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 陈金清

编者按：汪信砚，男，1961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副秘书长、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等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多项，在海内外出版著作和教材20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50篇，获中国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40多项。

陈金清（以下简称“陈”）：汪教授好！您主编的《李达全集》共20卷于2016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多种报刊纷纷发表书评或报道，好评如潮，先后获武汉大学第十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入选人民出版社2017年度十大优秀著作、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度人文社科年度十本好书和2017年书业年度评选·年度图书，2018年又获湖北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想，人们对《李达全集》的高度评价，肯定还是源于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我注意到一些书评已从不同角度对《李达全集》的价值和意义作了评析，在这里，我想请您从《李达全集》主编的角度，较全面地谈谈《李达全集》的编纂、内容和意义。

汪信砚教授（以下简称“汪”）：好的。《李达全集》的编纂前后历时五年多时间，以各种形式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有近百人，因此，它是一个很大的科研团队协同攻关的成果。作为主编，我确实为《李达全集》的编纂付出了巨大辛劳和努力，同时也从这项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受到多方面的启示。我很愿意与读者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陈：您是怎么想到要编纂《李达全集》的？我想首先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汪：这要从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说起。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达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一是他在中国最为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二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最高。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曾评价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李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拓荒者和奠基性人物。胡乔木在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达同志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奋斗到最后一息。我想，在我们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李达一生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论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陈：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何以往《李达全集》迟迟没有到得编纂和出版呢？

汪：您对此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编纂《李达全集》之前，其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论著整理和出版的情况不一，但大多都比李达论著整理和版的情况要好。例如，《李大钊全集》（5卷）、《艾思齐全书》（8卷）均于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独秀、瞿秋白的论著虽然尚未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但相关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3、2009年出版了《陈独秀著作选》（3卷）和《陈独秀著作选编》（6卷），《独秀文存》多次被重印或影印，一些出版社还出版了各种形式的陈独秀诗集；也不断有各种形式的瞿秋白选集或文选出版，人民出版社还于2013年出版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8卷)。与上述这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李达论著是最为丰硕的，但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整理和出版，那就是由李其驹、陶德麟、熊崇善、段启咸、曾勉之等人组成的李达文集编辑组整理和编纂并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8年间出版的200余万字的《李达文集》（4卷）。这种情况的长期持续存在，与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地位确实是很不相称的。

《李达全集》迟迟没有得到编纂和出版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以往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根本不具备李达论著整理和出版的政治条件。李达于1966年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头目”并惨遭迫害致死，1974年方得到平反昭雪。即使是在这之后的若干年间，原来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分子”的李达学术助手也并未得到彻底“解放”，仍然带着“犯有严重错误”的政治尾巴而处处受到歧视和压制，甚至连参加学术会议都受到百般阻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与李达论著的整理和出版有关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李达文集编辑组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启动了《李达文集》的资料搜集工作，并经过艰辛的努力完成了《李达文集》的编辑。另一方面，《李达全集》的编纂存在着特殊的困难。要编纂《李达全集》，首先必须全面地收集李达论著。但是，即使是这项最基础性的工作，也需要克服诸多的难题：其一，李达的绝大部分著译都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有的从未正式出版过，而公开出版过的又往往版本众多，搜集起来极其繁难，部分著译及其某些版本在国内已难觅踪影：其二，李达一生使用过的笔名多达十几种，除“李达”、“李鹤鸣”外，还有“鹤鸣”、“鹤”、“立达”、“达”、“H．M．”、“江春”、“李特”、“胡炎”、“平凡”、“李平凡”、“白鸽”等，而同样也使用其中一些笔名的人不在少数，署有这些笔名的论著中到底哪些是、哪些不是李达论著往往众说纷纭；第三，李达蒙冤后，不仅他本人被抄家洗劫，而且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也被株连，受到抄家、残酷批斗、“劳动改造”等各种形式的迫害，李达未曾发表的论著手稿、讲义、书信等绝大多数均不知去向。仅就这些情况看，编纂《李达全集》的难度就是可想而知的。

