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核心观点、重要概念等，在溯源的意义上究竟可以在哪些理论派别或具体思想中发现其最初的“踪迹”，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笔记的不断问世，不仅为这项理论溯源工作提供更为丰富的文献依据，还有望改变以往过分强调哲学线索、过分看重哲学来源的做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从来不是某种单一理论线索起主导作用的结果；从旧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始终与那些看似游离于哲学之外的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息息相关、如影相随。理解这些不同线索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之间的“聚合效应”，将逐渐揭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之谜。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起源；历史观；政治学；经济学；

作者简介：李志，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及伦理学。

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22，（06）

不论从狭义还是从广义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迄今为止仍吸引了不少当代学者参与其中，并由此形成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代表性著述。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观点、概念等得到了众多精深的阐释，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起源问题的专门研究却是极其少见的。在这些为数寥寥的研究中，有些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溯源，另一些则侧重于从话语体系、重要术语的流变这一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溯源。

客观地说，以往对唯物主义起源的追溯，多倚重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包括已出版的著作、论文和未发表的重要手稿），偶尔提及一些非经典文献（如笔记、书信）。但正如高清海所指出的，书信这类非经典文献具有一些优于著作的优点，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编纂出版工作的不断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书信和笔记不断问世，由此而来的文献学研究也直接影响了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突破以往主要依据经典文献的做法，通过经典文献与非经典文献的交叉研究，追溯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三条线索——历史观、政治学与经济学。当然，正如下文即将展示的那样，这三条线索在历史唯物主义被提出和完善的各个思想阶段上时常交错进行，与众所周知的哲学线索一道，构建了一个个生动而复杂的思想史影像。

一、历史观的唯物主义转向

顾名思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与“历史”及“历史观”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联。由此带来的进一步共识则包括两个层面：它是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与所谓的“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它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与以往的唯心史观彻底决裂。从表面上看，这些共识所包含的内容是清晰明了的，不过，根基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些共识而烟消云散，比如：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受到哪些思想的触动而离开了他们原本推崇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马克思曾针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作过一段著名的评论，其中的关键词是“直观”。基于这一点，旧唯物主义被看作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这里，本文打算引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关于这种直观性及其所带来的不彻底性的一些分析，由此理解“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何以走向“社会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正如该文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表现为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与本文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以往的唯物主义以自然及人的本性作为研究的主题，就自然与人性被看作是普遍的与永恒的而言，旧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是“无历史的”，并必然滑向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在旧唯物主义的眼中同自然环境别无二致，除了依赖人回归自身的本性就别无他法，由此，旧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是“保守的”而非“革命的”。这里的问题在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何种契机下对旧唯物主义产生了质疑并最终跳出了这种理论框架呢？

根据近年来问世的一些文献及其研究可知，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从青年恩格斯而非青年马克思开始。1839年至1842年间，恩格斯深受一个激进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几封书信里面找到一些证据。当然，在同时期，恩格斯也开始接触到黑格尔的著作——“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如果说“青年德意志”对恩格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及政治层面，那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青年德意志”与黑格尔主义在恩格斯这里的相遇所产生的影响不止于此：恩格斯“吸取了‘青年德意志’的历史考察法的主要观点。这里不仅涉及抽象理论的思想，而且也涉及对历史的态度，即以新的历史，特别是1789年后的历史为导向，并把历史编纂学理解为日常政治问题的讨论”。如果这一观点是成立的，那么，恩格斯历史观的基调在一开始就是历史科学而非历史哲学，或者说，其关注的是具体的事实而非抽象的理论。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恩格斯对具体事实的关切，同样明显地体现在1843年至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研究中，甚至于成为其后一生的理论底色。

尽管青年马克思也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但由于他最初受到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所以，他在1839年至1842年间所开展的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都带有十分明显的黑格尔哲学的痕迹。甚至夸张地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哲学反思之作，即使是那些围绕着林木盗窃法、离婚草案等主题所作的政治论文也可以纳入这个范围。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自述，他在1842—1843年首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结合上下文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这件事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如鲍威尔）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成问题的——面对具体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抽象而普遍的改良方案只能是“画饼充饥”。此时的马克思迫切需要从现实性上理解这些物质利益的问题及相关的政治问题，这就促使他开始采取历史式的而非哲学式的研究方式。这一重要的思想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于1843年在克罗茨纳赫所作的摘录笔记，史称《克罗茨纳赫笔记》。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这部笔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关系、历史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马克思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之间关系等学术问题的基本文献”。鉴于这部笔记的内容十分庞杂，这里仅提示几个关键点，以此呈现历史唯物主义起源中的“历史观”线索。

