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哲学系自1956年恢复重建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李达同志制订的办系方针，不断取得辉煌胜利，蜚声海内外。当此110周年校庆之际，回眸自己随着哲学系成长的斗争历程，不禁感慨万千。

1958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武大哲学系。李达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当时全校热气腾腾，大炼钢铁，操场上炉火熊熊。9月12日，毛主席来校视察，接见全体师生，幸福热浪冲激心田，无比兴奋。接着，随哲学系全体师生下放红安七里坪劳动锻炼，与公社社员实行“三同”。次年5月回到珞珈山。此时才明确我的任务是教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是萧萐父同志。我本来一心想研究自然辩证法，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颇为犹豫。经李达、余志宏同志开导，乃愉快地接受任务。同萧萐父、李德永同志一起组成中国哲学史教研组。我们是同龄人，刚过“而立”之年，同在北大学习，同到红安劳动，感情颇为融洽。萐父同志在文教战线工作多年，有教学经验，德永同志写有《荀子》专著，胸有成竹。我是刚出校门，踏上新的生活旅程，决心追随他们前进。讲授中国哲学史，对我们来说，都是新课题。“初生之犊不畏虎”。首先合写了一篇文章《粉碎资产阶级哲学史观，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而斗争》。[1]这可说是在红专大辩论气氛下，公开发表的一篇战斗宣言，旨在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明确宣称，讲授中国哲学史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跟先哲亦步亦趋；而是为了贯彻恩格斯的指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没有别的手段”。[2]文章在武大学报发表，彰扬了我们的学术思想境界。我们反复讨论了教学指导思想，明确几条原则：一是狠抓“两典”，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牢牢掌握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方针；认真钻研中国哲学古典文献，做到言必有征，不发空论；二是潜心科研，“深打井，横开沟”。批判继承乾嘉朴学精神，克服浮浅学风，陈修斋先生说得好，“要给学生一瓢水，先得准备一桶水”，因此，不打深井不行；三是内容的轻重取舍，采取“藤瓜并举”方针，中国哲学史年代久，学脉繁，人头多，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思想发展的脉络（“藤”）要疏理清楚，重点人物的重点思想（“瓜”）要剖析深透，使学生听后能打上深刻烙印，举一反三。教研组在集体备课方面狠下功夫，课前集体策划，讲义集体讨论、修改；讲授时相互听课，课后集体点评，找出差距。“三个丑皮匠，胜过诸葛亮。”当时分工，萐父、德永同志任主讲，我作辅导。萐父同志讲课，论史结合，中西贯通，时而广征博引，条分缕析，时而激情迸发，动人心弦；德永同志讲课，脉络清晰，分析深透，或字斟句酌，层层剥笋，或幽默雅趣，引人入胜。同学反映听他们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作辅导，紧密配合课程内容，答疑解惑，适时导读古代哲学名著，以开阔眼界，加深对正课的理解。还顶风冒雪深入学生宿舍作辅导，给他们送去参考书；组织课堂讨论，将写得深刻的发言稿，加以修改，推荐到武大学报和《江汉论坛》发表。学生称这种辅导为“送货上门”。由于这门课讲授质量高，辅导配合好，要求学生严，师生关系融洽，受到普遍欢迎。同志们称教研组为“三驾马车”。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搞好科研。当时没有现成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编写教材，成为当务之急的科研任务。李达同志主张，哲学系必须逐步实现各门课程使用自编教材。他特别鼓励我们说：“冯友兰先生能够一人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你们更应该写一部；他写一百万字，你们也要写一百万字。”这是对我们的重大鞭策。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普遍缺乏营养，萐父同志以身作则，团结大家，克服困难。一个个患了水肿，仍夜以继日，咬紧牙关，束紧腰带，分工合作编写教材，德永同志承担先秦和宋明部分，萐父同志承担魏晋隋唐和明清之际部分，我承担两汉、近代部分及古代哲学名著选读。写出初稿，一起讨论，反复修改。苦战三年，终于完成百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古代部分），由学校先出油印本，后出铅印本，实现李达同志的期望。同时在萐父、德永同志协助下，我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注》，几经集体修改印刷，为兄弟院校借用铅印。

