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郭齐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史》

李承贵

在大学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有十多年了，坦率地说，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专门的教材，不是我不信任那些哲学史教材，而是感到讲哲学思想史，总是要自己理解了原著才好讲给学生听。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想写本“中国哲学史”，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行动，我也常常为此感到遗憾。近日拜读了郭齐勇教授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让我惊喜不已！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克服了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共有的弊端，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史学”写作的新范式。读罢此书，深感有使其在学界流布之责任，故罗致如下文字，冀能生引介之效。

其一，“哲学问题”与“作者理论”的有机结合。所谓“哲学问题”，就是作者对所写哲学史能够提出问题，因为有“问题”才能将那些蕴涵着哲学思想的文献资料“串成”哲学史。但是，这个问题必须是正确的问题，即应该是哲学史中固有的、基本的问题。所谓“作者理论”，就是作者关于哲学史写作的基本看法和对哲学史已经形成的基本观点。“哲学问题”的提出，与“作者理论”的宽度和厚度是分不开的。“作者理论”是作者经过对“哲学文献”的长期浸润、体悟、研读而形成的基本看法，有了这样的看法，才能提出“哲学问题”，并且继续展开对“哲学问题”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丰富和发展“作者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问题”与“作者理论”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是一部哲学史写作获得成功的关键。本书可谓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因此之故，本书在内在逻辑上显得非常圆融、丰满，其较高的学术品味得以凸显。

其二，“中国意味”与“西方方法”的有机结合。所谓“中国意味”，就是要求所写的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所谓“中国”主要表现为哲学史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解释习惯、价值指向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性”，而不是让人感到是用中国哲学资料去注解西方哲学的理论。所谓“西方方法”，就是指西方哲学的范畴、思维、方法等元素，作者强调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重要参鉴价值。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应体现出“中国意味”的呼声很高。本书可谓对此呼声做出了及时而出色的回应。因为第一，本书基本上以中国哲学原著中固有范畴、命题作为章节标题。第二，本书对中国哲学范畴或命题的解释紧扣中国特性。在本书中，作者仍然自觉而谨慎地将西方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坐标，帮助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发掘中国哲学的价值，仍然容许经验论、唯理论、直觉论、客体、主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等西方哲学中的概念、范畴穿梭于各章节之中，以使中国哲学史更具理论性。然而，如此作为，也只是为了确立中国哲学的自主性。因此之故，本书不仅实践了中西哲学之融合，而且凸显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其三，“因事设论”与“学术创新”的有机结合。所谓“因事设论”，就是不强物就我，不迁就“先天”原则，不杜撰、夸大、歪曲文献，而是按照文献的本来样子写哲学史。所谓“学术创新”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新的观点和主张，不缩手缩脚或固步自封。近年对中国哲学史写作的反思中，学者们批评较多的弊端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史被写成某种哲学观点的注释史，哲学史被教条化、模式化。而出现这种弊端的原因就在于以外在的、与中国哲学思想没有多大关联的原则去建构中国哲学史，结果把哲学家的思想写得面目全非，全不相应。让人兴奋的是，本书克服了这些弊病，平实地按照中国哲学文献所蕴涵的思想实际来展开，不是师心自用，也不夸大其词。此类的新观点、新认识、新解释，在本书中可谓屡见不鲜。既能做到“因事设论”，不主观推测，又能做到“学术创新”，彰显己见，其不仅凸显了作者严谨的学术风格，也体现了作者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

其四，“旧经验”与“新成果”的有机结合。所谓“旧经验”就是百余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写作者们的实践经验。百余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代表性著作，对于“中国哲学史”写作方式的探讨、对于“中国哲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对于“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追问、对于“中国哲学”根本问题的厘定、对于“中国哲学”主要范畴的整理、对于“中国哲学”价值的评估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且宝贵的经验，并（大多）已成为学界共有知识资源，从而亦自然而然地、程度不同地被保留在本书中。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及时且适当地吸收了新近研究成果，使本书极具时代感。“新成果”的吸纳，不仅使本书对相关哲学范畴或命题的解释更加完善，从而提升着本书的学术价值；而且使学术成果消化于教材之中、从而实现着学术成果与教材教学的互动；对于作者而言，则凸显了其宽阔的学术胸襟和开放的学术视界。

在现时代，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期望是：不仅有明晰的“哲学问题”，而且有正确的“作者理论”，而哲学史的叙述正是通过它们的互动而展开；不仅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而且要积极接纳西方哲学的方法，并在中西哲学的比照、融会中凸显“中国哲学的自主性”；不仅要忠实中国哲学文献，“因事设论”，而且要超越文献，独创新论，从而使哲学史体现“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不仅要虚心地继承以往哲学史写作的经验，而且要积极地吸纳新的哲学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哲学史做到“新旧相资而新其故”，成为传播和弘扬中国哲学智慧的途辙。无疑，按照这些要求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应该是一部比较科学、比较全面、比较新型的哲学史。 因此之故，谓此书开启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新范式，殆不为过也。

【书作者简介】

郭齐勇，男，汉族，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中国儒学之精神》、《熊十力哲学研究》、《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等等。

【推荐人简介】

李承贵，男，江西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