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重建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是与李达这个光辉的名字分不开的。没有李达同志就很难设想有今天的哲学系。当我们哲学系在新的形势下团结一致继续前进的时候，不能忘记李达同志的擘画、组织和领导之功。李达同志对武大哲学系的重大贡献，有待于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和学习过的全体同志共同回忆。我作为这些同志中的一员，当然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从23岁到35岁的13年中一直是他的科研助手和学生，对他从就任武大校长到被迫害逝世的这段经历知之较详，可回忆的事迹也实在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现只能就亲身所及的荦荦大者列举一二，以志缅怀之忱。

李达同志要重建武大哲学系，是有高瞻远瞩的深思熟虑的。

李达同志在1952年11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武大校长，1953年2月23日到校就职。那时武大的党组书记兼秘书长徐懋庸同志(他曾任“左联”书记，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和理论家，又是1938年在延安入党的老同志，李达同志到校时他任副校长)在4年的领导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政策性错误，排斥打击了大批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追求进步的教师。当时武大的形势很不好。中南局和李达同志当时已了解了这些情况，不久中南局就来校进行检查，当年9月党中央就给了徐懋庸同志以撤职处分。但是，组织处理并未解决深层的问题。当时可以说多数干部和教师(包括崇拜徐懋庸同志而思想拐不过弯的和受过他的打击而对他愤恨的)的认识都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未能从理论的高度来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普遍地提高广大教师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当时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李达同志是一位自“五四”以来就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天职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他认为要办好一所社会主义大学，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可能的。即使没有由徐懋庸同志的错误造成的特殊情况，也仍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武大当时的特殊情况只是使这一任务显得特别突出和迫切罢了。

李达同志到武大后席不暇暖，立即以主要的精力亲自布置思想理论建设工作，首先抓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他到校仅一个月，就在4月13日向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作了学习《实践论》的动员报告。接着就亲自讲授《实践论》，作《实践论》的问题解答报告。半年后，他又讲授《矛盾论》，并作解答报告。他当时已63岁的人了，胃病严重，其他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也多，但他对领导理论学习是紧抓不放的。次年，他又包办了全校教职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亲自兼任校长，亲自制订为期4年的学习计划，规定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4门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他亲自讲授。这个夜大学办得有声有色，成效卓著。许多教授在30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慨良深地说：我们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

李达同志还极端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建立马列主义教研室，自任主任。他平时深入课堂听课，并利用暑假率领一批年轻的教师到庐山备课。

然而他认为仅有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他在各门理论课中最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切学科中的首席学科。他对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了武大哲学系是很有意见的，认为必须尽快重建。这种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创办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哲学系。这个哲学系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其他学科。他这个想法是从1953年一到校时就非常明确的，一直在为此作准备，并向高等教育部力陈重建哲学系的必要。当时原哲学系的教授、副教授全部调出了武大。给办系造成极大的困难。李达同志采取了三条办法：一是亲自到人大、北大去聘请教师，二是依靠武大派到人大、北大学习过哲学的已回校的青年教师，三是继续派青年教师到人大、北大学习。当时协助他进行筹备工作的有罗鸿运、孟宪鸿、侯春福等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重新建立了哲学系。李达同志兼任系主任，直到1962年才由余志宏同志继任系主任。

当时的哲学系的教师队伍是一支特别年轻的队伍。李达同志是唯一的教授，副教授也只有余志宏同志和江天骥同志两位，讲师也极少，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助教。然而这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而且学科相当齐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美学、心理学、自然辩证法等等都能开出合格的课程。李达同志对这支队伍充分信赖，放手让年轻人挑重担，对办好哲学系信心十足。他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团结一致，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哲学系一定能办好。李达同志的办学指导思想非常明确：第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毫不含糊地说，武大哲学系就是要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体，其他学科也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是不遗余力地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以“登山”的精神做学问。第三是培养人才，重视人才，要出名教授。第四是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争鸣。1956年上学期哲学系正式招生，李达同志非常重视新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56级的新同学不仅考分高，党团员也多，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担任过基层党政工作的。在新生进校前，李达同志为了准备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在7月1日就带领侯春福同志和我先到黄山、后又转到庐山备课。开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由侯春福同志担任辩证唯物主义部分，李达同志亲自担任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他在课堂上作提要勾玄的讲授，由我作较详细的补充和发挥，然后展开热烈的讨论。同学们思想活跃，学习效果很好。后来的十年中，武大哲学系的学术水平在全国已经得到公认，教师队伍已迅速成长起来，在全国学术界已受到重视了。当然，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左”的浪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他虽极力抵制也无能为力，以致他的正确方针受到多方干扰和歪曲。在“文革”到来时他更由于坚持真理而被迫害致死，他的正确思想遭到荒谬的诋毁和否定。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裁判员，教育和科学的规律终究不可违拗。不管经历了多少曲折，发生了多少悲剧，武大哲学系终究还是沿着李达同志所擘画的道路前进的。他的远见卓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其光辉。当年在李达同志领导下共同创业的教师现在全是花甲以上的老同志了。他们在40年的办系过程中发挥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而且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一批又—批的新生力量成长起来了。展望未来，追思既往，我们不能不对为创办新的哲学系而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直至以身殉道的李达同志表示深深的怀念！

