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求虚 名，但 求 心 安

――由杨祖陶先生首译黑格尔《耶拿逻辑》所想到的

何卫平

2012年岁末，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人杰地灵的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共同举办了我国著名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先生首译黑格尔《耶拿逻辑》首发式暨座谈会，作为他的学生能参加这个活动，深感荣幸！

黑格尔一生都在追求建立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这在他1800年就有了明确的意识，这个体系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多次的尝试和反复才逐步确立起来。不过后人在这个方面并非没有争议：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到底是由狭义的不包括《精神现象学》和其他著作在内的《哲学全书》来定，还是不以此为准而是扩大、涵盖其所有的基本著作并以它们的总体关系来定？贺麟先生主张后者，这集中体现在他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重要论文《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杨祖陶先生赞成、支持他的老师贺先生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发挥和深化，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长文《黑格尔哲学的体系问题》。根据他们的观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其哲学体系的导言，处于第一环；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中坚，处于第二环，它包括耶拿逻辑、大逻辑和小逻辑；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包括《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属于应用逻辑学，构成其哲学体系的第三环。这样黑格尔所有的基本著作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显然对黑格尔体系的这种宏观把握，比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全书》更加合理，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相一致，它虽然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的观点接近，但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独立见解。如果从这个布局上看，黑格尔的《耶拿逻辑》和《精神哲学》就占有关键性的位置。

当我们研究一个哲学家时，我们应当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论的，二是发生论的。前者基于共时的角度，后者基于历时的角度。然而这两者不可分，因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而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他的体系、结构也是变化的，人们要真正理解一个哲学家就必须要尽可能还原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耶拿逻辑》（《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的简称）是黑格尔1800年预告的将反思转化为体系的第一个努力和尝试。当我们说作为真正哲学家的黑格尔是从耶拿时期开始的，就和他的这个生前未刊的草稿有关。就黑格尔来讲，如果我们要领会他的整个哲学，处于其开端的《耶拿逻辑》是不可回避的；同样作为他的《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的《精神哲学》也是不可回避的。

尽管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其它基本著作在贺麟、杨一之、王玖兴、王太庆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早已译成中文，可是唯独《精神哲学》和《耶拿逻辑》长期付诸缺如，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与它们的艰深晦涩有关。而这种状况已由杨祖陶先生继承贺麟先生的遗愿于耄耋之年相继打破，这是我国学术界的幸事。如果说几年前，杨先生首译的《精神哲学》弥补了黑格尔《哲学全书》（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中国长期“三缺一”的状况，那么今天杨先生首译的《耶拿逻辑》又弥补了黑格尔逻辑学（耶拿逻辑、大逻辑和小逻辑）在中国长期“三缺一”的状况，这两个“三缺一”的解决，使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面貌得以整体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它将对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黑格尔的思想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杨先生这两部译著出版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汉语学术界，杨先生对黑格尔《耶拿逻辑》的翻译和《精神哲学》一样是开创性的。如果说他和邓晓芒教授合作新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功不可没，意义重大，而且也有高难度，但毕竟不是首译，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它已有了前人的四个中译本作参照，并且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再加上师徒二人协作，相对来讲，困难会小一些。而《耶拿逻辑》和《精神哲学》一样是首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前人的依傍，国内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几乎为零，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这对于一个80多岁、患有腰椎严重变形疾病的老人来说，独自承担此项工作，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件译事如果没有对学术的赤诚和执着的爱以及坚强的毅力和韧性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杨先生一向强调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要将教学、科研和翻译结合起来，他一生身体力行，也经常这样教导我们，而且杨先生对学问无限的认真，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望尘莫及，我总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与德意志民族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传统相一致的东西。我曾有幸亲眼见过杨先生翻译的最初手稿以及贺麟先生当年送给他的盖有“自昭”（先生字自昭）印的黑格尔《耶拿逻辑》发黄的版本，这本书已经被杨先生翻散了页，这其中花的功夫是非常人所能想象的。

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和信念促使他几十年如一日心静如水、孜孜程程、从不马虎地对待学问呢？杨先生曾对我回忆起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提到过《高僧传》这本书，并借前人的话说，高僧和名僧是有区别的，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不一定是名僧。一个做学问的人，最理想的当然是“名”和“实”能够统一起来，但在现实的很多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目前这种态势下），二者往往并不能真正统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宁可实大于名，也不要名大于实。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时心里确实感到挺震撼的，现在想来这不正是先生一辈子所笃行的吗？这不正是他始终在学术上特立独行，从不随波逐流的内在支撑吗？他坚信，唯有如此做学问才有可能留下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那怕不多。这让我想起了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一段自白：“我并不巴望早受欢迎，而宁愿期待虽然晚然而持久的称赞，那是要有很大毅力，要具备不小的忘我精神的”[①]。先生一向视学术为生命，终日以思为伴，始终保持着一个纯粹学者的风范。虽然平时话语不多，尤其在学术之外，但先生确实是有大智慧的人，多年来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教诲是：不求虚名，但求心安。“心安”二字饱含有多么深刻、丰富的意味啊！这其中当然包括他一贯所强调的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

曾有一位著名学者对我讲，在中国，贺麟先生去世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老一辈的学者那就要算杨祖陶先生了。这句在特定场合讲的话，按照我的理解，决不是说只有杨先生了，而是赞扬杨先生在这个领域的突出贡献。可是令我们这些弟子感到惊呀和感佩的是他的成果的一多半竟是在他70岁退休以后拖着恙疾的身体完成或修订完的，在此之前，他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学术积累和教书育人上，他培养的弟子几乎个个学有所成，现在大都处于我国学术界的中坚位置上。离开教学岗位后，他干扰少了，更加专心致志于学问本身，始终退而不休，不断推出新成果给学术界带来惊喜，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的修订版、《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主导《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以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合作翻译、独立翻译难度极大的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耶拿逻辑》，完成了一部长达45万字的学术自传《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达到了他学术人生的巅峰，所有这些著译连同他退休前的精品成果如《欧洲哲学史稿》（合著）等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尊师乃是为了重道。不久前我们举办这个首发式，决不仅仅是对杨先生个人的成就表示祝贺和仰慕，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此项活动用老一辈学者身上的那种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来激励我们、鞭策我们，并将其转达给更年青的学子，让他们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学术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更加兴旺发达，健康成长，我想这也是杨先生的最大愿望。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