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7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赵凯荣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作为教师代表来讲话！感谢大家选择了哲学，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我在此不能不谈的问题，也是每年新生开学所有哲学教师致辞不能回避的、必然要涉及的问题。这就是：哲学有什么用？连黑格尔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在其开讲辞中也不能不面对这种压力，坦承“哲学缺乏别的科学所享有的优越性”，抱怨世界“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实际上一定程度已然向这种指责屈服。一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走得更远，索性将“无”作为思（哲学）之对象。

迫于这种压力，每年的开学典礼上，总有老师不停地尝试向学生们灌输这样的信念：哲学是有用的，甚至是有大用的，然后以往届的优秀毕业生为例，指出谁谁后来担任了什么重要的行政领导，谁谁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谁谁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等等。

于是就有人反驳了，说那不并不是靠哲学，当领导靠得是政治学，发大财靠得是经济学，搏出名靠得是传播学，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与哲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想，这与我们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指挥了一场胜仗，你能说这仅仅是军事思想的胜利？一个人在商场上大赚一把，你能说这仅仅是经济学的胜利？导致这一局面的往往是由于把哲学的边界划得过死、过硬。我们这里暂不谈哲学的内在规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诸意识形式各自的特点各不相同，但它们无疑是作为一个思维整体共同发生作用的。我们很难从一场军事战役的筹划中从区分出哪些是军事学的，哪些是哲学的，就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特很难把血和肉分开一样。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已经不再是理论学科，而是实践学科。哲学就是理念、概念的生产和创新，然后在实践环节被呈现出来。这个传统在柏拉图那里已经形成。在柏拉图看来，桌子确实是被木匠打制出来的，然而，早在木匠打制桌子前，桌子就已存在，只不过是以理念的形态存在，木匠不过是在实践中将“已经存在”的东西呈现出来而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再次明确这一点，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建筑房屋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既然如此，哲学对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民族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一生最钟爱哲学，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甚至将哲学提到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高度。后来，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再次提到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学哲学的事，并特别提到，对全党、全国历史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人中只有深通哲学的毛泽东才能完成。持反对意见的人可能会说，这些都不是哲学文章，而应该是军事学或政论性文章，但既然陈云认为这类文章只有深通哲学的人才可以写出，那么，哲学同军事学或政论学相比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事例，并让它拉开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序幕：当哲学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2007年，一位法国哲学家去世，这位哲学家名叫鲍德里亚，他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象征交换与死亡》的著作。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正是在那一年逝世的。那段时期，许多国家都是短缺经济。什么是短缺经济？就是物质和商品十分匮乏，表现在商店里，就是商品很少甚至十分稀缺。可与此相反，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里，却是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

这个现象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直接面对过这一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生产过剩”。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生产过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一种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应该说，这两种形式在马克思那个时代都已存在。十分可惜，我们的学者主要把这种生产过剩理解为生产的相对过剩，也就是说，生产并不是真正的过剩，而只是相对购买力水平而言的过剩。

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开始注意到生产的绝对过剩问题，一个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在《生产运动》一书中已经指出，法国有人计算过，按当时情况，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天工作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规律，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即平均利润下降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资本投资在某一部门开始可能有好的利润，于是其它资本也会跟风涌入，结果导致平均利润下降，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边际效应递减律。马克思正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会由于资本自身的辩证否定运动而消亡。

排开别的因素不说，这一规律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生产的绝对过剩。举卫生纸为例，许多短缺经济的国家都有为买卫生纸而大排长龙的抢购经验。如果当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资本就会涌进来，技术就会涌进来，然后呢？就会到处是卫生纸，这时出现的就不再是生产的相对过剩，不是由于卫生纸贵到大家买不起，而堆积如山，而是大家都不再缺乏卫生纸，是卫生纸真的过剩了。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否是这样？如果你说要生产卫生纸，肯定没有投资商给你投资。鲍德里亚在1976年正好说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我们能予以特别的注意并能悟出其中蕴涵的重大哲学意义，别的不说，至少商品和物质匮乏的短缺经济的问题可迎刃而解。

