925年先后两度秘密翻译过《共产党宣言》。

（二）《资本论》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1919年揭开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出版热潮的序幕，并迎来了三种《资本论》译本竞相出版的盛况。1919年9-12月东京经济社出版部刊行了由松浦要翻译的《资本论》第1分册和第2分册，作为首个日译本只译出了第1卷的第1-3篇，也没有注明翻译底本。同年12月绿叶社出版了以恩格斯编辑版为底本的生田长江译本，这一抄译本同样只收录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1-2篇。日本首个《资本论》的全译本是作为大燈阁版《马克思全集》的第1-9卷（共10册），即1920年6月至1924年7月由大燈阁和而立社出版的高畠素之译本。其后高畠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对译本进行了全面改译，由新潮社推出了3卷4册的新译本。1927年10月至1928年4月，在新潮社版本的基础上高畠又添加了若干修改，由改造社出版了3卷5册的改订本。改造社版是高畠译本的最终版，也是二战前日译《资本论》的定本。译者高畠素之在大燈阁版第1卷的《译者序》中称，翻译底本是恩格斯编辑的第六版，同时参照了英译本。

提及高畠译本不得不介绍一下福田德三在1919年开始策划的大燈阁版《马克思全集》。从其“内容提要”可知，全集共20卷，由4部分构成。收录的著作及翻译负责人分别是：第1部分为《资本论》全3卷，高畠素之、福田德三；第2部分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坂西由藏、寺尾隆一；第3部分的“批判诸篇”预定收录《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批判类文稿，左右田喜一郎、金子英之助；第4部分的“主张各篇”，收入包括《共产党宣言》、《论犹太人问题》在内的著作，大塚金之助。但此全集没有收录恩格斯的著作，也未按照著作的写成顺序进行编排，第3部分和第4部分的区分标准不甚明晰。第一部《资本论》全三卷的翻译原计划由高畠素之和福田德三共同担当，但福田中途退出，其他人也没有完成全集的翻译任务，日本《资本论》的首个全译本只镌刻下了高畠素之的名字。另外，除《资本论》以外，全集还刊行了第10卷（收录了佐野学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安倍浩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等）和第11卷（河野密译的《神圣家族》）。

1927年8月，受岩波书店店主岩波茂雄所托，河上肇接受了翻译出版文库版《资本论》的任务，由于要和改造社的高畠译本竞争的缘故，当年10月岩波书店就出版了河上肇和宫川实共同翻译的第1分册。但1928年随着河上肇和岩波茂雄关系的恶化，文库版《资本论》出版了第1卷第5分册后便中途夭折了，翻译至第3篇第8章。随后这一译本在1931年改由改造社出版，由于时局严峻，也只出版了第1卷的上册，收录了前12章的译文。据河上肇在《邦译本序言》中称，翻译的底本是考茨基编辑的大众版。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首个日译本

梁赞诺夫版在其出版的1926年就被栉田民蔵和森户辰男翻译成了日语，并以《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篇<费尔巴哈>》为标题刊登在了《我等》杂志的第8卷第5-6号上。1930年5月，改订后的译文作为我等社的《我等丛书》第4册付梓出版，书名改为《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等》杂志刊载的栉田和森户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译本，省略了梁赞诺夫版的《编者导言》、脚注以及“誊清稿”的前半部分。后经二人修订的《我等丛书》译本译出了被《我等》杂志译本省略的内容，还发表了由河上肇翻译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提纲》，并且转载了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中的提纲影印件。另外，栉田和森户译本译出了梁赞诺夫版中的异文，将被删除字句放入“＜＞”括号中插入正文进行了复原。

（四）两个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策划和出版

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献得以大量刊行，综合杂志上也刊载了很多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改造社等书店通过发售定价仅为1日元的“元书”推进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出版，此举颇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使学术研究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大众普及、教化民众的阶段，掀起了一轮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出版热潮。这一热潮的顶点就是两个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策划和出版。