陈：《李达全集》的编纂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启动的？

汪：2010年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与我联系，商谈《李达全集》的编纂问题。当时，我们双方就编纂和出版《李达全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都深感这样一项重要任务需要第三方的经费支持，并商定争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于是，当年7月我向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申报了“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选题，被评审通过和列入当年第二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选题后，我又进行了该选题的投标，同年12月份被正式批准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立项，为《李达全集》的编纂提供了经费保障，也标志着《李达全集》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陈：那么，《李达全集》的编纂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汪：首要的一步，当然是全面地搜集李达论著，包括李达论著的各种版本。最初，我们根据手中所掌握的资料，包括李达本人的白传和有关记述、以往人们关于李达论著和思想的研究成果、各种形式的李达传记、李达年谱、李达著译目录、李达档案以及有关纪念和回忆文章，制订了一份尽可能详尽的李达论著目录。在开始的大约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动用了一切可能的资源，利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径，遍搜了国内各种文献收藏机构、有关数据库和部分国外重要图书馆，经过极其艰辛的努力，终于大体上完成了李达论著的收集工作。所谓“大体上完成”，就是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根据我们事先制订的李达论著目录，没有能够收集到的李达论著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李达研究者公认已经无法找到的，如1947年李达在湖南大学法学院讲授法理学时的石印讲义《法理学大纲》下册早已遗失；第二类是我们知道其下落却无法获取的，如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全文，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至今尚未公开：第三类是人们广泛传诵、经常谈论却根本不见踪影的某些李达论著，主要包括据称是李达所翻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等三部译著。对于第一、二类李达论著，我们仍然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只是最终并没有什么结果。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考虑的就是第三类情况了。我带着极大的困惑对有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分别撰写和发表了三篇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表明李达实际上未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波卡洛夫等人的《世界史教程》，人们关于李达这三部译著的各种记述均不过是些讹传。

陈：这样看来，李达论著的搜集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研究工作，需要对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作深入的考证。

汪：是的。不过，对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的考证，不仅包括澄清人们关于李达并不存在的一些论著的讹传，也包括对李达论著真伪的甄别，后者是更为复杂的事情。如上所述，李达论著使用过的笔名多达十多种，而同时期也有其他人使用过一些同样的笔名，即使是署名“李达”的也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李达论著。例如，《申报月刊》1944年第2卷第8、11号发表的《上海经济的动态》和《物价管理与强化金融统制》，都署名为“李达”，以往通常都被人们列入李达论著目录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两篇文章运用大量详实的数据，阐述了1942年12月以后、特别是1943年8月至1944年10月上海实行战时金融统制时期的经济状态和严重问题，分析了造成当时上海通货膨胀、工业萧条和股市低迷的多方面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根据文章的内容可以肯定，这两篇文章分别写于1944年6-7月和10月，并且作者一定亲身生活于当时的上海并对当时上海经济、特别是金融行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然而，1941年7月至1947年2日，李达一直困居家乡湖南零陵农村。并且，为了躲避日军追捕，李达带领全家长期在外逃难、辗转于零陵县的各个地方，途中所带粮食和衣物被土匪洗劫一空，连著作手稿和毛泽东写给他的书信也遗失了，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回到他的老家。在这种情况下，李达断不可能写出上述两篇文章。至于使用其他相同笔名的论著，以往的李达研究者们张冠李戴的情况就更多了。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宋俭、宋镜明两教授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达卷》后附的“李达年谱简编”中，就有许多这类情况。例如，该著把署名为“平凡”的《中国青年的时代使命》（《新动向》1941年第1、2期）、《民族意识与民族复兴》（《新动向》1941年第6期）、《三个职业妇女的叙诉》（《现代妇女》1947年第8卷第6期）等均归人李达论著，但只要研读原文就知道这是误判。其中，《中国青年的时代使命》文末注明“儿童节于南京”，刊载该文的《新动向》1941年第1期于当年4月份出版，据此可以推知，该文写于1941年4月4日，而此时的李达正困居家乡湖南零陵；《民族意识与民族复兴》认为爱国的知识青年当“至诚拥挤当代民族革命领袖汪主席”、“痛恨扰乱地方，涂炭民生，断送民族命运的共匪游击队”，声称当时中国“最紧急的任务”之一是“促成重庆的醒觉，增厚剿共的势力”，作者显然是南京汪伪政府的追随者；而《三个职业妇女的叙诉》则是一篇记叙文，记述的是与作者租住同一间宿舍、从事不同职业却有着相同苦难命运的三位女性的故事，由此推之，作者当也是一位女性。诸如此类的甄别工作，是非常耗时费力的。