就《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主题而言，其核心是历史笔记，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法国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的笔记及研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所提供的最新文献，《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第一笔记、第二笔记、第四笔记、第五笔记都将法国史的部分作为重点进行摘录，而且，马克思还专门编制了一个有关法国历史及法国革命史的图书目录。对法国史的特殊关注，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各个笔记的具体情况来看，马克思的摘录带有明显的偏好。比如，根据第二笔记的内容索引，马克思所关注的并非直接论述政治主题的战争、起义、国家制度等方面的政治史，而是与政治史相关的私有财产、权利、公共福利、赋税等。这说明，马克思所关注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法国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国政治史，而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脱胎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由此，他特别关注的是，在这场影响世界历史的变革中，法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什么、私人所有制是如何出现以及被宣称为天赋人权的、第三等级的社会成分等等。

就此而言，马克思一开始进入历史研究的方式，就不同于传统历史观——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观。实际上，这一点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治史本身——国王的更迭、战争等等——很少使马克思感兴趣。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分析社会经济过程和社会政治过程上面”。从时间上看，《克罗茨纳赫笔记》对历史的特殊态度，与马克思在同时期开展的另外一项工作是完全契合的，这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所涉及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无论在写作顺序上《克罗茨纳赫笔记》在先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先，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马克思从史学研究中获取了财产关系与国家制度相互联系的直接证据，从而佐证了“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之基础”的论断。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现在可以设想的是，经历上述思想变化的青年马克思，再次于1844年遇到已经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青年恩格斯，这时的他们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合作，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根据1845年之后的各种文献，他们开始共同地意识到，真正的唯物主义必须转向对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关注，而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是所有制问题——一个具有典型经济色彩的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对地租、工资、异化劳动、私有制的分析，还是对市民社会、生产力与交往关系、阶级的讨论，等等，从来都没有偏离历史这条基本的线索。

二、历史观的经济学转向

如前所述，1789年后的历史研究，先后成为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切入和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而这也成为一种新历史观与传统历史观的分野之处。尤其在马克思这里，政治史研究被所有制与政治制度相互勾连的历史研究所取代，经济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日后对政治经济学的异乎寻常的研究热情，是其新历史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要求的。不过，从政治研究转向经济问题研究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这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轨迹。

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青年恩格斯由政治性讨论转向经济学考察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其独特的家庭背景及其由此产生的特殊经历。“恩格斯的家庭背景与马克思不同。经济上，他的家庭以商业营生……恩格斯在德国首批工业化的地区之一——伍珀河谷长大。从他的曾祖父开始，恩格斯家族就已经是工厂主。”恩格斯在不来梅以及其后在曼彻斯特的工作经历（1838—1841年），使他在现实中而非理论中接触到工业化、贫困、工业污染、道德败坏等各种现实问题。在《伍珀河谷来信》中，他已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包括贫困、疾病、儿童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工人酗酒等等。客观地说，恩格斯对早期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各类危机的认识，要早于马克思；其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间，同样早于马克思。

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指出的，曼彻斯特的这段工作经历对他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影响深远。“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这段自述完整地表达了恩格斯在1844年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一些重要观点，如经济事实是决定性的历史力量、经济事实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础等，而这些观点其实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这里还指明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学术联系，因为他指认了前者所形成的有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的论点是如何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对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仅仅指出青年恩格斯对经济事实之重要性的认知、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之基础性地位的肯定，仍是不够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很多话语，比如生产力、价值、资本、分工等，此前并未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研究或哲学研究之中。正如当代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以生产力范畴为核心的一整套经济话语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出场，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溯源必定包含着经济学这条线索，而这一点恰好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缺环”。

尽管“生产力”一词早在《巴黎笔记》中就被摘录和引述，但此时的马克思并未对此作具体评论。甚至在写于1845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在多个地方明确表达了对这一范畴的批评和嘲讽。比如，他谈道：“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时的马克思实际上是将生产力范畴作为理论批判的对象。当然，马克思对待“生产力”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改变，这一点除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类经典文献中有所体现外，还体现在马克思的私人书信中。在写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书信（1846年12月28日）中，马克思谈道：“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由“生产力”这一例子所反映的马克思前后思想的变化来看，他在经历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后，通过广泛的历史阅读发现了以“所有制”为代表的丰富的经济学内容，并进而通过广泛阅读、摘录斯密、李嘉图、萨伊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德国近代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促使其彻底告别哲学话语，开始以历史的和实证的方式直接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变迁及其带来的现实问题。

由初见雏形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反观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曾经经历的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思想演变史，“生产方式”“生活资料”“交往”“分工”“所有制”等也成为其终其一生探索的历史问题。反过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后始终坚持的以经济事实为根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提供了最为坚实的保证，同时也为他们从未抛弃过的政治问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冲突的根本解决提供了可能。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有必要将这条经济学线索清晰地呈现出来，以便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到底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借鉴了哪些经济学家的概念及理论、这些借鉴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弄清楚经济学内容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历史唯物主义。

