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在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做了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刚刚回到武汉，欣闻恩师杨祖陶先生的新作《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即将交付出版社，深感高兴；但是在电话中听到肖静宁师母说这将是杨先生的封笔之作时，又不免产生了一种怆然的感伤。回想起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教诲与爱护，心底油然泛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恩之情。虽然不久前自己由于不慎摔伤了腰椎，难以久坐，但是仍然想趁恩师大作付梓之际，把自己心中的真切感受略抒一二。于是就半倚半躺在沙发之上，忍着时隐时现的腰痛，梳理头脑中翻腾起伏的思绪，撰写了这篇小文。文章之宗旨，除了感激先生对我的栽培之恩和彰扬先生的人格魅力之外，也想对先生之于我的学术影响做一点理论概括。

一

我在1993年秋季考入杨祖陶先生门下，开始攻读德国古典哲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但是在此之前十多年，我与杨先生的师生之情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1978年春天，我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进入武汉大学，尽管当时填写的四个专业志愿中有三个是哲学，但是我还是阴差阳错地被武汉大学历史系所录取。面对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我虽然无力改变既成事实，但也决不愿意放弃对于哲学的热爱，于是我就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到哲学系的课堂上去听课，而杨祖陶先生主讲的“西方哲学史”则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在读本科的四年时间里，这门学年课程我从头到尾反复听了两遍，有些部分（如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听了三遍。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杨先生讲课时的神韵风采。先生在“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老师郑昕先生在讲康德哲学时的情景：“郑昕先生在课堂上，极少注意堂下的学生，而是近乎虔诚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学精髓里。讲到重要处他总是提高声音，睁开眼睛，直视听众，仿佛在问‘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似乎又闭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语。”与此情景相似，杨先生在讲德国古典哲学时，也常常处于一种怡然忘我的精神逍遥状态。我记得他在上课时总是先把几张小卡片往桌面上一摊开，然后就沿着狭窄的讲台，一边悠闲地来回漫步，一边以夹杂着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娓娓讲述起深邃难懂的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每讲到得意之处，他似乎忘记了台下听课的学生，思绪奔涌如泉，语言一泻千里，完全融入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意境之中。虽然先生的语音并不高亢，但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却极具感染力，而严谨缜密的思想逻辑性更是丝丝入扣，引人入胜。有时候，我恍若觉得站在讲台上的不是杨祖陶先生，而是康德、黑格尔本人在那里讲述他们自己的哲学。艰深晦涩的德国古典哲学，从杨先生嘴里讲出来，竟是如此的清晰贯通、趣味盎然。每周四节课的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悄然逝去，直到下课铃响，我们才从先生所引导的精神遨游境界中惊醒过来，不由得感叹光阴之短暂和思想之绵长。

杨先生讲授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注重概念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一个严整的具有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发展过程”（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指出，哲学史并不是“对于一大堆在时间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哲学意见的罗列和陈述”，它面对的不是“死人的王国”，而是“活生生的东西”。“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这种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各种多样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辩证法则。”[①]这种强调哲学概念自身的辩证演进、强调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正是杨先生一生治学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先生在“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一文中总结道，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系统地形成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注重作为时代精神典型表现形态的哲学与同时代其他意识形态以及实践领域之间的内在平行关系；2、注重哲学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内在规律；3、注重哲学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哲学体系的历史发展之间的一致性；4、注重导致上述发展的“关键之关键”，即概念的内在矛盾性或辩证法则。正是由于炉火纯青地运用了这些方法论原则，才使得先生能够把一部晦涩难懂的德国古典哲学讲得深入浅出、清晰明白，使我们这些听课学生获得了莫大的精神教益。

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是由于经常出现在西方哲学史的课堂上，而且由于天性喜好形而上学的思辨，爱追问一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因此引起了杨先生的注意。在课间休息时，我常常向先生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先生则会非常耐心细致地回答我，并且推荐一些课外书籍给我看。由于杨先生的鼓励，1981年底，在历史系“捱”过了大学四年的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且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然而由于某种非学术方面的原因，我再一次无缘于哲学的神圣殿堂，又被鬼使神差地调剂到历史系美国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②]。直到十二年以后，即1993年，我才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德国古典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成为杨先生门下的弟子。