陈：接下来肯定就是要进到对李达论著的整理这一《李达全集》编纂的核心环节了，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汪：好的。对李达论著的整理决不只是把李达论著编排一下那样简单的事情，而是极其繁难的研究和勘校工作，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系统地研究李达的生平和思想。要高质量地整理李达论著和编纂《李达全集》，首先必须深入地考察李达生平特别是李达的学术生涯，深刻地理解李达思想，包括李达论著形成的理论场域、思想源流、基本内容、主要特点、精神实质及重要贡献和意义。为此，我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分“李达论著和思想的理论场域研究”、“李达论著和思想综合研究”、“李达哲学论著和思想研究”、“李达政治学论著和思想研究”、“李达经济学论著和思想研究”、“李达史学论著和思想研究”、“李达法学论著和思想研究”、“李达社会学、教育学及其他论著和思想研究”等专题，对李达生平、论著和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为对李达论著的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全面考察李达论著的写作背景。李达的理论生涯，历经自五四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李达的重大理论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条件。另一方面，李达的论著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的历史烙印，其中，某些还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李达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反右运动中写作的《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等论著，明显是由当时的政治运动所催生出来的。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和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李达论著，我们对李达全部论著的写作背景都作了全面考察，并将相关情况写入了每部著作和一些文章的题注中。

再次是厘清李达论著的版本流变。李达论著、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李达论著，其版本情况比较复杂。李达的许多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有的重版多达十几次，如《现代社会学》仅1926年6月至1933年4月就已印行14版。为了既体现李达论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又再现李达论著的历史全貌，在李达著作有多种不同版本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选择李达著作的初始版本作为基准，将其后续各种版本与其对比研究，对后续版本中的一些重要修订作出注释和说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那就是《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大纲》最初于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材印行，作者对其作了修订和较大篇幅的增补后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鉴于1935年印行的《社会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基本完成的标志，而1937年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读了十遍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重要影响，我们决定将二者都收入《李达全集》。李达的部分文章也有不同的版本，有的以相同题名发表于不同报刊，但内容略有不同；有的以不同题名发表于不同报刊，但内容基本相同；有的将某部著作中部分内容的主题加以发挥，在有关报刊上发表；有的将某部著作中的某一章节加以修订，以与原章节相同或不同的题名在有关报刊上发表。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认真细致地对比研究，并决定是否有必须收入或选取哪一个最为完善的版本。李达论著的版本流变情况，我们也写入了相关论著的题注中。

最后是勘校李达论著中的文字、标点符号和格式问题。李达论著绝大部分都是在民国时期写作、出版或发表的，其中存在许多复杂的文字、标点符号和格式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作了如下一些整理工作：一是将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并改正异体字、通假字中那些今天通常已被视为错别字的情况，如“狠象”（很像）等；二是改正原文中文字或标点符号方面的一些明显的笔误或排版印刷错误，对那些尚不能完全确定的存疑之处进行注释，对那些无法辨识的文字或因排版问题而造成的文中空白进行适当处理和说明；三是根据语意和现代汉语语法为那些未曾标点或仅以“．”断句的文字加上标点符号并进行注释说明；四是删除原文中人名、地名、国名等的下划或左划（竖排版）直线，并将论著名的下划或左划（竖排版）波浪线改为书名号，将一般文字下表示强调的下划或左划（竖排版）波浪线改为着重号；五是将原文中的尾注全部转换为脚注：六是根据正文中的内容和表述对正文中与目录中不完全一致的标题进行统一处理：七是对李达全部论著中的标题序号作统一处理。

陈：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赞李达是十月革命后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名家大师”之一，“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您在前面也曾讲到，李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拓荒者和奠基性人物。这些肯定都会体现在《李达全集》的内容上。下面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李达全集》的主要内容。

汪：《李达全集》共计20卷（前15卷为民国时期的论著），收录著作41部（其中译著17部）、文章（含论文、报告、致词、自传、回忆录）和诗词268篇（其中译文8篇）、书信45封。从内容上看，《李达全集》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可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李达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综合理论创新，最早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作了创造性的探索。

