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主：孟子的“民贵”思想[i]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郝长墀

摘要：本文认为，孟子的民贵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新思维。“民贵”范畴不同于“专制”和“民主”的范畴。孟子的民贵思想与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天之下）是分不开的。孟子的思想对于我们质疑现当代政治哲学主流思想的前提和假设（即把人看作是自主、自由的利益追求者）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依据《孟子》文本，我提出了一种建立在天人之分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新视野。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7:7）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2:3）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14）[ii]

引言

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就其基本取向，基本上是以专制与民主对立的基本假设为理论背景。我认为，依据中国古代哲学，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超越于民主与专制的思维模式，从而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讨论政治哲学问题。在“神权政治与民主政体—苏格拉底与墨子的比较”一文中，[iii]我讨论了在政治基础与民主问题上苏格拉底与墨子的观点的相似性，即政治的基础是正义，而正义不等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专制与民主的对立，不是政治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走出对于民主政体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如果说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墨家思想是我们研究当代政治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的话，先秦儒家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类似的精神食粮呢？

当代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如何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联系起来，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儒家哲学不可能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联系起来，它们是对立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试图把儒家思想与现代西方哲学联系起来，看看在儒家文献中有没有可以“开显”民主自由等思想的可能。第一种态度是对儒家持批判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是落后的，是专制思想的体现。第二种观点是想发现儒家哲学中的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态度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我们如何能在自己老祖宗的精神财富中发现西方所具有的真理？我认为，这两种态度在对待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方面是一致的，都是肯定西方的民主、自由概念，其区分就在于对待中国儒家的看法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对于儒家传统是否定的，认为与自由主义相比是落后的思想，而持同情儒家传统的人则认为在儒家思想中可以发现一些与现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类似的思想，比如孟子的民贵思想。

我们先简单看看第一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西方近现代的民主自由思想是与哲学上的个人主义（原子主义）有密切关系，把人看作是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而且，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机会。这种个人主义与儒家把人看作是关系性的立场是矛盾的。儒家的核心道德价值是孝悌。人从一出生就是家庭的成员，进而是社会成员。人是通过家庭关系（父子兄弟）与社会关系（君臣）来实现自我的。不过，持儒家与西方民主自由矛盾的观点的人基本上是肯定个人主义，否定儒家思想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对于人的理解上，儒家要比西方近当代自由主义思潮更具有思想上的优越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不妨用黑格尔关于性爱与婚姻的关系来说明人的自然欲望与道德的关系。韦斯特法尔是这样概括黑格尔的观点的：“黑格尔对于性爱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论述。一方面，在婚姻中，‘肉体的激情沉落为肉体的时刻的水平，注定在满足之后消失’。换句话说，‘与肉体生活相对应的感性的时刻，在伦理的空间仅仅被当作某种结果性和偶然性的东西…[婚姻是]爱的伦理层面，高级的层面，它限制纯粹的感性冲动，把它放到后面”。另外一方面，在婚姻中，性爱被提升了，‘自然的性爱的结合…被转化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结合，一种自我意识的爱。’” 黑格尔用这么一个词汇来表达上面两种不同的论点：性生活就是“伦理关系的外在体现”。作为“外在”的东西，性爱是在背景之中的，其地位是次要的；作为“体现”，它被提升到了精神层面。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的否定（Aufhebung）[iv]。当性爱被转化为婚姻中的爱（婚姻中的结合，有责任和义务的结合）的话，性爱一方面就被提升了，成为体现精神之爱的一种具体体现，另外一方面，它仅仅是婚姻中的爱的表现的一个方面而已。夫妻之间的爱，不仅仅体现在性关系上，还体现在很多日常生活的行为中。所以说，在婚姻中，性关系成了一种偶然的关系。这种偶然的关系仅仅是婚姻之爱的一种表达而已。以此类推，我们的物质和感情生活中所有方面，都可以成为婚姻中夫妻感情的表达方式。这就是人的自然欲望如何获得道德意义的途径。

西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是对于个人自然欲望的肯定，是要通过适当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欲求。但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得到精神上的提升。儒家思想对于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的实现不是障碍，而是要对于它们进行黑格尔式的辩证的否定（Aufhebung）。我们有必要区分开一种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其普遍形式。儒家思想在对于人的理解上，有其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内涵。但是，其思想方式还包含了普遍性的东西。相对于把人理解为原子式的存在的西方自由主义，把人看作是关系性和过程性的儒家思想是对于前者抽象性思维的扬弃。

