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杜小安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问题，而研究《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契合性和共同性，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周易》 作为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蕴含着十分深刻而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二十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郭沫若、金景芳等学者大胆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易学义理派的思想传统，深入探索了《周易》蕴含的辩证法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周易》研究的现代化，开辟了易学的新境界。

关键词：《周易》 义理派 唯物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周易》当中所蕴含的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内涵，通过对《周易》进行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地阐释和解读，探索《周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契合点和共同点，使《周易》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著作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造福每一个现代人和现代家庭，造福每一个社会团体，造福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从而实现《周易》提出的 “智周万物，道济天下”价值理想。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他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重新的阐释，使之能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按照“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和“古为今用”的基本原则大量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品格。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间蕴含的深层次的契合之处决定的。作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内在必然性和外在表现形式，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有强大的现实实践指导功能，而且具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从而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是彻底的唯物论，又是彻底的辩证法，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辨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条主线。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发现的哲学原理。它科学地反映了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础的规律与本质。它认为一切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而运动的法则主要是依据一切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矛盾法则。唯物辩证法是全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学武器之一，是全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

要理解唯物辩证法，就要从辩证法的最基本观点——矛盾的观点出发，因为矛盾是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根源。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叫做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法则。”矛盾是联系的根本内容，事物之间的联系说到底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联系；同时，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属性和趋势，又叫“斗争性”；所谓“统一”，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又叫“同一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核心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量变是质变的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矛盾运动过程具有的特点，它告诉人们矛盾运动是宇宙万物生命力的表现，其特点是自我否定、向对立面转化，即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性所在。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周易》（含经和传两部分）是一部既深奥又古朴的哲理著作。虽然它在表面形式上是占卜工具书，但它正是通过卦与爻的阴阳变化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变化规律，并通过这种解释使人们了解人类吉凶成败的效果。阴阳变化是《周易》的根本思想，也是《周易》的灵魂。《周易》作为古老而又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自始至终都以阴阳辩证的思维方法解释宇宙间所有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变化规律，核心问题是讲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可以说是对《周易》核心思想的精辟概括。“阴”“阳”不仅抽象地代表着所有事物，同时它又是观察和分析所有事物的总纲。远在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凭借他们的智慧，通过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和实践，总结和掌握了大自然的阴阳变化规律，并把它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导人们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重要指导依据。八卦符号的产生和《周易》的形成，无疑是对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它既是中国古人长期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结果，又是中国古人聪明才智的结晶。

《周易》作为专门研究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可谓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源远流长。历代帝王将相、志士仁人无不重视这部盖世奇书，被列为儒家六经之首，是儒学必修之课。三千年来，几乎所有中国重要的思想家无不研习《周易》，从中吸取精神营养来修身养性、著书立说、齐家兴业、治国安邦。《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被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以说任何一门学问都无法比拟的。《周易》一书对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通过研究《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关系，对当今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周易》不仅仅是一本高深莫测的占卜工具书，它更是一部集象数思维和辩证思维为一体的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如果我们不是片面地单纯的从占卜吉凶这个出发点去研究《周易》，我们就会发现，《周易》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解释大自然中一切事物变化规律的一部奇书。