陈：请您更具体地谈谈李达在各相关领域里的代表性著作及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所作的探索。

汪：好的。下面我简要谈谈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等领域里的开创性成就及其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和《唯物辩证法大纲》。《现代社会学》初版于1926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1919-1927)的代表性著作，它以浅近的文言文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并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领导者、前途等问题作了深入探索，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社会学大纲》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时期(1927-1935)基本结束的标志，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不过，《社会学大纲》决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即使是作为教科书也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李达在该书中构建了一个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如果考虑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迟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通过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而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那么，不难看出，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是远远超出,他那个时代一般人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的。《（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由《（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构成，二者最初分别于1951、1953年出版，它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了准确、深刻、通俗而系统的解说，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并为推进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唯物辩证法大纲》则是李达于1961-1965年间受毛泽东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陶德麟教授根据李达生前的意见对原稿作了必要的修订，于1978年由人民JLIJ,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遗产的联系、突出实践观点及其认识论意义、强调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以及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而开创了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之路，并通过着重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回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风格，成为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典范之作。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初版于1929年，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本著作。它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演变的过程，科学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揭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进一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前途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大纲》于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但直到1984年被收入《李达文集》第3卷，全书才得以公开出版。该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曾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李达认为，“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由此出发，与那种单纯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狭义经济学立场不同，李达在该书中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主张。他指出：“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从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因此，我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李达的这种“广义经济学”研究，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早探索，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货币学概论》是20世纪30代前期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时撰写的教材，但直到1949年才公开出版，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专著。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批判了西方各种资产阶级货币学说，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对资本主义货币制度进行了剖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拓荒性著作。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既是李达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该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演变过程，包括帝国主义的入侵过程、封建主义的瓦解和挣扎过程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萎缩过程。正是这一系统考察，为明辨和确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因此，该书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少见的极具理论深度和理论说服力的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李达最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是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的《社会进化史》，它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考察和阐述了白原始社会至第二国际时代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把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置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加以考察，特别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和封建制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例如，李达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时，将土地所有制置于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区别生产方法及剥削形态的封建构造的基本标志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土地归于所谓封建领主的特权的农奴所有者=地主之手）；生产手段分配于人格上隶属于封建领主的直接生产者=农民，由这些生产者=农民榨取地租，因而加紧把他们束缚于土地；自足自给的，闭塞的，与其他世界发生薄弱的经济结合的白然经济的支配；时常感受贫乏的农民所耕种的小地面上的独立的农业经营（伴随着极低的技术形态）；‘农业经营落在为贫乏所压迫，及因人格的隶属和蒙昧而没落的小农民之手’（伊里奇）；大土地所有与小生产的结合。”“所以土地所有，是封建领主和地主——农民的剥削者——的支配之基础。”在李达看来，中国不过是世界社会的一个局部，世界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的封建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因此，李达对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分析，对于人们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对于人们认清当时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具有重要的启示。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也非常显著，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法理学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法理学大纲》是1947年李达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时编写的讲义，当时曾由湖南大学分上、下两册石印，但下册早已遗失，留存下来的上册于1983年公开出版。该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领域里的拓荒性著作，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历史上纷繁复杂的各派法学理论条分缕析，把它们整理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对各派法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法律现象做出了科学的阐释，并对国民党当局玩弄“制宪”的把戏作了巧妙的揭露。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指出：“从这部讲义中，可以看出他（指李达——引者注）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于1956年出版，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的系统阐释。在该书中，李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考察了宪法的本质、国家和法律的历史演变以及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与资产阶级宪法的根本区别，深刻阐明了我国宪法的性质、目标和任务，深刻论述了我国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由此构建了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体系。他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贯穿着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体现了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同时也是我国历史经验包括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经验、新国家成立以后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国人民为建成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宪法，因此，“这个宪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宪法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在这里，李达对宪法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在方法论上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

陈：李达在这么多学科领域里的拓荒性和奠基性探索中，有没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呢？