二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期间，以及毕业以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工作的十余载寒暑之中，杨先生在做学问和做人两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先生毕生钻研德国古典哲学，以上述方法论原则为挈领，熔教学、研究和翻译于一炉，既能于细密处剔精究微，又能在宏观面纵横驰骋。其对于康德范畴先验演绎的分析，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探讨，微言大义，见解深刻，体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其对于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之逻辑进程的梳理，对于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辩证关系的论述，视域开阔，气度恢弘，显示了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的大家风范。梁启超在评价清初经学大师胡东樵时说道：“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③]杨祖陶先生也是这样一位求学务精的学者，他一生治学严谨，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趋时髦迷本性，一生心血都倾注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之上。在“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一文中，杨先生这样写道：“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下定决心，不赶浪潮，不趋时髦，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一头扎下去，长期沉下去，默默奉献，辛勤耕耘，运用我所发现和得到的方法论原则，去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一个关键性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难题。”

先生视学术为神圣，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若非深思熟虑之作，是决不肯拿出去发表的。所发表的每一篇论著，都经过精雕细琢、反复推敲，篇篇堪称中国学者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上乘之作。先生的几部主要著作，如《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与邓晓芒合著）、《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等，均是荟萃了毕生研究心得的精专之作，到了晚年才在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公开发表。这些著作对于国内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成为本领域研究者们不可绕过的经典。在翻译方面，先生早年即在贺麟先生的指导下翻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有关章节，在洪谦先生的指导下翻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后来又在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与弟子邓晓芒教授合作，依据德文本编译出版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在此书的基础上，毕七年之功，师生二人再度联手翻译了100万字的康德三大批判。2006年，近于耄耋之年的先生又以惊人的毅力独自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述这些论著和译作，每一部都体现了先生的深厚功力和深邃睿智，更体现了先生“咬住青山不放松”、将毕生心血都浇灌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之上的坚强意志和毅力。

先生在为人方面更是深令学生敬佩折服。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与恩师相识以来，凡数十载，每次相见，先生脸上总是洋溢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在我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每次登门求教，先生都以诲人不倦的耐心、循循善诱的言谈来为我排除疑难、溯寻正解。有时候，心高气傲的我在某个学术问题上固执于一孔陋见，先生也总能善意地予以开导，以充分的理据和严谨的逻辑令我心服口服。先生严于律己，却宽以待人，在与哲学系同仁和各位弟子讨论学术问题时，从来都是理智驾驭情感，倾听多于言说，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丝毫也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先生对于自己的学生惜才如命，悉心栽培，但是在学术方面却要求严格，决不苟同纵容。记得在1996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我自恃已经发表了几部文化学方面的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准备申报教授职称。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杨先生时，他却并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表示支持。当时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做学问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事业，不要太在乎一时一事的得失。你虽然已经发表了一些论著，但那都是绿叶，现在还缺少红花。”先生所说的“红花”，就是指我在德国古典哲学专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正式出版（即《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一书），并且又在国内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到了第二年，杨先生就全力支持我申报教授职称，结果也就如愿以偿了。由此可见，先生虽然一向爱惜呵护我，但是在学术要求方面却决不放松，无论对其弟子与否，均一视同仁。

另一件在国内学术界传为佳话的事情，就是杨先生与其弟子邓晓芒教授长期通力合作而完成的康德三大批判翻译。关于这次合作的具体经历，邓晓芒教授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里这样写道：“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很多重复抄写的麻烦。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在初稿上用极细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所用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程度，在目前的国内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④]邓晓芒教授所说的这段话丝毫也不夸张，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杨先生修改校正的初译稿底本，那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令我眼花缭乱，我很难想象年迈眼花的杨先生当时是如何伏在案头进行这项校正工作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康德三大批判的全译本是以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教授此前共同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为基础的，《精粹》的40多万字译文原封不动地被纳入到三大批判全译本中，而杨先生在其余文字的校译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心血，但是一心扶持后学的杨先生却将康德三大批判全译本的译者让予邓晓芒教授一人署名，自己却心甘情愿地作为校者，由此可见杨先生不计名利、甘当人梯的高风亮节。

三

在杨门弟子中，我可能算是一个不怎么务正业的。由于天性使然，我对于微观考据方面的学问兴趣不大，而一向偏好于宏观建构之学。我在师门中属于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那一类，平素心性高远，耽于玄思，不擅长细究那些歧义纷呈的概念术语，而喜好探索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传承演变的逻辑进程和历史脉络，尤其热衷于从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思想体系的发展演进。就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而言，我并没有能够完全继承杨先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衣钵；但是在方法论上，我却认为自己是杨门弟子中真正得到先生思想真髓的传人之一。我平时在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时喜欢对学生们说：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一脉相承的传统就是黑格尔主义的传统。这里所说的“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就是指那种注重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注重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注重哲学概念逻辑发展与哲学体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以及注重推动这种发展的内在矛盾或辩证法则的方法论原则。自从博士毕业之后，我虽然很少做纯粹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但是却在从事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宗教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自觉地运用和贯彻这种方法论原则。当年，在我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正是杨先生独具慧眼地建议我研究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的黑格尔宗教哲学，使我从此进入到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殿堂中。在此之前，虽然我也曾对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演进有所涉及，但是那种研究只是只鳞片爪的、零散无序的和单纯分析式的。通过探索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我得到的最大收获还不在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那些具体的知识内容，而在于体现在这些知识内容背后的方法论原则，即一种辩证的、综合的研究视野。