首先，《周易》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统一于物质。《周易》通过卦爻的阴阳变化为依据，以乾为天象、坤为地象、兑为泽象、艮为山象、坎为水象、离为火象、 震为雷象、巽为风象的方式，作为八卦的表象形式。以金、木、水、火、土作为世界所有事物的基本属性，并通过这五种属性的生、克、制、化来说明物质存在的不同状态，从而达到解释事物变化的趋势。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存在是人类通过感觉 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而复写、摄影、反映。”《系辞》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正是说明我们的古人探索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周易》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门学问，它与唯心主义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意识是认识的源泉。它们主张“不学而知”的先天精神和“生而知之”的圣人精神，认为宇宙间还另外存在一个神的世界、理念的世界。但《周易》不然，它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它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并通过卦爻演绎的方式，解释万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先人能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认识世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周易》对世界的认识还属于感性认识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认识还不能得到科学的认证和实践，对世界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还只是停留在直观的、想象的、朴素的、模糊的认识水平上，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深入了解，但这并不能否定它对世界物质性的准确认识和对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的把握，也就是不能否定它蕴含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其次，《周易》作为古老而又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核心问题是讲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全书始终充满“阴”与“阳”的对立统一、相互消长、相互转化，即相反又相成的关系。《周易》共包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从卦到爻无一不是阴阳，无一不是变化。爻是阴阳变化在卦当中的体现。爻分为阴和阳。 “－”为阳爻的代表符号，“--”为阴爻的代表符号。它们代表着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与统一，是宇宙间所有事物产生、发展、衰败、消亡的表象符号。所以说，爻就是阴阳，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世界上任何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运动和变化状态都能在爻象中得到反映。爻是卦的实质，是卦的核心。《系辞》说：“爻者，言乎变者也”。“六爻动，三极之道也。” 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又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认为，从天到地，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处不存在阴阳，无处不充满阴阳，无处不是既相反又相成、既相克又相生的关系。《彖辞》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说明了天地之间、男女之间以至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从六十四卦的卦序也可以看出，六十四卦实则是三十二组卦，这三十二组卦形成了三十二组对立统一体。比如乾与坤、损与益、否与泰、革与鼎、既济与未济等卦，就是典型的例证。正是这种既相反又相成的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系辞》说：“《易》之为书，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阴阳变化是在阴阳消长的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而这种互为消长的运动过程，正是阴阳双方量变的过程。一旦这种量变超过限度，就会使阴阳双方相互转化，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由阴转化为阳，由阳转化为阴，由此事物转化为彼事物。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全》所说：“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解释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从《太极图》中的黑白鱼首尾相接的形象和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的两点，也可以看出阴生阳、阳生阴、即相反又相成、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生生不息的自然状态。阴阳合为太极，太极分为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千变万化，可谓变化无穷。朱熹在《周易本义》序言里说：“《易》者，阴阳之道。卦者，阴阳之物。爻者，阴阳之动”。杭辛斋在《易楔》中说：“《系辞》之言变，详却尽矣。盖宇宙以变而久存，亦以变而日新。无时不变，无境不变。特其迹其微，人自不知觉耳。”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论及什么是唯物辩证法时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其它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他的周围其它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解释正是对《周易》的阴阳变化思想的最好说明。

再次，《周易》的形成和发展史生动而具体地表明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可以指导实践、认识接受实践的检验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我们的祖先不仅重视《周易》阴阳变化学说的研究，而且更重视它的实践和应用。它们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的阴阳辩证思维运用到天文、地理、人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了革故鼎新、因循损益、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重大实践指导作用，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突出的例子如：早在夏朝，我国就使用了传统的干支纪日法，几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并且仍然以农历的方式继续沿用下去。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古时期就开始的“仰则观象于天”的星象大师们占星观象，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天体运行的历史记载，成为我们现代人类赖以了解几千年天体状况的唯一知识宝库。在医学方面，从《黄帝内经》问世，以阴阳辩证为纲，到今天的中西医结合，对人类的繁衍和健康立下了盖世奇功。在政治方面，近代中国的洋务派为了自立自强，他们以《易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为依据，打破了拘泥于儒家章句考据学问的顽固派的僵化保守思想，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唯物辩证法与《周易》的现代化