从黑格尔哲学的观点看，西方自由主义属于较低的层次，而儒家哲学是高一级的层次。它们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对于两者的关系，就是要看你是向后退呢（西方自由主义）还是向前进。黑格尔的家庭与国家理论是超越民主与专制对立思维模式的一种路径。

其次，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态度。大家都熟悉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进步思想，比如，孟子的“民贵”思想就与西方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在《孟子·尽心章句下》第14章，我们看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14）。民为贵，君为轻，这不是很明显对于老百姓的重视吗？我们研究古代哲学，就是要发现符合现代思想的类似的珠宝。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承认，孟子的民贵思想由于其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原因，有其局限性，但是也可以证明，儒家哲学与民主思想不是完全矛盾的。我们的疑问是：试图从儒家思想中“开显”（如何开显？）出民主自由的闪光思想，这是不是在思维方式上对于儒家哲学有着根本性的误解呢？为什么不在儒家哲学中寻找出其独特的政治哲学理论和真理呢？难道说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民主自由是绝对真理吗？

我的观点是，第一种态度对于儒家的认识比第二种态度更有价值，因为它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与自己所相信的民主和自由是不一样的。它的错误就在于对于儒家进行盲目的拒斥，认为不合乎自己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通病。第二种态度表面看对于理解儒家有帮助，而实际上是更令人思维混乱，因为它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分，其背后的假设还是把儒家传统看成是一种低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东西。我在这篇文章里试图提出第三种观点，一种依据《孟子》文本的新政治哲学思维。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问题是，孟子的民贵思想真的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思想吗？我要论证的是，孟子的民贵思想，在理论上，是一种比西方民主思想更具有坚实基础的政治理论。在这一点上，孟子与墨子是一样的。

第一、天与天子

在《孟子》中，关于大国服侍小国和小国服侍大国的讨论在政治哲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指明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组织应该建立的基础。孟子把政治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高于任何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基础之上。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具体论述的。

在《梁惠王章句下》第三章中，齐宣王问孟子，与邻国打交道有没有什么策略和方式？孟子回答说，“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2:3）。仁爱的人可以以大国的身份服侍小国，就如商汤服侍葛伯，文王服侍昆夷一样；有智慧的人可以以小国身份服侍大国，就如太王服侍獯鬻，勾践服侍夫差一样。以大国身份侍奉小国，这是乐天。以小国身份事大国，这是畏天。乐天的人能庇护天下之民，畏惧天的人能保护他的国家。就如《诗经》中所说，“畏惧天之威怒，因此能得到安定”。这里，“乐天”与“畏天”是什么意思呢？

仁爱的人为什么要服侍小国呢？大国服侍小国与天有什么关系呢？又如何服侍？在《滕文公章句下》第5章，孟子是这么叙述汤王如何服侍葛伯的：“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遣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其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6:5）。

作为大国之君主，汤王为什么要服侍小国的不德之君呢？汤王对于邻国的葛伯，首先是给他送去祭祀需要的牛羊。汤王送牛羊让葛伯祭祀天地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汤王实际上是出于对天之敬畏而送牛羊的。牛羊是用来祭祀天地的。不是给葛伯食用的。汤王是为了帮助葛伯祭祀天而送牛羊的。这里，把汤王和葛伯联系起来的是天。所以，这种大国服侍小国的行为，是以天为目的的。大国侍奉小国，这一般来说不是屈辱吗？乐天者，乐于侍奉天也。大国侍奉小国，就其实质来看不是侍奉小国，而是天。所以，没有屈辱科研。但是，这就要求大国首先具有谦卑和忍让的品德。在葛伯把牛羊吃了后，汤王派人去给葛伯耕地，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使得葛伯有谷米祭祀天地。耕田不是为了葛伯，而是为了祭祀天地。但是，葛伯的行为，不仅仅表现在对天的不敬（把祭祀用的牛羊自己吃了），而且，更为亵渎神灵行为是，他还残害老百姓。为什么残害老百姓是最大的恶呢？在《梁惠王章句下》第3章最后一部分，孟子引用《书经》的话来表达这一点：“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2:3）。天生百姓，并安置了君主和圣贤之师来协助上帝爱护人民。葛伯杀害儿童的行为，这是滔天大罪。葛伯吃了牛羊，没有激怒汤王。葛伯杀戮百姓和残害儿童，汤王就征伐葛伯。可以说，汤王是替天行道。汤王征伐诸侯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天下的财富，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用今天的话说，汤王的征伐是正义的战争，是基于天所赋予的道义的战争。这就是乐天。乐天能保护天下之民。因此，大国侍奉小国，是乐天。这是因为乐天就是要保护天下了老百姓不受苦难。“乐天者保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