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未曾在武汉大学就读过，但自己将它看作是继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的又一个母校。

我自1955年6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湖南省的有关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心情一直是苦涩的；直到1973年3月来到当时地处襄阳隆中的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哲学系，尔后又迁回珞珈山。以后由于解决夫妇两地分居，不得不于1979年8月惜别武大重返沪上故里。在武大六七年间，倍享师友之间浓浓友情的温暖，浓浓学术空气的熏陶，开始有机会重圆希腊梦。

自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来到武大以前，一二十年间一直书剑飘零，孤寂地生活着和工作着。从来到武大后才重新享有师友相聚之乐，并在诸多方面受到照顾。原北大时的老师杨祖陶和已故的陈修斋师，同学杨敏才、张守正、秦宗熙等，学长朱传棨兄等都在这里，并结识了萧萐父兄等。除了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外，在生活上给予多方关切，使自己倍感友情的温暖。

深记得1979年春节，我因故未回沪探亲，萐父兄得悉后，于农历除夕夜亲来湖滨宿舍相邀。其时卢文筠嫂已在家里一切准备就绪，屋中炉火融融满室生春。自己历来白酒点滴不入，那天晚上感情难却，生平第一次品尝萐父兄原瓶启封的温州老窖，至今回忆起来依然酒香洌洌。那晚萐父夫妇俩情深意浓，使我这个多年在外漂泊的游子，倍感友情的温馨。萐父兄意气风发，长于议论，对许多理论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自己也因此深受教益和启发。前些年我撰写有关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论著时，还多方参考了他相赠的著作。

此外，传棨夫妇家是我经常造访的地方，彼此相处无拘无束。传棨兄原在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班就读，我当时在本科就读，彼此并无交往，但来武大后一见如故。传棨兄是忠厚长者，对我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启迪，我在武大几年得以安顿下来，是与他多方指引分不开的。其他张守正兄，虽属北大时的同窗，那时并无深交甚至不无隔膜，以后在珞珈山相处，彼此结下深厚的友情。忆及内子来校探亲，他和张华样同志热情接待，内子和华祥一见如故，至今我们仍津津乐道守正夫妇俩的友情。即使离开武大后，守正兄仍多方支持我的工作。前些年撰写《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一书时，其中有关：Plotinos和Rugustinus等的关键性原著和权威性的参考书，依然是蒙他在武大代我张罗的，否则这部专著是写不出来的。其他程静宇和汪国训夫妇也同样如此，他们重返武大时我已回沪，但依然给我多方支持，帮助我借、印Ｗ．L .Newman的四卷本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诠疏，极大地帮助我撰写《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此外，当时系领导孟宪鸿教授等对自己在科研上的多方支持也是不应忘怀的。党组织对我这个1957年“反右”中沾边受过留党察看处分的人，从未有过歧视。1978年党中央就“反右”问题进行复查时，我鉴于自己当时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当时的言论却是突出的，所以在申请复查问题上是顾虑重重的。当时主持系党总支工作的裴淑娟同志了解有关情况后，鼓励和支持我申请复查，结果如愿得以平反撤销处分，从而解脱了长年以来的政治思想包袱。最后，她还和孟宪鸿主任一起。支持我及时回上海工作；这是我至今深深感谢的。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肆虐期间，哲学系长期形成的优良学风仍未被扼杀殆尽。就是在襄阳分校的那段日子里，当时在各种场合的讨论中，尽管不能完全摆脱大批判的阴影，但还是能合乎学术发展规律地展开科研和教学的，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重返珞珈山，师生们更是意气风发，教学和科研及时进入正常的轨道。

其时自己印象最深的是，由杨祖陶师和萐父兄及已故陈修斋师创导和主持的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不论在武大，在全国范围内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培养起了很好的学风，自己当时也深受教益。我历来讷于言，在大庭广众中发言更是大难事，但在萐父兄等的推动下，也曾就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问题发过言。后来看到有关的论文集，其中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见解，当时在全国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在我的印象中，哲学系在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成绩斐然。就我看到的博士论文和专著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外哲学史、逻辑学等方面都是颇有建树的。

根据我的观感所及，哲学系经过师生们苦心孤诣的努力，各门学科比较齐全，老、中、青三代人才辈出，完全有条件向更高的水平跃进。这是我个人、也是关心武大的人们的殷切期望。

当初来武大工作的唯一目的是，圆自己自少年时期就开始编织起来的希腊哲学梦。

开始时曾追随祖陶师和已故修斋师参加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当时指定我讲授古希腊罗马部分。不久就转去美国哲学研究室，协助江天骥教授编译有关刊物。其间主要对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以及约翰·罗尔斯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了一些探索工作。总的来讲工作量是不多的，又没有硬性的工作指标，更主要是系里领导上的宽容，还是有充分的时间研读有关希腊哲学的著作。

特别是回到珞珈山后，进入大图书馆书库，看到慕名已久的Loeb Classical Library等，真是在宝山丛中流连忘返；此外还从历史系书库中借读了《剑桥古代史》，以及遐迩闻名的M．罗斯托夫采夫的三卷本《希腊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史》和G．S．基尔克的《赫拉克利特宇宙论残篇》等。至于系资料室入藏的有关图书，使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当时阅读过程中记下的笔记，至今仍是有用的。

尽管自己钟情希腊哲学，但始终没有撰写过有关的文章，也正是在湖滨宿舍写作并发表了第一篇有关的论文《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批判》，也正是那时参加了由汪子嵩师等主持的拟议中的多卷本《欧洲哲学史》中的《希腊哲学史》工作。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动，这个项目并未全面进行，而《希腊哲学史》则扩张成为一套四卷本的专著，成为自己毕生最主要的一项科研任务。回沪后也一直为圆这个希腊梦而努力。饮水思源，和武大这一段生活是分不开。要不是武大哲学系及其有关领导们的支持，我这个美好的希腊梦恐怕是无从圆起的。近年来，除了继续努力参加子嵩师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已出版其中的两卷)外，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西方美学通史》（六卷本）中的有关任务，希望由古隆中和珞珈山所赐于我的钟灵毓秀之气，促使我另圆少年时期开始编织起来的美学梦。

自1979年8月离开武大后别梦依依，也只是在1985年5月随贺麟师和子嵩师趁赴四川讲学之便，以及趁1988年10月参加《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讨论会议之便，前后两次重返珞珈山，师友重聚倍感亲切。

这里，除了向武大哲学系送致谢意外，深深祝愿哲学系在未来年月里创造新的辉煌。

(本文作者曾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执教，现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