杨先生当年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出版而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我将神秘主义的理性化与理性本身的神秘化这一对矛盾作为理解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精神实质的研究进路，他写道：“这部著作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唯物辩证法原则，从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出发，论述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企图将信仰融合于理性、将宗教统一于哲学的主旨。作者的这一视角抓住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乃至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命脉，完全符合西方哲学史的实际，而且切中了当代西方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⑤]先生在序言中还高瞻远瞩地指出，要想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必须从更加广阔的宗教史和世界史入手，尤其是要从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入手。毕业后的十多年里，我实际上是一直沿着杨先生所指示的学术道路进行探索的。正是从更加广阔的世界历史和西方文化背景出发，我感觉到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德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在以往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们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显性矛盾的背后，捕捉到一个更加隐秘的矛盾，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康德哲学，还是黑格尔哲学，甚至往前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17、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直至16世纪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新教神学，都可以发掘出一条隐秘的红线，即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内部的一对基本矛盾，而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更具基础性的文化基本矛盾。如果缺乏对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深入研究，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文化处境和精神实质的。正如中国传统哲学与儒家伦理有着血脉相融的内在关系一样，中世纪以降的一切西方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就整个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而言，无论是路德正统派与虔敬派之间的冲突，莱布尼兹―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独断论与哈勒大学虔敬派之间的抵牾，莱马卢斯（H.S.Reimarus,1694-1768）、莱辛等人对于《圣经》和基督教的批判，还是康德在全部批判哲学中所要处理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哈曼、赫尔德等人从与康德理性哲学相分歧的角度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虔诚信仰，以及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人所主张的神秘主义和情感神学，一直到黑格尔试图将以往一切处于对立状态中的矛盾――理性与信仰、科学（哲学）与宗教、反思知性与神秘直观等等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整合为一个绝对真理的统一体，所有这些思想历程，都蕴含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理性与信仰、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更加确切地说，就是英、法启蒙运动所代表的时尚的理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虔诚信仰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更加广阔的整个近代德国哲学和文化），除了知识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基本、更加实质性的任务，那就是宗教的批判。在近代德国，这种宗教的批判从马丁・路德拉开序幕，一直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才得以完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开篇处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⑥]到了马克思那里，德国哲学的主要任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⑦]而随着哲学任务的转变，从18世纪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启的宗教批判的无神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批判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近十多年来我的主要学术道路，基本上是以杨祖陶先生系统总结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以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和历史演进为主线、以西方近代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史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我所承担的两个研究课题――“17-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研究”和“18-19世纪德国宗教哲学的发展”――正是这种研究工作的体现。时至今日，这两个研究课题都已经形成了著作初稿，但是杨先生对待学术的认真精神促使我还必须不断地对它们进行修正，以求达到先生所希望的“必得其真，务求其新”的标准。而我最近刚刚出版的一部《西方哲学史讲演录》，同样也是运用和贯彻杨先生所总结的方法论原则来讲述哲学史的一个尝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说自己虽然在研究方向上未能完全继承先生学术的衣钵，但是在方法论上却是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先生思想的真髓。

…………

歌德有一次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论及到德国文学界的人格缺失，他说了下面这两段话：

很多人足够聪明，有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也有满脑子的虚荣心，为着让眼光短浅的俗人赞赏他们是才子，他们简直不知羞耻，对他们来说，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

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⑧]

作为一个从西南联大一路艰辛走过来的老知识份子，杨先生在“求学为学系列”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学术浮躁和学术不端，他唯有心境淡泊地“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天益网”上有网友评价，杨先生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实大于名”，这个评价可谓言简意赅、中肯精当。而在我看来，与先生在学术上的深远影响相媲美的，还有那润物细无声的人格魅力。近些年来，每次到先生家去请教和探望，当我看见先生那佝偻的腰背和满头的银发时，心中都不免会泛起一丝淡淡的伤感。然而，当我面对先生慈祥的笑容，聆听先生那富于启迪的人生教诲时，又会深切感受到，在那白发苍苍的头颅中涌动着多么丰盈的哲学智慧，在那羸弱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着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啊！这时，我才能够真正理解先生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2010年5月3日于珞珈山麓寓所

（赵林: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此文载杨祖陶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