通过教学，深刻认识到明清之际哲学富有早期启蒙思想特色，对近代思想影响甚大，值得深入探讨。于是萧萐父同志倡议两湖地区联合召开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以推动学术繁荣。倡议得到李达同志的大力支持，湖北省社联也十分赞同。为此萐父同志开始筹备工作。1961年冬，请李达同志亲自写信，派我赴长沙联系，湖南社联同志非常热情，同意联合召开，并由他们主办。遵照李达同志指示，我趁此在长沙、衡阳进行船山史迹访问。先后访问了二十多人，并到湖南省历史博物馆、船山学社、湖南省图书馆查阅遗物、资料，访问了湘西草堂、船山书院、船山墓。回校写了《船山史迹访问记》，在《光明日报》连载发表。萐父同志带头撰写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他相继完成《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两篇长文，推动武大和武汉地区十多位教授、学者纷纷撰写宏文，准备与会。萐父同志为我定的任务是研究王夫之的易学代表作《周易外传》。这对我来说实为艰巨。没有书，他将自己的藏书借给我；标点时有些地方把握不准，他帮我决断；此书文字晦涩，靠他为我解难；写出《〈周易外传〉中若干辩证法思想》初稿，他同德永同志帮我修改。1962年，长沙举行的“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全国第一流学者云集长沙，会上争论十分热烈。萐父同志的论文受到一致好评。会后，我们这三篇论文和一篇访问记都被编入中华书局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讨论集》。萐父同志的研究，为尔后全面探讨明清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则由研究船山易学而发展到对《周易》的浓厚兴趣。船山学术讨论，对我而言可谓初战告捷。由此尝到了“深打井”的甜头，此后受用无穷。

在哲学史领域从事科研，还必须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公式化，哲学斗争阵营的标签化，古为今用的庸俗化等。为此武大哲学史教研室陈修斋先生和萧萐父、杨祖陶同志写了多篇文章，阐明正确认识，传播武大的声音，令人瞩目。我从他们的文章里受到深刻启迪。那时，学术战线斗争十分激烈。中国哲学史方面，就有关于《周易》哲学性质的论争，有批判继承问题的论争，更有关于“合二而一”、孔子思想的争论。尤其严重的是，有的人着意将学术争论，无限上纲，指斥为政治斗争的新形式，借着批判学术观点而意在整人，扼杀百家争鸣局面。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潜心学术研究，忙着“深打井”，清理传统哲学精华，而未卷入那些背离双百方针的“批判”活动，慎重地引导学生辨别学术斗争中的真伪是非。

中国哲学史教师，同样负有教书育人任务。为此自己必须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经受社会实践的考验，锤炼一颗红心。教学过程中，我曾四次带领同学深入农村。1960年，去红安七里坪，曾经劳动锻炼过的地方，参加农村“反五风”活动，即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作风等。61年，到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巩固按劳分配制度。64年秋以省委工作队员身份，到孝感参加“四清”工作，为期一年。66年初，响应毛主席号召，带领毕业班学生到农村“滚一身泥巴”，与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活动中，时时注意为人师表，起表率作用。我同哲学系所有青年教师都是在这种火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家都自觉地坚持着：生活上低标准，政治上严要求，学术上脚踏实地，教学中满怀热情，保持蓬勃朝气，发挥十足干劲。三年的困难生活，没有将我们摧垮，社会上的赫风险浪，未能使我们晕头转向。教研组同志苦乐与共，疾病相扶持。那时萧萐父同志享受一点特殊生活补助，每月多配给少量食油，他却用来与我们共享，“相濡以沫”，共度难关。萐父同志满怀激情写了一首诗《一九六三年除夕题卡赠友人》，高声吟道：

梅蕊冲寒破雪开， 东风指日扫阴霾。

灾痕消净春潮涨， 吸取诗情向未来。[3]

诗中藐视困难，迎接春潮，信心百倍去争取新胜利。这首诗无疑反映了教研室所有同志的共同心声。尽管那时学术斗争环境异常艰苦，我也决心抱着高昂斗志，以笔代剑，长期投身文化战线。1965年曾呕诗一首题于学术笔记《青霜集》扉页以自励：

文化遗产夸豪富， 琳琅珍品耀九域。

探宝首须披榛莽， 跋山尤贵取险途。

时惕巫觋施妖术， 诱骗良知堕深谷。

砺我夔龙青霜剑， 胸横北斗斩鬼蜮。

现在看来，这诗未免充满火药味。须知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武大这座饱经桑沧的学府里，冒着浓浓的硝烟，经受一次又一次严酷考验，逐步成长起来的。往事历历在目，40年掘井灌园，情真意切，教学相长，无怨无悔。我能由一个贫穷山村的放牛娃，成长为高等学府的教授，不能不感谢武汉大学为我提供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是武汉大学给我以教育，给我以力量。没有武大哲学系的蓬勃发展、壮丽辉煌，就不会有我个人的今天。纪念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怎不令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憧憬再铸辉煌，不禁放声高唱：

东湖珞珈相映美， 黉楼广厦林中藏。

烽烟浩劫经磨难， 迎来涅槃火凤凰。

科苑攻坚惊神鬼， 杏坛振铎育栋梁。

欢庆华诞齐抖擞， 竞为学府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