我还想谈谈与《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本书有关的一些情况。李达同志在办系的问题上十分注重的一点，就是各个学科都要有我们自己编著的讲义或教科书。如果只是采用别人的讲义或教材，这个系就不会有自己的特色。他常说，他自己在白区大学任教时写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就既是学术专著又是教科书。他从办系伊始就反复强调这一点，几乎是“逼”着大家这样做。当时的各门课程都在按他的这一想法，或动手编著讲义，或进行准备工作。我记得中国哲学史就花了很大的精力这样做，逻辑学也是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他对苏联专家的讲义以及后来出版的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教科书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些书虽有长处，但总体上并不高明，特别是完全没有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革命建设的丰富经验，不适合作我们的教材。因此他一直想自己编著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只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未能立即动笔。1961年他原有的胃溃疡、高血压和糖尿病没有好转，冠心病又发展到足部浮肿的程度，不得不利用暑期到庐山休养。那时毛主席也在庐山，8月25日约他到寓所畅谈了几个小时，从大跃进、教育革命、干部作风等工作的问题谈到理论问题，他坦率地提了很多意见。在谈到理论问题时，毛主席又一次高度赞誉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说，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写得非常好，他读了几遍，做了好多眉批，可惜后来在行军时被周小舟丢失了。(按：这本《社会学大纲》在“文革”后被发现了，现存中央文献研究室。)李达同志说那本书是30年代写的，过时了。毛主席说只要修改一下就可以出版，我的《实践论》、《矛盾论》也想修改。李达同志说，我年老多病，精力不济了。毛主席说，你那里不是有个哲学系吗?你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忙。李达同志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就打电报要我赶到庐山，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同时又给余志宏同志写了信。回校后，他就从当年哲学系毕业生中选留了段启咸和司马志纯两位同志，加上已任他的科研助手的王玄武同志和我，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工作。这时他把毛主席要他修改《社会学大纲》的想法和他多年来要编著一部新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想法结合起来了。他对我们说，《社会学大纲》起了历史作用，代表了当年的水平，但毕竟是20多年前写的，没有概括新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成果，没有反映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没有批判当代的错误思潮，仅仅作些修改还不能适应当前需要，应该重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说：“苏联人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们就不能写出一部吗?革命人民很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书不仅要给国内人民看，还要给全世界的人民看。书名就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50万字。”他说：“苏联的书是院士、教授、博士写的，我们一个也没有(按：这当然不包括李达同志本人)，能不能写呀?我看能写，而且能写好!”就这样，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工作开始了；随后他抽调了李少白、黄德华、陈祖华、尹良荣等同志，充实了1960年就已被高教部批准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研究室当时的具体任务就是编著这本《大纲》。

从1961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是李达同志从71到76岁的时候。他身患多种疾病，1962年患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经抢救转危为安后，医嘱必须休息，不能用脑。但他不顾医生警告，全力投入指导我们编书的工作。从指导思想到篇章节目，他都提出具体意见，交我们讨论，还随时请哲学系的其他老师提意见。每一章初稿出来，他都亲自审阅。我们的研究室就设在他住宅的院子里。他每有新的想法就过来和我们讨论。他对我们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讲师、助教如同子弟，没有半点老前辈大权威的架子。我们相互间可以争论，也可以同他争论，空气非常活跃。有时他在外地养病，就带我们一起去写作，或以通信的方式指导我们写作（这些信件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副校长何定华同志看到这样辛苦劝他休息。他严肃地说：“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来日不多了。我还能为党做什么工作呢?就靠这支笔了。我这支笔不能停，哪一天我不行了，我就掷笔而去!” ．

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也不能以全部的时间写书。比如我，要教61级试验班的哲学课，要负担省直机关夜大学的课，要下乡参加“四清”，这就使写书未能按李达同志要求的进度进行。但到了1965年下半年，《大纲》的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脱稿了，铅印了少量稿本，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要我们寄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多方面地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这时，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本已全家搬到北京居住了。可是，为了抓紧把下册写出来，他特地在1966年初赶回武大，指导我们拟提纲、写初稿。他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快八十岁了，要赶快做!”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在北京“揪”出了一个“三家村黑帮”后几天，武大也宣布“揪”出了一个“三家村黑帮”。这个“黑帮”包括两百八十多名干部、教师、工人，“总头目”就是李达。他的“首要罪状”就是公然反对“顶峰”论，因此他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一个“愤怒声讨”李达的热潮席卷了全省，波及了全国，通过报刊、电台传播到全世界。76岁、身患重病的李达同志被拖到各种类型的大会小会上示众、批斗。李达同志顽强不屈，他高声地宣布：“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信奉的!”当那些污蔑不实之词劈头盖脸而来的时候，他冷笑说：“全是造谣!造得真像!”他对查抄他家的人提出强烈抗议，拄着拐杖站在研究室的门口，流着悲愤的热泪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经过两个多月的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他终于在8月24日含冤惨死了。当他知道自己断无生理的时候，他没有留下别的遗言。唯一的嘱咐就是要他的夫人设法转告我，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完，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李达同志用他的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从1919年6月发表第一篇作品《什么叫社会主义?》的时候起，他从来没有放下过这支笔。在日本警察当局的监视下他没有放下笔，在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作为“宣传赤化甚力”的“著名共首”通辑的时候他没有放下笔，在特务暴徒打断他的右臂的时候他没有放下笔，在疾病和衰老折磨着他的时候他没有放下笔，在他被当作“反革命”批斗的时候他还不肯放下笔。他的笔是连同他的生命一起被剥夺去的。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干预下，李达同志的冤案在1973年11月得到了平反。粉碎“四人帮”后，我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册稿本作了一些修订，于1978年用《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完成下册的编著，我愧对李达同志的重托，至今感到歉疚。

《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本书写成于30年前，修订出版也已有18年了。现在回头来看，当然很容易指出它的不足。然而它却是代表当时水平的一部非常严肃的著作，在当时得到理论界的高度评价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这部著作编著过程中的李达同志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哲学系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胡乔木同志1990年12月27日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说：“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达同志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奋斗到最后一息。我想，在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我想，这就是李达同志的精神，就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武大哲学系有理由以李达同志曾经担任过我们的系主任而自豪！

（本文作者曾为武汉大学校长、现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