1928年至1935年间，改造社出版了首套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计27卷32册，另外还有5册的《资本论》全译本。底本为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等人编辑的第一版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¹），翻译的核心成员有福田德三、山川均、堺利彦等，同时是世界上首套以MEGA¹为底本翻译出版的全集。改造社原计划将高畠译本的《资本论》作为上述全集的第1-5卷刊行，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最终独立于全集单独出版。除改造社版外，还有一版中途夭折的全集计划，即1928年由同人社、弘文堂、希望阁、岩波书店和从文阁等5家出版社联合策划的联盟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联盟版共计20卷，每册定价为1日元，从《内容提要》可以得知，其收录的著作共分为3部分。第1部分涵盖了政治、历史、法律、哲学、经济等领域，计划收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德意志意识形态》、《贫困的哲学》、《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第2部分计划收录《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部分为书信。每部分收录的文献按其写作顺序进行编排，联盟版的编辑体例和方针完全遵从了翻译底本即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旧版MEGA全集。拥有著作权的梁赞诺夫认为只有专业的学者团队才能高质量地完成这一学术版全集的翻译，所以对联盟版的编辑代表、时任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的高野岩三郎寄予厚望。同时联盟版还得到了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支持，此外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者河上肇亲自担纲《资本论》的翻译，给竞争对手改造社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最终由于5家出版社分工不明确、翻译效率低下以及预算紧缺等原因，联盟版未能兑现在广告中宣传的1928年7月份开始寄送第1卷的诺言。7月末岩波书店退出联盟，整个出版计划受挫，并在9月初宣告失败。

联盟版解散后，原计划编入联盟版全集的部分译稿流入改造社版。翻译质量暂且不论，改造社版很难称得上是学术性的全集。这一版全集没有采用三部制，收录著作、手稿、信件的卷本不明确，而且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存在统一的编辑方针，所以至多算是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集。究其原因，是因为黎明时期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及编撰尚不成熟。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传播对我国的影响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单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早期翻译传播而言，日本传入的途径不容小觑。

（一）经日译本转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汉译本

如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6期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上篇介绍了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下篇介绍了劳动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况。据调查，上篇的大部分内容译自河上肇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下篇的理论来源是福田德三的著作，可以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始自河上肇。另据日本学者大村泉考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首个汉译本的底本就是刊载于《社会主义研究》第1号上的译本，同时参考陈独秀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译本，改订了日译本的部分误译和漏译，如将堺利彦、幸德秋水译本中误译为“荷兰（和蘭）”的国别名Danish订正为“丹麦”。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是我国的首个汉译本，译者是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回国的陈启修。据笔者考证，陈译本收录了《资本论》的第1篇，翻译时参照了河上肇和宫川实共同翻译的岩波文库版《资本论》的第1-2分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最初的汉译本是由郭沫若翻译，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发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在《译者弁言》中称，汉译本是以1926年出版的梁赞诺夫版德文本为底本编译而成的。据笔者考证，郭沫若于1931年在千叶县的家中完成了首部汉译本的翻译，在翻译时依据的主要底本是1930年5月出版的《我等丛书》译本。

笔者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第一版书目》，并结合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三田刚史等人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民国时期总数目》等机构整理的中国译日本社会主义相关文献的目录，对1908-194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本（文）的底本、出版地点以及译者的学术背景做过详细的调查。1908-1937年，我国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共计102种，以日译本为底本转译或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日译本的汉译本占了半数以上，多达61种，出版地点主要在上海。1938年以后，以延安为根据地出版的译本明显增多，底本也由日译本逐步转向了俄文版本。

（二）翻译术语及其改译

1877-1879年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在翻译西方启蒙主义经典著作时，曾提出“信、达、雅”的翻译三原则，将Philosophy译作“爱理学”、Evolution译作“天演”、Liberty译作“群己权限”、Sociology译作“群学”。在翻译斯密的《国富论》时，关于将Economics译作“计学”给出了以下理由：“計学，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転，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輿治家。……蓋其訓之所苞至衆，故日本譯之以経済，中国譯之以理財。顧必求吻合，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有過狹，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梁启超曾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介绍严复译《原富》时曾抱怨道，“其文筆太務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読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随着和制近代术语的进入，严复译的古体翻译在现代汉语中未能定着下来。

