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论”内容与有机联系的整体解读

《实践论》与《矛盾论》并非是两篇内容上不相干的文章，将“两论”分开读，不难发现分别讲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但将“两论”结合起来整体解读，则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于实践辩证法。下面将简要介绍“两论”的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它们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呈现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一一实践辩证法。

1.《实践论》与《矛盾论》的主要内容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内亦有学者把“实践”看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本体论”等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不同，毛泽东的《实践论》则是一篇认识论著作，更侧重于谈论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以及认识运动的过程、规律等思想。

《实践论》开头就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生产和阶级斗争)对认识的决定性关系。这是对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的综述，指明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基础性地位。文章明确指出，实践与认识，二者不能简单地加以割裂，而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知与行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而且，毛泽东的《实践论》有一定的创作目的——为中国的革命服务，文中也出现了许多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例子：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对战争的认识、革命者对革命情况的认识等等。正是结合了这些有着现实意义的例子，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才更加具有“中国化”的色彩。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系统阐发了辩证法的矛盾思想，将对立统一法则视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正是在这一“根本法则”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整体研究，他从宏观层面讲述了两种对立的宇宙法则——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前者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而后者则是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也就是把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视为事物发展运动的根本原因。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事物发生的普遍原因，而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辨别具体事物，解决具体问题，即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矛盾的特殊性这问题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明确将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的作用界划为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而事物的性质，就由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且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矛盾双方既是相互斗争的，也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表现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以各自的对立面为前提，双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也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当然，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才是绝对的。在分析矛盾的斗争性问题时，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有关“对抗”的问题，将其定义为矛盾斗争的特殊形式。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可以相互转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对抗这一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需要认识清楚对抗与矛盾的区别与关联。

总的来看，《矛盾论》既通俗生动，又具备了相当的理论深度，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吸收了以往辩证法研究的积极成果和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实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深刻揭露并批判了教条主义思想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实践论》一样，毛泽东亦是为了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创作《矛盾论》，两篇著作也都在理论和思想层面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2.《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在关联

有学者认为，《实践论》是一篇认识论著作，而《矛盾论》则谈论了辩证法，二者的致思方向、文本内容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关系。但在笔者看来，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践论》与《矛盾论》不仅是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而且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倘若只是单独地分析两篇文章，显然很难揭示《实践论》与《矛盾论》的联系。

从总体上看，两篇文章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都反映了主体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固守的原则，即毛泽东在后来明确提到的“实事求是”思想。在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活动中，人们需要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统一起来，而在对世界的矛盾分析中，人们也需要认识清楚世间存在的矛盾，并最终在思维方式上自觉地运用矛盾分析法，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客观事物”中探求“规律”，最终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毛泽东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而《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写作内容也符合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实践论》的认识论性质尤为明显，其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而在《矛盾论》中，我们亦可以发现，毛泽东讲述的就是人们要用“矛盾”的观点认识、分析这个世界，并在实践活动中解决某种矛盾。例如，只要找到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通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泽东更是指明了“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从这些都可以看出，《矛盾论》也具有相当的认识论内涵。

《矛盾论》包含丰富的认识论内涵，而《实践论》则充满了辩证法的意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述了认识的辩证运动，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片面的、外部的现象深入内部的、本质的规律的过程，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质变正体现了辩证法的规律。此外，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也是辩证法的体现：“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通过实践活动，我们也在不断地确证真理、发展真理，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再次体现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言：“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社会实践与认识活动都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些都体现了《实践论》的辩证思想。

毛泽东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就在于割裂了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映，由此导致了革命道路上“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城市武装暴动等主观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实践论》高度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脱离人的社会性与实践性的本质规定去认识世界，是不彻底的唯物论，是与历史观相矛盾的世界观，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世界。《矛盾论》也强调，只有在历史、社会实践中考察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宇宙观)，才能了解它们对立的原因和各自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其实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里所言的“现实性”其实就是“社会性”。《实践论》高度肯定“人的社会性”问题，尤其强调需要将“认识问题”与“人的历史发展”这一实践问题相挂钩，作辩证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其实就是实践论，唯物史观其实就是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的一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论。这里所讲的“认识问题”包含“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由此可见，《实践论》高度重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尤其注重对以人作为主体的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把握。《实践论》其实以唯物史观作为整体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石，关于认识过程辩证的分析以及对于认识论体系的概括，都深刻折射出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论意蕴。