三、历史观的政治学转向

如前所述，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政治问题的解决无法完全依赖政治的方式，这一模糊的看法通过他们的历史学研究以及更为深入的经济学研究而得以不断明确。正如经济学研究是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一样，一种全新的政治学研究也是如此。这里所谓的“新”，主要是指研究主题的更新，即从一种以政治国家作为核心的政治学研究转向以阶级斗争作为核心的政治学研究。

如前所述，青年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是不满意的，这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上的原因。比如，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书信（1843年3月13日）中提到，“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相较于费尔巴哈对政治问题的漠然，法国唯物主义在这方面显然是不一样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以前向唯物主义过渡时对‘物质’这一概念的反思》一文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唯物主义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论思潮特别感兴趣。……含有这种实践结论的唯物主义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这一点尤其从青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热情中显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推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兴趣，源自政治而非哲学，或者说，源自变革现存社会的政治热情而非提出一种新的哲学主张。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之于旧唯物主义的变革，首先就是政治实践的一种要求，并非一种纯粹理论上的诉求。

不过，马克思很快就发现，法国唯物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空想共产主义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因为这种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不真正地理解政治生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解释社会环境时，首先指出社会的政治制度、国家、国家的立法。……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不能唯物主义地解释立法是由什么决定的。因此他们求助于‘人的本性’。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出于自身利益而不得不过社会生活……结果是，见解统治着社会生活领域。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终于滑向了唯心主义的社会观。”也就是说，正如法国唯物主义者不理解“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究竟在于什么”一样，尽管有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如圣西门）表达了“经济状况是政治机构的基础”这一看法的萌芽，但是，他们未能完全克服空想的成分，而完全立足于已有的历史事实来理解所有权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及其带来的历史变革，因而并不真正理解政治生活的基础、立法是由什么决定的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既然马克思对空想共产主义是不满意的，或者说，既然马克思不认为旧唯物主义及其实践主张能够彻底改变败坏了的德国政治生活，那么，他就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武器，这就是阶级斗争。就法国历史学家运用阶级范畴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划分而言，马克思运用“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解释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阶级斗争”解释了历史变革，尤其是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终将被一个新的社会所取代的政治预言。如《克罗茨纳赫笔记》所显示的那样，“阶级”从分析社会阶层的历史范畴转换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政治范畴，与马克思将所有制问题作为考量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关系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历史学研究促使马克思从纯粹的政治问题研究转向一种以经济学为底色的政治学，在这一转向中，阶级结构取代政治国家成为其政治讨论的核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不同时代的所有制形式，而且，他们对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始终伴随着阶级结构的分析，政治与经济如影随形——“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共产党宣言》重点阐述了现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的出现，并强调了阶级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在晚期文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将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在细致入微的政治考察之中插入对各种政治力量的经济背景的分析，从而说明了路易·波拿巴这个小人物为何可以成为改变历史的“大人物”。

相较于马克思在政治学研究中的理论贡献而言，恩格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实践方面，尤其表现在指导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提出的各项政治策略方面。根据1844年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一封书信，我们可以发现，他很早就意识到阶级斗争不同于一般暴力斗争的意义，即阶级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所发起的必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当然，对于如何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这些旧制度，此时的恩格斯还不能提出有效的革命策略。

如前文所示，青年恩格斯对伍珀河谷以及曼彻斯特的工人们持有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在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理论相遇之后，就升华为一种帮助工人从根本上改变其境遇的革命策略。对恩格斯而言，政治策略的提出与调整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这一点在其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展现得一览无遗。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写给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结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状况并非“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当然包括政治环境）中创造的。同样的意思在他写给弗兰茨·梅林、约瑟夫·布洛赫等人的书信中一再被提及，其指向的都是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简言之，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中正面肯定了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即政治生活不能直接还原为经济因素、并非是社会生活中可以被任意切掉的附属部分。

对政治生活的这一判断意味着，虽然发现并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依然是首要的，但这些经济学的见解不能一劳永逸地提供理解和解决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的答案，同样也不能为身处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无产阶级提供革命的普遍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恩格斯为什么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对德国工人运动所采取的非暴力的革命策略大加赞赏。在恩格斯看来，既然时代已经发生改变，街头巷战所换取的只有牺牲，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不应采取合法的斗争策略而保存自身的力量呢？事实上，并非只有恩格斯意识到政治策略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马克思同样如此。

综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热情从未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转向而有所消退，也从未因为浩繁艰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有所降低，相反地，他们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针对各类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法国阶级斗争、德国工人运动、殖民战争等）留下了一个庞大的文本群。鉴于此，政治学线索非但不应被排除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反而可能成为当代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起源问题的一个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