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宣告了以中体西用论为根基的洋务运动的终结。1896年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了13名官费留学生，开启了通过日本间接汲取西学的时代。20世纪初叶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呈现出空前绝后的留日热潮，1906年高峰时期有8000余中国学生在日留学。这批留日学人不仅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受当时日本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译本翻译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研究文献。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早期汉译本的关键术语与日译本近乎一致的最大成因。如生产力（Produktivkraft）、辩证法（Dialektik）、资本（Kapital）、劳动力（Arbeitskraft）、共产（Gemeineigentum）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关键术语很多取自日译本。中日学界一般将日本学者在翻译西学时取中国古典创制的近代汉语，如“哲学”、“经济”、“社会学”等，称为“和制汉语”（「和製漢語」）。

笔者曾在一篇日文稿中论述过Arbeiter（劳动者/工人）的改译。建国后我们多将Arbeiter由和制汉语“劳动者”改译为“工人”，将Arbeiterklasse由“劳动者阶级”或“劳动阶级”改译为“工人阶级”。但当指代如前近代社会中的奴隶时，依然保留了“劳动者”的翻译。现行版的《资本论》汉译本使用“工人”代称如农业工人、产业工人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使用“劳动者”指称奴隶、个人所有者等非雇佣工人。马克思有时甚至将资本家也指认为Arbeiter，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Arbeiter als Kapitalist），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可见，马克思使用的Arbeiter并非单纯代指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工人，泛指劳动着的个人，甚至指称靠自身劳动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Arbeiter的这种一词两译，使“工人”和“劳动者”各有所指，两者之间存在清晰的边界，但有时也会遭遇困境。试举一例，如马克思在表述失去生产资料后流入劳动力市场，尚待出卖自身劳动力的Arbeiter时，使用了freie Arbeiter一词。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后，劳动力所有者拥有了双重意义上的自由，一方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资本家出卖自身劳动力；另一方面，不受任何生产资料的牵绊，“自由得一无所有”。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翻译freie Arbeiter时，面对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生产资料但离工人身份又还差一步的群体，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资本论》第一卷第4章和第24章论述了相同的双重意义上的freie Arbeiter，前者被译作“自由的工人”，后者被译成了“自由劳动者”。

四、余 论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早期编译从德国经由日本传入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的典藏也在经历这个过程。据笔者所知，很多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退休后选择将个人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献捐赠给我国的大学。如曾因“森户事件”和栉田民藏一同辞去教职加入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大内兵衛，其子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大内力将父子二人所藏的一万余卷图书捐赠给了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大内兵衛的弟子、二战后提出以“倾斜生产方式”提振日本经济的有泽广巳，在1986年就将个人藏书共计一万三千余册捐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其中就有《资本论》全三卷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德文首版，这些都是有泽于1926-1928年留学德国时购入的珍贵文献。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典藏的文献主体是服部文库，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服部英太郎、服部文男两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生前的藏书，另外还有大村泉、安孙子麟等服部文男门下学者们的捐赠，总量达2万余卷。近几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接收了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原副校长、日本唯物论协会原会长渡边宪正教授捐赠的个人藏书；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接收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原四郎的部分藏书，其中包含迄今已出版的MEGA²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全部卷次。同西方各国一样，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现在面临着教席不断缩减的困境，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1920年代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欧洲收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或原典，会以个人文库捐赠等途径越来越多地流入我国。

1920-1930年代，日译本和汉译本在翻译关键术语时使用了相同的汉字词汇，在现代版的日译本和汉译本中，同一个德语概念有时被译作不同的术语。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如Nation概念，1996年出版的服部译本依据前后文语境只有在不能将其译作“国民”或“国家”时才采用“民族”的译法，但是中央编译局译本将Nation的翻译几乎全部修订为了“民族”。再如Verkehr一词，服部文男译本承袭了栉田和森户的翻译将其译作“交通”，中央编译局译本则舍弃了郭译本中的“交通”将其改译为概念外延更为广泛的“交往”一词。如果不追溯原文，一般读者很难想到日译本中的“交通”和汉译本中的“交往”源自同一个德文概念。再如，我们现在将Eigentum分别译作“财产”、“所有权”、“所有制”等，日译本现在将其统一译作“所有”，既可以指称作为物的财产，又可以表征商品内含的社会性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当我国学界为理解某些概念产生争执时，或许日译本仍能为我们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提供些许借鉴。

※发表版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