《矛盾论》中关于历史发展、矛盾运动等理论的论述也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扬。例如，唯物史观充分肯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过程性，呈现出鲜明的历史进步论的理论色彩。《矛盾论》明确指出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新与旧作为一对矛盾体具有普遍性，即时时存在、处处存在，二者处于不断的对立性关系格局之中，新旧之间地位的变化，其实表征着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以此为依托，毛泽东对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新”、“旧”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运动作出了系统分析，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关系，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境作出了具体分析，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

《实践论》与《矛盾论》中的思想还充分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唯物史观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毛泽东在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没有帝国主义实践的情况下，马克思也无法预知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特殊规律。《矛盾论》在介绍辩证法的宇宙观时也指出，之所以产生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因为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即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阶级斗争的高涨等，这些都体现了唯物史观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的基础性、指导性地位。

如上所述，《实践论》与《矛盾论》是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实践论》与《矛盾论》阐述的认识论是历史的认识论，阐明的辩证法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这两篇文章的思想都是在把握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中分析、总结而来，其共同目的都是指导实践活动，即以实践为目的，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强调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点，用矛盾分析法认识现实，掌握认识运动的规律。总之，在毛泽东看来，认识源于实践，以实践为标准和目的，实践对认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实践与认识相互促进的看法，体现了现代哲学存在论的思路。矛盾论谈论的也是世界的存在本质、世界的发展动力等存在论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所以，对“两论”内容和联系进行整体解读，不难发现和体会到“两论”是一块“整钢”，内蕴着毛泽东思想极其重要的内容一一一实践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辩证法是在反对教条主义过程电创立的高超的哲学智慧，是强调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它还强调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构成历史的基本内容，主张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统一等，具有丰富的内涵。

二、“两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启示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阐发的哲学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强调“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哲学理论需要为现实服务，为现实提供指导，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实践辩证法至今仍有极大的价值，这不仅仅体现在其思想理论的创新上，还体现在它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1.重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克服教条主义束缚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研究。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做了大量的批注。无论是《实践论》还是《矛盾论》，都是毛泽东在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后所写下的成果。此外，毛泽东还受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的影响。我们需要产生有创新性的、时代性的成果，但这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修养之上的，对经典文本的仔细、认真的解读将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当今一些学者不重视马克思的某些文本，甚至有人认为只有马克思思想成熟以后的著作才值得研究，但事实证明，如果不能理清马克思的思想脉络，我们很容易误解马克思的思想。

另一方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我们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并非要全盘吸收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的思想奉上神坛，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他的历史局限性，列宁、毛泽东的思想正是从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产生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对“矛盾”的认识，这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总之，我们对经典文本的学习绝不仅仅是对其观点、论证的掌握，还要学会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这才是对哲学基础理论学习的精髓所在。

2.注重对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张岱年提过哲学的“综合创新”思想，如今，也有许多学者在从事“中西马”融会贯通的工作，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典范。《实践论》的副标题正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明代的王守仁提出过“知行合一”的观点，而毛泽东希望人们能够实现“知”和“行”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古至今，讨论“知”“行”关系的人不计其数，毛泽东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阐述了他对“知”与“行”的理解，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发扬。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到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思想，相反即斗争性，而相成则是同一性。可见，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学说和中国哲学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也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全新阐释。

此外，毛泽东还在两篇文章中列举了许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如对《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认识论式解读，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辩证法式的分析以及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批判。这些都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联。值得强调的是，笔者无意把一种哲学当作另一种哲学的注解，而是希望两种不同的哲学话语能够实现沟通与融合，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创新与发展所提出的共同要求。

3.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是基于19世纪德国社会的现实而诞生的，无论是他在《莱茵报》时期写下的社论，还是对市民社会、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批判，还是对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巴黎公社运动的精彩分析，都体现了马克思的理论与时代的高度相关性，黑格尔所谓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两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写作的目的看，“两论”是毛泽东为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创作的；从写作内容看，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出发，诠释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毛泽东从革命现状出发，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说明了中国的国情和前进方向。这正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结合现实状况，提出“活”的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我们有了对实践与认识关系的认知、对矛盾的分析、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学说等，这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两论”讨论的问题与提出的一系列范畴，都是面向中国实践的，解决的都是中国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两论”客观上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群众提供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话语资源。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不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而且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关键时刻与重大问题上没有失语，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力地掌握了话语权。这为今天我们解决“挨骂”问题，构建当代中国语话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以人为本”等新的话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这恰恰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创新的结果。我们不能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而要坚持从现实出发，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去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这正是“两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赵士发,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哲学学院硕士生德育导师；王颖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