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棨教授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在冯友兰、周辅成、任继愈三位名师指导下进修中国哲学。1958年受李达老校长之命，朱教授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后从中国哲学教研室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成为中国最早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50年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以学生为中心，躬身奉献，滋兰树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朱教授曾两次被评为校优秀教师，其教学成果曾被评为校一等奖。

朱教授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新课，当时不仅仅只有哲院的学生听，人文社科甚至自然科学的学生都慕名前来。那个时候武大没有可以容纳这么多人的教室，因而使用了整个第二教学楼（现英语自主学习中心）以及当时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朱教授本人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讲课，另外几个教室全部使用电视视频、广播同步，场面非常壮观。在恢复高考后朱教授最早的一批学生中，有何萍、李维武等如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家学者。朱教授非常注重对后辈的锻炼，当开始按照课时算分的时候，他激流勇退地把全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课程让给年轻老师上，自己主要给研究生开课。朱教授即使是退休后，也定期或者不定期为全校学生上政治课，一直到74岁。近年来，时不时接受学生们的讲座邀请，有时朱教授还主动提出要与学生交流。近期，朱教授与哲学学院学生党支部共同“创先争优”，为哲院学子做了“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的报告，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较好反响。

在近50年的教学生涯中，朱教授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于教学的理念。无论是给全校研究生开设公共课程，还是为哲学系本科生开设专业课程，他的教学思想和指导原则是：“尊师爱生，生是主；教学相长，学为中”。

朱教授注重课堂教学，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而不是一味记笔记，他认为书本、参考文献、笔记都是死的，唯有思考才是活的。他坚持将课堂的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根据学生自身知识结构、学习方法的特点来安排自己的教学计划，因而每学期他都要重新制定教学计划，充分备课，而一踏入教室就全身心投入教学。近期回访母校的本山传媒集团艺术总监、哲学系82级系友刘双平教授见到朱教授曾感慨说道：“朱老师的教学很有特色，他在课堂上讲课的英姿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朱教授认为，只是课堂上讲课是不够的，课下的拓展阅读必不可少。每周上课前，他会走访各个学生宿舍，提醒学生预习并解答学生的疑问，他希望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课，心中才有一个参照纲领，学习才有提高思维能力的收获。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得朱教授与学生的关系融洽。他毫不夸张地说自己只需要两三周就可以记住班上每一个同学的名字。当时哲学系每年招生20-30人，1985年最多的一年招了67人，他都历历在目。

注重对学生论文的训练是朱教授的教学特色之一。朱教授认为短小精悍的文章可以训练一个人思维逻辑的严密性，只有功底深厚才能将论据与论证充分结合好。对自己的研究生，除了要写学位论文以外，他始终坚持“三个一”的要求：即每年要作一篇译文，一篇论文，一篇对现实的分析报告。这不但需要学生有自己的思考，还要求他们不拘泥于理论学习，联系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现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实践哲学专家赵凯荣教授就是当年朱教授的研究生，他表示当年读硕的三年他写了六篇论文，朱教授总是花很多时间帮他一遍一遍修改。他后来从事实践哲学的研究得益于当初朱教授的训练。现《人民日报》副总编陈俊宏也将自己的成长归功于当年在朱教授门下的学习。因为朱教授平易近人，学生都愿意有问题找朱老师咨询，因而即使不是自己的研究生，朱教授同样一视同仁地关爱有加，热情而主动地为学生服务着。

在科研上，朱教授秉承了李达老校长“一堂课就是一项课题研究”的教诲，总是结合自己课堂上的教学开展课题研究。例如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分析马哲史的研究对象与马哲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讲马哲史的学习方法与一般理论的学习方法的异同，他便将之系统化，撰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虽然现在不从事教学工作了，但是朱教授这种不断思考、不断探索的习惯至今仍在坚持,今年（2010）他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上发表大小文章9篇。他在与自己抢时间，他要趁自己精力旺盛的时候将自己对学术的见解全部表述出来，为后人提供研究的线索。他将自己的时间与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他认为，“老师就应该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冲，而不是让学生跟着自己走，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思维创造力。

朱教授家中客厅的墙上有一幅陶德麟教授在2007年为朱教授八秩寿辰题的字句：“肝胆相倾五十年，风狂雨骤见贞坚。喜看伉俪双矍铄，好趁红霞再据鞍。”既表达了朱陶二老之间在学术上同舟共济奋斗了五十年的深厚情义，也反映出陶教授对朱教授战斗不息的敬意。我们学院正是有像朱教授这样宽以待人、严于律已、助人为乐、勤于奉献的前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才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学人。(施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