在研究《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中，由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中国易学诠释学当中的义理派有惊人的契合之处，所以，充分理解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思想内涵，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易学义理派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法，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推动《周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1，《周易》研究的主要流派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历代学者对《易》的诠释方法多种多样、观点众说纷纭。自孔子赞述《周易》以来，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对《周易》的研习流派都有很多记载。自古以来，治易大体分为两途，一是所谓象数之学，如以汉代易学所讲的卦气、纳甲、爻辰之说及宋儒一些人所讲的河洛图书之学为代表。河洛图书之学主要是想寻找可以预解未来的象数公式，故本质上与汉易是一致的，实际都是将《周易》做为卜筮之书来研究。二是所谓义理之学，以《易传》十篇、魏王弼《易注》、宋儒程颐《易传》、张载《易说》及明清之际王夫之《周易外传》等为代表，以研究《周易》包含的有关宇宙人生的哲理为治学宗旨。其中，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以儒家的立场、观点、语言和思维对《周易》卦爻辞、符号系统、思想内容、筮法和治易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 ,形成《易传》十篇，被尊称为“十翼”，开易学诠释学之先河。此后 ,义理派易学家以儒家《易传》作为解释《周易》卦爻辞的基本门径。汉代经学家所用释易方法大都偏重于取象，但走向繁琐荒诞。魏晋玄学家王弼扫除“汉象”，以易传解释经文，并援引老庄阐发易学义理，开易学义理派先河。唐宋以后，孔颖达、朱熹、李光地等试图综合两派，将取象取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使易学诠释学趋于成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其中将占卜宗、机祥宗、造化宗归入象数派，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归入义理派。象数派和义理派成为中国古代易学研究的两大学派。中国古代易学家提出的主要释易原则有整体取象、整体取义、得意忘象、体神明理、推究本义、推类旁通及训诂考据等原则。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儒家经学作为中国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和统治功能不复存在。易学家对《周易》的研究和诠释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趋势，流派纷呈，著作众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开展了关于《周易》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是史学界“古史辨”派诸学者发动，其目的在于颠覆和否定汉代以来经学家的传统说法和观点，掀起了现代易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他们认为《周易》非伏羲、文王作，《易传》非孔子作。该派主要人物有顾颉刚、李镜池、郭沫若、钱玄同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开展了《周易》成书年代、性质与哲学思想的讨论。主要人物有冯友兰、李景春、高亨、金景芳等。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出现了一股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周易热”。在考据、义理、象数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同时大陆学术界受海外和港台“科学易”的影响，也开始关注《周易》与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当代易学家张其成把现代易学分成四大流派：义理-哲学派、象数-科学派、考据-考古派和综合派。

2，现代易学义理-哲学派的主要成就

现代易学义理-哲学派学者在批判继承儒家传统义理派的基础上，开始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佛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对《周易》的深刻哲学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1926年，朱谦之出版的《周易哲学》最早将西方哲学融入易理，从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知识论几个角度说《易》。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别重视《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从20年代初撰《新唯识论》到60年代初作《乾坤衍》，可以说走了一条“会通儒佛，归宗于《易》”的道路，认为《周易》体现了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是最堪代表儒家传统的典籍。其《易》学思想的精华主要有“体用不二”的宇宙观，“翕辟成变”的变化观，“日新不已”的发展观，“变必有对”的矛盾观。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他认为《周易》首先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其次才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谢扶雅把《周易》与《圣经》进行比较，证明其内含的契合性和共同性。郭齐勇在《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一文里指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都是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80年代以后，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宋祚胤的《周易新论》、徐志锐的《周易大传新注》、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唐明邦的《周易评注》等著作，在《周易》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各自的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3，马克思主义易学派的主要成就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从事《周易》研究的学者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郭沫若、金景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周易》的思想内涵。他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出，《周易》时代是由畜牧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推移，并约略具备了国家的雏形。他认为，《周易》的观念其根本是阴阳两性的对立，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的对立而成，宇宙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遵循“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规律，并产生出变化。宇宙整个是一个变化过程，是一个运动，所以统名之曰“易”。这就是《周易》作者的辩证的宇宙观，虽然很幼稚，但很合乎《周易》的本义。郭沫若的观点开辟了《周易》研究的新境界。