汪：当然有。李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他在各个学科领域里的探索都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其根本旨趣则在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的中心问题。在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他都白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考察和探究各种理论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国社会的问题。李维武教授甚至认为李达在唯物论（特别是实践的唯物论）、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里的研究不过是他的唯物史观研究的不同向度，即分别属于李达对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向度、政治学向度、历史学向度、经济学向度、法学向度的开展。他认为，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视域，“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看，包含了一纵一横两个大的向度，而在这两个大的向度中，又包含了若干不同的具体向度。所谓纵的大的向度，是指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开展：唯物史观首先向更具体的政治哲学层面伸展，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继而向更抽象的本体论层面提升，以说明作为‘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横的大的向度，是指唯物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外部的开展，建立起与历史学、经济学、法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联系，既使唯物史观从这些学科中获取思想资源，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又使唯物史观深入这些学科研究之中，为其提供思想方式，开拓思维空间。”这一看法至少从一个侧面阐明了李达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的统一追求。

陈：您在上面已用比较详尽的事实说明了李达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巨大理论贡献。现在我想请您谈谈《李达全集》编纂的特色。

汪：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看看他人是如何评价的吧。2017年4月，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在北京联合主办了《李达全集》出版座谈会。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许文彤副司长在致词中总结出了《李达全集》编纂的四大特色：

一是“全面”。《李达全集》收录了目前国内外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李达论著和书信，抢救性地开掘出了李达论著这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最完整、最准确地反映李达思想的文献。

二是“信实”。《李达全集》的编纂综合运用文献学方法、文本学方法、编纂学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因而在考证、甄别、勘校李达论著过程中，在准确把握文本理念、文本建构过程、文本结构和文本意义并理解不同文体的论著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克服和校正了李达早期论著所存在的原始信息不全、多样化署名、译名不统一、版本差异、印刷错误等问题，并在按时序编排李达论著过程中较好地应对了各种棘手的难题。

三是“新颖”。《李达全集》的编纂体现了全新的历史人物全集编纂理念，遵循尊重历史、忠于原文的指导思想，不掩盖历史、不粉饰历史人物，不以今天看来“不合适”为由删节李达论著，而是完整地收录了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李达论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它完整地再现了李达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和“名家大师”的真实心路历程。

四是“厚重”。《李达全集》的编纂坚持整理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把对李达论著的整理建立在对李达论著和思想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而融人了丰富的学术含量，这不仅体现在对李达笔名的考证和李达论著的甄别上，体现在对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勘误上，体现在对李达论著中所涉及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和知识点的核准上，也体现在对李达论著的写作背景、版本流变和重要影响的考察上。

我想，这一总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陈：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李达全集》编纂和出版的重要意义。

汪：在我看来，《李达全集》的编纂和出版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它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文本整理与研究的一项空白，为李达思想研究提供了最准确、最完整、最权威的文本。《李达全集》20卷中有15卷是李达民国时期的论著，它们以往处于极其零散难觅、根本不可能被人们系统阅读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李达全集》中的许多内容是由编纂者经过抢救性收集和整理后首次公开面世的。这样一套经过精心编纂的《李达全集》，全面地展示了李达一生的丰硕学术成果和重大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化人们对李达思想的研究的特殊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实资料，有助于人们通过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这一个案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幅色彩斑斓、经纬交错的宏伟画卷，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一脉相承的经线，那么，像李达这样的“名家大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则构成了其中的重要纬线。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思考和研究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探索者之一。《李达全集》能够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极其宏富的。

再次，它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李达全集》所展现的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他的治学方法和开拓精神、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都堪称楷模，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在《李达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指出，“我钦佩李达同志，不仅是因为他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也因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志和决心。在白色恐怖下，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的信仰毫不动摇，始终坚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现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人学习。如果说要不忘初心的话，我看李达同志为我们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研究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总是想，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我们现在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和李达同志等老一辈革命者是无法相比的。我们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有利的条件是，现在我们有时间和安定的条件从事工作；不利的条件是我们无法体验到那种以生命相搏、以热血追求信仰的内心的激情。这种精神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里面太缺少了。如果说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有如经过淬火的宝剑，那么，我们中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常常是经不起摔打的瓷瓶。”所以，“《李达全集》的出版的重要意义，不仅是纪念他的书出版，而且是纪念一个人，纪念一种精神。”

最后，它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树立了典范。李达一生都不遗余力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货币学、史学、法学的学科体系的构建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在所有这些学科中，李达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注重探求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并由此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上述李达在相关领域中的那些代表性著作，都是他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拓荒性成果，能够为我们今天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极其重要的启迪。

  原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