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肖帅萍）组织不文明行为是全球职场员工正在经历的普遍问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严瑜教授主持的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组织不文明行为研究》（22FGLA006）从多方面对组织不文明行为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2023年开春至今，严瑜教授团队在国际SSCI期刊连续发表了四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首先，严瑜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肖帅萍以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Zhiqing Zhou教授共同关注了组织不文明的线上表现形式，在心理学SSCI期刊《Frontiers in Psychology》发表了学术论文“Effects of two-dimensional cyber incivility on employee well-being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perspective”，深入探讨了职场网络不文明对员工情绪耗竭的影响，试图提供更多关于二维职场网络不文明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幸福感的见解。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通过情境实验和时间滞后两项研究，考察了主动和被动的职场网络不文明行为影响情绪耗竭的即时和延时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研究揭示了二维职场网络不文明相似的作用机制，证明了主动和被动职场网络不文明对员工情绪耗竭的消极影响，内在动机是重要的中介因素。然而，究竟主动和被动网络不文明哪个的作用更强？答案不是唯一的，主动职场网络不文明可能表现出更强的即时效应，但被动不文明的消极影响具有纵向持续性。纳入时间因素的考察会得到更全面的答案，这也反映了它们在作用机制上的潜在差异。该研究强调了职场网络不文明的重要性，并呼吁学者们采取更广泛的视角对职场网络不文明进行深度研究。

其次，严瑜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Mujahid Iqbal进行了一项组织不文明的跨文化研究，在国际心理学SSCI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发表文章“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Between Perceived Incivility and Instigated Incivility on Workplace: A Cross-Cultural Daily Diary Study”，深入探究了职场不文明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压力源，在感知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与煽动不文明行为之间的关系与机制，以及存在的文化差异。团队调查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员工，发现员工在感知不文明行为、下班后的负面情绪、次日早晨煽动的不文明行为以及人格特征/状态等方面存在文化差异。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员工来说，感知到不文明行为会导致员工工作日结束时的负面情绪增加，进而提高次日早上对同事煽动不文明行为的频率，同时对于那些高水平自我调节能力的员工来说，这种可作用路径的影响更小。但是，巴基斯坦人的结果比中国人更显著，具体来说，巴基斯坦员工在感知不不文明、负面情绪、煽动不文明和自我调节方面的总体得分高于中国员工，中国员工的状态正念得分更高。这些发现表明，作为日常负性事件的职场不文明行为必须通过调节来缓解，特别是对于具有某些人格特征 (如低自我调节能力和低状态正念水平)的人。

另外，严瑜教授的研究团队关注了物质使用障碍群体的偏离行为和消极情绪，在国际健康心理学SSCI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发表文章“A Mediation Moderation Model between Self‐Evaluative Emotions and Relapse Rate among Polysubstance Users: A Compara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分析了多物质使用障碍(PSUD)群体与单一物质使用障碍(SSUD)群体在复吸风险、自我评价情绪(如羞耻和内疚)和人格因素(如自我效能感)方面有何不同。结果显示，羞耻倾向与复吸率呈正相关，内疚倾向在羞耻倾向与复发率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缓冲了羞耻倾向对复吸率的影响。虽然在两个研究组中都发现了中介和调节作用，但PSUD患者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明显强于SSUD患者。更具体地说，患有PSUD的人在羞耻、内疚等方面的负面情绪和偏离行为表现更突出。此外，SSUD患者在自我效能上的得分高于PSUD患者。这些研究结果表面摆脱物质成瘾应该采取多种策略，提高成瘾者的自我效能感。

最后，严瑜教授等人的研究深入探索了职场中物质滥用者如何激活他们的羞耻感和内疚感，从而阻止职场偏离行为的发生。在国际健康心理学SSCI期刊《Frontiers in Psychiatry》发表文章“Shame and guilt activations: Associations and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mong Ploy-substance Abusers ”，本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羞耻感和内疚感与多物质滥用者之间的关系。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城市的五个康复中心的204名多物质滥用的男性样本参与了这项研究。为了进行比较，招募了215名年龄匹配的健康个体作为对照组。全部的参与者报告了他们在羞耻感和内疚感量表（SSGS）和人口统计表上的得分。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研究结果表明，羞耻感和内疚感的激活与多物质滥用之间存在关联。这些结果表明，多物质滥用者可能会从心理治疗干预中受益，以避免对其物质使用感到羞耻和内疚。

通过《组织不文明行为研究》项目的研究，严瑜教授团队深入探索了组织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后果以及作用机制。同时，呼吁社会各个层面能够广泛关注工作场所（现实或者虚拟职场环境）新兴的偏离行为，为了解和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提供支持，助力组织的文明行为规范，营造文明健康的现实和网络职场健康工作环境。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