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与各位！文碧方副教授《< 新民说>发表百年后的思考》的学术报告及博士后崔涛等三位同仁的提问与文博士的答辩，给人启迪良多。

首先，我们需要以现代意识对“公德”与“私德”予以界定。梁任公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在百多年前对儒家与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公私德的前后颠倒的评价，表明他试图从福泽谕吉的窠臼中挣脱出来，重新省视东方传统。这与他到欧美考察及目睹旅日革新派人士的失德败行有关。但梁任公并没有把公私德的内涵与外延讲清楚。八、九十年后，另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李泽厚先生，以“宗教性道德”解释“私德”，以“社会性道德”解释“公德”，把“忠”“孝”“仁”“义”划在两边，给人以启发，但仍未说清楚。例如，在儒家“仁德”的思想资源中就既含有“公德”又含有“私德”的意蕴。有的专家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来讲公私德，有的专家以“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来讲公私德，有的专家从理性、情感、利益的纠缠处讨论，有的专家则以法律与道德来划分。总之，非常复杂。我的一位博士生陈乔见的博士论文《先秦公私观念与儒家公共哲学试探》刚以全优获得通过，讨论甚详。建议文博士与诸君进一步从当今公民社会的建设的角度更深入研讨这一问题，包括公民如何在目常生活中应避免损害公众的利益及他人的权益，及其所涉及的伦理原则等。

其次，文博士与诸君的讨论，特别涉及传统民间社会空间很大的史实及乡约的作用等，还涉及到儒家理念与古代制度的关系问题。后一问题，除了诸君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历史上儒学、儒家对专制制度的疏离、排拒、反抗之外，似乎还应当看到，儒学理念与儒家知识人在传统社会的有人性的制度建构中的积极作用，这涉及到有益于民众权益与百姓私人空间的保护等问题。对中华制度文明，我们还太陌生，认识极为肤浅，缺乏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包括土地、赋税与经田界，养老恤孤、救荒赈灾等对社会贫弱者的关爱，教育考试与文官制度中给予农家与平民子弟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权的机会保证，中华伦理法系有关容隐制度对隐私权的保护，监察制度，契约文书中涉及的民商法律等，都有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合理层面，可以成为现代制度的资源，予以创造性转化。

最后，文博士有关人类凡是有传统的文明与宗教，无不以“爱”立教，儒家以“仁爱”立教及其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的论述，深得吾心。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的时候，中国积贫积弱，欧风美雨，坚船利炮，列强宰割，中国社会解体，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开发民智的启蒙无疑具有伟大意义。但随之而来，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中国百事不如人。“文化决定论”成为思维定势，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清末民初以来，对自家文明传统的非理性的践踏、毁辱成为主潮。一百多年过去了，重新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重新反思；感触良多。中国崛起，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拿什么走上世界，与别的文明对话？我们拿什么建构自家的文明与精神家园？只是拾人牙慧，只是舶来品么？现在，我们到了扬弃启蒙，发掘自家文明精华的时代了！

以“仁爱”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以温良恭俭让为教养主调的礼乐文明的提倡，对健康法治社会的形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太重要了！孔子仁爱之道是正道。记载孔子与当时人的对话的《论语》等《四书》，寓意深长，给人以文明教养。养育心、性、情、才，对现代性与文明对话太有意义了！无论是过去的宣扬仇恨，从亲情仇恨始，达至全社会人人自危；还是今天的放任利欲，彻上彻下的声色犬马及自我中心，不顾他人等；对国民性情、心理的危害太大了！如要真正接纳西方的优良传统与正价值等等，要真正走上健康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而这主要在儒家文化的资源中，需要做调适工作！现在不少青年人热衷于西方政治哲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到伯林，从哈耶克到罗尔斯，真正想吸取之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通过真诚地了解儒家社会，真诚地学习儒家文化，才能实现。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谢谢大家！

武汉大学博士后第十一场学术论坛（2008年6月26日晚于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