其实很简单，在现代，由于有了资本和技术这两翼，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了。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同学，如果你想发财致富，根本无须考虑生产能力，生产能力不是问题，如果你能想到一种产品，而这种产品确实有强大的需求，你只要拿着策划书，就可到处圈钱，一定有钱多的没处放的人来资助你。

当然，这并不是说，绝对生产过剩的产业就一定会被淘汰，还是拿卫生纸举例，尽管排队抢购卫生纸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卫生纸确实绝对过剩，不是由于人们买不起而过剩。但是随着人们对卫生纸的纸浆及环保等问题的关注，会有新需求产生并被创造出来。现在一些国人推崇什么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等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德国制造、日本制造优于中国的问题，而只存在质量标准，看你能接受什么标准。今天，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哲学理念，所谓供给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息息相关。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到处是商店，所有的商店里的商品都琳琅满目，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过剩了，都没人消费了，那这个社会不是麻烦了吗？是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我们消费什么呢？只有消费宗教、哲学、传统文化等等。特别是哲学，没有哲学不断提供消费的概念符号，现代经济的发展将寸步难行。所以我才把这个发言的题叫做：当哲学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这一点哲学界还没有特别意识到，反而是经济界注意到了，倒是他们在不停地推销哲学概念和符号，他们总是不停地推出各种概念车、概念手机、概念时装、概念包包。

我们现在正在消费国学。有人说现在的国学充其量只能算是蒙学，甚至只能算是装腔作势，摆摆样子。对此我们这里暂不评价，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只要有这种国学热，文房四宝之类的产品就不缺销路。当人们消费国学时，国学是什么并不重要，国学在这里只是一种消费的哲学符号。

中国现在对佛教的消费也很厉害，到处是佛教庙宇的修建，到处是佛教用品，到处是人山人海的香客，大家可以调查一下，看看对经济的推动到底有多大。当人们消费佛教时，佛教是什么并不重要，佛教在这里只是一种消费的哲学符号。

前段时间一些人责难说：“中国人怎么能过圣诞节？”类似的还有什么对“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等节日的责难，竭力主张抵制这些外国节日。除开其它因素不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同学们也可调查一下，看看这些节日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到底有多大。当人们消费这些节日时，节日是什么并不重要，节日在这里只是一种消费的哲学符号。

有人对一些传统民族节日也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封建迷信，强烈要求取消。这里我们也暂不发表评论，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同学们也可调查一下，看看这些节日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到底有多大。前些天，祭祖的中元节刚刚过去，我发现这么一个情况：用来烧给祖先的成本几块钱的“纸房子”，能够卖到上百块，而且需求量很大。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同学们也可调查一下，看看一个传统文化节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多大的推动。当人们消费传统节日时，传统节日是什么并不重要，传统节日在这里只是一种消费的哲学符号。

还有人说，中国现在节日太多，除了外国的节日和传统的节日外，还在不停地人为创造着节日，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等，恨不得每天一节。说这种话的人，没有我有水平，不是说我有水平，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节日，没有这些消费的哲学符号，当代经济的巨大产能如何消化？

对哲学本身的消费也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现在，除了对我们自己国学的消费外，对马克思的消费差不多成了我们最大的经济现象，很少能有人像马克思那样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经济产值。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正在成为一笔巨大的经济财富；另一方面，马克思后继者和研究者队伍越来越庞大，别的不说，仅仅看一下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数量就足以自豪了。从这个意义说，我们都是马克思经济红利的分享者。

同学们，我今天没有专门探讨哲学的内在问题，只是粗线条谈了一下哲学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前景。总而言之，现在生产是如此过剩，以至于如果没有哲学，当代经济根本不能发展。就这点说，各位同学，当你们选择哲学时，恭喜诸位：哲学，你们选对了!

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7.9.10）