金景芳（1902-2001）自小爱好《周易》，然而他遍读前人各家著述，对于这部典籍的一些基本问题总是不能完全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随东北中学师生流亡于湖南与四川之间，偶得傅子东所译列宁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书的附录中有《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他读后，立觉前此读《周易》所遇到的一些难题涣然冰释，于是废寝忘食，仅月余便写就《易通》（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用辩证法的观点对《周易》一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阐述。解放以后，金景芳在50年代发表了《易论》、《说易》、《关于周易作者问题》等论文。80年代，他又连续出版了《学易四种》、《周易讲座》、《周易全解》等易学著作，继续深化他的易学观点。他认为，《周易》卜筮是外壳，哲学才是它的本质；《周易》已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周易》与《易传》密不可分，两者思想一致；《易传》基本上是孔子所作；象数派应当得到批判，义理派应当得到继承。金景芳的易学内容宏富，特色鲜明，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思想观点和学术风格，故被易学界称之为“金派易学”。

金景芳的易学继承了孔子《易传》开创的探求义理的学风。由于他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精熟的儒家传统经学修养，并对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对《周易》经传义理的发明不仅超越了王弼、程颐、王夫之等古贤，可以说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义理易学的最高水平。在《易通》一书中，金景芳就曾以《系辞传》之“易有太极”章的说法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方式等为例说明《周易》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在《易论》一文中，金景芳深刻论述了“易以道阴阳”之所谓阴阳讲的就是矛盾的观点，认为“生生之谓易”讲的就是发展的观点。他把《周易》的哲学成就比之于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金景芳认为，恩格斯对由赫拉克里特所表述出来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的原始朴素但实质上是正确的宇宙观的评价完全适用于对《周易》的评价。在《周易全解序》中，金景芳进一步阐述了《周易》一书的精华在于它的辩证法思想，而其辩证法思想主要寓于六十四卦的结构之中的观点。他认为，《周易》作者事实上是利用六十四卦结构来反映他的世界观。它用为首的乾坤两卦代表天地，这就是《序卦传》说的“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他认为，《系辞》“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等说法，说明了乾坤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由这个矛盾统一体的变化发展而产生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排列，每两卦不反则对，说明这种变化发展是有规律的。他将六十四卦看作为一个发展过程，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只是完成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而发展变化是永无穷尽的。金景芳晚年所作《< 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的思想认识又有新发展。他坚持认为，《周易》一书是用辩证法理论写成的，而且是周文王针对殷王朝的指导思想《归藏》写成的。在改造《归藏》为《周易》的过程中，周文王不知不觉地创造了辩证法。他又根据泰、否等卦之《象》说明了《周易》所讲的辩证法不是强调对立而是强调统一的特点。他说，吉凶是二，胜是一；天地是二，观是一；日月是二，明是一；寒暑是二，岁是一；往来是二，利是一；天地是二，醇是一；男女是二，生是一。这些是合二而一的具体实例。《系辞》当中“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这几句话是由合二而一的实例抽象出来的合二而一的一般理沦。辩证法“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两个命题互为前提，密不可分。当代中国哲学家高青海在评价金景芳的易学成就时说：“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大国，赋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传统，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这方面的思想资源过去我们开掘得很不够。我们往往局限于辩证法、哲学名称、词语而遮蔽了它的特有内容和实质，对《周易》的认识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金景芳先生以辩证法解《易》是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它会在未来的思想史上结出丰厚的硕果。”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问题，而研究《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契合性和共同性，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周易》 作为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蕴含着十分深刻而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二十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郭沫若、金景芳等学者大胆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易学义理派的思想传统，深入探索了《周易》蕴含的辩证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周易》研究的现代化，开辟了易学的新境界，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学术思想的积极价值，并沿着他们开辟的学术道路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金景芳：《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

金景芳：《< 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

梁韦弦：《业师金景芳的易学》一文，见梁韦弦著《易学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郭齐勇：《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周易研究》 2004年04期。张其成：《易道：中华文化主干》，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

谢扶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见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1989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